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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周保松:時代如此嚴寒,讓我們圍爐取暖、努力活出尊嚴

四載大學,當如何以思想之舟橫渡青春之河;一生在世,應何以揭開紅布而避平庸之惡。旁觀者或亦是施害者,風雨飄搖中,如何精神獨立以不至於迷失方向,是這個時代帶給我們共同的問題。


周保松:大學是個追求知識和學問的地方,所以作為大學生,最基本的就是要求自己成為有思想的人吧。作為老師,我確實希望同學讀完四年後,思想能夠進步,對於世界、對於生活,也能夠形成自己的看法。 圖:作者提供
周保松:大學是個追求知識和學問的地方,所以作為大學生,最基本的就是要求自己成為有思想的人吧。作為老師,我確實希望同學讀完四年後,思想能夠進步,對於世界、對於生活,也能夠形成自己的看法。 圖:作者提供

【編者按】本文是香港學者周保松接受學生社團「圍爐」的訪談紀要,首發題為《對話周保松: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教育追求》。端傳媒經訪談者授權刊發,在原文基礎上有重要修訂。

爐 = 圍爐

周 = 周保松

從工商管理到政治哲學

爐:在許多年輕讀者眼中,您似乎是個天生的哲學家。但實際上您在中大讀書時,大三才從工商管理系轉到哲學系,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

周:工商管理在當時是很熱門的學科,比較容易就業,也比較容易得到社會認同。學它就是因為能掙錢嘛,所以當初選它是很現實的原因。但是頭兩年讀工商管理時,我活得很不快樂。我覺得生命是分裂的,讀的書不是我喜歡的,上的課不是我感興趣的,每天都在讀一些自己沒法認可的東西,感覺在浪費生命。

我不是說商科不好,學科之間也不一定有高低之分,只是我對它不感興趣。轉系之後,我讀的書都是自己喜歡的,我終於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完整的。

後來我就成為一個以哲學為志業的人,整個人生都在思考哲學。現在回過頭看當年的決定,好像雲淡風輕,但當時真的很掙扎、很痛苦。我記得當時一次又一次問自己:我以後想過怎樣的生活?我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很慶幸,最後還是為自己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那是我人生重要的一步。沒有那一步,我很可能便走上另一條路。

爐:「以哲學為志業」,指的是遇到什麼問題都更願意往哲學方面思考嗎?

周:是的。甚至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是沒辦法,因為它已經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哲學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的生活、思考甚至行動,都必須經過一番蘇格拉底所說的「理性的檢視」。你會習慣什麼事情都問「為什麼」、以及這些事情「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理由是什麼?有沒有更好的替代?

爐:常有讀哲學的朋友覺得,他們看不到自己未來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您怎麼看這種想法?

周:這個需要他自己去思考和決定啊。其實讀一些職業導向的專業,可能未來生活模式提早被決定了,但不見得那就是你想過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你讀那些職業導向沒那麼清晰的學科,反而可能給你一個機會,決定自己想走什麼路。

所以,這不是讀哲學才有的問題。你讀社會學,讀歷史學,又或理工科,都是一樣——你要過怎樣的生活,成為怎樣的人,始終需要經過你自己的理性檢視,並得到你的真心認可。

讀那些職業導向沒那麼清晰的學科,反而可能給你一個機會,決定自己想走什麼路。

有價值的事,有思想的人

爐:作為教師,您覺得大學這四年怎樣過得有意義?

周:簡單說,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人。

大學是個追求知識和學問的地方,所以作為大學生,最基本的就是要求自己成為有思想的人吧。當然這沒有人迫你,你不這麼做也沒辦法,但作為老師,我確實希望同學讀完四年後,思想能夠進步,對於世界、對於生活,也能夠形成自己的看法。所以要很認真讀書、很認真寫作、很認真地和他人思想對話,並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經常和同學說,你的大學生活很可能是你人生中最自由的四年,你在這裏可以自由地看電影、讀書、聽音樂、和朋友聊天,想不上課就不上。而離開大學後,人生可能就是無聊地每天上班下班,要做很異化的工作。在這個商業社會,大部分人都是為了錢而工作,工作本身很難給人滿足感。所以,你要善用這四年。這四年,如果你認真活,很可能就會確立你的人生方向。

離開大學後,人生可能就是無聊地每天上班下班,要做很異化的工作。在這個商業社會,大部分人都是為了錢而工作,工作本身很難給人滿足感。

我常說,大學生活是在為你的未來「儲彈藥」。你需要累積你生命的知識、文化和精神資源,以便應對日後種種挑戰。所以千萬不要覺得無所謂。如果你明明有機會和一些重要的師友及思想相遇,明明可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及培養自己的人格,你卻擦身而過,不把握這樣機會,那我覺得是可惜的。

周保松: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就是大學四年。可以說,如果沒有那四年,我不會是現在的自己。
周保松: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就是大學四年。可以說,如果沒有那四年,我不會是現在的自己。圖:作者提供

爐:那麼您的大學四年給您留下了什麼?

周: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就是大學四年。可以說,如果沒有那四年,我不會是現在的自己。想想當時的生活,真有種燃燒生命的感覺,天天都在讀書寫作、與人辯論,參與學生運動等,也遇上許多後來影響我一生的老師,例如陳特、石元康、小思、沈宣仁先生等。

我的大學生活其實相當放肆。那時我在中大學生報做編輯,經常翹課,通宵達旦開會寫稿,辦各種讀書小組和公共論壇,當然還有抽煙啦、泡酒吧啦、拍拖啦,活得挺快意。我後來去英國讀完博士,回到中大教書,眨眼快二十年。我想因為我是中大人,而且是深受中大影響,所以多少有種薪火相傳的自我期許,盼望能將中大一些好的傳統和精神保存和傳遞下去。

你教得好不好,學生眼神會告訴你

爐:您的專業是政治哲學,大多數人聽到這個名稱或許會不明所以、甚至望而卻步,您會怎麼解釋政治哲學的要旨?

周:簡而言之,政治哲學關心的是:我們應該怎樣好好生活在一起(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

人不是孤零零地生活,而是生下來便活在群體之中。既然活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彼此合作,另一方面卻需要面對各種衝突,因此需要一些規則和制度來協調我們的合作。我們需要處理一些基本的政治問題,例如:國家權力的基礎在哪裏?個體可以享有什麼權利?公平合理的經濟制度應該怎樣?政治對我們每個人都影響深遠,而政治是有好和壞、正義和非正義可言的。政治哲學問的是:什麼樣的政治生活才是好的?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才是公正的?

爐:作為教師,您會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對學生有什麼樣的期望?

周:我很在乎自己是一位教師。我甚至可以說,我這些年大部分時間,都是花在教學上。不論在臉書還是微博,我的自我介紹都是「教師」。作為教師,最基本的責任自然是傳授知識,為學生打開學術世界的那一道窗,讓他們見到窗外美好的哲學風景。我希望中大的同學,能夠對學問有好奇心,對社會有關懷,對大自然有熱愛。說到最後,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人格教育和公民教育,也是情感教育和美學教育。

作為教師,最基本的責任自然是傳授知識,為學生打開學術世界的那一道窗,讓他們見到窗外美好的哲學風景。

這些想法說易作難。我這些年一直在摸索在嘗試,然後愈見其難。現在每次踏進課室,我仍然戰戰兢兢,仍然擔心教得不好因而浪費了學生的時間和熱情。而你教得好不好,學生的眼神馬上會告訴你。

我必須承認,現在大學的教學環境,確實不理想,例如愈來愈多大班教學,師生關係疏離等。我自己一直在嘗試用不同方法,去打破那種被動、疏離、沉悶的教學狀態,例如看電影、小班研討、原典夜讀、露天上課、以至去郊外爬山等。

爐:是什麼促使着您堅持做這些事?是教師的責任嗎?還是說這是您理想的生活狀態?

周:我想兩樣都有吧。責任是一部分,畢竟你選擇了做教師,便得儘教師的責任。不過,在和學生的相處中,我確實得到許多快樂。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建基在知識和學問的交流,而不是為了利益和權力(雖然也是一份工作),因此相當純粹。每天上課,如果能夠和學生有好的互動,見到學生的眼睛發亮,在課上忘記時間的過去,我總覺得那是很美好的時刻(雖然別人很難理解這種喜悅)。

做老師的另一樣好處,是你每天會見到學生在成長、在轉變。學生的改變可以很快,例如學生跟我讀一個學期的書,看完數十篇文章,參與各種討論,從他們的論文和言談,你會見到明顯的轉變。人是會思想的動物,會思考就會有改變。做老師的,看着學生在一步一步成長,那種快樂是難以形容的。

做老師的,看着學生在一步一步成長,那種快樂是難以形容的。

中大同學能力都不錯,有理想的也不少。如果他們在大學接受比較好的教育,日後出去無論做什麼工作,我想對社會都會有貢獻。教師有點像園丁,你將種子播下去,只要有合適的土壤、水分和陽光,早晚會開花結果。這些工作,潤物細無聲,不見得其他人會見到或會欣賞,但你知道它的意義。

「非典型」的教學方法

爐:不同於傳統的教室授課形式,您的課堂充滿了創新和多樣性,比如在圓形廣場授課、帶同學去行山、原典夜讀等等。您設計這些內容的初衷是什麼呢?

周:好玩啊,你不覺得很好玩嗎?在課室上課有時是很悶的,比如連續上三小時的通識課,不少同學要麼不來,要麼在看電腦。所以,我要想辦法讓大家享受上課。同學去到草地就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因為他們會見到樹,聽到風,感受到陽光,還會聞到空氣中青草的氣息。這種親近大自然的快樂,在課室中無從體會。

同學試過這樣上課,對校園感受自會不同。你在一個地方生活,要有歸屬感,覺得像自己的家一樣,第一步就是要認識它欣賞它。現在是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杜鵑,不出去走走,不是很可惜嗎?試想想,如果你從來不曾在青草地上躺過,不曾用心欣賞過各種花草樹木,不曾留意到山城顏色如何跟隨季節變換,每天只是來來回回擠校巴、跑飯堂、應付各種功課考試,然後畢業離開,那怎麼可能對中大有歸屬感?

周保松:你不覺得很好玩嗎?在課室上課有時是很悶的。所以,我要想辦法讓大家享受上課。同學去到草地就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因為他們會見到樹,聽到風,感受到陽光,還會聞到空氣中青草的氣息。
周保松:你不覺得很好玩嗎?在課室上課有時是很悶的。所以,我要想辦法讓大家享受上課。同學去到草地就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因為他們會見到樹,聽到風,感受到陽光,還會聞到空氣中青草的氣息。攝:林振東/端傳媒

爐:無論在校內還是校外,您舉辦並主持很多文化活動,例如中大的思託邦講座、博群計劃、北角咖啡館文化沙龍等,是什麼促使着您去做這樣的事情?

周:這事說來話長。我不如用博群書節為例來說明一下。書節已經是第四次辦,是個頗為創新的嘗試。它有這麼幾個特色和意義。

第一是恢復舊書的生命。我們這次共募捐到兩萬多本校友贈書,破了之前的紀錄。我們將這些書放在一個很有氛圍的書房,讓同學來自由瀏覽和挑選,每位同學最多可免費領取八本。這些舊書本來已沒有人讀,現在去到同學手上,可以說重新「復活」了它們的生命。

第二是體現了一種人情味。那麼多校友願意將書捐出來,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現在的同學能夠因此受惠。試想,一本本師兄師姐曾經讀過、珍惜過的書,交託到一個個不相識的學弟學妹手上,裏面實在有一份不易言說的情意。書,成了將人聯結的橋。

第三是提升校園的學術文化氛圍。書節不是一般的文娛活動,而是以書為中介,把大家聚集起來閲讀。我們還舉辦各種講座,有文學和翻譯,有哲學和科學,還有歷史和政治。例如這次活動最後一場講座,題目是「歷史記憶之必要」,講者是梁文道。為什麼要討論這個題目?因為今年是八九30年,五四100年,我們希望藉此去重温和反思歷史。

過去八年,我們在中大辦了許多類似的文化活動,例如博群花節和電影節、思託邦思想講座系列等。這些活動對同學和校園帶來多少改變,不便由我評價。不過就我自己來說,這些嘗試還是令我對大學教育有了許多新體會。參與博群這麼多年,我確實付出許多時間心力,但我想是值得的。

至於北角Brew Note咖啡館的文化沙龍,則是這兩年我做的另一個文化實驗。活動形式很簡單,就是每個月邀請一位講者,在狹窄擁擠的小店,和大家做深入的思想對話。過去幾場講者,包括黃耀明、梁文道、吳靄儀等。來的聽眾很多,大家往往要站着聽三小時,但氛圍異常的好。我的心願很簡單,就是希望在香港市中心搭建一個沙龍,讓市民來過一種公共生活。

過去八年,我們在中大辦了許多類似的文化活動,例如博群花節和電影節、思託邦思想講座系列等。至於北角Brew Note咖啡館的文化沙龍,則是這兩年我做的另一個文化實驗。每個月邀請一位講者,在狹窄擁擠的小店,和大家做深入的思想對話。
過去八年,我們在中大辦了許多類似的文化活動,例如博群花節和電影節、思託邦思想講座系列等。至於北角Brew Note咖啡館的文化沙龍,則是這兩年我做的另一個文化實驗。每個月邀請一位講者,在狹窄擁擠的小店,和大家做深入的思想對話。攝影:蕭雲

見過光的人,不會願意重回黑暗

爐:您此前曾提到,香港學生處在更加自由開放的環境中,所以常常更習慣於批判性思考。那麼在內地觀點和表達權力受限的大環境下,個體應該如何培養自己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周:目前內地的大環境確實不理想,最麻煩是嚴重缺乏自由,而自由是教育的關鍵。我不在內地生活,很難給出太具體的建議。不過我用微博多年,就我觀察,內地有心於思想的年輕人,還是不少。他們在認真閲讀、認真思考,甚至希望能更積極地參與社會改革。見到這些朋友的努力,我對中國的未來便不是太悲觀。畢竟見過光的人,不會願意重回黑暗;經歷過自由的人,不會願意再入牢籠。

見過光的人,不會願意重回黑暗;經歷過自由的人,不會願意再入牢籠。

當然,我們都知道,問題的根本在制度,因此推動制度改革,仍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爐:那麼「不關心政治」這件事情本身是錯誤的嗎?

周:即使不是錯,也不是那麼理想吧。我們要知道,無論我們喜不喜歡,客觀而言,政治必然會影響我們每一個人。例如我們上網的自由、信仰的自由、選舉的自由、接觸新聞資訊的自由,都和制度有關。如果制度限制這些自由,我們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在一個正常的自由社會,關心和參與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大家早已習以為常。而在我們的社會,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因為政治成了禁忌。一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往往遇到各種麻煩,甚至要付出很大代價。

因此,我們不應抱怨今天的年輕人政治冷感以及將自己關在個人的小世界,因為問題的根源,是我們缺乏政治參與的基本條件──免於恐懼的自由。但這是否表示我們因此什麼都不應做?不是。正因為情況如此不理想,我們才有必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一起努力謀求改變。

問題的根源,是我們缺乏政治參與的基本條件──免於恐懼的自由。

為何重返微博?不捨與不忍

爐:除了這些面對面的交流,您還經常在臉書和微博上和網友進行線上討論交流,在您眼中這種交流有什麼意義?

周:相較於許多知識界同行,我確實算是一直堅持在社交媒體做公共討論。我知道,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許多朋友都已離開微博。而我一個用了七年的微博帳號,去年六月也因為一篇文章,在完全沒有預警下,遭徹底封號。我的微博有我無數知識心血,有我許多美好回憶,還有二十萬日夕相處的網友,可說是我生命的一部份。可在一切瞬間灰飛煙滅,我的名字從此在微博消失。權力的粗暴,莫此為甚。沒經歷過這種事情的人,大概很難明白我的心情。

我當時想,既然如此,我就徹底離開吧。但過了幾個月,我在香港某個場合和一些內地同學做交流,談民主的理念。分享完後,有位同學走過來和我說,周老師,你重回微博吧,大陸實在有太多年輕人渴望這樣的交流。她一邊說,一邊掉眼淚。我當時沒說什麼,但我駕車離開時,也忍不住掉下淚來。我其後遂重開微博,但名字由「周保松」變為「保松周」。

有位同學走過來和我說,周老師,你重回微博吧,大陸實在有太多年輕人渴望這樣的交流。她一邊說,一邊掉眼淚。

為什麼還要回來?難道還要承受多一次的屈辱和傷害嗎?我有時也問自己。我現在每天發微博,心裏都忍不住會想:這會不會是最後一條?明天起來,會不會再次消失?坦白說,我常有這樣的恐懼,因為我們都知道老大哥在時刻盯着你。

爐: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仍要如此執着?

周:說到底,是因為不捨和不忍。

不捨,是捨不得這些年來在微博上認識的許多素未謀面、但卻真誠相待的朋友。舉個例子來說,去年12月我在微博問了一個問題:「這一年來,大家讀過而又收穫最多的,是什麼書呢?只說一本。」到此刻為止,這條微博收到1913條回复,4376個轉發,184萬人閲讀。但最有意思的,還不是這些數字,而是每位網友的精彩分享。每個人讀的都不同,每個人都寫下自己的閲讀心得,然後其他人會回應,於是形成一個長長的書單。這是什麼呢?這就是中國讀書人的時代閲讀史啊。我很感激這些網友的信任,願意在我的園地做這麼認真的分享。我深知,在這樣的時代,這很不容易。

不忍,是因為我在微博認識許多國內年輕人,多少知道他們的求學處境實在有太多的不理想——思想學術的不自由,老師教學的不認真,社會種種不公平,整體大環境的壓抑,往往令他們感到彷徨挫折。面對這種處境,我也做不了什麼。但我選擇留在微博,多少是在為這些年輕人打氣。我在上面分享文章,介紹心目中的好書好電影好講座,並和大家做各種交流,就是希望盡一己綿薄之力,為大家提供多一些文化資源。

我選擇留在微博,多少是在為這些年輕人打氣。

我知道,我處在有利位置,最簡單如我可以自由上Youtube,而他們必須艱難翻牆。我也知道,我在微博發言,最大代價就是被「炸號」,而他們卻可能要被「喝茶」。儘管如此,我至少願意和他們在一起。我從來沒在微博說過這句話,但這確實是我的心願:時代很嚴寒,讓我們一起圍爐取暖,共同面對。

我願意花時間在微博,還有另外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是我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途徑和讀者交流。我的微博有個重要特色,就是我會發許多三四千字的長文章,大部分和政治哲學相關,我也會將我平時的教學筆記放上去,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對我來說,微博是個公共教育平台。

第二是我希望我的微博能夠實踐一種比較好的公共討論。許多人會說,微博不是一個討論的地方,因為許多不認識的人往往一言不合便吵起來,而且吵得很兇,常常伴隨人身攻擊。說實話,我也經歷過許多這樣的攻擊。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些年來,我沒有在微博罵過別人一句「五毛」和「腦殘」。

微博即使有千百樣不好,仍然是極少數的平台,讓我們嘗試過一種公共生活。

這不僅是個人修養問題,而是我們真的不太懂得如何做有效的公共討論:不懂得如何對事不對人和求同存異,不懂得如何好好將道理說清楚,不懂得寬容和尊重。這些都需要學習,而我們的教育從來不教。

好的公共討論為什麼那麼重要?因為如果我們不懂得討論,就很難在一個多元社會和平共處,很難通過良性對話去凝聚共識和累積道德資源,社會轉型也就很難出現。今天的中國,幾乎沒有公共生活可言。微博即使有千百樣不好,仍然是極少數的平台,讓我們嘗試過一種公共生活。

坦白說,雖然我也有沮喪的時候,卻很少陷入絕望無力的狀態。如果我覺得做什麼都沒用,我想許多事情我就不會做了。
坦白說,雖然我也有沮喪的時候,卻很少陷入絕望無力的狀態。如果我覺得做什麼都沒用,我想許多事情我就不會做了。攝影:蕭雲

世界充滿裂縫,有裂縫就有光

爐:所以您的良苦用心,還是試圖帶給大陸一些您所珍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

周:是的。我從來不隱瞞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我最大的心願,是希望香港和大陸有一天能夠實現自由民主。簡單點說,就是個人權利得到充份保障,公民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社會資源得到公平分配,從而讓每個人能過上自由自主的生活。

對我來說,對自由民主的渴求,植根於我們的生存處境,也植根於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希冀。我確實認為,這是中國未來的出路,值得我們為之努力。

端傳媒增補問題:您這些年來努力以中道和理性路徑參與公共生活,卻被當权者視為激進與異議,這種標籤對您的公共言說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您會採取什麼策略來應對?

周:對我自己的思想和言說並沒什麼影響,雖然難免會帶來一些不便和壓力。其實我這些年很少直接參與狹義的政治,主要還是從事教育和學術工作。對我來說,無論是教學、沙龍、讀書會、微博和臉書的發言,都和教育相關,只不過換種方式而已。當然,這裡的「教育」,是一種廣義的公民教育,甚至人的教育。

至於我的觀點是不是很激進,要看對方站在什麼角度。例如公民享有言論和思想自由,在我看來正常不過,對方卻偏偏要打壓你,認為你激進,那也沒辦法。又例如我主張中國要走自由民主的路,這是五四以來無數讀書人的觀點,更是世界潮流,這算得上什麼異議呢。

相較於大陸的同行,我的壓力其實輕許多,畢竟我人在香港,我的公共言說和公共參與至少不會對我的人身安全帶來直接影響。所以,我也談不上有什麼策略,就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盡量做我認為有價值的事。某些空間被封閉了,便嘗試去開拓另一個空間;某些事情不能做了,便嘗試去做另一些事。我一直比較在意的,是公共文化的建設,我覺得值得做以及可以做的事情還是有許多。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學習和摸索,並逐步累積經驗。

爐:那面對這樣的環境,您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很無力?

周:這個問題,我近年經常被人問。坦白說,雖然我也有沮喪的時候,卻很少陷入絕望無力的狀態。為什麼我比較積極?有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從我的經驗看,只要你踏踏實實將手上的事做好,就不會覺得徒勞無功。以我為例,你教好一堂課,學生的眼神就會告訴你,你的教學對他們是有用的;你寫出一篇好文章,成千上萬的讀者就會告訴你,你的思想對他們是有價值的;你組織一場沙龍,擠滿一室的聽眾就會告訴你,你的活動正在豐盛他們的生活。一如當下你們訪問我,我認真回答,我相信稍後讀者讀到此文,也會因此有所得。

只要你踏踏實實將手上的事做好,就不會覺得徒勞無功。

為什麼大家覺得無力?我想不外兩個原因。一是根本還沒開始嘗試,便已認定一切沒有意義。倘若是這樣,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坐言起行」。二是做了,但將目標定得太高,高到無論做了什麼都覺得無法達標,因此一切沒有意義。如果是這樣,解決方法是務實一點,不要過於好高騖遠,先將手上可以做的事做好。當然,這不表示你最後一定會成功,但立足於當下的實踐,即使多麼微小,也是在令世界變好一點。就算你改變不了別人,至少改變了自己──你變成一個行動者。這已是了不起的事啊。

第二,我們最好能從較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待今天的處境。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回看百年歷史,中國許多時候都在經歷戰亂或各種政治運動,無數人在苦難中過日子,或流離失所、或失去自由、或犧牲生命。相較於他們,我們很難說自己活在最壞的時代。是故,即使大環境很不理想,我們還遠沒有到絕望和放棄的地步。我不相信歷史決定論,我相信個體的努力有改變歷史的可能。如果我們對現狀不滿,但卻認為做什麼都沒有用,然後大家選擇做旁觀者,我們就不能抱怨命運為什麼待我們如此。

如果我們對現狀不滿,但卻認為做什麼都沒有用,然後大家選擇做旁觀者,我們就不能抱怨命運為什麼待我們如此。

我絕非盲目樂觀。我在自己的實踐中,在身邊許多朋友的實踐中,實實在在見到轉變的可能。有許多事情,你不做,它永遠不會發生。你做了,它就存在,就會影響人,就會令世界變得不一樣。世界充滿裂縫,有裂縫就有光,就有可能性。人生只能活一次,與其長蹉短歎,不如具體行動,從小處做起。

歷史眼光的另一層意思,是我們須清醒知道,人類歷史中的傳統、習俗、觀念、制度和各種偏見,都有很強的惰性。即使我們明知有些事情不合理不正義,保守的力量也會用盡各種方法維持現狀,甚至不惜用暴力將異議聲音硬生生壓下去。目睹巨大的不義在我們眼前發生,而我們無力阻止,是我們經常面對的至為殘忍之事。

所以,要在社會結構層面改變制度、移動觀念,往往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付出代價,甚至獻出生命。這些努力,是否必然徒勞?不是。沒有一代又一代自由主義者的努力,也許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明白自由民主為何對中國如此重要,並值得我們繼續努力。又例如美國著名民權領袖馬丁· 路德·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為南部黑人爭取投票權時,已經距離美國立國差不多二百年。也就是說,即使像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黑人也需經歷無數苦難和抗爭,才能爭取到憲法賦予他們的基本權利。

有了這種認識,我們對於當下的歷史低潮,也許便不會過於絕望。在歷史長河裏,我們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微薄;但對每個個體來說,他的道德選擇和道德實踐,對他以及他生活的世界,卻有着無比重要的意義。

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微小同時意識到自己的重要,並努力活出人的尊嚴,也許就是我們應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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