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 深度

象牙塔之內,無人能獨善其身——美國學者談貿易戰下的中美學術交流

過去的幾個月內,赴美的中國學生簽證不獲批放,華裔學術人員在美國的大學被調查、被炒魷魚,中國政府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悄然隱身,美國的大學要發聲明保護國際學生……國際關係的風波中,象牙塔內,無人獨善其身。


密歇根大學「李侃如-羅睿弛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密歇根大學「李侃如-羅睿弛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美國密歇根大學孔子學院網頁的活動更新,停留在今年4月13日,昆曲《琵琶記·蔡伯喈》的演出通知,然後再也沒有新的信息。

中美貿易戰至今已經持續一年,在雙方關係降至冰點、互相制裁的情況下,兩國的學術交流大受影響。過去的幾個月內,赴美的中國學生簽證不獲批放,華裔學術人員在美國的大學被調查、被炒魷魚,中國政府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悄然隱身,美國的大學要發聲明保護國際學生……國際關係的風波中,象牙塔內,無人獨善其身。

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密歇根大學宣佈,他們辦了10年的孔子學院將不再續約。

在中美外交史上,這所學校本身有特殊的地位:遠至清朝的庚子賠款後,密歇根大學是首批中國留學生赴美目的地之一;70年代中美關係正常化期間,兩國搞「乒乓球外交」,訪美的中國乒乓代表團是被密歇根大學邀請的;而如今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研究已經是業內領先。所以,儘管之前就有好幾所大學關了孔院,密大這個決定還是引起了很多猜測。

密大的官方解釋是,這個舉措的目的是「希望將中國視覺及表演藝術的探索及學習,進一步納入密大常規教學及文化機構之中」。

在解釋自家學校這個決定時,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密歇根大學「李侃如-羅睿弛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高敏(Mary Gallagher)表示,學校主要考慮的是「項目的重複」:跟其他孔院不同,密大的孔院不教中文,因為學校自身已經有很好的中文課程。他們的孔院主要舉辦一些與中國文化、藝術相關的項目,「而學校裡的其他機構,比如中國研究中心、世界演出研究中心,也在舉辦這類項目,我想學校是想把它們整合在一个部門。」她說。

學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園裡走過。

學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園裡走過。攝:Kevork Djansezian/Getty Images

被關閉的孔院

但高敏強調,她相信孔院的問題與間諜活動無關⋯⋯在高敏看來,孔院自身有結構性問題,但孔院如果在全美逐漸消失,又會帶來另一個隱憂。

然而,說到其他學校孔院的關閉,高敏認為,當一個學校決定關閉孔子學院時,外界確實很難知道學校是獨立做出這些決定,還是受到了政府壓力。

高敏認為,孔院在美國的系統本身是有問題的。資料顯示,世界上所有孔子學院的總部是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而漢辦隸屬中國教育部「為推廣漢語文化」,中國政府在1987年成立了「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該小組由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教育部、財政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外交部、文化部等12個部委組成。2002年該小組下設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漢辦),開始醞釀孔子學院的推出。孔子學院出現後,漢辦演變成為「孔子學院總部」,分佈在中國境外各大學的孔子學院,則被認為是中國孔子學院官方組織的分部。

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由美國政府教育部門資助,每年都會收到資金。「但我們的項目不用經過美國政府批准。我愛開的一個玩笑是,我完全可以明天開個研討會,宣布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政策是有史以來最差的。美國教育部門什麼都不會說。」

但孔子學院、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隸屬中國教育部)和背後的中國教育部之間的關係是不一樣的,高敏說。「漢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預算的流程上。預算的審批流程是要跟漢辦協作完成的,要經漢辦的同意。」作為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她說自己能很明顯地看到這一點的影響。

「學院人員如果有什麼提案,比如想搞舞蹈藝術團、論壇,座談小組,如果是文化相關、無關政治關的活動,就會申請中國研究中心和孔院的聯合資助,我們也會給。但如果是要做些『敏感』活動,他們只會來找中國研究中心。」高敏說。「所以,學校裡有個孔院,會改變校內其他的中國相關研究部門的項目設置,我們主要承擔所有『反華』和『敏感』的話題。我認為大學裡面這種項目設置的方式是不對的。」

但高敏強調,她相信孔院的問題與間諜活動無關。美國媒體會把孔院和其他擔憂混為一談,而在一些州份,比如德州、馬薩諸塞州,可能會有本州政客對州內的孔院施壓。在對孔院、乃至外語學習的問題來說,高敏認為,「這通常是一個黨派問題。共和黨人更傾向於削減教育經費,而民主黨相反。這與中國,或者語言訓練無關。目前的共和黨政府,如特朗普政府以及更早時的布什政府都更傾向於將外語學習描述為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因此,他們希望將語言培訓的資金投入國防部,而不是教育部。」而當地大學的研究和學生貸款通常需要靠政府資助,因此資助可能會減少。而基於中美關係近期的現狀,「所以,從現在開始,如果我們再看到有孔院關閉,就可能跟聯邦政府的施壓有關。」

在高敏看來,孔院自身有結構性問題,但孔院如果在全美逐漸消失,又會帶來另一個隱憂。

「一旦孔院沒了,有些大學就沒有足夠資源繼續教中文了,」她說,「我覺得聯邦政府可以不喜歡孔院,但真讓我沮喪的是,政府對外語學習沒有的足夠的資助。如果各地大學都沒有孔院了,語言學習這塊卻沒有美國國內的資助來取代,學中文的美國人會越來越少。」在美國,不少公立、私立中小學都開設中文課程。《世界日報》引述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7年6月釋出的報告透露,美國K─12 (幼稚園到高中)教育,中文課程有明顯增長。加州在50州中提供最多中文課程,學生數量則以紐約稱冠,占全美中文學生的11%。加州中文學生則占總數的9%,以學生數量而言為第二多。而在體制之外,也有中文學校為自主學習中文的人提供課程。

孔子學院院長在科羅拉多州丹佛社區學院教授學生中國書畫。

孔子學院院長在科羅拉多州丹佛社區學院教授學生中國書畫。攝:J Sangosti/The Denver Post via Getty Images

被重點關注的華人科研群體

李曉江實驗室等相關事件,在美國的華人科研群體中引起了不小反響。哈佛大學化學生物學博士後田禾認為,突襲解除教職是一個極不尋常的舉動。

在中美關係目前的大環境下,孔院關閉只是其中一個問題;而聯邦政府對華裔學者啟動的調查,可能直接砸學者飯碗,甚至影響簽證。這引來了華人科研群體的激烈迴響。

紐約時報中文網曾引述聯邦官員說,有的科學家,一方面接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贊助,同時又在中國有個「影子實驗室」。今年4月NIH透露,全美各地有55家機構在調查這個現象。

調查開啟後,也就在今年4月,三名華裔科學家被得州休斯敦癌症研究中心炒了魷魚。他們被指涉嫌協助中國盜取美國科研成果。5月,埃默里大學宣佈解僱華裔終身教授李曉江,關閉他的實驗室,炒了其團隊所有人;大學聲明稱,李曉江沒有充分公開外國研究資金來源,及他們為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工作的範圍。

解僱終身教授,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舉動。高敏並不清楚這兩件事的細節,但她相信主要關乎研究人員的醫學成果的「商業應用」:「美國的大學給研究人員資助,這些資助是期待研發的藥物、設備獲得商業成功,大學能從中受益的;但(學者的研究)一旦涉及到兩個大學,有時中國這所大學的存在沒讓美國的大學知道,或者有些不清晰的交叉重疊,那對於美國的大學來說,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對美國政府也是。」

在以往的研究環境中,這大概屬於某種灰色地帶。但高敏感覺到,在過去幾年,美國政府對學者有更多的監察,而由於中美關係的不明朗,也使得與中方院校、公司有合作的研究人員,則成了監察焦點。她解釋,監察內容主要包括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和承諾衝突(conflict of commitment)兩方面。

「利益衝突,就是你是不是在正在利用美國政府和美國的大學的資金做開發研究,但卻是另一所來自中國的大學、公司從中受益。承諾衝突,是指作為美國的大學僱員,你有比如教學、研究這類本職工作,但你有沒有在做些別的事情而脫離了本職工作,比如擔任太多的顧問,或者開了自己的公司,忙於經營。」

李曉江實驗室等相關事件,在美國的華人科研群體中引起了不小反響。哈佛大學化學生物學博士後田禾認為,突襲解除教職是一個極不尋常的舉動。她解釋,終身教職的目的,本來就是為學者的自由研究提供相當程度的保障,如果教授被解除終身教職,一定是犯了嚴重錯誤,比如拒絕承擔教學任務,或者道德上有什麼污點。

據田所了解的「突襲式」解除教職的案例,反而是一些美國本土的教授,可能因為牽涉到校園MeToo案件中,在經過學校調查後迅速被解職。即便如此,田強調,這些處理依然不會波及他們手下的博士後或學生,大學對這些人一般會給一段過渡期,例如一年左右一年,這段時間內「薪水照發,或者給一些經費讓他們完成手頭的事情」。她認為,在李曉江案例中,其實驗室成員命運如何,是否受到公平對待,並沒有得到外界足夠的重視。

在田的感知中,華人群體中對於此事的評價也意見不一,有人認為是大學的正常程序,也有人認為這是中美關係惡化大背景下的一個案例。田個人傾向於後者。她透露,在不少大學的實際操作中,學術兼職並沒有公認的一個完備的細則。「中美關係好的時候,有的大學甚至會鼓勵學者出去尋求合作。」而各個學校的報備標準也不同。她表示,申報兼職的流程其實很複雜,而此事爭議中很大的一個問號,是埃默里大學有沒有給李曉江們足夠的申報指引?還是抑或確實是李曉江刻意隱瞞?從大學公開的信息中,大家無法判斷這一點。她認為大學需要公佈更多的細節。

在這些調查中,「千人計劃」的學者是成了重點觀察對象。李曉江便是其中之一,而NIH院長曾透露,美國政客和媒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國項目,尤其是「千人計劃」上。

高敏透露,幾年前曾有中國的大學邀請她加入某個類似的省級計劃,她被那個計劃的高報酬震驚了。「為什麼大學願意給我這麼多錢,只是讓我每年在中國待幾週,教教書?」她說,「他們想要我的署名和引用權。我發表文章時,就要同時寫上密大和這所大學的名字。這樣他們的社會科學引文索(SSCI)指標就會增加。」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是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建立的綜合性社科文獻資料庫,涉及經濟、法律、管理、心理學、區域研究、社會學、資訊科學等。長年以來,這個數據作為科研評價的指標,彰顯了大學的學術研究成果。

「為什麼大學願意給我這麼多錢,只是讓我每年在中國待幾週,教教書?」

由於擔心「承諾衝突」的問題,高敏沒有接下那個邀請。但她表示,作為一個社科研究者,多簽一個學校的名並沒有傷害密大的利益,但如果類似計劃應用在「硬科學」以及STEM(Science科學, Technology技術, Engineering工程, Mathematics數學)領域,就有點複雜了。比如你研究的藥物或者設備有商業價值,這種共存就比較難實現。

學生們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典禮期間歡呼。

學生們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典禮期間歡呼。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被收緊的中美學者、學生交流

高敏所在的中國研究中心,經常需要盡量幫邀請的學生和學者走完簽證流程,比如給相關部門寫信、提供證明。「這些變得更難了,現在有更多的官僚程序,會被問更多的問題,審批程序也更長了。」

這兩個事件都發生在醫學研究範疇,高敏認為,政府和學校在意的主要是資金流向和商業成果。「當然在其他科研領域,比如可應用於軍事的科學,美國政府可能關注的是間諜問題。……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學習、自動駕駛汽車等,所有這些東西有商業應用價值,而且不幸的是,很多技術也可能與軍事應用有關。」

高敏表示,美國政府在貿易戰中關注的中美學術交流主要集中在STEM領域,因此STEM研究的學術交流收到了最多的傷害。她相信,由於把國家安全和其他類型的技術區分開來的越來越難,未來可能有更多STEM領域的實驗室不再開放給中國公民。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報道,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將中國留學生簽證的最長期限延長至5年,但從2018年6月11日開始,部分中國留學生到大使館簽證後又只能獲得一年的F1學生簽證。新規主要針對的人群是「STEM」專業人才。報道引述中國搜狐新聞於3月發表的來自「擇校圈」的文章,透露過去12個月以來,中國留學生辦美國簽證拒簽率持續上升,已經達到了10年來最高值。文章稱,即便是已經拿到簽證的留學生回國續簽也會拒簽,更嚴重的是科技專業博士及研究生成為了重災區。

早在習近平上台以後,高敏就感覺到,在中國學術界,是與政治相關的領域,例如社會科學甚至人文領域,已經承受了比其他學科更大的壓力。「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是中國勞工政治問題,我能感受到的變化是政府對學術的壓制越來越大,學術自由也大大縮減。我也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中國學者害怕自己說的話、寫的東西可能會導致麻煩,也害怕自己的學生可能會舉報自己。」而由於貿易戰,過去的幾個月裡情況也更糟了,「很多檔案更難接觸了;你想跟人、特別是政府官員交談,阻礙更多了;合作調查也變得更加困難。」

而美國對中國社科學者也不是完全沒有動作:此前,《紐約時報》報導,有超過30名社會科學領域的教授和學術機構負責人的赴美簽證被拒簽,原因是對間諜活動的擔憂。

高敏認為這「令人不安」。「政府在處理中國學者的問題上應該更小心,而不是一概而論認為他們都是間諜⋯⋯作為一名美國學者,我也為美國政府擔任顧問,我會去和政府部門討論中國,為政府撰寫中國相關內容的報告。我不是為美國政府做間諜,而是為政府提供信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瞭解中國。我認為很多中國學者也在做同樣的事。」她說,「作為一名在中國政治體制下工作的中國學者,所有大學都是公立的,由中國共產黨管理,所以從定義上來說,他們都與政府合作。但如果我們只因為他們在中國大學任教,就妖魔化每一位中國學者,這會摧毀中美之間的合作,我認為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除了科研工作者,被這場國際關係風暴席捲的還有留學生。貿易戰以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政策逐步收緊,引起各方關注。今年5月,耶魯大學發表聲明,稱由於中美關係緊張,學術交流受到越來越嚴格的審查,令耶魯和全國各大學很多留學生和國際學者感不安,強調耶魯歡迎國際學生和學者。

高敏所在的中國研究中心,經常需要盡量幫邀請的學生和學者走完簽證流程,比如給相關部門寫信、提供證明。「這些變得更難了,現在有更多的官僚程序,會被問更多的問題,審批程序也更長了。」大學被夾在中間,而留學生則會在意美國作為一個他們可能會留下來讀書、工作的地方有多開放。「在特朗普政府下,(留下來)變得更困難了。」她說。

2019年4月12日,華為工程師在深圳坂田進行研究和測試。

2019年4月12日,華為工程師在深圳坂田進行研究和測試。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脫鉤?

來自兩國研究者之間的合作可能會逐漸分離,高敏將之稱為「脫鉤」。「這個詞通常被用來形容供應鏈,但我認為它也適用於學術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了。」

美國在技術領域對中國的制裁,另一個常被提及的例子,是中國通訊科技公司華為。在這個問題上,高敏形容特朗普是一個「非常令人迷惑的首腦」:特朗普一度對華為採取了非常強硬的立場,「似乎將自己逼入政治死角,很難再放鬆對華為的限制」;然後他又發了一條推特說華為可以是貿易協議的一部分。

高敏認為最終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比較小。「特朗普非常關注貿易協議和雙邊貿易逆差,他當然希望能達成協議,但我認為政府中還有其他人,擔心華為大量參與遠程通信基礎設施,會構成長期的國家安全問題。管理層內部的其他人,甚至像史蒂文·班農(Steve Bannon)這樣的政府之外的人,都會盡量不讓華為問題變成貿易協議的一部分。」

對華為的制裁不僅是個經濟問題。「美國不是5G領域的領導者,不掌握供應鏈中的關鍵部分,而是大量外包給成本更低的地方,比如有廉價勞動力的中國。結果這些技術和供應,特別是華為案例中遠程通信基礎設施的供應鏈,已經不再受美國控制。因為這些很差的決策,美國現在發現自己境況糟糕,國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脅。」如果兩國關係迅速惡化,美國可能會處於劣勢,高敏說。

「各國都想確保自己基礎設施不會取決於一個『可能出現問題』的國家。中國已經在這樣做了,中國的遠通信基礎設施比美國封閉得多;而美國可能也會逐漸變得更加封閉。」

這種封閉不僅體現在華為一個案例身上。總的來說,在政府看來,技術領域的很多科學創新和國家安全問題越來越難以分割;所以未來的學術研究,特別是STEM領域的學術研究很有可能趨向封閉,來自兩國研究者之間的合作可能會逐漸分離。

高敏將之稱為「脫鉤」。「這個詞通常被用來形容供應鏈,但我認為它也適用於學術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了。」

高敏對未來並不樂觀,認為接下來十年中美關係很難改善。「我感覺中國政府在特朗普執政初期表現出相當的耐心,想搞明白特朗普要什麼,以及他們必須放棄什麼來達成貿易協定。在過去的那幾週,他們的這種耐心已經消失了,似乎非常沮喪。中美兩方都感到挫敗,這對事態沒有什麼好處。」

「美國一直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一直受益於社會的開放、對那些需要離家的移民的開放。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科學技術領域就因為逃離納粹主義的德國移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生和學者為了更多學術自由而來到美國,我們同樣因此受益。這樣降低我們的開放程度,將會對美國產生壞的影響。」

(實習生邵斯玄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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