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李峻嶸:無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罷」,能幫「反送中運動」走多遠?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會撕裂」,這次則是「同仇敵愾」。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衝擊警察防線,遭警方催淚煙還擊。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衝擊警察防線,遭警方催淚煙還擊。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2日早上,大批香港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的街道,令原訂當天上午11時開始《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無法如期展開。

這樣的場面令人即時想起2014年的雨傘運動。對佔領的想像最早來自「佔領華爾街」,而2014年的雨傘佔領,由警方以催淚彈清場而起:「928」當晚,香港大眾就開始積累長期佔領馬路的經驗。

事實上,沒有那次雨傘運動,就難以有今次針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再佔領」。因為那次的經驗開拓了香港市民對抗爭手段的想像,亦充實了他們的街頭運動經驗。

真正的無大台、無組織

群眾之間的不信任、缺乏組織協調,原應是不利大型公民抗命出現的。但這次的社會氣氛和時機,卻令組織鬆散的香港公民社會成功發動公民抗命。

今時今日香港社運的公民抗命行動,幾乎肯定是在沒有「大台」——即沒有組織協調之下出現的。這一脈絡需回到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社運發展及雨傘運動的脈絡中去。

雨傘運動928當晚的佔領規模,已是原本「和平佔中」領導層未能預料到的:第一枚催激彈發射後數小時,連遠離「大台」的旺角和銅鑼灣也「失守」。之後各佔領區之所以能大致井然有序,堅守多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眾透過自身的網絡向運動者提供各式各樣的支援。

2019年6月12日,大批香港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的街道,令原訂當天上午11時開始《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無法如期展開。

2019年6月12日,大批香港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的街道,令原訂當天上午11時開始《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無法如期展開。攝:林振東/端傳媒

同樣重要的是,自從十多年前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以示威者留守至警方清場結束後,香港群眾運動便逐漸累積了與警察正面衝突的經驗。到2014年佔領運動爆發前夕,大量示威者已為此做好心理準備和物理裝備。而雨傘運動期間「佔領龍和道」一役雖然以突圍失敗收場,但該晚的民警衝突場面卻令不少市民對警察(暴力)愈來愈反感,也令他們做好再與警察正面衝突的準備。這亦是後來旺角騷亂的遠因之一。

上述的「鍛鍊」正是6月12日二次佔領之所以能發生的基礎。然而,雨傘運動對今次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的影響卻不只有「線性」的一面。

後傘運香港的群眾運動所面對的挑戰,不只有國家機器的打壓,也有內部的嚴重對立。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鬥爭手法,各個山頭都有不同甚至是南轅北轍的立場。這亦令群眾運動的不同陣營之間充滿著不信任。

而「佔中案」、「佔旺案」、「東北案」和「旺角騷亂案」等案件亦令不少抗爭者被監禁。任何要具名領導公民抗命的行動,不但風險提高,甚至會充滿內部分歧,滯於爭拗,無法合力。

這便導致今時今日香港社運的公民抗命行動,幾乎肯定是無人願意領導,也無人真的能夠領導——因此沒有一個中心化的「組織」去對運動進行協調。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會撕裂」,這次則是「同仇敵愾」。

群眾之間的不信任、缺乏組織協調,原應是不利大型公民抗命出現的。但這次的社會氣氛和時機,卻令組織鬆散的香港公民社會成功發動公民抗命。儘管近年香港群眾運動的手法愈見激烈,而且往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共識也己有所鬆動,但這不代表保守的意識形態就已在香港社會沒落了。事實上,就算經過了雨傘運動,根據2015年的民意調查,支持政府版政改方案的民眾往往多於反對者。

由此可見,傘運的真普選的訴求難以說是市民大眾覺得要付出巨大代價爭取的目標。但這次不一樣。

不認同逃犯條例修訂的民意顯然是壓倒性的多數,連中間派和無政治傾向的市民也傾向反對修例(特首林鄭月娥與其抱怨有人因為這議題「涉及中央與特區、內地與香港的議題」而「挑起矛盾和紛爭」,不如反省一下為甚麼一地兩檢卻始終沒有大型的反對運動)。

2019年6月12日,大批香港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的街道,重現2014年景象。

2019年6月12日,大批香港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的街道,重現2014年景象。攝:林振東/端傳媒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會撕裂」,這次則是「同仇敵愾」。民氣促成了香港30年來首次百萬人大遊行。而當同日深夜政府發聲明表明如期二讀時,升級行動就變得理所當然。因此就算不是所有參加了和平示威的民眾都贊同6月10日凌晨的衝擊行動,但也傾向理解行動者的決定。政府的態度和行為變相幫助了群眾舒緩其內部矛盾。

「強動員、弱組織」可以持久嗎?

在沒有任何有公信力的組織/領袖指揮或者協調下,就必然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

2014年人大「831」決定頒布後,何時啟動「佔中」成為運動圈內極具爭議的話題。爭議之所以出現,與其說是因為「佔中三子」猶豫不決或者太過保守,不如說是因為相關議題根本沒有一個明顯的「良辰吉日」。

但《逃犯條例》二讀日期早已公佈,因此,就算「民間人權陣線」只號召群眾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作合法抗爭而沒有發動公民抗命,群眾也知道這一天要做的,很可能不只是在立法會外平和集會。結果,一場真的沒有「大台」、沒有大規模組織協調的佔領,就在6月12日上演。

半天的佔領令到6月12日立法會大會不能舉行,二讀無法當天啟動,群眾其實已算先拔頭籌。這似是無大台也可成功鬥爭的示範。但這種模式的局限很快又出現:

到底佔領區要多大才合理?到底應否進一步企圖「攻入」立法會大樓?在沒有任何有公信力的組織/領袖指揮或者協調下,就必然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

當然,就算小部分示威者企圖進攻立法會的選擇未必明智,也不是令警方以過度武力去打壓這場大致和平的示威的理由。

香港有可歌可泣的罷工史。但要在短期內令香港上演一場真正具震撼力的罷工,卻殊非易事。

截至6月12日晚上,特區政府絲毫沒有讓步的姿態,特首林鄭月娥更以「暴動」形容今次的佔領行動。面對無視民意的政府和警察的武力,群眾還可以做甚麼?除了6月12日行動外,這幾天還炒熱了「三罷」的概念。

2019年6月12日晚上,特區政府絲毫沒有讓步的姿態,特首林鄭月娥更以「暴動」形容今次的佔領行動。

2019年6月12日晚上,特區政府絲毫沒有讓步的姿態,特首林鄭月娥更以「暴動」形容今次的佔領行動。 攝:林振東/端傳媒

事實上,6月12日已有人以罷工、罷市、罷課來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但這一天的「三罷」縱有象徵意義,又或者增加了日間包圍立法會的人數,但它的威力有限。因為這場「三罷」無法令香港經濟運作停擺而動搖統治階級/集團的利益。

香港有可歌可泣的罷工史。但要在短期內令香港上演一場真正具震撼力的罷工,卻殊非易事。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海員大罷工和顯然是政治性罷工的省港大罷工,除了有當時的廣東政權支持外,也有嚴密的工會組織領導。現時香港兩大工會聯合會中,工聯會是親北京的,而職工盟近年雖有紮鐵工人、碼頭工人和清潔工人罷工鬥爭的經驗,但有條件發動政治性罷工的工會,亦未必太多。

2014年9月底職工盟亦曾提出過為傘運「罷工」,但也只有個別職工盟屬會積極響應。更不用說今次二次佔領的中堅部隊——近年冒起的小群組和網絡世界——由於不是職場組織,要通過它們發起大罷工更是極其困難。如果罷工真的如不少人想像中是長期鬥爭,那麼,何時罷、罷多久、如何令罷工工人維持生計、如何保證罷工工人不會飯碗不保……這些問題通通都要有紮實的組織基礎才有望解決。

然而,當國家機器已將武力升級,未來的民間鬥爭如無法有較強的組織基礎做後盾,那麼⋯⋯

在機緣巧合和過去歷次的鍛鍊下,香港民眾就算在缺乏大台指揮和協調,依然能在6月12日令《逃犯條例》修訂的二讀無法期展開。然而,當國家機器已將武力升級,未來的民間鬥爭如無法有較強的組織基礎做後盾,那麼香港社運長年的「動員強、弱組織」的形態,很可能會令民間力量在未來的黑暗日子中更陷於弱勢。

但願,我是錯的。

(李峻嶸,社會學博士,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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