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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大國博弈夾縫中,「美籍華人」是替罪羊還是無意識共謀?

中國語境中的民族主義,在個人身份上不是政治民族主義,而是文化民族主義甚至種族民族主義。這個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觀念不受中國公民身份的限制,延伸到了海外華人社會。


「美籍華人」的長期泛用,反映了和華人政治文化有關的更深層的對於身份認同的觀念和心理。  圖: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美籍華人」的長期泛用,反映了和華人政治文化有關的更深層的對於身份認同的觀念和心理。 圖: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最近,一篇題為《美籍華人:大國博弈的替罪羊?》的文章引起了讀者的注意。 文章作者董潔林女士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就赴美留學,多年來一直以在美華人科學工作者的身份在中國從事促進中美科學交流和中國科學發展的工作。在中美貿易戰延伸到國家政治層面、直接給在美國的華裔科技人員帶來諸多困擾的時候,這篇文章及時地提出了在美華人的處境問題。這確實是一個在美華人群體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但「處境」問題是和「認同」問題相聯繫的,作為在美國享有充分自由的移民,在埋怨逐步改變的社會處境的同時,更需要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

以董文為例,文章標題用的是「美籍華人」,文章中也多次出現「美籍華人」。「美籍華人」是中文世界很常見的對這個群體的稱呼。但是,這個用法習焉不察,卻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在中美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今日更是如此。

在使用中文的正式場合,究竟應該如何稱呼那些志願放棄中國國籍、加入美國國籍的原中國公民?是「美籍華人」,還是「華裔美國人」?同樣,究竟應該如何稱呼那些身為美國公民的華裔學者?是「旅美華人學者」,還是「美國華裔學者」?

這些說法,中國人聽來似乎差別不大,但正是這種「無意識」,暴露了中國民族主義對於個人和國族身份定位的盲區——當然,如果明知二者有很大區別仍然佯裝不知,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正是這種「無意識」,暴露了中國民族主義對於個人和國族身份定位的盲區。

筆者認為,這兩個名稱各有側重點,其差別在於:「華裔美國人」是說我的族群身份是華裔,但國族身份(國籍)是美國人,這是一個很清楚的文化-法律概念,在表明族群身份的同時強調國族認同;而「美籍華人」則是說我是美國國籍,但我是華人,重心落在後者,難免給人以強調文化認同、國族身份退居其次的含糊其辭感覺。

比較而言,「華裔美國人」更能明確表達對美國的認同感。而「美籍華人」則是說國籍是國籍,認同是認同。我的「國籍」是美國,但我是「華人」,暗示了國籍和認同可以分屬的意思。

有人可能會說,認同有政治(國族)意義的,也有文化(族群)意義的,「美籍華人」和「華裔美國人」都包容了這兩重意思。但問題是,在國際場合定義個人身份時,政治認同當然優先於文化認同。何況「美籍華人」在中文語境下更為流行,也說明了這個語境對它是有偏好的,這個偏好就是輕政治意義的「美籍」、重文化和血緣意義的「華人」。

國際場合定義個人身份時,政治認同當然優先於文化認同。

如果生為美國人,出於各種原因對這個國家不滿,甚至導致認同困惑,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出生不是你的選擇。但身為第一代移民,自己選擇放棄原國籍換取美國國籍,很多人更是出於政治原因(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幾乎全體在美的中國留學生),而多數人都為此經歷過長期等待和艱辛努力,正說明你是主動選擇了國族身份,放棄對原來國家的公民認同、轉而認同美國。從道理上說,更應該讓別人感到入籍者對美國的國家認同意識是經過比較的,因而是完全自覺自願的。

所以,相形之下,正確的說法——尤其在公共場合和公共傳媒中——應該是「華裔美國人」,而不是「美籍華人」。

中文模糊,英文清晰

這個區別也可以用英文的相關表達來旁證。在美國,華裔美國人一般都被稱為Chinese American ,很少是American Chinese(即「美籍華人」的直譯)。同理,有Japanese American, Korean American, Spanish American 等等的固定組合,既表明族群文化,更強調國籍身份。無論在正式還是非正式場合,都是族群-國家(ethnic-national)這樣的詞語組合。

當然,這並不是說American Chinese 就絕對不能用,而是說相對而言,美國社會和文化更接受Chinese American的表述。如果在谷歌搜索「American Chinese」,會自動轉到常見的Chinese American——華裔美國人。再往下看,就會出現American Chinese的其他意思,也指在美歸化的華裔,另外就是在美國的中國文化形式,例如飲食,因為Chinese這個英文詞本來就既指中國人又指中國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American Chinese又指加入中國籍的美國人(正好和Chinese American 相反),可以說是「華籍美裔」。這樣的人非常稀少,特指那些高度認同中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歷史人物,例如參加中共革命、1949年以後長期在北京居住的一些美國人,像韓丁(William Howard Hinton)、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等等。American Chinese用在他們身上倒是完全合適的——他們是在中國的美國人,選擇並認同這個國家,哪怕不一定是國籍意義上(他們都沒有放棄美國國籍,文革改變了他們的認同,很多人後來回美國了)。

American Chinese指加入中國籍的美國人,可以說是「華籍美裔」。這樣的人非常稀少,特指那些高度認同中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歷史人物。

所以,那些出於自己的選擇在法律上正式放棄了中國國籍,獲取美國國籍的原中國人,更應該被稱為華裔美國人,否則用「美籍華人」對應直接翻譯成英文,就會造成歧義和誤解。出於同樣的原因,已經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學者應該稱為「華裔美國學者」而不是「旅美華人學者」。但很多中文媒體甚至學術刊物,在介紹一些加入美國國籍很久的資深學者時,仍然稱他們是在「旅美」。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媒體(尤其是比較官方的)在中文語境中喜歡用「美籍華裔」,但它的英文版本一般都不會搞錯,基本都寫作Chinese American。這就說明,就連那些偏好、甚至故意強調「美籍華人」的人心裏也明白,這個中文表達是不能直譯為英文的。

「美籍華人」背後的深層觀念

「美籍華人」的長期泛用,反映了和華人政治文化有關的對於身份認同的更深層觀念和心理。在中國式思維中,決定國家認同的,本來就是文化因素重於政治因素,族群(甚至種族)身份重於公民身份。中國語境中的民族主義,在個人身份上不是政治民族主義,而是文化民族主義甚至種族民族主義。這個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觀念不受中國公民身份的限制,延伸到了海外華人社會。

中國語境中的民族主義,在個人身份上不是政治民族主義,而是文化民族主義甚至種族民族主義。這個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觀念不受中國公民身份的限制,延伸到了海外華人社會。

這不是說中國民族主義沒有政治因素,而是恰恰相反:中國民族主義中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只不過這個政治因素不是政治民族主義強調的公民個人對國家的自覺政治認同,而是用政治手段和政治口號強化文化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以它們為核心構建「中國人」的身份,為國家的政治議程服務。

換句話說,中國國家認同實際上是繞過了「公民」的身份,轉換成了對政權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民族主義不但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且是直接被國家政治塑造和操縱的。

中國民族主義不但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且是直接被國家政治塑造和操縱的。

這個被國家政治塑造和操縱的「中國人」認同,用中華兒女、炎黃子孫、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龍的傳人、同一個祖先和血脈等等觀念,營建一種温情脈脈的家族氛圍,在世界範圍的華人圈裏構建出一個「中國人」或者「華人」的普遍身份,用一種模糊的話語策略繞過國際法和別國國內法,不受公民或者移民身份的限制,在認同問題上提出中國特殊論——我們中國人特別愛國,對中國這片祖先的土地特別依戀,無論什麼環境都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不管身在何方我們都要為祖國做貢獻。

「美籍華人」的稱呼之所以在中文世界遠比「華裔美國人」要常見,和這個中國特色的身份認同觀念是有聯繫的,尤其是在潛意識的層面上。

近幾十年來,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大量中國人獲得了外國公民權(尤其是美國)。難以計數的中國人取得了美國國籍,進入美國高校、科研、商業甚至政府機構,可以說是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充分得益者。他們多數是認識到自己國族身份已經改變這個事實,並在這個框架內促進中美交流的。

但與此同時,那個源於中國政治文化的身份認同觀念,置國家認同和公民身份於次要地位,突出文化和血緣關係,在美國的華人群體中也有很普遍的影響。身為美國移民政策的受益者,一些人不把自己的美國公民身份在國家認同上當回事,用極為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對待,為一些今天看來是有問題的跨國交往和行為舉止提供了藉口和心理安慰。自己選擇成為美國公民,經過了宣誓入籍,卻公開說「幫助祖國發展」。一旦中美關係發生驟變,美國社會對待歸化移民「大而化之」的寬容態度不再,這樣的行為不但會給反華人的種族主義提供現成的理由,而且會給整個華人群體帶來有關「政治忠誠」的懷疑。

源於中國政治文化的身份認同觀念,置國家認同和公民身份於次要地位,突出文化和血緣關係,在美國的華人群體中也有很普遍的影響。

《美籍華人:大國博弈的替罪羊?》的作者就最近美國一些教研機構對華裔學者的處理說:「拿美國華人撒氣,讓他們成為兩國矛盾激化的替罪羊,既不明智、也不公平。」又說:「我也要強調,美籍華人需要加強法律意識、合規行事,更不要做傷害僱主和所屬國的事情。」但問題是,當你一再稱呼「美籍華人」,稱美國為「所屬國」的時候,在潛意識中就暗含自己是寄生他鄉的中國人,從而自外於你自己選擇歸化的國家了。

而一旦這樣自我定位,再去做「傷害僱主和所屬國」的事,那固然給本來就困難重重的中美關係增加了麻煩,給在美華裔群體的形象造成了損害,但同時的確與這種潛意識遙相呼應,怎麼還能說自己是「替罪羊」呢?

(程映虹,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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