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客觀光在台灣的媒體上一直都是以「救台灣經濟」的形象出現。去年底高雄市長選舉中，隨著韓國瑜的競選口號，「人進得來，貨出得去，高雄發大財」，陸客觀光更成為台灣「庶民經濟」無限遐想的期待。不料，今年8月1日自由行卻遭到中國政府無預警中斷。本文首先論證，中國的出境旅遊從來就是黨國體制下經濟民族主義的一環；其次，對台灣的旅遊政策就是在這個經濟民族主義下用商業做統戰的實踐；最後我們對中國政府此一手段進行了評估。
毛時代沒有旅遊經濟
毛澤東本身雖然雅好舞會與女伴，但旅遊則是在禁止之列的「資產階級」行徑。1964年成立的「中國旅行遊覽事業管理局」主要是在接待國外訪客，屬於外交工作的一環。當時中國是處於超英趕美的重工業化進口替代階段，都市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必須來自於對農業部門生產剩餘高強度的汲取，一切人力物力，用於革命超趕，何來休閒旅遊？
中國並不是特例，一直到1970年代之前，重工業化的進口替代策略在大型農業國家如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及部分東南亞國家都是主流思想，也曾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著名的例子包括：巴西的製造業 GDP 從1950年到1978年擴大了10倍；墨西哥在1970年之前的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6.5%；印度的 GDP 在1951～56之間成長了18%，在前三個五年計畫中，鋼鐵產量則增長了10倍。
就中國而言，其成就則更為突出。戰後的投資增長率由戰前的5%陡增到20%，是同時期印度的兩倍，大約等同於1928年蘇聯在史達林時期的最高峰。在人口年增率為2.4%的情況下，中國國民所得在一五計畫中依然達到8.9%的年平均成長率，其中農業產出與工業產出分別以3.8%與18.7%的速度增長，農民與城市工人實際收入分別提高了20%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