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紅利」、創業菁英與福克斯之友：美國華裔總統參選人楊安澤競選側記

「等2021年我成為了總統，我要向亞馬遜這樣的公司收税，然後把從他們那得到的錢發放到大家的手裏。」

在波士頓乍暖還寒的初春季節，楊安澤站在市中心公園帕克曼音樂台的台階上面， 意氣風發地大聲宣布道。

這位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他在全美以「Humanity First」為口號的競選宣講。4月10日的傍晚，楊安澤身着黑色半長外套，戴着印有美國國旗圖案的圍巾， 站在落日餘暉中， 渾身上下像是被陽光鍍上了一層金漆。公園聚集了近200人，乍一看年輕面孔居多。有人舉着寫有「Math」（數學），「Welcome to Mathachussetts」（歡迎來到數學麻州），或者「Yang Gang」（楊家幫）的標識。

這次競選集會的重點，無疑是楊安澤的政綱宣講。在大約30分鐘的演說中，他語調平穩，顯得頗為自信沉着，對於各種經濟和就業數據信手拈來。現場群眾們隨着他的話語紛紛附和，時不時爆發出陣陣笑聲。

跨過65000捐款人門檻的「外來者」

一年前，楊安澤還是一位毫無政治背景的「外來者」（outsider），與同年黨內宣布參加競選的資深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參議員科里·布克（Cory Booker）相比，幾乎沒有任何知名度，更不用提曾經參與民主黨初選、至今仍有廣大支持者基礎的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今年投身選舉的年輕世代政治人物如歐洛克（Beto O’Rourk）相比，楊安澤的人氣也遠遠不在同一個數量級上。

但在這一年內，楊安澤接受了許多網絡媒體的採訪。他上《「喬·羅根」秀》（Joe Rogan）的視頻在YouTube上得到了超過200萬的瀏覽量和7.7萬個點讚。之後，楊又在一個由三位非裔主持的嘻哈廣播節目The Breakfast Club上成功為自己圈粉。

一位觀眾在The Breakfast Club的YouTube評論區中留言道，「我真的很喜歡他正在談論解決方案，而不是責怪左或右翼的人和政治家。我們知道我們的國家存在問題，但沒有人在談論解決方案，而他在做這個。」

隨着民眾對他的關注度穩步上升，越來越多的主流媒體也相繼對楊安澤進行了報導。

3月12日，據楊的競選官網顯示，向他捐款的個人超過了65000人，意味着他將在今年6月份民主黨全國初選辯論上亮相。截止本文刊發為止，捐款人數自一個月前增長了30000多，達到了93748人，所籌集的捐款超過了1700萬。

「想給每個美國人每月發1000刀的亞裔男人」

大多數聽說過楊安澤的人，都描述他為「一個想給每個美國人每月發1000刀的亞裔男人」 。這個令人矚目且爭議頗多的描述源於楊競選運動的核心政策——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這一政策指的是，政府無條件地給每個18到64歲的美國人每月1000美金基本生活費，也被稱作「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背後的含義在於，它可以給所有美國公民提供一定的經濟自由度，幫助解決他們的生活基本花銷，讓他們有接受教育，自由創業，或者調換工作的空間。

「我知道剛剛聽說『自由紅利』這個概念的人都會有質疑，覺得這個想法太不現實了。」楊安澤在波士頓的集會上說。「但是這個主張早在18世紀建國時就曾被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提過。」

確實，基本收入的歷史要追溯到1516年，英國律師和政治家莫爾（Thomas More）為了保證底層社會公民的福利提出了「最少收入」概念。到1790年代，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他的小冊子《土地正義》（Agrarian Justice）中建議政府應將地主上交的税分給所有美國公民作為紅利。之後，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第37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都支持過這個想法。

現如今，經過幾個世紀的經濟形勢變革，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又被特斯拉創始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和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這樣的大牌企業家擁護，重新在美國矽谷興起。

楊安澤提出這個想法的來源，還要從他的個人經歷說起。

今年44歲的楊安澤是一位企業家。出生於紐約，父母親都是台灣移民。楊本科畢業於布朗大學，學習的是政治和經濟雙專業 。在拿到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學位後，他辭去律師工作，投身於創業潮流。楊安澤有着極強的創業精神和熱情，在經歷了幾層起落後，他於2011年成功創立了非盈利組織「為美國創業」（Venture For America，VFA）。該組織主要提供一個獎學金項目，鼓勵大學生在中小型城市創業。優秀的大學畢業生通過這個項目參加一個月的創業培訓營，然後到像底特律（Detroit），新奧爾良（New Orleans），聖路易斯（St. Louis）等還未從2008金融危機的重創中恢復過來的城市中，進行至少兩年的實地培養。在兩年後再在VFA提供的資源和幫助下實現他們的創業夢。

截止至2017年，已有700多名大學畢業生利用VFA的獎學金踏上了職業道路，他們創辦的公司也在全國創造了超過25000個就業崗位。由於VFA在全美的影響，奧巴馬政府在2012年授予楊安澤「白宮變革領袖」的稱號，並在2015年命他為全球創業總統大使。

核心政綱：自動化挑戰與全民基本收入

然而，楊安澤對於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並未感到樂觀。

「我好像在向一個底部露了個洞的浴缸灌水，灌進去的不如流出來的多。」他在波士頓競選宣講時嚴肅地說。

多年在美國中西部和南部城市遊歷觀察的經歷，讓楊安澤意識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高速發展的科技和自動化在迅速地取代人工勞力。

「自動化和機器人已經在2000到2015年間取代了四百萬個生產崗位。我最擔憂的，是當這個趨勢影響到零售和貿易工作者、卡車司機、客服中心接線員和速食服務生時，我們會面臨大規模的失業現象。」

這種乍一看「聳人聽聞」的觀點，在楊安澤一連串的數據支持下，似乎變得越來越真實。

「現在這個國家有8800萬人在零售崗位工作。一個典型工人是每小時掙11到12美金的39歲女性。想像一下當30%的商場停業後，這些人的下一個工作機會在哪裏？」楊安澤在集會上問大家。

「有人說讓這些人學習編程之類的新技術，可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很好地適應工作性質轉型。政府資助的再培訓計劃的成效率在0-15%之間。並且只有10%的工人才有資格參加這些計劃。所以再培訓計劃只適用於1%到2%的失業工人。這就是華盛頓政府所謂的解決方案。這種失業情況已經影響到了我們。在過去三年裏，我們的預期壽命連續在下降——上一次這種情況發生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時候——這是由於越來越多的人因為抑鬱而自殺或吸毒過量。」

Max，一位非裔男子，在聽到楊安澤的這番話後對筆者輕聲說，「我的哥哥在愛荷華州做卡車司機，他所說的自動化，在我哥哥的行業確實是個問題。」

楊安澤通常以阿拉斯加（Alaska）的例子作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成功案例。這個州自1982年起，已經連續實行了37年的紅利政策，每人每年收入1000到2000美金。楊在接受《連線》雜誌（Wired）採訪時提到，「它（紅利）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改善了兒童的健康狀況，減少了收入不平等，並且經歷住了歷屆不同的州長和行政人員的時間考驗。」

然而，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在2018年2月份發表的研究表明，阿拉斯加的紅利政策不但沒有對就業機會產生影響，反而使兼職工作增長了1.8%。另外，2017年1月在芬蘭開始試驗施行的，給隨機選出的2000名25到58歲的失業者每月475歐元的基本收入計劃，也並未收穫顯著效果。這些都印證了全民基本收入批評者的斷言：自由紅利會使人變懶，失去工作動力。

對此，楊安澤則認為自由紅利能夠給人們帶來更多的資源和培訓機會，從而有更多的人願意去嘗試創業以實現個人價值。「在我看來，大部分人都會努力找事情做，因為他們想找事情做。」楊在Big Think對他的採訪中說。

作為一名企業家，楊安澤將應對自動化和經濟轉型作為他的核心政治主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human-centered capitalism）。而通過給每個人發自由紅利，不僅那些在經濟自動化轉型過程中受到打擊的群體可以有基本的經濟保障，一般的弱勢群體也可以獲益。

「我確實認為，經濟上的不安全可能助長稀缺的心態，從而導致仇外心理，種族主義和仇恨」，楊繼續說道。 「如果你不能支付賬單，你覺得你的未來和你家人的未來是不安全的，這時候當有人出現、並指着一個團體說『這是他們的錯』，你就更有可能對這一個團體做出負面反應。我認為每月1000美元的「自由紅利」能讓人們更加慷慨和包容。」

至於自由紅利的來源，楊安澤認為可以從現有的社會福利項目中獲取。另外他還表示，將對亞馬遜、谷歌等公司的每一筆交易、每一次搜索的操作徵收增值税（Value Added Tax）。既然這些科技企業從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中獲利頗豐，便有義務多繳税。

對增值税持批評態度的人則認為，這項税收的支出最終會落到消費者而不是大型科技公司的身上，所以本質上是對低收入人群有害無益的。

而今年二月份，有關亞馬遜在2018年上交0美元聯邦税的新聞被曝出後，亞馬遜發言人在一份給CNBC的聲明中如此解釋：「亞馬遜支付了我們在美國和我們經營所在國家需要支付的所有税款，包括支付26億美元的公司税和報告34億美元的税收費用。」

楊安澤競選官網上的91條政策方針顯示，他對維護LGBTQ權益、墮胎、奧巴馬時期通過的「夢想法案」（Dream Act），還有大麻合法化等都予以支持。這彰顯出他的民主黨左派色彩。他甚至提出，要把綠卡訂到每個大學國際生的簽證上，以保證他們有留在美國的機會。然而在被詢問到政治立場時，他總會盡量避開這個話題，反向提問者強調他的競選口號：「我的政策並不是偏左或者偏右，而是向前看。」

在楊安澤看來， 特朗普（川普）之所以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是因為當時密歇根（Michigan）、俄亥俄（Ohio）、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密蘇里（Missouri）和愛荷華州（Iowa）等地，有四百萬個生產崗位都因為轉型為自動化生產而流失，「並不是移民和難民們搶走了這些工作崗位，而是自動化。」

「楊家幫」中的「另類右派」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刻意淡化自己黨性的舉動、毫無政治背景的出身，以及Humanity First的競選口號，為楊安澤吸引了許多政見不同的人。

「現在政治太兩極分化了，所有在華盛頓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腐敗，我喜歡他不是政治家的出身，終於不用兩害相權取其輕了。」集會時一個叫Neal的白人男子對筆者說到。

耐人尋味的是，那些自稱「楊家幫」（Yang Gang）的支持者中，甚至還包括「另類右派」和白人民族主義者。

目前在全美最大的論壇Reddit上，有14000人活躍在楊安澤的競選頁面。在特朗普支持者聚集的4Chan網絡論壇上，楊安澤的名字和與他有關的表情包經常是熱議話題。楊還多次在福克斯（Fox）專訪中出現，最近一次，則是4月12日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最喜愛的電視節目——「福克斯和朋友」（Fox & Friends）上做客。

有觀眾在「福克斯和朋友」的YouTube視頻下留言說，「楊安澤竟然在福克斯留言區使左派和右派的意見達成了統一。如果這還不是當總統的料，我不知道什麼是了。」

對於自己在美國保守派中點燃的激情，楊安澤也有些摸不着頭腦。「任何花僅僅5秒鐘去了解我的背景和政見的人都會意識到，我的競選跟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完全相反」，楊在接受觀察者（Observer）網站採訪時說。他還在集會上小小地調侃了一下現任總統，「和特朗普完全不同，我是一個喜歡數學的亞洲男人。」

身份政治與亞裔

實際上， 除了在無傷大雅的自嘲中提到自己的亞裔身份，楊安澤鮮少把身份和種族帶入到政治討論中。在現今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無處不見的美國，楊把目光投向經濟轉型對於全社會的影響，而不是着力強調特定社會群體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所以很多網民都稱他為美國政治混沌中的「一股清新的空氣」。

美國2010年的人口統計表示，在2000到2010年間，美國的亞裔人口增長了43%，亞裔人口達到了1730萬，佔美國總人口的5.6%。然而，儘管有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口增長，亞裔美國人的選民投票率最低，為47％。相比之下，黑人選民為66％，非西班牙裔白人選民為64％。

另外，許多亞裔對於美國政治缺乏歸屬感。據亞裔美國司法中心的調查顯示，與全國53％的平均水平相比，2012年只有31％的亞裔美國人報告了候選人或政黨和他們有過聯繫。

所以，雖然楊安澤沒有直接呼籲亞裔選民的支持，許多亞裔仍舊對他有高漲的熱情和無條件的推崇。

「我支持他就是因為他是亞洲人，這對美國亞裔集體而言意義重大。奧巴馬能當選總統，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一位參加集會的中年華裔女子說道。

在許多華人群體自發建立的微信群中，極富煽動性的信息被廣泛轉發，「我們都是龍的傳人，炎黃子孫！……為了我們的後代，為了華裔不再當替罪羔羊，任人宰割，我們團結起來，您們的每一份捐款將會被歷史銘記！」

當然，也不是所有亞裔都對自己的選票或捐款如此慷慨。一位波士頓學院在校生Tina表示，她尚在觀望期，因為她並不覺得楊在眾多有競爭力的民主黨候選人中有較強的競爭力。「如果他作為參議員參加競選，或許會更有希望。」

0.5%的進擊

天空的顏色漸漸暗了下來，空氣的温度也冷冽了幾分。「Andrew Yang！Andrew Yang！」在群眾的呼喊中，楊安澤結束了他的宣講，面帶微笑地轉身背對着人群自拍。

「我確實同意他的很多觀點，」人群散去時，一位在2016年大選時為特朗普投票的華裔Wallace承認道，「回去後我會再多看一下關於他的採訪的。」

在美國仍然沉浸於華盛頓特區自導自演的政治戲劇中不可自拔之時，楊安澤的競選方針凸顯出單一問題政治的特徵，他的言論也尚顯得有些「未來派」（futurist）。在紐約州的一次競選活動上，談到自己成功當選總統的可能時，他表示概率大約只有0.5%。

從當下民主黨候選人的籌款數目來看，擁有1700萬籌款的楊安澤因為缺乏贊助，落後於他前一名的科里·布克300萬之多，與現有籌款1820萬、名列第一的伯尼·桑德斯更是相差甚遠。在未來的選戰之路上，他還會在黨內面臨強勁有力、經驗豐富的對手們。不過無論結果如何，楊安澤的亞裔面孔、喜用事實支持論點的作風，以及「全民基本收入」的政見，會在未來一段時間的美國政治論壇中持續發酵。

（宋子嘉，波士頓學院傳播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