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的一天早上，我坐在位於美國華盛頓市郊的辦公室裏，用電話接入了一場關於中美貿易戰的媒體溝通會。
在美國，這是一種很傳統的會議形式。與會者在不同地區和時區，事先拿到一個電話號碼和密碼，然後在約定時間撥打電話，進入會議。除了七、八位主要發言者，那天還有來自美聯社、彭博社、《華爾街日報》等數十位記者連線，記者提問前要先通知接線員，再由接線員轉達，所有發言都默認會被公開報導。整場會議嚴格按照事先發布的日程進行，有條不紊，各取所需，準時結束。
發言來自美國各個傳統行業的中小業主。有位於印第安納州的大豆農場主，有來自德州的家族品牌行李箱製造商，有在俄亥俄州釀威士忌的酒商，有在西雅圖做電子聲控產品的公司運營者。他們的產品要麼是中國製造，要麼銷往中國，或者兩者兼有。而特朗普在5月初宣布將兩千億中國商品的關税從10%提高到25%，以及中國迅速宣布進行關税反擊，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個噩耗。
因此，會議的基調以控訴為主。增加關税意味着增加成本，企業主只有在漲價和犧牲利潤之間選擇。做威士忌的酒商抱怨，自從貿易戰打響，他在中國一瓶酒都沒賣出去；行李箱製造商是位年輕女性，說所有產品都是中國製造，她作為家族企業的第三代繼承人，眼看家業要敗在自己手上；豆農聲稱，美國中西部農村是全球最好的大豆產地，並擁有完善的高速公路、貨運設備銷往世界各地，中國一直是大買家，而關税讓美國大豆喪失了競爭優勢，他預計自己的農場會在兩到三年後關張……
這總共會讓美國減少934,000個就業崗位——一位學者將損失進一步量化。她是這次會議唯一一位來自智庫的研究人員，她所供職的機構Trade Partnership最近統計了全美所有與貿易相關的工作崗位，並按照行業、地區（從州到縣、市鎮）分析關税對美國就業形勢的負面影響。
「中國人是不會為川普的關税買單的，付出代價的是美國納税人。」 美國零售業聯合會（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的主席David French總結陳詞，「美國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句話迅速登上了美國各大媒體。
但重點在後面一句：我們敦促特朗普政府儘快與中國達成貿易協定，迫使中國妥協以改變其不公平的貿易慣例。
特別是後半句的英文原話，對中國人的衝擊力更強——「We want to see concessions from China to remedy its unfair trade practices」——就算是對關税政策反彈最強烈的美國企業界，「打」贏中國的決心也不可小覷。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自己的損失有所價值。
相比於美國對貿易戰的公開討論，中國仿若沉默冰山
此時，我來華盛頓做訪問學者已經兩個多月了，在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全國性日報《今日美國》（USA Today）的財經版做客座記者。華盛頓有數不清的智庫、國際協會、政黨組織和金融機構，中美貿易戰一直是城中熱話，甚至走在街上都能聽到人們議論紛紛。而《今日美國》這份報紙以內容淺顯、實用和多樣化而著稱，此刻使命就是告訴大眾讀者，貿易戰究竟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納税人、納税人、納税人。」編輯們每日在辦公室裏念三遍。報導內容均是：在貿易戰影響下，哪些商品漲價或即將漲價，美國人均家庭開銷將要增加多少，什麼樣的企業經營艱難，會不會裁員，以及有沒有避免損失的選擇。
在美國做採訪也是件頗有效率的事。給公司的官網郵箱發郵件索要新聞稿或聲明，不出半日肯定會有回覆；給商界聯合會或研究機構打電話請求介紹採訪對象，一定可以安排上；各個經濟指數，譬如物價、就業失業率、產業指數，隨時都能找到權威、公開的信息；哪些指數讀不懂，按圖索驥發郵件或打電話，很快能得到解答或拿到參考資料。幸運的時候，只需一天時間，便能拿到四、五個有價值的訪問線索。
更意外的是，採寫貿易戰題目還不足一週，就已經有相關人士知曉我的聯繫方式，直接打電話來主動要求被採訪，從密蘇里州的林場主（橡木材等被列在中國對美增加關税的清單上）到加州的高端自行車製造廠（其零部件均來自中國），五花八門，應接不暇。可見在這裏的信息流通之快，人們的表達欲之強。
一方面，因美國社會十分看重個體利益；另一方面，他們不怕講話。
相較中文媒體，特別是大陸官媒，有關貿易戰的論述無一不將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之下，每個人都應為國家付出乃至犧牲，個人得失是不值得一提的。我們不知道受貿易戰影響，有多少中國人失去工作，有多少中國工廠瀕臨倒閉或面對轉型，有多少商品價格上漲、上漲幾成。就算有真實數字，也極難被媒體獲得。
我的東家端傳媒，是為數不多地盡最大努力嘗試展現個體故事的中文媒體，但讀者也恐怕很難想像以記者身份在中國接觸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人們不敢也不願開口。有時記者奔波數月，拿到的採訪屈指可數，頗有挫敗感。有時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受訪者，洋洋灑灑聊了一些，「抱歉，不要寫我的名字、行業、所在地和其他信息。」就像是一拳搗在了棉花上。想獲得一些學者或研究人員的觀點，也常遭到拒絕，「看過你們的文章，寫的很好，很欣賞。但我沒辦法談，太敏感。」
這造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局面：來美兩個月，我便能對貿易戰里美方這一邊的舉措如數家珍，而我最熟悉的故土中國，卻依然說不上什麼來。
或者這麼說，美國上下對貿易戰與中國的看法，是相對透明和公開化的；而中國，無論是高層政治，或基層民意，都像是深藏於海平面下的巨大冰山，不被外界所知。
抱着一顆想給美國媒體寫中國故事的心而來，寫來寫去卻還是美國視角。
一條船上的中美貿易伙伴，更豐富的現狀難以被呈現
梳理美國豐富（甚至是過量）的信息資源，再結合來自中國的隻言片語，拼湊一個個新聞故事，便成了我每日工作的常態。
平心而論，「關税是由美國納税人買單」這種美式論調是非常不準確的，美國主流媒體不經考證地散播這種觀點，也是不負責任的。具體到真實的國際貿易往來，高端產業（譬如IT、飛機、化學品等）和低端產業（例如製衣、製鞋），大型跨國公司（例如蘋果、亞馬遜）和中小型企業，各自面對的情況和應對措施不盡相同。
更不用說中美貿易數十年，民間商界的交流不斷，有的早已成為一條船上的親密夥伴，甚至從未想過互相拋棄，如何共同嚥下關税帶來的苦果，才是他們正在面對的難題。
美國不是唯一的關税買單者。以中小企業舉例，一家位於中國北方的玩具工廠，二十年來為美國迪斯尼的某一代理商製造玩具。在去年特朗普將中國商品關税增至10%，他們雙方果斷各自分擔5%。而現在關税升至25%，中方傾向於承擔其中的15%，美國買家承擔10%，為的是繼續把生意做下去。
一方面因為中國經濟下行，世道艱難，中國工廠實在不想失去老客戶，寧願將利潤一降再降。對美方來說，10%雖也幾乎耗盡其大部分利潤，但搬去東南亞或在美國本土尋找新的供應商同樣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更何況，二十年的交情令他們對中國工廠的工藝、質量、交貨時間均十分信任，其他地方更難匹敵的是，中國工廠具備一定的研發能力，遇到設計上的缺陷可以迅速修正，有不適合的鈕釦或零部件，也可以運用中國強大的貨源地而找到替代品，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几乎不能實現。
另外一個例子來自低端製造業。某間中國南部的工廠常年為美國一家公司製造聖誕樹，但高昂的關税決定讓美國客戶中止合約，另簽了一份越南工廠的訂單。但美國客戶讓原先中國工廠的管理者和主力工人都遷去越南，以保證原有的水準。準確來說，那些聖誕樹依然是「中國人制造」，但產地不在中國。
為大型美國企業工作的美國人也不願離開中國，因為他們不僅在中國有供應鏈，也有龐大的運營管理部門和前景無限的中國市場。
「那是他們的就業崗位。」一位前美國大使館商務部長對我說。他從基辛格訪華開始接觸中國，能講流利的中文，大多數時間住在北京國貿的豪華公寓裏，為大型美國公司提供中國業務的諮詢服務，幫他們攻克中國市場，解決法律和政策上的麻煩。他說平日接觸的許多中國的決策者，最近卻很難約見，因為中國官員紛紛表示「不方便」。
他向我暗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角度，那些美國人真正想要的工作在中國。因此，很難說特朗普打着「讓就業回到美國」旗號的關税政策，能給這些人帶來什麼積極的影響。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小故事，在中文媒體不常見，也很難登上美國媒體的版面。我嘗試向美國的主編推薦過幾次，卻無迴音。大概這類情節對中美雙方來說都有些政治不正確之感，也就隨着時間流逝而成為新聞編輯室裏閒時的茶話。況且，新聞媒體是健忘的。最近，特朗普要對墨西哥增關税的新聞佔據各大版面，中國故事便隨之悄然無聲了。然而中美貿易戰仍在進行中，雙方的痛楚並未因新聞版面的減少而緩解分毫。大約要到六月底，中美兩位領導人在日本20國峰會會面時，我的美國編輯會再次要求我，「能不能再簡單寫一寫中國？」
端傳媒記者張妍入選阿弗萊德·弗蘭德林國際媒體獎學金項目，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進修，並在《今日美國》（USA Today）的華盛頓總部擔任客座記者。此媒體獎學金項目已有三十五年歷史，張妍是近十年來唯一一位入選的中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