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讀者來函

「天鵝絨革命」後的亞美尼亞觀察:前途未卜,快樂就好

2018年4月,亞美尼亞爆發了一場「天鵝絨革命」。一年後,亞美尼亞的局勢並未動盪,但也未見政治改革。


2015年6月23日在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抗議電價上漲的示威者在馬路上跳舞。 攝:Vahram Baghdasary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6月23日在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抗議電價上漲的示威者在馬路上跳舞。 攝:Vahram Baghdasary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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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2018年4月,近東小國亞美尼亞爆發了一場為期一週左右的「天鵝絨革命」,導致剛剛上任、想謀求終生掌權的總理謝爾日·薩爾基相(Serzh Sargsyan)公開向國民道歉並辭職。迄今為止,華文媒體對這場革命的描述還停留於謝爾日剛剛下野時的階段。一年過去,亞美尼亞的局勢並未動盪,但也未見政治改革。這個經歷短暫、和平革命後的國家到底怎樣了?今年6月,筆者因出席在該國首都埃里溫舉行的「國際和平的本土路徑」國際青年學者會議,得以近距離觀察革命一年後的亞美尼亞社會,並與知識精英、旅亞外僑和普通民眾進行了交流。以下是我的記錄。

2019年6月,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

與其說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是一座都會,不如說這是一片片分布在高低不等的小山坡上的居民點的集合。

漫步在遊客聚集的圓形老城內,綠蔭成行,泉水清澈,雕塑林立,三三兩兩的當地人和遊客悠閒地坐在長椅上,不時有幾隻鴿子從他們身邊緩緩走過。除了舉目可見的火山巖紅磚大樓、波斯風格的立柱門廊以及遍布四處的十字架木雕外,這裏的一切與西歐國家的古城無異。

或許正因為如此,我見到的每一個埃里溫人都宣稱這是一座歐洲城市。但圓形老城只是埃里溫的一斑。它附近的山坡有的是密布現代化大樓和商超,有的是滿眼棚屋的貧民窟,最多的則是典型的蘇聯城區——寬闊的街道,實用主義和現代主義風格錯雜的破敗紅磚大樓。冒着黑煙、渾身顫抖的古董拉達小轎車擠滿街道,讓人恍惚回到了蘇維埃亞美尼亞共和國的歲月。

同為第一批從蘇聯獨立的加盟共和國,亞美尼亞對蘇聯的情感要比波羅的海三國複雜許多。在「國際和平的本土路徑」學術會議上,亞美尼亞政壇領袖和知識精英們試圖闡述這座國家的民主轉型,但卻對蘇聯時代的政治生態支支吾吾,似乎不願對這段歷史做過多的回顧。

這不是亞美尼亞人的風格。從出租車司機到國會議員,我遇到的每一個本地人都樂於向「外來者」介紹這座國家的歷史以及與土耳其、阿塞拜疆的恩怨。在種族滅絕紀念館,一位名叫「奈斯」的老人長年守在觀景平台上,向每一位遊客指點着亞拉拉特山的方向,反覆強調這座如今位於土耳其境內的雪山是亞美尼亞的一部分。

「埃里溫好!十分好!」老人操着蹩腳的英語對我比劃着大拇指。隨即他又指向紀念館的下沉式入口,生怕我錯過那裏的展覽。「歷史,故事,哭泣的故事。」他做着流淚的姿勢,眼神裏竟瞬間泛起了淚花。

亞美尼亞人無疑有驕傲的資本。在老城的集市,一位攤主看我專注於挑選蘇聯時期的舊物,主動送給我一枚埃裏温建城2500年時政府鑄造的紀念徽章。這是一座文明古國,亞美尼亞和埃里溫都出現在人類文明最早的地圖上。

文明史的另一個象徵是文字,而亞美尼亞語又是世界上少數獨立於印歐語系的古老語言之一,梅斯羅普·馬什託茨寫本研究所裏的中古時代亞美尼亞語文獻記載了中東地區與基督教的歷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訪客。會議間隙,一位亞美尼亞學者不無驕傲地問我:「亞美尼亞語和中文哪個更難呢?」不可否認的是,在語言學界,亞美尼亞語擁有着與其國家影響力不相匹配的崇高聲譽。

「這裏的人很友好,但他們太沉浸在自己的過去裏。」帕沙對我抱怨道。這位伊朗記者常駐埃里溫已經兩年。在他看來,亞美尼亞人最大的問題就是放不下歷史包袱。

帕沙曾在埃里溫國立大學選修了一門亞美尼亞歷史課,但他發現在這個國家最優秀的歷史學家的敘事裏,多災多難的亞美尼亞似乎一直是一座獨立的帝國。「我知道中華帝國、羅馬帝國,亞美尼亞怎麼也是帝國了?」在反覆提出質疑後,帕沙被告知最好不要再旁聽這門課。後來他得知,在隨後的課程內容裏,同樣擁有古老文明的伊朗被那位教授劃進了古亞美尼亞帝國的疆域內。

頗為矛盾的是,災難與仇恨是亞美尼亞國家敘事的另一條主線,這也直接影響了亞美尼亞的社會經濟發展。一些亞美尼亞學者對我抱怨說,因為該國與土耳其之間的邊界始終處於關閉狀態,他們不得不繞道格魯吉亞以參加在中東地區舉辦的學術會議。

「我覺得他們早晚要開放邊界,」帕沙對我說,「如果你不與周邊的發達國家保持正常往來,你就無法發展經濟,就無法成為強國,就無法解決你的歷史問題。」

蘇聯解體後,停滯的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太需要經濟發展了。這裏的時間似乎在蘇聯解體的那一刻起就停滯了:沒有新的工業發展,也沒有人口流入,街道上的一切都不再更新換代。一位醫學院學生對我說,他和同學們畢業後都準備去伊拉克發展,原因是那裏醫師的工資比埃里溫的同行高出數十倍之多。

恐怕這正是亞美尼亞精英們諱言蘇聯的原因。在那個紅色帝國裏,亞美尼亞是聯邦重要的人才和科研中心。據1971年時蘇聯出版物記載,人口僅有二百萬的亞美尼亞當時彙集了一千多個科研機關、十多萬名科研人員。這裏的人均公共藏書量在所有加盟共和國中僅次於最發達的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上世紀八十年代,亞美尼亞甚至與俄羅斯、烏克蘭共同成為蘇聯最重要的三個電子計算機制造中心。

與許多知識精英不同,亞美尼亞美國大學畢業的瑪麗給了我非常直接的回應:「(亞美尼亞人)當然懷念蘇聯!那個時候人人都有工作,都可以接受教育,都有房子住;現在我們沒有工業,也就不再有工人階級,同樣也沒有了免費的教育和住房。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人們肯定懷念蘇聯。」

如今,只有埃里溫的文化事業還和蘇聯時期一樣繁榮。亞美尼亞曾被來訪蘇聯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譽為「蘇維埃的意大利」,埃里溫老城裏多少留存了些「紅色羅馬」的氣質。老城裏書店密集,而且幾乎每家都有古舊書出售;中央市場和周圍的市集上游蕩着不入流的青年畫家和書販。一個尋常的工作日午後,他們將油畫和舊書擺滿了共和國廣場旁邊的小公園。即使在西歐的文化名城,這種景象也是十分罕見的。

舊書和油畫中夾雜的則是這座城市的蘇聯記憶。相比波羅的海三國,這裏的蘇聯舊貨更多也更廉價。一套24張的蘇聯風光明信片售價摺合人民幣不到十元,一枚帶原證書的蘇軍服役軍功章要價三十元,而證件齊全的衞國戰爭勛章也僅售四十元。不擅砍價的我最終以六十元買下了兩枚勛章。似乎是覺得多收了錢,年老的攤主連連道謝,又抓了一把蘇聯貨幣送給我留作紀念。

亞美尼亞人著實是很難形容的。他們似乎天然對外來客友好,但在金錢的問題上卻又讓人覺得貪婪。這裏的官營出租車和黑車都不找零錢,雜貨鋪和小店亦然。無法換取小面額鈔票的外國遊客為此不斷被迫支付小費。額度很小,但令人不適。要說亞美尼亞人貪婪,似乎又不妥當。這裏的貧民不偷不搶,也不像一些周邊國家的貧民那樣滿大街追着遊客乞討。他們似乎就在意那一點「小便宜」,期待用自己的勞動換取稍稍不等價的回報。

我見到的每一個常駐埃里溫的外國人都抱怨着亞美尼亞人的這種狡黠。但所有人都認為這並不影響當地的淳樸民風。據說如果你據理力爭,他們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會一直堅持收超額的費用。每每拿到「小費」,他們又總會流露出害羞、不好意思和興奮交織的神情,不斷對你表示感謝。

2018年4月,亞美尼亞的「快樂革命」

除去這點小小的狡黠,亞美尼亞人窮的無憂無慮且快樂。這裏沒有歐洲的富裕,卻有和歐洲一樣的街頭歌手與畫家。2018年4月,亞美尼亞爆發天鵝絨革命,全程在共和廣場採寫報導的帕沙告訴我,那場沒有流血的示威,如同一個盛大的節日。人們載歌載舞,還把烤肉攤搬到了廣場上。亞美尼亞人驕傲地將之稱為「快樂革命」。

「我看這根本就不是一場革命。」一位到訪埃里溫的美國教授對我抱怨。在他看來,「快樂革命」本身沒有錯,但亞美尼亞式的「快樂」使得革命並沒有獲得真正的成功。時任總理謝爾日.薩爾基相在4月23日突然宣布辭職後,佔總人口三分之一的遊行民眾就此散去,只留下一片狼藉的廣場和毫無改觀的政治。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討論顏色革命的主題論壇上,亞美尼亞國會議員和教授們絲毫沒有反思革命的意向。每個人重複讚揚着民眾的熱情與剋制,述說着當時「沒有人預測到謝爾日會主動下台」而自己早有判斷。台上台下的外國學者們多少有些無所適從。「為什麼他們不談談革命的局限和未來的問題呢?」我問帕沙。「這個會議原本邀請了總統的,因為第一夫人是這所大學校長的女兒。」帕沙看看我,「亞美尼亞的學術會議歷來如此,都是『打官話』。」

亞美尼亞聽眾不善於發問,但隨後的提問環節依然出現了尖鋭的聲音。一位年輕人詢問:「革命之後經濟未見改觀,我們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愈發緊張,政府有何作為?」另一位當地學者則提出:「謝爾日只是威權時代的一個代表,去掉一個謝爾日就真的實現民主了嗎?」議員們並沒有做出解答。

亞美尼亞的民主轉型和經濟發展還沒有下一步的時間表。一些旅居埃里溫的外國人認為,亞美尼亞人悠閒、與世無爭的「快樂」為這個國家帶來了時間觀念缺乏、辦事效率低下的問題。而一旦你向當地人指出這些問題,他們不會生氣,但更不會改變,只是微笑着衝你搖搖頭,勸你適應這個時間凝固的社會。

「這就是亞美尼亞。」一名亞美尼亞裔格魯吉亞教授對我說,「即使是這裏的知識精英,他們也只會在會上說說高論,會後是不會有任何行動的。」問題還不止於此。當我問起亞美尼亞人將如何處理威權時代的遺產時,本地學者們似乎對法庭或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都沒有興趣。

「謝爾日在人民心中並非壞人,他只是恰好出現在那個時間點上。」有學者直白地回答。當埃里溫街頭到處可見納卡戰爭英雄的海報時,頭號「戰爭英雄」謝爾日顯然不會在下台後受到更多的追責。

會議達成的唯一共識是民主國家要在近東和中東地區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人們忙不迭地討論起如何幫助敘利亞難民。「我們國家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一位教授信誓旦旦地說。帕沙對此不以為然:「就是這位教授,昨天還在大會的主旨演講裏大談『我們基督徒』,完全忽略了台下的其他信仰者。」

我想這並非故意為之,亞美尼亞人缺乏這種敏感的神經。在種族滅絕紀念館的出版物上,未被國際承認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都被標註為獨立的國家,而名義上擁有上述地區的格魯吉亞還是亞美尼亞的友好鄰邦。在世界上多數國家,這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在亞美尼亞,人們並不在意。「現在你知道為什麼亞美尼亞總是和外部世界搞不好關係了吧。」一位伊拉克學者對我笑道。

會議結束,民主轉型並未得出什麼成果,幫助敘利亞難民的方案也未再被提及。主辦方備好了上等的酒水和奶酪——亞美尼亞土地不很肥沃,卻是白蘭地的絕佳產區。伴着幾位樂手的現場演奏,第一夫人和知識精英們紛紛舉杯歡笑,所有來客也都沉浸在祥和的氣氛中。這裏的人們都如此快樂,外人也就不必為他們的前途操心。一起開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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