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金昱：劉強東案——消解共情的「仙人跳」敘事，何處是「中立」之地？

4月17日，明尼蘇達大學學生 Jingyao 通過其委託律師向當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指控京東集團創始人劉強東性侵——繼當地檢方對劉強東涉嫌性侵一案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四個月後，劉強東案再次回到輿論中心。4月18日，由志願者組成的「助力Jingyao翻譯小組」將控方英文起訴書完整翻譯，經當事人授權和確認後在多個網絡平台傳播。與此同時，#HereforJingyao 網絡簽名運動展開，截止到4月22日，國內外聲援Jingyao簽名總數達到了4000。

然而也是在這個時候，事情出現「反轉」。4月22日，新浪微博賬號「@明州事記」發布兩條剪輯視頻——分別來自事發當晚餐廳的監控錄像與 Jingyao 所住公寓監控錄像，由於視頻中曾出現 Jingyao 手挽劉強東的動作，以及 Jingyao 若干次在開門後作出「請進」的手勢，輿論開始認為劉強東遭遇「仙人跳」（編註：桃色敲詐）。第二次「仙人跳」是《南方都市報》發布 Jingyao 與劉強東律師的電話錄音，被剪輯的音頻中 Jingyao 「冷靜」交涉賠償事宜，似乎更佐證了「敲詐」的存在。

雖然其後 Jingyao 方面對事件作出回應，並放出完整版的視頻和音頻，然而此時大眾情緒多數已不再同情起訴方。直到4月30日，參與支援Jingyao、轉發相關信息、以及發起支持行動的多個微信公眾號平台，疑因引起過多社會關注而遭到微信封禁（具體原因不知，可能是出於維穩考慮），事件熱度才被迫逐漸消退。

目前案件仍在審理中，未有最終結果，不宜對控辯雙方進行既有證據之外的猜測。然而，且不論性侵案件具有審查難點，劉強東案背後輿論對「仙人跳」的反轉，卻恰恰真實反映出社會的「強姦文化」。引起劉強東案輿論震盪的，並不僅僅是雙方提供了兩版看似相反的事實，而是兩種價值邏輯與話語體系的對立。從這場輿論爭奪戰出發，我將試圖梳理這種對立，以及嘗試回答，為何仙人跳敘事可以消解「共情」，而人們在這種輿論衝突之中是否真的有「中立」之地。

「仙人跳」vs「Metoo」

在中國 #MeToo 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反對聲音所訴諸的價值和原則至少是「現代的」，包括法治、程序正義、社會運動的正當性和所應當受到的限制。但是，Jingyao和她的支持者所面臨的反對聲浪卻令人意外的屬於一種「前現代話語」。

一些觀點認為，對Jingyao的支援實際上是 #MeToo 運動轉入低潮後再次掀起的波瀾。在我看來，雖然 #MeToo 的參與者與 Jingyao 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共享同樣的目標——如強調「同意」的重要性、強調拒絕的嚴肅性、反對將女性視為獵物和性資源，他們也往往都被貼上「女權主義」者的標籤——但值得注意的是，兩次運動所面臨的反對方有着明顯的區別。

在中國 #MeToo 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參與者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社會運動這種形式是否背離了法治精神、是否會發展成「貼大字報」的文革式運動、是否會出現大量誣告或誤告進而傷及無辜。暫且不論這些反對觀點所提供的論述是否紮實、是否有足夠的社會現實作為依託，反對聲音所訴諸的價值和原則至少是「現代的」，包括法治、程序正義、社會運動的正當性和所應當受到的限制。但是，Jingyao和她的支持者所面臨的反對聲浪卻令人意外的屬於一種「前現代話語」。「仙人跳」的敘事和「自願」、「同意」、「身體主權」、「權力關係」這些被女權主義者反覆強調的價值幾乎沒有聯繫。

仙人跳的典型敘事，是有權力、財富、地位和聲望的男性被性暗示或性互動引入騙局，女性利用他們對於「姦情」敗露的畏懼騙取錢財，如果謀財不成則報警（報官）報復。在這個敘事中，作為事件重要背景的權力關係、社會大環境中存在的性別偏見都被隱去了，故事的成立只取決於兩個因素：女方給出的性暗示和對財物的要求。在這種敘事中，身處高位，或擁有財富、地位的男性被視為易受傷害、天然處於不利地位的弱者，它同時假設女性的告發會天然獲得普遍的信任，因此，女性引誘男性入局，再詐取錢財才是可能的。

回到本案的輿論戰中，可看出「仙人跳」的兩次媒體主導者，「@明州事記」和《南方都市報》，它們發布的剪輯視頻和音頻都在有意識地去貼合「仙人跳」敘事，並成功地將公眾引入了這個敘事陷阱之中。對比後來發布的原版視/音頻，「@明州事記」和《南方都市報》都有對原版進行剪輯，前者一再強調女方禮節性舉止中的「（性）主動」和「（性）邀請」，後者則略去了 Jingyao 與劉方律師的交談中的沉默和哭泣。且不論新聞專業主義，這一切操作都在刻意將女方「塑造」成一個心機深沉的加害者，而辯方劉強東的行為——從參與酒局、將女方先帶到自己住所、深夜進入女方公寓、直至涉嫌強行發生關係——相對來說，卻遠遠沒有受到同等的審視和質疑。

從權力結構的角度觀察，劉強東與 Jingyao 不在同樣的權力水位上（一方是電商巨頭CEO，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和光鮮的形象，一方只是家境稍好的留學生，承擔着服務義務的志願者），這種對比與「仙人跳」敘事的第一個假設是完全相反的，男性並不處於「弱勢」地位。

但是，在普遍的大眾觀念裏，男性不處於弱勢，並不代表誣陷不存在，「仙人跳」就是要以小搏大。但「仙人跳」成功的關鍵更依賴於它的第二個假設，即女性的告發會「天然」獲得信任。然而，本次輿論清楚反映出的是，一旦女性提出強姦指控，男性常常得到迴護，甚至對性道德的違反也可以不被追究；女性的證言和指控常常不被信任，女性每一個言行都被拿到放大鏡下仔細觀察是否向對方釋放了性的信號。

這種弔詭的現象為何產生？在諸多案件分析中，答案都指向了社會環境中盛行的強姦文化。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重建中立者的共情

對於更加疏離的中立者而言，在道德與政治意義上相信 Jingyao，顯然需要一套更有說服力的邏輯。這就是在 #HereforJingyao 之後，中國大陸出現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運動，並成為下一個熱點話題的意義。

一個純粹的旁觀者也許會一再強調，他的判斷要基於雙方給出的證據，客觀的判斷需要中立，現有的證據並不能推出起訴書內容的100%準確。因此，對 Jingyao 的支持可能依然要再次遭遇反轉，「相信 Jingyao 」是帶有偏見的主觀預設和盲目的人品擔保——旁觀者能做的，也許就只有等待法院的最終裁決。

時事評論作者、婦女權利工作者呂頻在《女權者真被「打臉」了？劉強東案「仙人跳實錘」視頻觀後感》一文中嘗試回應這一問題：「我們自己首先要知道『我相信 Jingyao 』是在哪一個層次上及什麼程度的表態，要理解他的道德和政治的意涵，然後在紛擾面前還能守住它。」

根據呂頻的回答，「我相信 Jingyao 」不是字面意義上的、絕對相信 Jingyao 陳述的所有細節，不是認定她是一個在自我保護、行為舉止、品德個性各方面都足夠完美清白的受害者，而是通過對受害者的信任，在男權社會中劃出一個女性領地，阻止優先責備和審判受害者的強姦文化在其中自我複製。

但呂頻的回答還不夠充分，因為它主要面向包括女權主義者在內的 Jingyao 的支持者，幫她/他們理解和調和自己內心相互衝突的直覺的必需。

而對於更加疏離的中立者而言，在道德與政治意義上相信 Jingyao，顯然需要一套更有說服力的邏輯。支持者自身的道德直覺、基本立場和她們主動承擔的道義，不足以向中立者證明他們不應當止步於旁觀。

這就是在 #HereforJingyao 之後，中國大陸出現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運動，並成為下一個熱點話題的意義。如果說 #HereforJingyao 是一種內部團結的鞏固和表達，#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則是一次明確的對外爭取。它所要爭取的不是事實層面對民事起訴書的認可，而是社會意識層面對強姦文化的反思和反對。發聲者談論的不是Jingyao，而是自己的真實遭遇。這些經歷包括受到侵害後來自警方和公眾的全方位盤問，在親密關係中被哄騙或者強迫發生關係，被位高權重的領導安排參加社交酒局，被信任的師長、朋友、同學無預兆地侵犯……截止到4月30日，該微博話題閲讀達到824.4萬，討論達到1萬，

在這些故事背後，是受害者高度一致的「不完美」——相信熟人、沒有果斷拒絕、沒有激烈反抗、不敢追究、事發後依然想要和施害者維持禮貌和友好。這些故事，曾是個體難以說出口的秘密，但是當它們一同被講述、被分享，個體經歷的集合終於形成了公共敘事。

這是一次集體行動，也是一次反抗運動。我們需要超越劉強東的個案去理解它，也需要超越法律意義去理解它。

此#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運動 ，既有克制也有野心。克制體現在這次集體行動沒有試圖越過現有信息去證明起訴書字字為真，講述者並不試圖成為案件的證人；野心則體現在這次集體行動要為女性在當下社會中的真實處境作證，證明整個社會的性別結構與依附其生長的強姦文化使女性作為一個整體處於何種境遇之下、又遭遇了什麼。

孤立來看，劉強東案中存在着「他說vs她說」的各執一詞。法律要處理的問題是個體之間是否存在侵權，它所依靠的是「他說」與「她說」各自證據的強弱。但是顯然，無論是#HereforJingyao 還是#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其意義都超越了個案本身。集體訴說傳達給中立者的信息不是事實判斷上應該向 Jingyao 傾斜，而是改變中立者等待被說服的姿態，意識到在法律面前看起來平等的劉強東和 Jingyao 背後是一個問題重重的性別結構，在這個結構中，上位者從資源和道義上都獲得特權和優待，而另一方面對着更嚴苛的審視，僅僅擁有極其有限的維權資源。

一個個不完美受害者的故事試圖重新建立被「仙人跳」敘事破壞的「共情」，打破人們長久以來對性侵的錯誤想像：性侵通常不是伴隨着激烈的暴力和抵抗的突發事件，相反，它可以來自於在熟人關係，藉助雙方權勢資源的不對等、藉助人際關係的壓力，以一種和緩、安靜、順從的方式發生，在整個過程中，甚至還可以觀察到禮貌和友好。那些看起來最像「同意」的東西，恰恰是受害者的無助、抗拒和恐懼。

但中國的輿論管制讓這場話語博弈變得異常艱難。通過幾個個別案例扭轉整個社會長久以來不斷默認、複製的文化本就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何況資本的壓力、權力對社會運動的警惕合力對運動進行簡單粗暴的打壓？網絡中曇花一現的話語爭奪戰最大的意義，可能在於給選擇講述的受害者以力量。

社會運動到底在回應什麼？

從 #HereforJingyao 到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讓不公正的性別結構中的人理解他們所處的結構，比讓置身事外的旁觀者理解案情的細節重要。

對各種聲援運動都抱有質疑或反對態度的人，依然會有面對 #MeToo 運動時的擔憂，即以社會運動形式推進的維權運動終究會超越必要的邊界，任何指控都會被公眾廣泛接受，從而抹殺灰色地帶，將指控者和被指控者放入一個非黑即白的道德框架。比如專欄作者劉遠舉在《劉強東案：一場政治正確下的失控遊戲》一文中就批評道，「政治正確從來都是斬釘截鐵的，它不承認人性中的弱點、灰暗、猶豫，僅僅看到一個男權社會權勢的典型例子，就立刻得到結論：這必是『社會結構性』的強姦，不用傷痕，不用反抗，不用逃跑也一樣的成立，……巨大的身份差異下，自然必是強姦，於是，證據與常識不再重要，首要的問題在於『如何相信 Jingyao 』……」

但是我認為，姑且不論作者對「政治正確」概念的表述是否合理，做出這類批評時需要理解社會運動的意義、運行機制和正確解讀其希望實現的理想狀況：

社會運動難以畢其功於一役。歷史早已證明，結構性的不義——無論是種族的、性別的、階級的，在一代人、兩代人的時間裏都難以被撼動，更不必說清除。社會運動所面對的，是一套綿延十數年乃至百年以上的社會規範，這套規範被社會成員普遍接受、無意識踐行，自然也滲透進法律和裁判。

反對者似乎認為，聲援 Jingyao 者要實現的理想狀態，是通過所謂「政治正確」的輿論運動，給法律以壓力，來給 Jingyao 和後來所有聲稱自己遭遇性侵害的女性以「公正」，反對者並指責這實際上才是最大的「不公正」。然而，甚至在 Jingyao 支持者和女權主義者之中，都沒有人有充分的信心認為 Jingyao 最終會贏得訴訟。事實上，Jingyao 支持者和女權主義者所懷有的「樂觀」也根本不是訴訟的勝利，更何況，即使訴訟勝利，Jingyao 也好，與 Jingyao 類似的女性也好，已經面對過無數次羞辱和攻擊。

也許在劉看來，#HereforJingyao 和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所要實現的理想狀態是每一次成功男性的酒局上，帶走年輕女孩的男人都被定罪；但是實際上，正如我一再強調的，從 #HereforJingyao 到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話語比事實重要，讓不公正的性別結構中的人理解他們所處的結構，比讓置身事外的旁觀者理解案情的細節重要。它們希望實現的理想狀態，是無論女性的年齡、外貌、資歷，不再被當作酒席間的點綴，是這樣的「獵豔」酒局不再流行，是「不」被認真當作「不」，是身在高位者對女性的傲慢、對女性境遇的麻木、對自己財力地位的自負、不再扯上「人性的弱點、灰暗、猶豫」來做遮羞布。

正如時評人陳迪所說，「同一事件，許多人看作個案吃瓜，但也有另一批人視其為漫長社會運動中又一場戰役。『相信強姦受害者』就是在這特殊前提下產生的，它不等於受害者一切說法就『真』，更不代表受害者一定完美無瑕。但如果沒有那麼一批人一開始的『相信』，那受害者會永遠站不出來。」 社會運動要動員更多的中立者，說服既得利益者理解弱者的困境並意識到自身投入運動的道德必要，這場話語博弈無疑是艱難的，因為扭轉傳統、說服公眾、對抗審查力量，無一不難。

但是也許對於 Jingyao 的支持者和女權主義者而言，更為重要的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而對於尚在旁觀的人而言，嘗試去深入理解既有的性別結構和依附其上的文化、將自己置入每一個講述自己遭遇的女性的情景中去理解她們，反思自己在大環境中的位置與作用，才是這場輿論戰的應有之義。沒有人活在文化與習俗的真空之中，用平等話語去替代陳腐的舊話語，是脱離與強姦文化共謀的唯一方式。

（孫金昱，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