自2017年9月,抖音在中國境外發布其海外版TikTok以來,這款短視頻應用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積累了15億名用戶。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中國大陸的人口總和。而在2018年,TikTok的總下載次數達到了十億次,這在當年超過了全球知名的社交應用軟件Facebook與Instagram的成績。
但在2019年,TikTok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彭博社的報導指出,根據數據分析公司Sensor Tower的報告,TikTok在2019年第三季度增長數據相比於2018年同期下降4%,是抖音海外版自發行後第一次遭遇數據下滑的情況。
分析進一步指出,抖音數據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減少了在Facebook平台當中的廣告投放,這一項支出的顯著減少也導致了數據的下滑。而在2018年,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TikTok的所有者,中國的字節跳動公司,曾在廣告投放方面投入高達十億美元。
不過,字節跳動公司需要擔心的問題不僅僅是產品數據的變化。
越來越多的質疑
在一場法律訴訟中,原告指責TikTok秘密收集美國地區用戶數據,並將數據傳送至中國。
2019年12月,TikTok被爆出採取針對身有殘障人士的「歧視性」內容政策。在一份被解密的內容守則當中,提出需要針對身有殘障人士、擁有臉部缺陷、唐氏綜合症、肥胖、以及自閉症症狀的內容予以打壓。這些內容將會被限制,並只能夠在他們所發布的國家露出。
對此,字節跳動公司的解釋是,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防止針對這些人士的網絡霸凌事件。雖然字節跳動方面聲稱已經取消了這些政策,但是根據德國數據權利監察新聞網站Netzpolitik的報導,直到2019年9月,這些政策依然在被字節跳動的內容審核團隊執行。
此外,TikTok在美國還面臨涉嫌用戶隱私及數據安全的集體訴訟,原告方指控TikTok將大量用戶數據傳輸回到中國境內。根據北加州地區法院兩個月前的案件紀錄,原告指責被告方字節跳動公司與TikTok方面秘密收集美國地區用戶數據,並將數據傳送至中國,「TikTok秘密收集、並將能夠辨認到個人的數據傳輸回到中國的服務器當中。這些數據可以在現在或者將來指辨並追蹤在美國用戶的活動。」
另外,TikTok被指控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使用用戶原本不想發布的視頻。原告指控TikTok方面利用秘密收集的用戶數據獲取不正當的利潤,並將這些數據用於特定與用戶的廣告銷售。
此前,在針對用戶數據的問題上,字節跳動曾表示,所有美國用戶的數據會被儲存在美國境內,僅在新加坡設立了一個備用服務器,並不會與總部設在北京的母公司分享數據。
如同另一款來自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應用微信,TikTok的廣告政策也對外宣稱,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類廣告。負責TikTok全球商業化的副總裁Blake Chandlee曾經表示,公司將會著力於「保持純真」,保證TikTok成為一個愉快度過時間的空間,「我們將不會允許付費廣告支持或者反對任何以為候選人、目前的領導人、政黨、或者組織,以及任何關於聯邦、州、或者地方政治的問題——這包括與競選相關的廣告、宣傳廣告、以及與特定政策有關的廣告。」在2019年的加拿大大選期間,微信方面也曾向加拿大媒體CBC表示,在加拿大並不設有廣告代理商,亦不接受或支持政治類廣告。
但兩款社交媒體應用並不能與政治問題脱鈎。在2019年10月,Facebook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指控TikTok針對批判中國政府的內容進行審查:「得益於強大的加密技術與對隱私的保護,我們的產品WhatsApp被示威者與活動人士廣泛使用。但在TikTok,這個在全世界範圍內快速增長的應用上,用戶提到香港抗議的內容會被審查,即使是在美國。」在喬治敦大學的演講中,扎克伯格這樣問到:「這難道是我們想要的互聯網嗎?」
在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佔據了推特的標籤頁面的情況下,在TikTok當中搜索香港卻只能發現好玩的自拍、美食的照片以及口水歌曲,根本搜尋不到抗爭運動的絲毫痕跡。
扎克伯格的指控源起於2019年9月,《華盛頓郵報》的相關報導。在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佔據了推特的標籤頁面的情況下,在TikTok當中搜索香港卻只能發現好玩的自拍、美食的照片以及口水歌曲,根本搜尋不到抗爭運動的絲毫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TikTok在美國的崛起,使得其成為了Facebook的直接競爭對手。TikTok還在距離Facebook總部僅有幾英里的地方設立了辦公室,並期望挖走Facebook的員工。報告稱自2018年開始,TikTok已經從Facebook挖走了超過20名員工。跳槽前往TikTok的前Facebook員工表示,TikTok方面給出了具有競爭力的薪水,亦有人得到了比在Facebook時期多出20%的薪水。全天免費的食物,也是他們選擇離開Facebook的原因之一。
攻擊競爭對手,這或許是扎克伯格公開指責TikTok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近年來被批評「破壞互聯網環境」,「被當作政治工具」的公司,原本正是Facebook,而扎克伯格這番話卻被普遍接受,也從側面說明TikTok受到質疑的嚴重程度。
正如《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中所說:「研究者們正在擔心,這個手機應用將會成為中國在全球信息戰當中最為有效的武器。他們將中國式審查制度導入了美國主流觀眾面前,並塑造他們對現實世界當中發生的事件的看法。而對於這些問題,TikTok與字節跳動並沒有給予外界足夠的答案。他們的內容審核標準也並不夠公開。」
審查的難題
不久前,TikTok下架並註銷了一名為新疆穆斯林人權事務發聲的視頻創作者的帳號,而這引起了英語世界輿論的強烈反彈。
2019年11月,TikTok負責人朱駿在面對《紐約時報》的採訪時曾經說到,即使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他下架TikTok應用內的內容,他也不會照做:「我會拒絕他。」
但大量的事實卻在向另外一個方向指引。就在這次採訪發表後的幾天內,TikTok下架並註銷了一名為新疆穆斯林人權事務發聲的視頻創作者的帳號。在這款視頻中,這位名為Feroza Aziz的視頻創作者假裝在教人們如何修剪眼睫毛,在視頻的中段,Aziz呼籲所有的觀眾使用手機,搜索中國政府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迫害以及「再教育營」政策。
Aziz隨後把被TikTok刪除的視頻轉發到了自己的推特,令這一視頻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而在視頻的評論區,出現了想要採訪當事人的記者,並有更多的推特用戶分享關於新疆再教育營的新聞報導。還有更多人討論起了一系列涉及中國政府的人權問題:這其中包括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國迫害藏人,以及將中國政府稱為赤納粹(Chinazi)的聲音。
還有網友讚揚Aziz的智慧:「你找到了躲避中國媒體審查的最好方式,並且向公眾介紹了維吾爾人遇到的危機,相信我,大多數中國民眾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
睫毛棒的視頻得到了更多視頻創作者的關注與模仿:在推特上,出現了類似的假裝教人捲髮,實際呼籲關注新疆穆斯林群體遭到壓迫的事實的TikTok視頻。還有記者利用這個機會,通過模仿視頻談論了有關字節跳動的更多內容:包括參與建設新疆監控政策,與當地警方合作監視維吾爾人,並且表示在和田地區找到了至少40個再教育營。
在事件遭到媒體曝光後,TikTok方面表示這是一起人工審核失誤,並為這一行為道歉。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得到當事人Aziz的認同:「我會相信他們將我的帳號封禁,是因為一個毫不相關的、已經被刪除的諷刺視頻嗎?還是在我發布了關於維吾爾人的視頻之後?顯然我不相信他們。」
或許這些前後矛盾的事實,是字節跳動管理層人員拒絕出席美國國會關於TikTok的聽證會的主要原因。這與自2017年以來TikTok的媒體策略一致:保持十分有限的曝光度,並含混處理來自外界的質疑。如果字節跳動選擇參與聽證會,那麼他們還將需要回答更多棘手的問題: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字節跳動公司還參與了中國政府鎮壓監控新疆維吾爾人的計劃。
難以抹去的中國印記
面對中國政府的影響與審查的顧慮,原本在境內也是政治審查受害者的科技公司,在境外運營時又瞬間變成了中國政府目前推行的言論審查制度的幫兇。
在面臨有關中國政府與審查的問題上,不論是騰訊還是字節跳動,它們在海外的產品都無法與國內的政治環境分隔開。
早在2013年,微信就否認存在於其平台當中的言論審查。然而,這樣的說法並不可信。根據加拿大媒體《國家郵報》的報導,即使是在加拿大,在微信上對中國政府持批判的內容有時就會被設置成為不可見。
同時,為了避免對中國國內與海外用戶「一刀切」的過度審查帶來的不良觀感,根據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的報告,微信採用了「雙重審查」機制,對部分關鍵詞,只針對中國大陸手機號註冊的用戶進行信息屏蔽,而海外用戶仍然可以看到這些信息。
而在《國家郵報》關於微信審查的文章下方,有評論指出,微信的危險遠大於基礎的審查制度。它的服務器設立在中國大陸,而這意味着中國政府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收集海外用戶的重要信息,這包括他們的電話號碼、位置信息、面部照片、聲音、圖片與視頻、親屬、朋友、銀行信息、購買信息、以及更多的東西。
但更重要的,比起中國傳統的在海外「統一戰線」,扶持一些半民間的機構與社團,微信與TikTok對西方世界的潛在政治影響更加巨大:這包括對選票以及公共輿論的影響。
隨著更多來自中國的移民定居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萬錦市、列治文山等地並成為擁有選舉權的加拿大公民,微信對加拿大政治的影響也正在隨著移民人數的增多變得更加重要。在加拿大,微信成為了部分來自中國移民首要的獲取信息的來源。在温哥華與多倫多的選區當中,大量使用微信的用戶甚至有可能會影響加拿大國會議員的競選。這樣的情況,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也有出現。
TikTok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微信:短視頻內容超越了文字內容能夠影響的群體限制。這使得TikTok能夠影響更多民眾,而不僅僅是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移民群體。在青年群體當中,TikTok廣受歡迎,也因此令人感到擔憂:這些視頻不僅僅是消遣娛樂的內容,也是影響年輕人世界觀的渠道。
毋庸置疑,這款手機應用背後的審核團隊,有能夠控制應用內公共輿論的能力。不論是否會有人利用TikTok介入民主選舉流程,這樣的不確定性,與其潛在的巨大影響力一起,令許多國家的政府倍感威脅。
在2019年聖誕節前夕,彭博社的報導稱,在字節跳動的內部會議上曾有過針對出售TiTok的討論。雖然對於這樣的說法,字節跳動公司予以否認。
這樣的「去中國化」策略,體現了這家中國公司在境外面臨的兩難境地。面對中國政府的影響與審查的顧慮,原本在境內也是政治審查受害者的科技公司,在境外運營時又瞬間變成了中國政府目前推行的言論審查制度的幫兇。
而在經歷過Facebook影響大選、社交媒體中的假新聞泛濫、以及對審查制度、智能算法等技術的研究後,各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正在快速意識到數字化世界可能會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對於中國威脅論目前佔主流的美國政界來說,來自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就等同於中國政府的延伸。參議員Josh Hawley在2019年11月份的一次聽證會上針對TikTok的發言,概括總結了例如騰訊與字節跳動這些擁有大量美國用戶的應用帶來的風險:
「這是一個被中國共產黨滲透了的公司,他們知道您的孩子的所在地、長相、聲音、觀看的內容、以及他們與朋友分享的東西。只要一名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去敲擊他們在中國的母公司的門,這些數據就都會在中國政府需要的時候被轉移到他們的手中。」
(昌西,獨立撰稿人,關注時政、移民、及網絡審查對民眾輿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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