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生產線2/3的設備都停了」
貿易戰的影響在2018年10月份開始顯現，林帆工作的服裝代工廠開始做2019年春夏季的訂單，訂單數量從一個季度十萬件，變成了三四萬件。這間工廠位於深圳龍崗區，主要為美國的服裝品牌代工圍巾、手套、帽子的服裝配飾，是知名服裝品牌GAP在中國的供應商之一。
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對來自中國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25%關税。同年8月，對價值逾16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税。兩次加税的商品主要是汽車、農業設備等大型機械。到2018年9月，美國對包括紡織品在內的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税（2019年5月加徵關税上調至25%），林帆的工廠遭了殃。
他們生產的一系列帽子（海關編碼前六位數為6505.00）和手套（海關編碼前六位數為3926.20）被納入加徵關税清單，原來關税為7.9%的產品，現在需繳納32.9%的關税。
「GAP承擔了全部的關税。」 林帆說，對方曾經提出要中國合作伙伴分擔一部分關税，但林帆公司生產的配飾在美國售價不過3美元左右，工廠利潤率只有10%，25%的關税哪怕只分給工廠5%，也是巨大的負擔。
GAP因此把部分訂單轉向了東南亞的代工廠。截至2019年4月，GAP在中國有196家代工廠，主要分布在廣東、江蘇和浙江。在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孟加拉國等東南亞國家則有超過300家代工廠。
除了GAP，其他幾家美國服裝企業也削減了訂單數量，林帆估算，截至5月，工廠的訂單比起貿易戰之前減少了80%。
有類似遭遇的不止這一家工廠。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和物流與採購聯合會聯合發布的數據顯示，5月份中國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9.4，環比下降0.7個百分點，是今年的次低水平。PMI指數高於50表明製造業活動擴張，低於50則說明萎縮。
林帆是工廠的採購主管，經歷過2000年前後最繁榮的時期，那時一個訂單至少有十萬件貨物，現在只有一萬件甚至幾千件。據她觀察，最近五年她所在工廠代工的品牌一直在轉移生產線，從中國廣東和江浙一帶，轉移到孟加拉國、柬埔寨和越南。
「許多公司在貿易戰之前，已經在中國海外投資生產，尤其在東南亞地區，」香港的貝克·麥堅時（Baker & McKenzie）律師事務所接受BBC採訪時也表示，「近期的貿易摩擦不過是加速了這種轉變。」
2015年，原本有85%的產品在中國製造的優衣庫母公司迅銷集團宣布，隨着中國人工成本的繼續上漲，決定將中國以外的生產比率提高到50%，向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工廠增加代工訂單。同一年，無印良品也表示計劃3年後把在中國的合作工廠從229家減少到86家。
5月30日，在廣東東莞一個跨境電商論壇上，端傳媒記者遇到了中國最大的製鞋企業之一、東莞華堅集團的代表Paul。華堅每年生產2000萬雙女鞋，訂單來自GUESS、COACH等美國企業，也曾經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兒的時尚品牌Ivanka Trump 生產女鞋。
Paul表示，由於他們在非洲埃塞俄比亞(伊索比亞)也設有工廠，因此貿易戰對他們的影響，暫時只是將美國的訂單放在非洲製造。但長遠來看，如果貿易戰一直持續下去，他們將不得不重新分配國內和國外工廠的生產線。
5月份，包括耐克（Nike）和阿迪達斯（Adidas）等173家鞋類製造商公司聯署敦促特朗普結束貿易戰，聯署信稱，特朗普總統將美國進口中國商品關税提高到25%，「將對美國工薪階層造成更大衝擊」。美國商務部和美國鞋襪經銷商協會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出售的鞋子，有70.7%來自中國製造。
鞋類製造和零售商表示，雖然他們一直在將各種運營從中國轉移出去，但鞋襪類仍是一個資本密集型的行業，需要多年規劃才能做出各種資源決定，不是簡單地將工廠搬遷就能適應這些變化。
和華堅這樣的大公司相比，生產線轉移對小製造商來講可算不上什麼好消息。「一個生產線2/3的設備都停了。」2000年前後林帆當採購時，工廠每年有一百多萬件貨的訂單，相應地訂購的原料數量也很大，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裏。如今工廠每年只出十幾萬件貨，折合十幾個訂單，她的工作變得輕鬆不少。
「從996變成855（996指從早上九點工作到晚上九點，一週工作六天；855指八點上班五點下班，一週工作五天）。」對林帆來說，這不完全是壞消息：「孩子比較喜歡現在這樣，媽媽有更多時間了嘛。」除了照顧孩子，她也把時間用於上課、學習英語。白天，為了打發時間，她還跑到車間幫忙包裝。
其他人則沒有這麼輕鬆。廠裏的工人大多是35歲以上的女工，底薪維持在最低工資線上，主要依靠加班來增加收入——工作日加班1.5倍工資，週末加班2倍工資，節假日加班3倍工資。依靠長時間的加班，女工們一個月能收入三四千，否則到手只有大約兩千塊。
訂單減少後，工人不需要加班了。不需要老闆主動裁員，工廠最近半年就不斷有工人離開，300多名工人目前只剩下100多人。
為了應對危機，林帆的老闆把四層樓的廠房租賃出去兩層，並冀望在歐洲尋找新的訂單。「始終服裝配襯，美國還是最大的市場。」林帆表示。根據海關總署統計，2018年中國紡織品服裝累計出口總額2767.31億美元，對美國出口增長為8%。2018年前11個月，中國出口美國的紡織服裝產品佔美國進口的市場份額為36%。
「如果美國再進一步增税，工廠可能就熬不下去了。」林帆說。她的老闆在等待貿易戰終結，讓訂單回來。
「人民幣貶值，購買力下降，我們買原材料的價格都上漲了」
同樣在等待貿易戰結束的，還有深圳寶安區一家精密五金公司的合夥人胡遷。
2019年原本是工廠擴大生產規模的一年，胡遷早早準備好，花了100多萬人民幣購買機器。但是設備還沒來得及安裝，美國的客戶就報給他壞消息——他們代工生產的烤箱金屬支架，被列入了2000億美元加徵關税的清單裏，要增加25%的關税。
「損失很大（That hurts）。」客戶向他訴苦，胡遷知道情況不妙，要麼是訂單會減少，要麼是要一起承擔關税。貿易戰雖然從2018年7月就開始了，但去年12月，中美兩國同意暫停徵收新關税並開啟談判，胡遷以為「戰鬥」不會持續太久。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我還沒看到（因為貿易戰）獲得好處的人，都是在虧錢。」自2013年從事外貿生意以來，胡遷就一直關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他在Facebook上關注了自己的客戶和其他分析師，通過他們來獲取跟自己最直接相關的資訊。在貿易戰開始之前，胡遷關注的都是商業條款和匯率變動，他從來沒想過有一天關税會發生變動。
從去年底開始，由於常用的VPN都用不了，胡遷不再上Facebook，主要通過國內的新聞資訊來了解貿易戰的進展。「不是很能滿足需求。」胡遷說，自媒體的消息不知真假，新聞機構也帶有強烈的情緒，「只會告訴你你想聽的。」
儘管如此，胡遷還是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他認為貿易戰不久便會停止。「特朗普是一個目的性很強的人，只要目的達到了，或者達不到了，就會停止。」
在擴大生產規模之前，胡遷曾問過美國客戶，是否會把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如果他們準備轉移，那我們當然就不購買新設備了。」胡遷說，客戶給了否定的回答，對他們來說，中國工廠的生產技術、價格成本，中國成熟的物流體系，中國社會的治安和商業穩定，都不容易在別的國家獲得。
據海關總署統計，2018年，中國外貿出口2.48萬億美元，其中出口美國4784.2億美元，佔比19.2%，連年處於增勢。
胡遷的工廠有40%的訂單來自國外，60%來自國內。他告訴端傳媒，國內的訂單風險低，但在中國做生意普遍會被拖欠款項，結款時間很長，所以需要外貿訂單來回款。而相比於南美、非洲等地區的訂單，美國市場的訂單又是風險最低的，「客戶不會收了貨就消失」，發生商業糾紛也有法律途徑可以走。
從2019年5月份開始，胡遷頻繁地跟客戶在中國的代表會面，討論關税的問題。「短期內我們可以承擔一部分關税。」胡遷說，他們願意犧牲掉利潤，留住美國市場上最大的客戶，「前提是貿易戰不會打太久。」 因為貿易戰，胡遷已經失眠幾個月了，每一個消息都是壞消息，包括中國政府的反制措施。
據路透社和《紐約時報》報導，貿易戰以來，人民幣的指導價一直在穩步降低，人民幣兑美元匯率一度跌落至6.9。由於人民幣的交易價只能在央行每日設定的嚴格範圍內上下波動，因此不少人猜測中國政府以人民幣貶值作為武器，來抵消美國加徵關税的影響。
對胡遷這樣的工廠老闆來說，人民幣貶值起了反作用，「人民幣貶值，購買力下降，我們買原材料的價格都上漲了。」
「如果特朗普連任美國總統，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美國市場。」胡遷回憶，5月份他從朋友圈看到別人轉發特朗普宣布加徵關税的推特時，髒話都要罵出口了。「從商業的角度看，有特朗普當總統的美國，信譽度太低了。我們不願意跟這樣的人做生意。」
胡遷考慮過避開關税的辦法，比如貨物轉運。「但有很大的風險，如果被美國海關查到。會面臨巨額罰款。」胡遷說，暫時他還在觀望。
「貿易欺詐之路」
胡遷提到的貨物轉運，指貨運代理公司將產品先從中國發往東南亞國家，將產品偽裝成東南亞生產的，再發往美國，以此來避開關税。《紐約時報》將這條避税的航線，稱為「貿易欺詐之路」，上海歐暢國際貨運代理公司則在官網上稱之為「打破貿易壁壘」。
端傳媒記者以客戶的身份，向深圳一家貨代公司諮詢了貨物轉運的細節。據其經理表示，該公司在馬來西亞有自己的分公司，當客戶的產品運到馬來西亞後，會在當地停留2-3周，貨代公司會和當地合作的工廠配合，開具馬來西亞的原產地證明和帶有抬頭的買賣合同，就可以運往美國了。
這位經理提醒，除了準備好文件，產品和產品包裝也不可以「露餡」：不可以有「MADE IN CHINA」的字樣，不可以有69開頭的條形碼，不可以有GB開頭的國標字樣，不可以有中文或帶有中國特色的信息。這位經理還提到一家銷售LED燈具的公司，因為包裝上有中國生產工廠的資料，被美國海關查到，貨物被退回去，並罰款10萬美元。
「只要你產品沒有問題，我們是可以搞定反查的。」這位經理認為風險並不大，根據經驗，抽查率只有5%。
當然，貨物轉運也不是因貿易戰而起的，多家貨代公司都表示，他們開展這一業務已經數年甚至十幾年了，主要客戶是銷售被美國列入反傾銷名單產品的公司。但貿易戰的確讓轉運的需求多了起來。
上海歐暢國際貨運代理公司的經理沈容接受了端傳媒記者的採訪，他告訴記者，貨物轉運的客戶大多從事汽車配件、電子產品、大型設備、營養品貿易的企業。「必須是高貨值的客人，否則他們承擔不起上升的物流成本。」
他估計，貿易戰讓貨物轉運的業務增長了5%-10%，但這部分業務只是他們的小眾業務。他們其他的業務——物流、清關、海外倉、FBA交倉等業務則下跌了15%-25%。
和中小廠商一樣，跨境物流公司也遭到了很大打擊。在深圳經營一家跨境物流公司的唐亦峰對端傳媒表示，對比4月份和5月份的數據，他們運往美國的訂單減少了50%。
「有個客戶，美國的買家要求他承擔15%的關税，他不願意，就暫停發貨過去了。」唐亦峰的客戶，大都從事傢俱、燈、服裝行業的出口貿易，而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市場。
除了電子產品、時裝等貨值高、對時間敏感的產品，跨境電商的賣家一般會把貨物交給物流公司，由物流聯繫船公司，通過海運的方式把貨物送到美國。貨物抵港後物流公司會協助賣家清關，再把貨物派送到目標倉庫。
嚴蓓娜跟唐亦峰一樣，是深圳的跨境物流承運商，5月份她的訂單減少了30%。「關税提高，很多賣家都暫停發貨到美國了，運力一減少，很多船公司為了降低損失，也取消了航線。航線減少，運費反而提高了，每個集裝箱提高400美金。」嚴蓓娜解釋，加税的影響是一環扣着一環的。
深圳京華達物流公司5月份的訂單數量同樣減少了30%，銷售經理王勇告訴端傳媒記者，除了貿易戰的影響，訂單數量減少還有週期性的原因。因為7月份是亞馬遜的Prime day購物節，賣家4月份就會開始大批量往美國的倉庫發貨，所以物流訂單數量可能激增。但他表示，如果不是貿易戰，5月份也不會突然減少30%。
尾聲
林帆的老闆依然未能在歐洲找到新的訂單。如果工廠倒閉，林帆也不想再去找工作了，「年齡比較大了。準備開個小店什麼的。」
胡遷明白，「把工廠搬到東南亞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大十倍還可以考慮」，開闢歐洲市場也並不容易，一切得從頭開始。
他依然在等待特朗普喊停的那天。
（應受訪者要求，林帆、胡遷為化名。）
（實習記者徐涵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