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突厥主義的尷尬，與土耳其的蒼白中亞夢

7月2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訪問中國，除提及加入一帶一路框架的意願外，也對新疆議題有了新的表態。埃爾多安首先譴責有心人濫用、消費新疆議題，破壞土中關係；至於再教育營的爭議，其表示「這個問題十分敏感，我們兩邊可以一起找出解決辦法」，並提出土耳其未來或許可以組派代表團前往新疆考察。此番對話看似波瀾不驚，實則吹皺一池春水。

過去的埃爾多安，在新疆議題上曾多次語出驚人，還因此被稱為「泛突厥主義」的現代最佳範例。2009年新疆爆發維吾爾人大規模打殺漢人的七五事件，彼時狀況外的埃爾多安一聽到維漢衝突的消息，立即將其定調為漢人殺害維族人的慘劇，怒嗆中國「這形同漢人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事後證明是埃爾多安搞烏龍，土國外交部這才出面緩頰；然此後埃爾多安當局仍屢屢抨擊中國的治疆政策，直到今年2月，其外交部發言人還譴責再教育營是「人類之恥」，沒想到才過5個月，埃爾多安就在訪華之旅中遞出橄欖枝。

其實若仔細回顧埃爾多安的對疆立場，就能察覺其在「泛突厥主義」大旗後的曖昧秋波。埃爾多安執政以來看似多次批評中國的新疆政策，卻往往會在某些關鍵時刻來個低調髮夾彎，例如2015年出訪中國大談反恐合作，2017年將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黨（簡稱東伊運）列為恐怖組織等。

這並非埃爾多安個人見風轉舵，而是作為北京官方長年譴責的「雙泛」之一的「泛突厥主義」，早就沒了過往的國際榮景，甚至連在土耳其也是非常冷門的意識形態。普羅大眾很容易就字面意義來理解「泛突厥主義」，從而將其源頭追溯到突厥人所建立的鄂圖曼帝國，並認為當代土耳其理當繼承這種精神；然由歷史觀之，泛突厥主義最先是在俄羅斯的韃靼（Tatar）穆斯林社區燃起柴薪，再由英、俄、鄂圖曼添油打火而成。其雖曾粉墨登台，卻在土國建國初期便早早退場。往後，土耳其不是無意經營，就是沒有宣傳資源，只能偶爾在外交場合拿出來晃個兩招，又深怕遭人察覺劍刃的鏽斑。

要了解這段過往，我們可以先從土耳其的政治符碼談起。

「狼的傳人」

狼可說是泛突厥主義最著名的政治符碼，除圖畫、徽章與雕像外，也包括埃爾多安偶爾會比的「灰狼手勢」（grey wolf gesture）。這個食指與小拇指上翹、其餘三指向掌前捏攏的手勢，看上去像極了手指遊戲裡的溫馴小狗，但與可愛外表不甚相符的是，此符碼其實承載了泛突厥主義的血腥歷史。

狼的圖騰之所以會跟泛突厥主義有所掛勾，源於19世紀初俄羅斯的扎吉德運動（Jadidism）談起。扎吉德運動誕生於克里米亞與窩瓦河下游流域，是由韃靼族穆斯林發起的伊斯蘭改革運動，主打現代化教育、宗教個人化，希望藉此讓韃靼人擺脫落後狀態。過去的韃靼教育系統以宗教為核心，由烏理瑪階層（Ulama，意指阿訇、毛拉、伊瑪目等伊斯蘭教法學者）擔任老師；然而19世紀後，少數韃靼知識分子赴歐留學，發現自己不僅是俄羅斯帝國內的文化劣勢族群，更遠遠落後於歐洲現代文明。在這苦澀的雙重刺激下，知識分子們紛紛認為以烏理瑪為首的伊斯蘭保守勢力要負很大的責任，若不改革宗教、改變教育方式，韃靼人便注定要落後下去。「扎吉德運動」可說是伊斯蘭現代主義的支流，具濃烈的反教權主義（Anti-clericalism）色彩，知識分子們主張個人對伊斯蘭的實踐應回歸經文本身，人人都有詮釋經文的自由，無須依賴烏理瑪的解釋；並且大力推行現代化教育。

而扎吉德學校有兩大特色，一是科目的宗教比例極低，多授地理、歷史、數學等新課，即便中亞地區的學校仍保留些許伊斯蘭宗教課，也不似過去強調經文背誦，而是改授「伊斯蘭歷史」、「伊斯蘭思想方法」等；二是其破除過往教材多用俄語、阿拉伯語的習慣，由知識分子親編新式本土語言教材，使用各類突厥語族的拼音、文字系統，這點正是日後促成泛突厥主義崛起的重要關鍵。

以俄羅斯為例，在扎吉德運動前，韃靼人普遍的自我認同為「俄羅斯帝國的穆斯林」；然而在讀了新式教育的韃靼語書報後，他們體認到外於俄羅斯主流文化的民族感，更發現在不遠處的中亞也有一群與自己說著類似語言的鄰居。久而久之，韃靼人又多了一個身分認同——「俄羅斯帝國內的突厥人」，這股情緒逐漸演變成主打民族解放的建國運動，泛突厥主義於焉成形。

但民族情緒的躍動，向來少不了國際強權的扶持。19世紀末，英俄開始在中亞玩大博奕（The Great Game），意欲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便各自在中亞鼓吹出了各種民族主義擾亂對方，泛突厥主義恰好搭上這波順風車。到了20世紀初，鄂圖曼土耳其也加入這場帝國大亂鬥，土耳青年黨人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領導了中亞突厥穆斯林的反俄大起義——巴斯馬奇運動（Basmachi movement，1916-1934，最後被蘇聯紅軍擄獲殺死。），這便是土耳其有史以來對泛突厥主義最成功的一次動員，卻也是最後一次。

談起鄂圖曼帝國的泛突厥主義，除了主要受扎吉德運動影響外，還有一度盛行的「圖蘭主義」（Turanism），這本是為抵抗泛日耳曼主義、泛斯拉夫主義而生的產物，源於德國東方學家馬克斯·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所提出的「圖蘭語系」，「圖蘭」源於波斯語，意指「中亞」（توران）。
19世紀初，浪漫主義隨拿破崙戰爭席捲歐洲，激發了日後的泛日耳曼主義與泛斯拉夫主義；而在當時的大國政治氛圍下，某些歐亞國家乃至擁有歐亞淵源的國家，為抵抗這兩股泛民族主義夾帶的侵略野心，決定透過語言學理論來尋求政治資源，芬蘭、匈牙利、鄂圖曼土耳其與日本紛紛響應，圖蘭主義應運而生。鄂圖曼土耳其引入圖蘭主義的途徑，一是留學德意志帝國的年輕軍官，二是某些東方學家的相關理論著作，例如匈牙利東方學家阿明紐斯·范伯利（Arminius Vámbéry）。

圖蘭主義主張從阿爾泰山、中亞到烏拉爾山脈一帶的人民有共同的歷史傳統及語言連結，應共為「圖蘭民族」團結而努力，所謂「圖蘭兄弟情誼」的口號，其實就是把「斯拉夫兄弟情誼」原封不動照抄過來。但圖蘭主義的收效卻遠不如泛斯拉夫與泛日耳曼主義，主因在於各國的政治需要不甚相同，生活、語言與文化習慣更是天差地遠，故圖蘭主義的論述只停留在知識分子階層，難以動員一般群眾，例如土耳其人就對烏拉爾山、阿爾泰山附近的民族沒什麼認同感，因此圖蘭主義傳到鄂圖曼後，很快就收縮為泛突厥主義，與扎吉德運動的遺產合而為一。

鄂圖曼土耳其接納泛突厥主義，與帝國窘境息息相關。鄂圖曼自19世紀初便內憂外患不斷，不僅邊界戰爭屢屢受挫，在內政上也面臨民族獨立運動的挑戰。為求整合，蘇丹們試過鄂圖曼主義，也試過泛伊斯蘭主義，但都收效不佳，泛突厥主義終於趕鴨子上架。1909年，由醫生、鄂圖曼流亡者、少壯派軍官組成的青年土耳其黨人（Jön Türkler）廢黜了鄂圖曼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II. Abdülhamid，1842－1918），並於1913年發動政變，，實行由恩維爾帕夏（巴斯馬奇運動的領導人）、塔拉特怕夏、傑馬爾帕夏共治的「三帕夏寡頭制」，泛突厥主義遂成國策，「阿史那傳說」因而受到標舉，這才有了我們今日所見的狼之圖騰。

「阿史那傳說」（Aşina）原是突厥民族的起源神話，中國的《北史》中也有相關記載。故事男主角是位苦命的男孩，家人全因部落戰爭而亡，他雖孤身逃出，卻身負重傷，多虧一頭路過的母狼照料，才僥倖活了下來。母狼陪伴男孩直至成年，最後他們生下十位半人半狼的後代，其中一子名叫阿史那，阿史那長大後帶領眾兄弟征服草原，建立了突厥人的家原，狼也因此被視為突厥之祖。在泛突厥主義盛行的年代，阿史那傳說家喻戶曉，狼的符碼也因此成了重要的政治圖騰，在1925年的土耳其共和國國徽競賽中，畫有母狼的作品高票中選，但當時凱末爾已決定放棄泛突厥主義，改走突厥至上路線，故最終版本的國徽只有新月與星星。但符號的涵義總能與時俱進，凱末爾雖查禁某些泛突厥主義符號，但狼的圖騰卻逐漸演化出突厥至上的隱喻，最終又跳到了法西斯陣營的旗幟上。

「突厥至上」與亞美尼亞屠殺

在當代土耳其政治中，還有一個與泛突厥主義息息相關的符碼，那就是所謂的「亞美尼亞禁忌」，其並非可見圖像，而是存乎實踐。土耳其作家、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就曾說過：

「1915年，在土耳其這塊土地上共有3萬名庫德人、100萬名亞美尼亞人被殺，但全國除了我之外，沒人敢公開談論這件事」

極端土耳其民族主義組織立刻懸賞200萬里拉要他的人頭。

在當代土耳其社會，亞美尼亞大屠殺還是個不能隨便公開評論的話題，且為配合政治正確，名字還得改成「1915年事件」。

著名的泛突厥主義知識分子優素福·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曾於1904年發表文章《三種政策》，裡面寫到「鄂圖曼主義的多元民族制並不可行；泛伊斯蘭主義雖有優勢，但多數穆斯林國家都已落入殖民者之手；帝國若要存活，便只能標舉一種身分，也就是突厥人。故鄂圖曼帝國應果斷放棄巴爾幹與東歐，轉而專心經營突厥人民居住的中亞，才是上策」，從某個角度來說，其雖為泛突厥主義的政治宣言﹐卻精準預測了鄂圖曼帝國的思潮走向。

鄂圖曼不是沒打過敗仗，但當其碰上「民族主義」這個強敵時，卻似乎注定要一敗塗地。19世紀初以來，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潮傳入鄂圖曼帝國，激發了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例如1821年的希臘獨立戰爭就讓帝國十分頭痛。為應對此困局，蘇丹先是採用了鄂圖曼主義，即強調帝國人民不分族裔，同為鄂圖曼人，這類似於中華民族的論述。然而鄂圖曼主義經歷坦志麥特改革（Tanzimat）、第一二次憲政後，終究還是失敗了。主因在於許多穆斯林不願跟其他「鄂圖曼人」平起平坐。在過往的米利特（Millet）制下，非穆斯林需要負擔較重的稅賦，如今人人平等，穆斯林等於沒了特權。

在多元治理的藍圖崩壞後，鄂圖曼帝國轉而推行泛伊斯蘭主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便是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哈米德首先打出哈里發的大旗，要求歐洲各國穆斯林起身反抗殖民統治，最終成功動員了奧匈帝國的阿爾巴尼亞穆斯林、俄羅斯帝國的韃靼人與庫德人、法國的摩洛哥穆斯林、英國的印度穆斯林等，對上述國家的統治造成一定的影響；此外哈米德更出資興建漢志鐵路（Hejaz Railway），由伊斯坦堡一路開向麥地那，既能防止阿拉伯半島獨立，更能在呼籲全世界穆斯林捐款的過程中鞏固自己的哈里發權威。然而儘管蘇丹的海外人氣不錯，但帝國內部的穆斯林卻不怎麼買單，更別說是不信伊斯蘭的亞美尼亞人。

自從保加利亞在1885年成功獨立後，鄂圖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便羨慕不已，從而開始了一連串獨立訴求，加上俄羅斯的煽動，「亞美尼亞問題」於焉成形。然而蘇丹哈米德明白獨立運動就像推骨牌一樣，倒了第一個之後若不力挽狂瀾，結局就是雪崩式獨立潮。於是其暗中收編東部省份的庫德人匪徒，並賦予其半官方地位，容許他們大肆迫害亞美尼亞人，結果引發了哈米德大屠殺（Hamidian massacres，1894-1896），從而導致40萬人命喪黃泉，其中還包括3萬名信仰基督教的希臘人與亞述人。亞美尼亞自此成了民族問題的代罪羔羊，甚至連鄂圖曼軍隊偶爾打了敗仗，也會推給亞美尼亞人，指其充當內奸，洩露軍機，亞美尼亞人在鄂圖曼的處境於是日漸艱難。

1909年，青年土耳其黨人廢黜蘇丹哈米德，泛伊斯蘭主義政策就此下台一鞠躬，換上了泛突厥主義的獨角戲，血腥的序幕由此拉開。在青年土耳其黨人執政下，泛突厥主義發展出內外兩面向，一是訴求對外聯合的「突厥兄弟」、二是強調國體純粹的「突厥至上」。首先將外交重心由巴爾幹移向中亞，企圖讓鄂圖曼與其他突厥民聯繫起來，以恢復破滅的民族自豪感，這才有了後來的中亞巴斯馬奇運動；另一方面，其也著手將鄂圖曼「淨化」為突厥人的國度，但揭開「淨化」的高尚包裝，其本質就是殘忍的種族滅絕，意在驅逐、消滅所有非突厥裔的鄂圖曼人，自1913年三帕夏寡頭制開始，軍官們策劃了希臘種族滅絕（1913-1922）、亞述種族滅絕（1914-1924）、亞美尼亞種族滅絕（1915-1923），斷送了幾百萬人的性命。而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戮尤其令人髮指，集中營、死亡行軍與人體實驗，遇害人數總計超過100萬。

然而這股嗜血的瘋狂最終結束在一戰的硝煙中，鄂圖曼帝國因戰敗解體，青年土耳其黨人也就此失勢。凱末爾就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後，便採行齊亞·格卡爾普（Ziya Gökalp，1876-1924）的理念，放棄經營泛突厥主義，轉向建構土耳其民族身分，只繼續用文化政策強調「突厥至上」的概念。故凱末爾所建構的「土耳其身分」其實是調和「鄂圖曼主義」與「泛突厥主義」而成，在凱末爾的定義內，所謂「土耳其人」其實無關民族，而是指共同居住在土耳其共和國內、願為共和國犧牲奉獻的所有人民。

然而凱末爾主義下的「土耳其身分」仍帶有濃厚的「突厥至上」色彩。例如其於1928年推動土耳其文字改革運動，除將原本的鄂圖曼土耳其文字母改為拉丁字母外，也讓學者刪去許多波斯語、阿拉伯語借字，再另創符合突厥語邏輯的新字予以補充，以求「淨化」土耳其語；此外凱末爾也下令改去各地的亞美尼亞、希臘、阿拉姆語、庫德語地名，不是置換成土耳其語詞彙，就是變動其中一個字母，使地名本身毫無意義。例如切爾米克（Çermik）原名為Çermuk，是亞美尼亞語的「溫泉」。凱末爾雖為少數民族建構一套「土耳其認同」論述，解決了部分民族獨立問題，但突厥至上的元素也因此被鑲嵌在國家身分中，導致亞美尼亞大屠殺永難被平反，甚至成了土耳其史學的禁忌。「突厥兄弟」與「突厥至上」最終成了難以分割的一體兩面，本為泛突厥主義象徵的狼，在1970年代後成了土耳其極右派法西斯份子「灰狼隊」（Ülkü Ocakları）的愛用符號，「灰狼手勢」便是這股風潮下的產物。2004年，探討亞美尼亞大屠殺的電影《A級控訴》（Ararat）即將在土耳其上映，當時灰狼隊（已轉型為文化基金會）便跳出來嚴厲譴責此片「捏造歷史以羞辱土耳其」、「絕對不能上映」，只是土耳其當年一心想加入歐盟，故猶豫了一下後，還是選擇當人權乖寶寶，讓電影上映，但減少其場次。

最後電影放是放了，但土耳其官方態度仍如片尾那行字幕：

「直到今日，土耳其政府仍否認1915年的亞美尼亞種族屠殺。」

埃爾多安的蒼白「突厥魂」

泛突厥主義曾經有三波高峰：第一波始於扎吉德運動，終於巴斯馬奇運動。中亞在30年代經歷了蘇聯大清洗，扎吉德運動知識分子與泛突厥主義領導人皆被視作資產階級，剷除殆盡；第二波高峰始於二戰，納粹德國在中亞挑起泛突厥主義，偷襲蘇聯的後花園；第三波則始於蘇聯垮台，中亞各國在獨立後皆提出自己的泛突厥主義敘事。然平心而論，三波熱度一波不如一波，如今中亞較為常見的泛突厥主義運行模式，除了知識分子赴土留學外，便是出於解殖需要，提出「解放突厥人民」等論述，幾乎動員不了基層群眾。

而以土耳其的歷史脈絡觀之，泛突厥主義在鄂圖曼末年一度成為救國猛藥，但從凱末爾上任後，便急速縮水成突厥至上主義，多年後才逐漸放寬。如今除了狼、亞美尼亞禁忌、被和諧的地名外，偶爾也能在外交場合看見「16個偉大突厥國」的相關符碼。這16國包括西元前200年的匈奴國到亡於20世紀的鄂圖曼帝國，兼具了時間與空間上的泛突厥義涵。然而這個概念看似深具歷史意涵，但實踐起來不過外交場合蜻蜓點水一下，正如埃爾多安也只有在參訪特殊群體時才會比出灰狼手勢，炒熱一下氣氛。自巴斯馬奇運動後，土耳其便已將泛突厥主義的國際話語權拱手他人，凱末爾的文化政策更意味著對中亞事務的凍結，忽要重返，談何容易？

在新疆議題上，埃爾多安雖屢屢發言，但這不過是其外交語言之一，意在凸顯自己是中亞與穆斯林世界的領導人；而由政治現實來看，土耳其除放炮外，已沒有實力去支持任何海外突厥兄弟的起義。

細究埃爾多安近來對北京伸出的橄欖枝，多是為了經濟考量，畢竟里拉剛遭遇前所未有的重貶，埃爾多安既希望能與中國開展新的貿易合作計畫，也有意讓自己推行的中間走廊鐵路計畫（The Middle Corridor）與「一帶一路」對接，此計畫以鐵路連結高加索的喬治亞和亞塞拜然，並跨越裏海，穿過土庫曼和哈薩克來到中國，一旦建成，將會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核心。由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埃爾多安所帶領的執政黨剛經歷地方大選的慘敗，敗選關鍵正是低迷不振的經濟與高失業率，故與其做個有名無實的泛突厥主義代言人，不如努力「拚經濟」，才是上策。

在過去，泛突厥主義曾是段家戶傳唱的主旋律，如今卻走上極雅極俗的兩端，不是在學術象牙塔中低吟陽春白雪，就是去外交場合當個沒內容的背景伴奏，在土耳其如此、於中亞亦然。

（劉燕婷，《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習阿拉伯文與科普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