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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紀行(下):冷戰舊傷未愈,老歐洲的夢魘又回來了

「波蘭人不會說『我喜歡德國』,也不會說『我喜歡俄國』」。普京固然需要永遠警惕,西歐也不再值得信賴。一百年前「只能依靠自己」的執念又回來了。


1989年5月19日,波蘭華沙舉行的立法選舉的團結工會選舉活動。 攝:Georges Merill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5月19日,波蘭華沙舉行的立法選舉的團結工會選舉活動。 攝:Georges Merill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第一次見安東尼奧,是在華沙現代而氣派的中央車站。他黑髮,黑眼睛,留着絡腮鬍,缺少刻板印象中斯拉夫人的一切元素。而且,作為波蘭人的他,卻起了安東尼奧這個西班牙語名字。

「我有智利血統」,安東尼奧解釋。我們見面的中央車站,是他父親當年踏入波蘭的起始點。安東尼奧的父親原是智利左翼學生,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的阿連德政府,隨後大肆清洗左翼。安東尼奧的父親躲過清洗,流亡法國,但他的社會主義夢想仍舊未滅。「於是他聽信蘇聯宣傳,跑來波蘭建設社會主義。到了波蘭,他發現一切都是灰濛濛的、破破爛爛的。」父親的社會主義理想在波蘭糟糕的經濟狀況面前幻滅。他在波蘭定居,遇到了一位學習西班牙語的波蘭女生——安東尼奧的母親,兩人結婚後,女方被派駐到了波蘭駐智利使館工作。他父親則很多年沒法回到那裏。

蘇聯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變成了一場災難性的潰敗,而且是全球範圍內的潰敗。冷戰從波蘭開始,在波蘭結束,那已是陳年往事。三十年後,關於那段歷史,媒體畫面仍是華里沙的勝利手勢、教宗訪問波蘭、雅魯澤爾斯基將軍交出政權,彷彿自由民主的秩序獲得了一場三十年來不斷回放的勝利。

但波蘭人發現,三十年倏忽而去,冷戰的幽靈仍在,而此刻大門被叩響,進來的是卻另一位冰冷的故人。

冷戰的幽靈仍然徘徊

安東尼奧的父親抵達華沙時,波蘭正是1970年代鐵幕下的黃金時代。

蓋萊克(Edward Gierek)出身工人階級,講話直率,毫不做作,一副親近工人的形象。在他任內,波蘭政府興建遍布全國的工人學校,為勞動者提供文娛活動和文化服務。

蓋萊克(Edward Gierek)出身工人階級,講話直率,毫不做作,一副親近工人的形象。在他任內,波蘭政府興建遍布全國的工人學校,為勞動者提供文娛活動和文化服務。攝: STF/AFP/Getty Images

1970年,格但斯克的遊行暴動遭到鎮壓之後,新任統一工人黨總書記蓋萊克在黨的五屆八中全會上,對波蘭過去的政策做檢討批評。他同時宣布,要以新政策滿足人民的訴求,吸取物價上漲的教訓,「黨和國家政策的基本方針,應該是越來越好地滿足社會的需要。」

在新的口號下,波蘭高舉外債,展開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在蓋萊克的故鄉西里西亞,未來主義的飛碟形體育館「Spodec」橫空出世;在華沙,安東尼奧父親下車的中央車站也於那時落成——帶有清水混凝土風格的梁架簡明、敞亮、現代感十足。

蓋萊克出身工人階級,講話直率,毫不做作,一副親近工人的形象。在他任內,波蘭政府興建遍布全國的工人學校,為勞動者提供文娛活動和文化服務。為爭取教會支持,蓋萊克政府還在全國各地修築了不少新的天主教堂——多半是未來主義或現代主義的極簡風格,如今這些地方已是全球建築師讚歎不已的成就。

蓋萊克的十年裏,波蘭人自稱「共產主義營區裏最快樂的一個」。可幻覺最終破滅。外債堆疊,工業不平衡,加之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使得波蘭國內物價上漲,消費品不足和工資凍結等諸般問題在1970年代後期再度出現,並貫穿其後十年。匱乏帶來抗爭,格但斯克的1980年罷工,直接原因即是食品價格上漲。而抗爭的失敗又帶來憤怒——憤怒,因為無法自由表達對糟糕生活的憤怒。

在格但斯克的團結工會紀念館,陳列廳裏擺着一台空空如也的商店老貨櫃,解說詞指空蕩的貨櫃是那個年代的普遍現象。空貨櫃一旁,是一輛白色的老式轎車,那是教宗到訪波蘭的座駕。

在波蘭,鐵幕時代的匱乏和人民對自由的嚮往,最終成就了「反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成就了波蘭天主教會。波蘭人的慾望和憤怒,經過普世教會的中介,導向對自由民主制宗教一般的信仰。

鐵幕時代,這位出身波蘭的教宗三次到訪波蘭。1979年,在聖城兼煤礦城市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教宗在數十萬人面前演講,被掌聲打斷整整61次。他的語言純熟地融合波蘭民族主義(「在我們的祖國土地上犧牲了多少我們的軍人!」)、普世主義(「任何對人權的反對或不尊重,都是對和平的威脅!」)以及對團結工會的頌揚(「我每天都祈禱,為我們人們的工作祈禱,為我們偉大而特殊的『團結』傳統而祈禱!」)。鐵幕倒下前,整個西歐與教廷都在不斷對波蘭人傳遞着這樣一種信息:只要波蘭從蘇聯陣營擺脱出來,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就能獲得自由、富裕與尊嚴,成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

鐵幕時代,出身波蘭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三次到訪波蘭。整個西歐與教廷都在不斷對波蘭人傳遞着這樣一種信息:只要波蘭從蘇聯陣營擺脱出來,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就能獲得自由、富裕與尊嚴,成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

鐵幕時代,出身波蘭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三次到訪波蘭。整個西歐與教廷都在不斷對波蘭人傳遞着這樣一種信息:只要波蘭從蘇聯陣營擺脱出來,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就能獲得自由、富裕與尊嚴,成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攝:Chuck Fishman/Getty Images

「所有的宣傳都不停地說,我們要變成下一個德國,下一個法國,會變得富起來。」安東尼奧說。波蘭人希望鉅變能帶來美好的生活。然後,鉅變真的來了。美好的生活卻好像慢了好幾拍。

1991年,華里沙攜團結工會如日中天的聲望當選總統。在他任內,政府推行走向私有化的「休克療法」。休克療法本意是通過減少貿易管制、放鬆貨幣政策,並以美國和西歐的經濟援助作後盾,來快速實現私有化、自由化,最終提振經濟,實行之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動盪——人們的實際工資平均減少了30%,通脹高企。伯明翰大學的歷史學家盧克瓦斯基(Jerzy Lukowski )在《波蘭史》中提到,「體力勞動者,特別是那些在前國營農場工作的工人明顯感覺到實際收入和社會地位的下降,來自農民家庭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減少了……住房緊缺,公共衞生和教育服務經費不足」。

「西方、外國資本背叛了波蘭人。在那時,如果教師、農民、醫生想拿到更多工資和社會福利,就會被人說是失敗者,是懶惰。但其實那是大公司為自己謀利的說辭。」在安東尼奧的記憶中,波蘭人對轉型和自由民主的憧憬,使他們意識不到新模式帶來的陷阱。他記得智利出身的父親那時候憂心忡忡,覺得私有化一定會剝奪一批人的財富,造成貧富分化,而作為波蘭人的母親卻充滿憧憬。父母時有爭吵。

這段歷史在波蘭年輕一代印象中則很模糊,被後來的經濟發展蓋過。2004年,波蘭在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的總統任內加入歐盟。之後,到圖斯克擔任總理期間,波蘭經濟表現十分出色——波蘭擁有歐洲最高的經濟增長率,就連2008年全球危機中也未衰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8年的報告,波蘭人均購買力已達到歐盟平均水平的70%。要知道,2004年波蘭加入歐盟時,這個數字只有50%。報告還指出,波蘭的通貨膨脹率很低,負債率也低,總體來說「經濟非常健康」。

「你明顯可以看得到加入歐盟之後的變化!」在科學與文化宮,熱愛歐盟的年輕人米歇爾和阿尼亞喝着酒對我說。「以前在馬路上到處都是擺攤的,路也破破爛爛。歐盟給了波蘭很多基建援助。現在波蘭的馬路都是歐洲標準,還修了自行車道。你如果去農村,會看到各種地方都貼着牌子——『由歐盟捐建』。」在他們的印象中,歐盟帶來了全面的現代化生活,波蘭越來越像一個西歐國家。

加入歐盟前,波蘭在2003年舉行公民投票。當時不少人對加入歐盟心存疑慮。教宗通過波蘭媒體傳達講話,他提到,「加入歐盟並和其他國家享有平等的權益,是為我們和其他斯拉夫國家實現歷史正義。」的確,歐盟向東擴張,在那時被視為是自由民主制度改變舊世界、徹底消滅蘇聯陣營「專制遺產」的「正義」之舉。它也的確為波蘭人帶來了經濟上的好處。

只不過,很多人覺得自己沒能同樣享受到這個「歐洲理想」。

1991年,華里沙(Lech Wałęsa)攜團結工會如日中天的聲望當選波蘭總統。

1991年,華里沙(Lech Wałęsa)攜團結工會如日中天的聲望當選波蘭總統。攝:Wojtek Laski/Getty Images

華里沙大刀闊斧改革經濟的時代,團結工會和工人漸行漸遠:導致企業重組、工人失業與收入降低的私有化進程,顯然不是工人們想要的路線。團結工會分裂,許多人開始右轉。1990年代初,各地爆發大大小小的工人抗議。

卡欽斯基兄弟就是在那時和華里沙分道揚鑣,他們巡遊全國,揹着揚聲器找工人宣講。「工會是要代表工人,而不是代表政府。團結工會不應該站在僱主一邊。」

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的輿論場中,沒有人會認為問題出在資本主義,反而一切問題都被歸咎於共產主義時代的錯誤——打壓宗教、限制自由、毀滅傳統家庭、官僚主義。卡欽斯基兄弟主張清除體制內的統一工人黨官員與奸細,主張恢復波蘭傳統,華里沙政府也說着同樣的話。

卡欽斯基的確捕捉到了後冷戰時代波蘭的政治經濟脈搏——原先管理計劃經濟的官僚從束手束腳的經濟政策中解放出來,成為新的私有化浪潮下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者。匈牙利學者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形容這種模式為「無須資本家的資本主義」。

而卡欽斯基兄弟和他們的政黨,把民眾對這些人的怨氣轉化成了對「共產主義者」的憎恨。研究團結工會如何衰落的美國學者奧斯特(David Ost)指出,波蘭的反共語言極其強大,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受益者還是受害者,都對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深信不疑,各種經濟苦難造成的憤怒和抱怨,也就只能怪罪「波蘭的資本主義不夠完善,帶着太多共產因素」,從而不可能轉化為經濟議題和階級議題,人們愈對現狀有意見,冷戰式的反共語言就愈發強烈,但此時,它只能在波蘭內部尋找、甚至憑空創造對手。

從不掩飾右翼觀點的大鬍子託麥克深信法律與公正黨的說辭,他這樣解釋對1989年轉型的一切不滿:「所有權力,銀行,資本,在1989之後20年裏都在這些前共產黨官員的手上——當然他們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他們失去權力,只想着把國家賣給另外一邊,以免自己被送進監獄。」

就算在國民經濟逐漸好轉之後。波蘭人依舊有後進國家的苦衷:工作時間長,薪水遠低於西歐,吸引無數歐洲大企業前來淘金。這是經濟成功的秘訣,也是個人壓力的來源。歐洲的共同市場給了波蘭人外出淘金、利用工資和物價差價討生活的機會,也讓他們感受到了寄人籬下的鬱悶。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歐洲各地都「漂」着做外勞的波蘭人,不下百萬。人們在外打工——多是維修、家政一類,但也不乏精英群體,很多人賺了錢又回到波蘭生活。

「我同班同學三分之一都在海外。」在華沙一所公立醫院工作的塞巴斯蒂安說。「波蘭的醫療投入佔GDP比重是歐洲最低的。由於實行免費公立醫療,醫生收入低,工時還特別長。我的朋友在瑞典工作,平均每天只看三到五個病人。他回波蘭後發現,就算兼職工作,每天也要處理十五個病號。」

2015年的選舉中,法律與公正黨終於找到了「對症下藥」的良策。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向波蘭家庭兜售個人化的福利模式。

2015年的選舉中,法律與公正黨終於找到了「對症下藥」的良策。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向波蘭家庭兜售個人化的福利模式。攝:Adam Guz/Getty Images Poland/Getty Images

2015年的選舉中,法律與公正黨終於找到了「對症下藥」的良策。卡欽斯基指責圖斯克的公民綱領黨削減福利,無視人民需求。他的法律與公正黨向波蘭家庭兜售個人化的福利模式。2016年,他們推出著名的「500+」計劃——任何生育二胎或更多孩子的家庭,都會得到政府在孩子滿18歲前提供的補貼,每月500茲羅提(約合116歐元)。這一福利廣泛覆蓋,為法律與公正黨帶來高民望,也被反對者指責「花錢買選票」。

「法律與公正黨一邊喊着反共,一邊增加社會開支,因為他們知道人們其實還是需要這些。」安東尼奧說。「他們看到了1989年轉型之後的問題——殘酷的資本主義、混亂、不正義,而關鍵在於他們是第一個把這些問題說出來的政治團體。這些問題在過去30年沒有人提。這就是他們500+計劃的起源。」

有趣的是,在反共就是政治正確的波蘭,「共產主義」這個詞已經喪失了一切意義,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宣泄標靶,卻像幽靈一樣,仍舊困擾着人們對社會問題的想像。甚至,卡欽斯基也被反對者指責為共產主義。「卡欽斯基有一種布爾什維克的頭腦」,這話來自卡欽斯基的最大對手,公民綱領黨的唐納德·圖斯克。

「我們的對手說我們是左派,那讓他們說去吧。沒準我們是呢。」2010年時,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在一場選戰演說中說。

歷史變成了自我複製的表演。曾經是波蘭人夢想的自由民主歐洲,也伴隨着「反共」的口號變得模糊了。

老歐洲的夢魘歸來

「對於那些猶如為耶穌哭泣的耶路撒冷的脆弱婦女一樣為波蘭而痛苦的好心的歐洲民族,我們的民族只要用救世主的話對他們說,耶路撒冷的兒女們,你們不要為我而哭,還是為你們自己痛哭吧。」——密茨凱維奇,《先人祭》

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是波蘭家喻戶曉的19世紀民族主義作家。他幾近異端的民族主義呼號裏,融入了大量的猶太教因素。在他看來,波蘭人是歐洲民族中的流亡的「猶太人」,波蘭是歐洲的耶路撒冷。

密茨凱維奇式的民族信仰正在今天的波蘭復甦。而一切都源於克里米亞和敘利亞的兩場戰爭。

波蘭近當代歷史大事記。

波蘭近當代歷史大事記。圖表:端傳媒設計部

2014年,波蘭的鄰國烏克蘭爆發革命,俄羅斯介入。烏克蘭東部俄羅斯人主導地區和西部烏克蘭人主導地區劍拔弩張。普京順勢推動克里米亞半島公投,結果克里米亞宣布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

這場危機極大地震撼了波蘭人。烏克蘭這個鄰國陷入內戰,讓波蘭人憂心忡忡,總覺得下一個就要輪到自己。更令他們生氣的是,歐盟在克里米亞危機中行動遲緩,舉棋不定。

「你看看普京對烏克蘭做了什麼!」託麥克對我說。「他吞掉了半個烏克蘭!歐洲沒有國家敢說不!一個都沒有!烏克蘭本來有很多武器,蘇聯留下的武器,但是他們把武器給回了俄羅斯,因為歐洲人和美國人承諾說烏克蘭的邊界不會有危險。結果呢?結果是普京把烏克蘭切成了兩半!」託麥克的語言絕非右翼支持者的專利。憎惡卡欽斯基的米歇爾和阿尼亞也同樣恐俄:「普京太可怕了,我特別怕普京,我覺得他早晚要入侵我們」。

波蘭人對俄羅斯的警惕、恐懼和不信任深入骨髓。面對東方強國時,波蘭遭遇過一連串的集體創傷。1939年9月,納粹德國閃擊波蘭,斯大林則從東線發動進攻,勢如破竹。蘇德兩軍消滅波蘭軍隊後,在斯大林和內務部門的批准下,將數萬名波蘭軍官、公務員和知識分子帶到今天俄羅斯境內斯摩稜斯克的卡廷森林,將他們集體槍決,屍體推進挖好的大坑,就地掩埋。

「蘇聯屠殺了我們的精英!」託麥克說。而在整個冷戰時代,蘇聯都極力隱瞞這些事實,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才將檔案公之於眾。

如果說卡廷形成了波蘭人對俄記憶的傷疤,那麼兩次和卡廷有關的墜機則確保了傷口不斷流血。1943年,德國入侵蘇聯時發現了卡廷森林中的屍骸,公之於眾。波蘭流亡政府總理西科爾斯基(Władysław Eugeniusz Sikorski)質問史太林卡廷事件真相。然而史太林態度極差,他通過盟軍向波蘭流亡政府施壓,力圖遮掩此事。破朔迷離的是,不屈不撓的西科爾斯基不久就因飛機失事死於地中海,給右翼民族主義者留下了一連串的陰謀論。

雙胞胎哥哥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暗示弟弟的死是巨大的陰謀。「俄羅斯人謀殺了我們的總統」。

雙胞胎哥哥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暗示弟弟的死是巨大的陰謀。「俄羅斯人謀殺了我們的總統」。攝: Adam Guz/Getty Images Poland/Getty Images

卡廷事件的傷疤太難癒合。2010年,俄羅斯在斯摩稜斯克舉辦紀念活動,邀請時任波蘭總統、雙胞胎弟弟萊赫·卡欽斯基參加。萊赫·卡欽斯基率領一眾高官搭乘總統專機赴約。初春時節,東歐大霧瀰漫。專機在地面引導不足,能見度低且強行降落的情況下,擦撞到樹梢,墜毀在機場不遠處。一機高官連同總統夫婦在內,無人生還。

傷疤重新揭開。儘管調查結果並不支持,但哥哥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暗示弟弟的死是巨大的陰謀。

「俄羅斯人謀殺了我們的總統」,託麥克提起這事就生氣:「現在都十年了,俄羅斯還是不願意給回我們飛機殘骸,想想看,如果不是怕我們發現有爆炸的痕跡,為什麼要這麼做?」

不過,回到2010年,弟弟的墜亡沒有變成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的政治資本。其後的總統大選中勝出的是圖斯克的公民綱領黨——波蘭人繼續擁抱歐盟。

卡廷的記憶和死亡,直到克里米亞和敘利亞的戰火,才真正轉化為了法律與公正黨和卡欽斯基的政治資本。

在克里米亞和敘利亞的戰事中,俄羅斯深度介入,讓歐洲和美國的地緣政治想像折戟城下。本來,烏克蘭是冷戰結束後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最後一環,「自由民主」的秩序將推到俄羅斯門前;而敘利亞則本將是阿拉伯之春的最後獵物——阿薩德政府會下台,自由與民主的秩序會取而代之。但現實的結果卻是——不僅美國和歐洲缺少實現他們目的的決心,兩場危機還都因為大國博弈的因素陷入長期困局。更不用說敘利亞的亂局中誕生了「伊斯蘭國」,變成一場全球危機。

「敘利亞戰爭是普京搞出來的。」託麥克的陰謀論此時並非完全聳人聽聞。「他的做法是把難民推去非洲然後推來歐洲,他想讓歐洲更脆弱,因為只要德國和法國更脆弱了,歐洲更脆弱了,俄國在東歐的力量就會更大,歐洲就會更臣服於俄羅斯的能源供應。普京是一個戰略大師。」

託麥克和很多波蘭人一樣不願意相信歐洲。他覺得德國人只想利用歐盟來做自己的生意。「德國會早上跟你說愛你,到了晚上他們就寫信給普京,說讓我們來修建北方輸油管吧!這是一條繞過波蘭和烏克蘭的管道,直接繞過了波蘭港口,所有油船隻用去漢堡就可以接上俄羅斯的天然氣。這是德國和俄國單方面的合同。波蘭周圍的國家都不喜歡這個計劃——普京剛剛分割了烏克蘭,你卻跟他們做生意。對德國人來說,這些都是生意。」

歐洲人的自由價值在託麥克眼裏變成了把人變得脆弱的源頭。「我小時候,巴爾幹發生戰爭,那時候歐洲部隊去維和,有一堆荷蘭軍隊,他們在一個城市,有一座小橋,對方是穆斯林或者塞爾維亞軍隊——我不記得了,反正這邊是荷蘭軍隊,他們很多人。結果呢?他們一槍不放就放棄了。如果你有一座橋,你就算是隻有十個人都守得住啊。但是他們一下子就放棄了。歐洲人沒種了。」他覺得一旦波蘭遇到威脅,歐盟也不會幫任何忙,與其這樣,還不如拋棄歐盟「自力更生」。

從克瓦希涅夫斯基做總統到圖斯克做總理,有十餘年的時間。這十多年中波蘭加入了北約、歐盟,經濟開始騰飛。但每當問人對克瓦希涅夫斯基印象如何,人們只記得這位連任兩屆的總統愛喝伏特加,酗酒,但對他的施政則幾乎「失憶」。我也聽到人說克氏是時至今日最稱職的一位總統,任內一切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儘管那些年也不乏政治鬥爭和陰謀衝突,但人們對未來充滿「正常」的樂觀。畢竟,1995年到2005年,整個世界都還處在總體的「安定祥和」裏。

今天已經不同,烏克蘭和敘利亞戰火紛飛,地緣政治變化帶來的壓力最先傳到的,就是華沙的大街小巷。而保持自由夢想的歐洲領導人們仍然在數百上千公里開外,對波蘭人的焦慮,他們顯然缺少令波蘭人覺得安心的反應——儘管這些領導人中也有波蘭人。

2016年2月26日,波蘭華沙,乘客沿著繁忙的高速公路走到公交車站。

2016年2月26日,波蘭華沙,乘客沿著繁忙的高速公路走到公交車站。 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西歐的「自由世界」對東歐的想像,彷彿回到了百年前的一戰之後。在那個歷史轉折點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與國際聯盟的美好設想,但他無力應對這些民族間的仇恨和衝突。那時的波蘭人領導人,畢蘇斯基將軍,是一個鐵腕威權的人物,他鎮壓反對者,讓波蘭大國間維持平衡。

獨立,依靠自己,這是波蘭人的執念。

如果只是看法律與公正黨增加福利,排斥移民,強調保守價值的諸般政策,那麼波蘭人對政治的擔憂,其實同法國人擔心勒龐,德國人擔心另類選擇黨(AfD)沒有什麼不同。然而西歐眼中那個走向保守、走向天主教的波蘭,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

西歐人忽略的是波蘭民族主義中那密茨凱維奇式的氣質。這種氣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直蟄伏着。如今它重新醒來,復甦、回潮、登上舞台。

「波蘭人不會說『我喜歡德國』,也不會說『我喜歡俄國』」,我們在華沙耶路撒冷大街上的一家中餐館,電視裏正播放《新聞聯播》,安東尼奧吃着碗裏的蒜泥白肉。他對歐洲的自由理想有認同,但卻無比悲觀。「波蘭人不會這麼說話。波蘭人很難信任任何人。」

三十年前的那種瀰漫在空氣中的勝利情緒,在波蘭結束了。歷史彷彿回到了一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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