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 深度

重磅調查:尋找中國毒梟

致死18歲男孩的芬太尼是如何從中國流向美國的?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編者按】本文由端傳媒記者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特約撰稿人Alex W. Palmer合作報導,材料共享,獨立成文。美國當地採訪皆由Alex W. Palmer完成。

瑞恩·詹森(Ryan Jensen)做「生意」有個規矩——每位顧客每次只能購買一次劑量的芬太尼(fentanyl)。這名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不滿18歲的毒販深知芬太尼的危險。作為一種鴉片(opium)類止痛藥,芬太尼的效力比嗎啡高50至100倍,按藥效折算,1g芬太尼相當於40g海洛因。

10美金,10毫克,就可以讓你high一整天——詹森的一位常客說。詹森只賣給信得過的人,並在顧客使用時留在他們身邊,以防意外發生。只有一次,詹森破例一次性賣出好幾次的劑量,給剛使用芬太尼幾個月的貝利·亨克(Bailey Henke)。亨克使用時,詹森也沒在身邊。

2015年1月2日,18歲的亨克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幾天後,一位朋友在亨克的房間找到了剩餘的芬太尼,她試一下,也差點兒送命,醫護人員不得不踩過前幾日亨克死時留下的血跡去救這位女孩。

北達科他州的警察開始調查致死亨克的芬太尼來自哪裏——這個答案,彼時已被佛羅里達州(Florida)美國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簡稱DEA)的年輕探員麥克·布耶米(Mike Buemi)握在了手中。

2013年,布耶米在追查一款名為Molly的搖頭丸時,發現所有線索指向了一名中國毒販——莉莉(音譯,原名Li Li),通過假扮顧客,布耶米獲取了莉莉的信任。他發現,莉莉還在銷售一種看起來和處方止痛藥一樣的產品——乙酰芬太尼(acetyl fentanyl),布耶米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出於某種直覺,他下了單,隨後收到一個加拿大郵政的信封,裏面有50個藥片,用複寫紙緊緊包住,10個一條,總共五條。

為了招徠布耶米一起分銷毒品,莉莉把他介紹給了自己的上線,後者向他細數了芬太尼的好處:和海洛因、可卡因或大麻不同,芬太尼無需土壤、陽光和雨水來種植,只要幾個原料在實驗室裏合成即可。

正如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副總裁、曾任職美國國務院的斯科特·斯圖爾特(Scott Stewart)所說:對毒販來說,芬太尼是夢一般的存在。它造價低廉、易成癮、極方便運輸,更重要的是——利潤驚人。DEA的一份報告顯示,花費8萬美元「批發」1千克芬太尼,轉手即可在街頭賣到總價160萬——是海洛因利潤的20倍。

通過追查莉莉的聯絡網,布耶米發現了一個頻繁出現的名字——傑森·貝瑞(Jason Berry),並通過貝瑞找到了一個大型販毒網絡——成噸的毒品通過中轉站加拿大運到美國,芬太尼是主要的一種,而毒品的源頭,是一萬多公里外的中國。一個中國毒販的名字漸漸浮出水面:張建。

2016年9月23日,紐約總檢察長舉行破獲毒品的記者會,其中有展示芬太尼。

2016年9月23日,紐約總檢察長舉行破獲毒品的記者會,其中有展示芬太尼。攝: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新鴉片戰爭」

超過一年的時間裏,布耶米和張建每晚都會聯繫。那是2016年,布耶米臥底做毒品分銷商的第三年,通過從張建的毒品組織購買數量驚人的芬太尼,他終於和這位傳說中的「大佬」搭上了話。

為了扮演好分銷商的角色,布耶米和張建談到,要為他們的產品尋找恰當配方,以避免顧客發生過量服用。張建表示同意:「沒必要把我們的顧客都殺死。」

彼時,芬太尼已是美國因藥物濫用而致死的案件中,排名第一的「罪魁禍首」。這個被俗稱為「中國女孩」(China Girl)或「中國白粉」(China White)的合成鴉片類藥物,於1960年由楊森製藥(Janssen Pharmaceutica)創始人保羅·楊森(Paul Janssen)第一次合成。楊森分析了傳統鎮痛藥嗎啡和人工合成的鎮痛藥哌替啶(又名「杜冷丁」)的化學結構,發現兩者均含有哌啶環。他推測哌啶環是上述二者產生鎮痛效果的結構基礎,遂在這個結構上進行合成實驗,最終合成了芬太尼。

由於起效更快(靜脈注射一分鐘即可生效),芬太尼逐漸成為臨床常用的鎮痛藥物,並被生產出不同形態的產品,包括貼片、棒棒糖、溶解片劑、舌下噴劑等。芬太尼家族也在不斷擴張,藥效更強的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陸續面世。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料顯示,1990年代起,製藥公司開始向全美推廣鴉片類藥物,並稱其不會成癮。這些公司還通過回扣、贈藥等方式,獎勵那些願意開鴉片類藥物的醫生,令這類處方的數量從1992年的1.2億迅速攀升至2014年的2.82億張。至今,美國已是全球使用鴉片類藥物比例最高的國家。

事實是,芬太尼可以激活人體內的「快樂物質」鴉片受體,產生欣快、舒適感,令使用者上癮,並進一步導致藥物濫用問題。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統計,2017年,超過2.6萬美國人因過量使用合成鴉片類藥物致死,其中絕大多數是芬太尼類物質。2014年,這一數字剛剛超過5000——已創下1999年來的最高值。美國助理國務卿克爾斯滕·麥迪遜(Kirsten Madison)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毒品危機。

美國歷年因過量使用鴉片類藥物致死人數統計。

美國歷年因過量使用鴉片類藥物致死人數統計。 圖:端傳媒設計部

有的毒販會將芬太尼摻入海洛因、止痛藥等,以追求更爽的體驗。但由於芬太尼的藥效極強,稍微摻和多一點,就有可能導致過量服用。2016年4月21日,57歲的美國歌手「王子」(Prince Rogers Nelson)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警方經調查表示,王子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止疼藥可能會殺死他。

緝毒者們在這場毒品危機中看到了「中國製造」的影子。DEA2018年發布的報告顯示,2017年,從國際郵件和快遞托運中查獲的171千克芬太尼中,有165千克來自中國。特朗普指責中國是「廉價和致命的芬太尼洪流」的主要來源,中國則表示拒絕「背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劉躍進指出,美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總數的5%,卻消費了全球80%的鴉片類藥物——明顯是美國監管不力。

《外交家》(The Diplomat)、彭博社(Bloomberg)等媒體將中國向美國輸送芬太尼描述為「新鴉片戰爭」、「反向鴉片戰爭」。這種致命的白色粉末在中美貿易戰的漩渦中捲起陣陣煙塵,直到2018年12月初,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G20峰會期間,特朗普要求習近平加大對芬太尼類藥物的管制力度,後者立即同意了。從當天的新聞中,絕大多數中國人第一次聽到了芬太尼這三個字。

中國供「貨」商

回到2014年4月,掌握了貝瑞的信息後,布耶米偽裝成一名分銷商接近貝瑞。後者熱情地向他展示了種類驚人的芬太尼產品,包括枸櫞酸芬太尼、鹽酸芬太尼,以及被貝瑞稱為「boxy-100s」的乙酰芬太尼——那是一款藍色的圓形藥片,一面是「oxycodone」(羥考酮)的字樣,另一面是「100」——同布耶米從莉莉那裏收到的貨一模一樣。

「我全要了。」布耶米說。

這次交易後,布耶米和貝瑞建立了聯繫。但隨著時間推進,布耶米開始懷疑,和自己聊天的人可能並不是貝瑞。

事實上,彼時的貝瑞正被監禁在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一个中等戒備級别的監獄——德拉蒙德監獄。2013年4月,貝瑞在蒙特利爾一家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UPS)門店被捕,被捕時,他正試圖將藏有1萬片去甲基芬太尼(desmethyl fentanyl)的微波爐和烤箱寄往美國科羅拉多州(Colorado)。警察進一步在他的存貨點發現了30萬片合成處方藥和冰毒、脱氧麻黄碱、搖頭丸等毒品,此外,還有1500千克、足以製造三百萬片藥的原料,以及一台每小時壓縮上千藥片的機器。這是加拿大破獲的第一起販運芬太尼的大案。

布耶米從加拿大警方那裏獲悉,貝瑞被單獨監禁,沒有接觸外界的渠道。於是,加拿大警方協助布耶米追查了「貝瑞」接收款項的賬戶,發現其中一個提款人是塞隆(Daniel Vivas Ceron)的母親。這位塞隆,彼時也在德拉蒙德服刑。

獲悉這一切的布耶米依舊如常同「貝瑞」聊天,並漸漸摸到了整個販毒網絡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Zaron Bio-tech(Asia)Limited(下稱「Zaron」)——一個總部在上海的食品添加劑生產商。布耶米進一步發現,Zaron通過一個遍布美國和加拿大的獨立販毒網絡,向兩地輸送了大量芬太尼。

有關Zaron的信息,至今可以在各類黃頁網站中找到,其檔案是這樣描述的:Zaron坐落在香港,成立於1991年,主營業務是製造並銷售食品、食品添加劑、調味料等,在中國大陸、越南、泰國和新加坡擁有8家工廠。其中一家東莞工廠佔地10萬平方米,有10條生產線和1000名員工,產品銷售到超過30個國家。在經理高亞龍(Gao Yalong)的代領下,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成為東南亞乃至整個亞洲最大的專業食品添加劑生產商之一。

事實上,早在貝瑞於蒙特利爾被捕之前,科羅拉多的執法者已通過貝瑞鎖定了Zaron,當他們試圖聯繫中國官方時,卻遭遇了冷遇。「他們(中國)把化學產品送到這裏,卻說,嘿,這不是非法的,我們這裏沒有(芬太尼)問題。」布耶米回憶道。

我們這裏沒有芬太尼問題——2013年美國外交官第一次就芬太尼向中國提出交涉時,中國就是這個態度。「就像在跟一面石牆講話。」一個前國務院官員回憶道。

芬太尼確實不太困擾中國的緝毒官員。早在2001年,中國已將4種醫用芬太尼類藥物列入麻醉藥品管制,需國家食藥監督管理局核發准許證才能出口。這個管制名單在隨後十多年中不斷增長,截至習近平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許下承諾之際,已有25種芬太尼類物質和2種芬太尼前體物(指可用於製藥的化學成分)「上榜」——總數超過美國藥品機構和聯合國的列管目錄(21種)。

2019年2月26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一家藥店的芬太尼處方藥。

2019年2月26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一家藥店的芬太尼處方藥。圖:IC photo

《2018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現有的240萬吸毒者中,超過一半濫用冰毒,接下來是海洛因。不過近兩年,使用合成毒品和鴉片類毒品的人數開始逐年增加。2015年6月26日,中國出現了首例因販賣、製造芬太尼獲刑的案件,涉案的五人中有一人被判決死刑。

回到2014年的布耶米身上,彼時,他需要一個能打破「石牆」的案例,證明從中國來的藥品導致了美國使用者的死亡。2015年1月,布耶米接到一通電話,北達科他州18歲的亨克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

信封裏的毒品

通過詹森(賣給亨克芬太尼的毒販)的暗網賬號,布耶米和北達科他州的執法者找到了致死亨克的芬太尼貨源,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Zaron。

布耶米以貝瑞朋友的身份給Zaron的賬號發了郵件,並很快與對方建立了聯繫。為維持「友情」,布耶米開始向Zaron訂購小量的呋喃基芬太尼(furanyl fentanyl)。

突破口很快出現了。布耶米從DEA特別行動部門獲悉,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一個毒品分銷商和他聯繫的是同一個Zaron賬號。於是,在DEA端掉這個分銷窩點前一天晚上,布耶米向Zaron下單了1000片芬太尼。

2016年3月15日,DEA抓捕了加利福尼亞的分銷商,並在其臨時實驗室發現大量來自中國的乙酰芬太尼。據這名被捕的分銷商說,他們每月可以賣4萬片。

幾天後,布耶米佯裝不知情、向Zaron詢問:「我的貨呢?」

「我不知道,我的人沒有回覆(我)」。Zaron答道。Zaron剛剛損失了一員「大將」,這是布耶米「趁虛而入」的好時機,他向對方提出由自己來製藥,只要給他客戶訂單就好。Zaron答應了。

現在,布耶米最大的難題,是製作「假貨」發給Zaron的顧客。「假貨」必須合法、無害、且不被顧客們察覺。包括Zaron在內的多數芬太尼毒販,都宣稱自己的產品完美復刻了正經藥企的藥片,只是其中摻雜了芬太尼而已。

布耶米找到了一家藥企,說,毒販正在仿冒你們的藥來害人,你們願意幫我麼?對方同意了。他們發給布耶米數千片乳糖安慰劑,外形和普通藥片完全一樣。

「生意」啟動。布耶米從中國收到足以製造上百萬片藥的300克芬太尼。它們中的一小部分被裝進小袋藏在雜誌裏,再塞入一個信封寄過來;其餘大部分則被包進聚脂薄膜裏,裝在方盒裏寄到。

事實上,大量芬太尼的流動,是通過一個薄薄的信封。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中國毒販常常會建議買家選擇用美國郵政局(U.S. Postal Service)做物流——慢是慢了點,但通過率高很多。

至今,通過美國郵政局從中國發向美國的包裹中,仍有15%沒有建立電子追蹤。由於人員短缺等原因,在美國的一些入境口岸和和國際郵件中心,包裹和車輛只能受到有限的檢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貨物和運輸安全執行總監托馬斯·奧弗貝克(Thomas Overacker)在7月份向國會表示,他的機構只能檢查從西南邊境進入入境口岸的約2%的汽車和16%的商用車輛。而西南邊境,是芬太尼入境的一個主要導管。

布耶米把芬太尼作為證據保留下來,再把乳糖安慰劑寄給顧客們。就這樣,他順理成章地拿到了Zaron在北美市場的客戶資料,成為組織的中堅力量。布耶米開始和各州執法者合作,一個接一個端掉這些從Zaron進口原料的販毒組織。他做的很隱蔽。比如,在抓捕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一個主要毒販後,布耶米立即取得其Wickr(號稱全球最可信賴的移動通訊軟件,採用端對端加密方案,Zaron組織的人多用這個軟件)賬號,並假扮成被捕的人,繼續若無其事地下單。

幾個月後,布耶米接觸到了Zaron幕後的那個人——張建。

合作破裂

儘管宣稱公司在上海,張建實際上居住在山東青島,名下也沒有工廠。這個在美國建立起龐大分銷網絡的毒販,本質上是一個中間商。他從顧客那裏接到訂單,再去找廠家進貨,然後打包寄出,用西聯(Western Union)收款。

通過追查西聯取款記錄(西聯取款要求使用身份證),布耶米發現,張建和許多中國商人一樣,邀請了親友幫手打理自己的生意,包括他的妻子、小舅子和父母。

2012年結識貝瑞後,張建才開始涉足毒品,此前,他賣過衣服、也賣過性玩具。他和分銷者的情誼往往以交易一些相對無傷大雅的東西為起點,比如,布拉斯加州的販毒點原本和他交易的是類固醇;南加州的網點最初向他購買的是假冒服裝。這或許一方面證明了張建是個成功的推銷員;另一方面證明了芬太尼生意有著令人難以抗拒的巨大利潤。

調查推進順利。2016年6月,布耶米到北京面見DEA駐北京專員賈斯汀· 斯科曼(Justin Schoeman)及中國的合作夥伴。彼時中方已展開對張建的調查,監控了他的郵件、稅務紀錄等,還向布耶米提供了一份張建和中國供貨商溝通的記錄,此外,中方還截獲了張建寄出的一千克芬太尼。

2019年8月12日,美國鹽湖城聯邦法院一宗對芬太尼販毒案的審訊,工作人員將大量證物運抵法院。

2019年8月12日,美國鹽湖城聯邦法院一宗對芬太尼販毒案的審訊,工作人員將大量證物運抵法院。圖:IC photo

中方的積極態度和調查成果讓布耶米和斯科曼印象深刻。「他們在努力。」斯科曼說。他並不在乎中國以販毒、漏稅還是矇騙海關抓捕張建,只要他們制止他就好。

歷時3年的案子終於來到收尾階段。布耶米向張建謊稱墨西哥來了個大單子——以每千克3000美金的價格訂購了100千克呋喃基芬太尼——這個體量足以製作5千萬次劑量,總售價可達到上億甚至10億美金。

張建沒有理由說不。他安排了從青島出貨。此外,布耶米還連哄帶嚇、讓張建破例放棄了用Wickr發短信聯繫,而是打了一通Skype電話。布耶米將對話內容全部錄音了。

但8月底,張建突然失聯了。

布耶米很快得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張建被捕了。布耶米獲悉張建的案子「證據有點問題」,但他沒有多想,直到幾周後,張建被無罪釋放。中美雙方的合作就此告吹。

2017年10月17日,美國司法部宣布,38歲的張建和另一名中國毒販、40歲的嚴曉兵(Xiaobing Yan,音譯)分別在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被起訴。

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在一份聲明中說:這是美國司法部第一次起訴中國的芬太尼販毒者。當局發現,自2013年1月以來,張建向美國出貨了數千種芬太尼和其它藥物,這些藥物在新澤西州、北卡羅來納州、北達科他州和俄勒岡州造成4人死亡。起訴書中還出現了三個美國人和五名加拿大人——包括貝瑞和塞隆——他們被控在被關押於監獄期間幫助張建售賣芬太尼。

11月,中國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魏曉軍在中美緝毒執法合作案件新聞發布會上,對美國司法部單方面通過新聞發布會宣布追捕兩名中國籍毒品犯罪嫌疑人之事,表示遺憾。「這是一個在偵案件,聯合調查仍然在進行中,美方單方面向公眾披露相關信息,勢必影響雙方下一步的正常合作。」魏曉軍說,由於中美沒有簽訂引渡條約,是否引渡這兩名男子取決於美方能夠提供、或中方能夠發現的證據。

當年12月7日,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張建不到兩個月後,張建辭任了Zaron董事,將公司轉給了一個叫何文祥的人,然後徹底消失了。

中國式毒梟

2018年4月,美國司法部進一步公布了張建及其家族販毒團夥的姓名、照片和身份證號。通過張建的妻子初娜,端傳媒找到了張建名下的另一間公司——青島尊韻商貿有限公司(下稱尊韻)。天眼查的資料顯示,這家公司成立於2016年6月1日,法人是生於1980年、籍貫遼寧的初娜,她擁有該公司80%股權,任職執行董事,張建則是這間公司的經理。

尊韻的經營範圍包括食品及食品添加劑、服裝鞋帽、健身器材等,註冊地址是青島市人民路振業大廈1012室。那是一棟陳舊的寫字樓,擁有蛋殼色外牆、黑逡逡的走廊和氣味濃重、運行緩慢的電梯,每層有十多間辦公室。1012是10層最小、最便宜的辦公室,不到10平米,租金一年一萬多人民幣。

大廈的房東、一位據稱姓邵的男人在電話裏回憶道,張建只租了一年房,並於三年多前搬走。他記得張建的妻子名字裏有個「娜」字,平日總是「那個男的在辦公室,沒見到什麼其他員工」。

「就是他,」在大廈做了十年物業的劉經理從美國司法部公布照片中認出了張建——寸頭,長臉園眼,臉頰微鼓,眼袋飽滿。

在劉經理的印象中,張建和善、禮貌,進出大廈或在電梯遇見總會主動打招呼,本地人口音——這一信息符合張建身份證號指示的籍貫——山東德州市。「他很勤快,常常來得很早,」劉經理說。和房東一樣,劉經理也說張建總是獨來獨往。有時劉經理找張建去收物業費,他的辦公室門總是關著的,劉經理等在外面,可以聽見裏面扭動門鎖的聲音。「不過這(鎖門)也沒什麼奇怪的,他神色都很正常。」

再三詢問下,房東和劉經理都表示沒有張建的聯繫方式,亦沒有保留當年和張建簽訂的租房合同、物業費繳納收據等任何資料。

「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可疑,不像販毒的。」劉經理說,「倒是你很可疑,一個記者跑來找毒販。」

少數幾個接觸到張建並獲悉其真實身份的人都這麼說,包括追查了張建三年的布耶米:「他看起來像個普通人,不像毒販。」在布耶米的印象中,張建友好、熱情好客、始終把顧客放在第一位。

來自中國的芬太尼毒販打破了人們印象中的毒梟形象——彪悍兇狠、富可敵國,擁有眾多手下和各類武器;與之相比,中國毒販看起來更像是辦公室的普通職員,和他們販賣的芬太尼一樣——平凡、看似無害。

2018年,彭博社記者找到了和張建一同被起訴的毒販嚴曉兵。據美國司法部指控,嚴曉兵「入行」至少6年,在中國擁有至少兩家能生產芬太尼的化工廠,在美國的分銷商更是超過了100人。但是,當記者敲開嚴曉兵的家門時,看到的卻是一個短寸頭、戴半框眼鏡的中年男子,腳下踩著一雙藍色塑料拖鞋。

將張建、嚴曉兵扶上「毒梟」舞台的,除了美國郵政局和邊檢,還有中國龐大且管理寬鬆的化學藥品產業。

2018年12月初,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G20峰會期間,特朗普要求習近平加大對芬太尼類藥物的管制力度,後者立即同意了。

2018年12月初,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G20峰會期間,特朗普要求習近平加大對芬太尼類藥物的管制力度,後者立即同意了。攝:Saul Loeb/AFP/Getty Images

原料藥生產大國

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宣稱對中國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關稅,並指出,習近平曾說會阻止芬太尼出口到美國,不過至今仍沒做到。

事實上,2019年4月1日,習近平向特朗普許諾後不到五個月,中國宣布將所有芬太尼類物質列入管制——這樣的行政速度對中國政府來說並不多見。

可是,儘管中國政府列管了所有芬太尼類物質,依然無法堵住所有製造芬太尼的原料。只要微小地改變化學結構,即可創造出新的芬太尼。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藥理學博士劉明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指出,藥品的合成路徑和合成結構有很多,「就像1生2,2生3,3可以製成芬太尼。你把2禁了,我一樣可以通過1來重新合成2,這是無法窮盡的。」

「地下化學家天天盯着列管目錄,研發沒被列管的新產品。等到法律開始關注這個物質時,他又換了一種新產品,這使得列管總是落後一步。」中國公安大學偵查與反恐怖學院副教授、禁毒研究專家包涵對媒體表示,列管毒品的意義就在於,告訴普通人,這個東西是非法的。

這或許就是張建、嚴曉兵難以被定罪的原因。嚴曉兵對彭博社說,中國的執法機構從未聯繫過他,他在向美國寄出芬太尼類物質時——它們還沒有被列入管制,因此不算違法。

2017年,中美聯合破獲了一起跨國銷售芬太尼的案件。2018年,該案在河北邢台開庭。生產者李學海(化名)曾對警方供述,他用來製造芬太尼的苯胺、醋酸硼氫化鈉等原材料不受管制,通過中國人最常用的聊天軟件——QQ就能買到。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原料藥生產和第一大原料藥出口國,出口量接近世界原料藥市場份額的20%。2014年起,中國化學藥品原藥年產量均超過300萬噸。這個強大的生產力滋生了豐富、唾手可及且監管寬鬆的原料市場。在各類外貿論壇上,可以找到大批兜售製藥原料的商家。

人們對藥品的知識非常匱乏。在上述案件中,除了生產者李學海之外的所有涉案人員都表示,自己對芬太尼並不了解,其中一位員工甚至不知道「醫藥中間體」(指藥品合成工藝過程中的化工原料)是什麼,他對法庭表示,老闆說中間體就是「感冒膠囊中間的那個東西」。

一些年輕的女孩被招進來,僅僅是因為「英語好」,她們的工作就是「翻牆」到境外網站上發帖銷售「醫藥中間體」。收到國外訂單後,在輾轉找到化工廠家生產——這個操作模式和張建一模一樣。中國的毒販們將芬太尼生意鏈拆解成一條流水線,線上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在生產什麼。

2019年2月10日,美國警方展示一名女士存有的芬太尼。

2019年2月10日,美國警方展示一名女士存有的芬太尼。攝:Salwan Georges/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誰接手了Zaron?

出乎意料,何文祥爽快地答應了採訪。

他是廣州暢達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下稱「廣州暢達」)的總經理。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在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張建不到兩個月後,他接替張建,成為了Zaron的董事。

端傳媒依照廣州暢達官網上的電話聯絡到何文祥,問他能否當面聊聊中美貿易戰對貨運代理行業的影響,電話那頭傳來爽朗的笑聲:「我們是個很小的公司,如果你不嫌棄就過來吧。」

何文祥的公司位於廣州東部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中國其他地區的開發區一樣,那裏有成批的寫字樓和相對稀少的人煙。何文祥在其中一棟的二層租下三間辦公室,他個子不高,寸頭,膚色偏深,笑的時候兩頰鼓起。

2019年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他一邊泡著功夫茶,一邊講起自己是怎樣從湖南岳陽農村打拼到今天。記者請他在筆記本上寫下老家地址和姓名——他的簽名和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上的簽名不一樣。

當何文祥看到自己成為Zaron董事的文件時,他看起來一頭霧水,得知Zaron經營著一個跨國販毒網絡後,他的反應像是被針扎到一樣,「不是我啊!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何文祥從走到另一間辦公室、拿回一個手掌厚度的文件夾,裏面是他註冊公司的各種資料。資料顯示,何文祥的確於2012年委託中介在香港註冊了「香港暢達國際物流集團」,他說此舉是為了方便接收境外付款。到2017年9月,他覺得留個香港公司意義不大,便以一萬元的價格轉手賣出了公司。何文祥說,自己不知道公司賣給了誰,也從沒想過為什麼有人要買他的公司。但賣掉公司3個月後,他變成了Zaron的董事。

何文祥旋即致電曾幫他註冊、轉讓公司的秘書公司。一位姓章的女士在電話那頭說,像他這樣名下有幾間公司自己卻不知情的案例有很多。「你自己都不清楚嗎?幫不到你,好吧,你自己處理吧。」

在谷歌搜索「香港秘書公司」,得到了超過1千萬條結果,「低至$499」、「開公司最快兩小時」,廣告這樣說道。這些秘書公司蝸居在商業大廈的狹小辦公室裏,多數時候,辦公室門上掛著不止三家秘書公司的標牌——推開門才後發現,還有更多共享這個辦公地址的公司名字沒能爬上門。

在2018年3月香港頒布秘書牌照制度之前,秘書公司在接活時並不會對客戶做盡職調查(包括客戶的身份證、地址、大陸業務背景等)。負責將一家公司轉入何文祥名下的的秘書公司工作人員說,以前更換董事並不需要董事在場,只要身份證明文件和本人簽名就好。他展示了一張何文祥身份證的模糊照片,下面是一個同何文祥本人簽名完全不同的簽名。

「你都明白的啦,這麼多客人,我們不可能每天看他有沒有犯法的。」另一家秘書公司的工作人員說。

事實證明,Zaron的公司介紹沒有一句真話。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的商業註冊記錄都沒有這間公司,它在東莞也沒有佔地10萬平米的工廠和1000名員工。Zaron的香港地址是一間秘書公司,它在青島的地址則坐落在一個汽車配件市場。其「公司經理」、建立了域名zaronasia.com的高亞龍在電話裏表示,「2010年這個域名註冊時,我才讀大學二年級。」他補充道,2016年以前註冊域名無需實名。

Zaron最後一次提交週年申報表是2016年,並於2019年2月1日被剔除註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某公司並非正在營運或經營業務,可依例把公司的名稱從公司登記冊剔除。剔除註冊是法例授予處長的權力,公司不可申請剔除註冊)、宣告解散。

尾聲

圍繞亨克死亡的調查還在繼續,至今已逮捕了73人、完成30項起訴,並截獲了超過1000千克毒品,價值150萬美金。「他的死帶來了改變。」亨克的母親勞拉·莉亞(Laura Lilja)說。

亨克最好的朋友凱拉·科夫曼(Kyra Coffman)不這麼想。「這沒有改變什麼,他還是走了。」亨克死前的一個月,科夫曼請求他戒毒。他答應了,但又一次次復吸。直到科夫曼明白,她什麼也做不了。如今,她只願記住回憶裏那個害羞、有點傻乎乎的男孩,笑得時候嘴咧得很大。

2015年1月2日,亨克因過量服用芬太尼死亡之前幾個小時,科夫曼來看亨克,他正在和朋友一邊打掃衛生一邊說笑。亨克問科夫曼要了一串她製作的項鏈,戴在了脖子上。在科夫曼離開前,亨克告訴她,他愛她。

端傳媒記者來福,實習記者徐涵、依靈,特約撰稿人孫賢亮對本文亦有貢獻。

感謝劉敏、付子洋對這篇報導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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