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無國籍社群「海巴瑤族」的海上牧歌:「乘船可及,才是我們的國界」

對這些仍以船屋為家、以大海為生計的「海上的吉普賽人」而言,眼前的這片大海,說是自由,也是禁錮。


2018年9月一個悶熱卻有少許涼風的午後,長髮及肩的翁古坐在仙本那東北海岸邊一艘船屋的甲板上,已經不記得自己在此生活了多少年。 攝影:周慧儀
2018年9月一個悶熱卻有少許涼風的午後,長髮及肩的翁古坐在仙本那東北海岸邊一艘船屋的甲板上,已經不記得自己在此生活了多少年。 攝影:周慧儀

這是馬來西亞沙巴州(Sabah)東邊的一個沿海小鎮,叫做仙本那(Semporna)。2018年9月一個悶熱卻有少許涼風的午後,長髮及肩的 Si Unggun(以下音譯為翁古)坐在仙本那東北海岸邊一艘船屋的甲板上,已經不記得自己在此生活了多少年。事實上,他對自己的年紀都沒什麼概念。翁古有四個兒子,兒子們又娶了媳婦、生下孫輩——但這一家人,都對年齡很不在意。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沒有身份證來提醒生日。翁古一家,都是無國籍人士,沒有任何形式的身份證件。

無國籍人士指的是不被任何一國的法律認為是其國民的人,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這意味着這個人不受國家保護,也不享有任何國民應有的基本權利。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全球目前約有1000萬名無國籍人士。在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當代社會,無國籍的狀態,侵蝕着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影響到這個人的各個方面——他們可能無法上學、無法合法就業、難以出國、難以入院看病,甚至在遭受不合理對待時,也難以尋求公道。

1970年代,菲律賓南部經歷內戰,大量菲律賓難民湧入馬來西亞的沙巴州,翁古便是其中的一員。他記得自己還是孩童時,便只身從菲律賓南部逃來仙本那,從此在這附近的海域落「海」生根。如果翁古落腳在馬來西亞其他地方,或者他的人生境遇會大不相同,但在仙本那,他找到了自己的族人:被稱作「海上游牧民族」的海巴瑤族(馬來語稱「Bajau Laut」)。如今,翁古操一口流利的海巴瑤族語,卻不會說當地的國語——馬來語。

海巴瑤族屬於東南亞海域的南島民族薩馬-巴瑤族(Sama-Bajau)。薩馬-巴瑤族約有15個分支,海巴瑤族便是其中一支。薩馬-巴瑤族一族素有「海上游牧民族」之稱,早在15世紀,就已在蘇祿海域上捕魚生活,穿梭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印尼的國界之間,以海為家——沒有國界。隨著時代演變,如今的薩馬-巴瑤族,散落在菲律賓、汶萊、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其不同的分支在生活上也有了變化,不都是只留在海上生活的遊牧「吉普賽人」。

以仙本那為例,海巴瑤族人和當地人在此交融生活。而多年來下,這裡的海巴瑤族,在生活習慣上也出現變化——有些依然沿襲傳統,有些已融入當地生活。舉例說,外界對於海巴瑤族的印象常是他们擁有高超的自由潛水技巧和利用漁槍捕魚,但並非所有的海巴瑤族人都是如此,大多來自菲律賓蘇祿群島錫亞西島(Pulau Siasi)的海巴瑤族方有此習慣,他們如今大多居住在海上高腳屋;來自菲律賓西當凱島(Pulau Sitangkai)的海巴瑤族,雖然從小生活在船屋,但在逃難來到仙本那後,已在岸上和當地人一起定居。而那些依然留在船屋上生活的,僅剩下源自菲律賓塔威塔威省(Tawi-Tawi)的海巴瑤族,譬如翁古一家。

圖:端傳媒設計部

不着地的海上生活

每日,當天未破曉,翁古的四個兒子已從船屋跳上另一艘小船,以出海捕魚開啟新的一天。

這一捕,經常要五至六個小時。他們以釣魚為主,往往需要待上更長的時間。有時,當烈日當空或漁獲不足,他們便會回到船屋稍息,下午再一次出海。兒子們努力找生計之時,待在船屋裏媳婦們也不會閒着,還有孫子們需要安撫和照顧。一待夜幕低垂,就是他們的就寢時間。

翁古黝黑的皮膚、青筋凸顯的前臂、指甲裏的污垢,透露着長年累月在烈日下捕魚的勞動痕跡。據翁古描述,在岸上,他會將漁獲賣給一名華裔商人,一天的收入在30至50馬幣之間(約港幣50至90、新台幣200至370)。日積月累,翁古的勞動最終得以2萬馬幣(約港幣3萬8千、新台幣14萬9千元),購得一艘容得下十口人的船屋。

船屋不僅是船、還是屋,是海巴瑤族捕魚維生和生活的地方。圖為奧馬島附近的其中一艘船屋家庭,據他們描述,這艘船住了7個家庭成員。

船屋不僅是船、還是屋,是海巴瑤族捕魚維生和生活的地方。圖為奧馬島附近的其中一艘船屋家庭,據他們描述,這艘船住了7個家庭成員。攝影:周慧儀

於翁古而言,船屋不僅是船、還是屋,是海巴瑤族捕魚維生和生活的地方。船屋的生活也最為他所適應和喜歡。「待在船屋上可以自由移動,容易找生計。若在陸地上的家,就會被困在同一個地方。」

相比起在這片海域上的大多數海巴瑤族,翁古的生活狀況已算寬裕。他擁有捕魚專用的小船,而不必像其他海巴瑤族人,常是一家人乘著船屋一起出海捕魚。在他的船屋裏,亦不缺日用品如汽油、淨水、瓦斯等,還有用布料勾掛並捆綁在船梁上所製成的嬰兒搖籃,小巧温馨。不過,這艘萬事俱備的船屋裏沒有任何電力設施,也不存在一般家庭必備的電子產品如電視機、手機、時鐘等。

於他們而言,生活已濃縮成最基本的需求,他們彷彿也不需要這一切。

「這一桶汽油可以用多久?」

「一趟來回仙本那。」

「從這到仙本那需要多少分鐘?」

「我不知道什麼是分鐘。」

今年是「2019」年,對翁古來說並不存在。他判斷時間的方式以觀察太陽的升落為準。與此同時, 海洋以外的世界、發展也被隔絕開來,翁古對於他所身處的馬來西亞是陌生的。

「你知道馬來西亞換政府了嗎?或首相現在是誰?」

「不知道。」他有些靦腆地笑了。

事實上,這個翁古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國家,也沒有接納他的意願。若被警方發現,翁古一家可能就會被遣返回菲律賓。

受限的海洋

為了保護因各種原因成為無國籍人士的社群,一些國家簽署了包括《減少無國籍狀態公約》和《關於無國籍人地位的公約》在內的一些公約。不過,馬來西亞不是這兩份公約的簽署國。根據馬來西亞的《1959/1963年移民法》,尋求庇護者、難民、非正規移民、無證件者、無國籍者的身份只有一個,即「非法移民」。若被警方發現,不具任何身份證明的海巴瑤族人並沒有為自己辯駁的權利——事實上,連馬來語都不會說的海巴瑤族人,大多時候,都是被噤聲的一群人。

瑞典人類學家埃裏克( Erik Abrahamsson)花了7年的時間蹲點,深入了解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三國的海巴瑤族,說得一口流利的海巴瑤族語。埃里克說:「我曾看過警方在仙本那執行行動。當時,不僅是海巴瑤族,包括許多沒有身份證的人都四處竄逃,更有人跳進海里以逃避追捕。」

在捉與不捉的灰色地帶間,有時也需要一點運氣。「這取決於警察啦。」一名居住在岸上且擁有公民資格的當地人說。有些「嚴厲」的警察會當場逮捕,有些「好心」的警察會通融,但有些警察則需要一些「技巧」。說到這,他挑了挑眉,比出錢的手勢。

在陸地上,海巴瑤族因為缺乏身分證被驅逐;回到海上,他們則因為跨越國界而被驅逐。

海巴瑤族需要到位於仙本那岸上的市集購買日常用品如汽油、淨水等。

海巴瑤族需要到位於仙本那岸上的市集購買日常用品如汽油、淨水等。攝影:周慧儀

蘇祿海域原本並不存在「國界」,直到殖民勢力的入侵。1885年,英國、西班牙和德國簽訂《馬德里議定書》(Madrid Protocol of 1885),奠定了這片海上大部分的邊界。但是,殖民者在劃下界線之際,忽視了當地民族和社群的分布。於是,曾經來去自由、流動性高的海巴瑤族行動從此受限。

此外,仙本那近年來發生綁架案件以及因此實施的海上宵禁,也讓情況有所惡化。

2000年以來,仙本那屢屢發生遊客遭菲南武裝分子綁架事件,也曾發生旅客遭斬首之事,引起恐慌。2013年,沙巴州遭來自菲律賓蘇祿武裝分子乘船入侵,馬來西亞政府因此成立沙巴東部特別保安指揮區,加強海上安全以及實施宵禁。宵禁從傍晚開始至隔日凌晨結束,視情況決定或延長天數(十幾天不等),範圍涵蓋六至七個縣區的海域,期間嚴禁任何人擅闖。

宵禁實施期間,海巴瑤族的生計也因此受影響。一份研究海巴瑤族生計和糧食安全的報告提到,一些非法海巴瑤族因宵禁而改至印尼的東加里曼或南加里曼丹捕魚——可當他們若在印尼被發現,就會被印尼政府遣返回沙巴。

用馬來西亞沙巴大學高級講師馬歇爾(Sanen Marshall)的話說,「在海巴瑤族人的觀念裏,所謂的『國界』就是他們乘船捕魚可及的最遠距離。」於海巴瑤族人而言,他們的祖先曾在這片海域上追隨魚群,自由穿梭。文化上,他們也視這片海域為一體。然而,從前追隨魚群的「跨國界」舉動在如今已是非法行為,無邊無際的海洋已有了不可跨越的界線。

圖:端傳媒設計部

在岸上會頭暈

隨着各國加強邊境管控、移動受限,加上魚只逐年減少等因素,海巴瑤族的未來可能只會越發艱辛。儘管如此,上岸依舊不會是翁古的首選。

「他們看不起我們,他們覺得我們很髒。」翁古說出一件似乎習以為常的事。

翁古口中的「他們」意指岸上擁有公民身份的、包括海巴瑤族人在內的「當地人」。「他們」對翁古所屬的這一支海巴瑤族並不友善,認為住在船屋里的海巴瑤族一生都在海洋生活,吃、喝、拉、撒都在海洋解決,是「不文明」的一群。明顯感受到不友善的海巴瑤族也不會在岸上久待,因為長年在海上的生活讓他們上岸太久便會感到頭暈不適。

「我害怕走在仙本那,我沒有『Surat Lepa-Lepa』。」翁古無奈地說。不止翁古,他的家人都沒有這份證件。這也是為什麼他認為除了必要的交易和需要添購日常用品之外,上岸是一件能免則免的事。

馬來語的「Surat Lepa-Lepa」,大意為「船信」。據长期研究海巴瑤族蔡億佳的研究,這是一張由仙本那區域的指揮官授權,稱之為「Surat Lepa-Lepa」,該證件只允許海巴瑤族在仙本那區域內活動。不過,有些海巴瑤族也不曾聽過這個證件。

馬來西亞並沒有官方數據顯示海巴瑤族在沙巴的確切人數。2018年7月,沙巴的一個非政府組織聯盟(Gannos)估算,沙巴境內估計約有6萬名無國籍人士。據人類學家埃里克的粗估,生活在沙巴的海巴瑤族預計約有8千至1萬人,但無從得知當中誰有身份證明,誰沒有。

岸上一名獲得公民權的海巴瑤族將自己的身分證框在牆上。然而,他的家人都是無國籍人士。

岸上一名獲得公民權的海巴瑤族將自己的身分證框在牆上。然而,他的家人都是無國籍人士。攝影:周慧儀

海巴瑤族人能否獲得身份證件,被不同的政治現實左右着。

1970年代,面對逃難到沙巴的大量難民,不同級別的單位參與著難民證、通行證等的發放,如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發放稱之為IMM13的社交訪問準證、州政府發放臨時身份證,以及聯合國難民署發放難民證等等。一個家庭可能同時擁有不同期限和類型的身分證件,極為複雜,很多家庭又會因為無法更新某些證件,而步入無國籍的惡性循環裏。

1980到1990年代,時任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則實施了一項「身份證計劃」(Project IC):這項計劃被指控「有系統地」將身分證派給數以萬計從菲律賓和印尼前來馬來西亞的非法移民。其中,通過讓來自菲律賓南部的非法移民成為合格選民,這個計劃增加了當地的穆斯林選票,也改變了沙巴當時以非穆斯林為多數的人口結構。然而,當時派出的127,949張身份證後來被鑑定「存有問題」,其中高達9萬張被註銷,當中有些甚至是偽造的臨時身分證。

在各個相關單位過往種種的決策之下,有些人成了公民,有些人成了非法移民,有些人成了無證件者,而有些人則成為無國籍人士,為沙巴埋下至今難解的無國籍問題。

對於生活在船屋上的翁古而言,一紙證明,區分開的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公民」的海巴瑤族人,已定居於岸上形成小村落,不再向往海上生活;而仍過着遊牧、半遊牧方式生活,且居住在海上高腳屋、船屋的海巴瑤族,如翁古,大部分則是「無國籍人士」。

正是因為缺乏一紙證明,翁古上岸後要承受的風險要比在海上來得更大。除了捕魚,不識字且不會說馬來語的他,難以從事其他工作,可能僅能以更多的勞力換取微薄的收入。而在岸上,願意聘請「非法移民」的僱主,也只是因為比起其他人,海巴瑤族更「便宜」。

「如果找生計變得困難,你會去哪裏?」

「我會到其它海域去。」翁古一邊說,一邊用手指向海的另一端。他接着說,「如果在那裏也很困難,我就會繼續移動。」

世世代代的「無國籍」

若將時間軸拉長來看,「教育」或許是讓翁古的下一代、海巴瑤族的下一代有能力應對變化、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徑。

在仙本那附近的奧瑪達島上(Pulao Omadal),有一家創立自2015年,專門為海巴瑤族提供免費教育的學校 Iskul Sama Dilaut Omadal(簡稱Iskul,「Iskul」在巴瑤族語為「學校」之意)。

據校長羅茲亞(Roziah)粗略估計,奧瑪達島上約有500人,包括居住在海上高腳屋以及附近約六、七艘船屋的海巴瑤族。Iskul目前接收了島上35名7至12歲的無國籍海巴瑤族小孩。其中,34名學生均來自生活在海上高腳屋,僅有一名是來自船屋家庭。島上的海上高腳屋和船屋裏,住的都是無國籍的海巴瑤族。但住在海上高腳屋的海巴瑤族,相比還住在船屋上的族人們,對教育的態度已經比較開放。

已定居岸上的海巴瑤族小孩在嬉鬧玩耍。

已定居岸上的海巴瑤族小孩在嬉鬧玩耍。攝影:周慧儀

像翁古這樣的傳統船屋家庭,並不願意讓孩子們到岸上接受教育。翁古雖不否認教育的意義,卻也直接地說:「我們不要去學校,我們不習慣學校。我們是海巴瑤族,習慣大海的生活。」

遊牧的生活方式,也無法適應學校的規律。羅茲亞說:「住在船屋上的海巴瑤族父母可能不定時會帶他到其他島嶼(捕魚)。如果父母要去其他地方找生計,我不能阻止他們。」學校裏唯一一名來自船屋家庭的學生,一個月僅到校上課一次或兩次,就算多次勸告也無濟於事。

保證出勤還是其次,最深刻的「裂痕」,也許是給海巴瑤族的孩子教導關於馬來西亞的一切。「他們學習馬來西亞的國語、國旗、州屬和節日,好像自己就是當地公民一樣,但他們並不是。」對此,羅茲亞心知肚明。

不過,校長希望基礎教育會是一個準備過程:一個讓海巴瑤族「準備」在未來成為馬來西亞公民時不可缺少的過程。或着,至少讓他們能與岸上接軌,能以流利的國語馬來文與當地人溝通,而不再是噤聲的那一群。

因此,Iskul長遠的計劃便是希望為海巴瑤族培養一名領袖——這位領袖能透過與政府和外界對話,為自己的社群發聲。「我們希望讓他們知道,他們受政府、當地社群重視。政府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不能看輕自己。」羅茲亞說。

海巴瑤族若要爭取權益,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得以成為馬來西亞公民,或至少能擁有一張身份證明。這份證明對他們至關重要,就像一對海巴瑤族父母對羅茲亞表達的困惑——「如果孩子已經會讀寫,但上岸工作依然會被抓,那我們受教育有什麼用呢?」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明文規定:任何在馬來西亞出生,且在出生時並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將依法成為馬來西亞公民。那麼,在馬來西亞出生的年輕一代海巴瑤族是否受惠於這條法律?

對此,研究海巴瑤族人的馬歇爾說:「生活在船屋裏的海巴瑤族,被無意地排除於早期政府和官僚部門處理身份證件的程序上。而且,二戰前後,海巴瑤族就已在沙巴和菲律賓之間往來。假設說一個家庭有12個小孩,前6個小孩在菲律賓出生,第七、八個小孩在沙巴出生,接下來的小孩又在菲律賓或馬來西亞誕生。那麼,這個家庭究竟是馬來西亞公民,還是菲律賓公民?」

法令之外,在辦理戶籍申請時,馬來西亞對相關文件也有嚴厲要求,例如父母的結婚證明和孩子的出生證明。傳統的海巴瑤族並沒有結婚證明,即便有,也可能不受當局承認。再者,若要辦理出生證明,孩子必須擁有醫院開出的證明,或是擁有家庭接生人員開出的認證,才能進行登記。

暫且不論交通上所需的花費和時間,一個被視為「非法移民」的海巴瑤族是否願意冒著被驅逐的危險,上岸到仙本那唯一的醫院生產?即便知道出生證明極為重要,他們也無力承擔高昂的生產費用。而如翁古,他並不具有登記出生證明的概念,也對辦理流程和手續一無所知。於是,父母的「無國籍狀態」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斷複製到下一代身上,在海巴瑤族裏代代循環。

盤根錯節的無國籍議題僅靠馬來西亞難以解決,還須透過與菲律賓和印尼政府的合作。三國有責任就海巴瑤族的文化多元性、複雜性以及流動性進行考量與研究,並且共同研擬安置他們的方案,方能根本解決無國籍問題。因為除了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個體擁有賦予公民權的權力,這最終僅能回歸到國家身上。

無國籍的身份已讓海巴瑤族被排除在國家的保護和基本權益之外;而語言的隔閡、偏遠的地理位置、遊牧的生活方式,更進一步將他們剔除在外界的視線之外。那他們終將屬於何方呢?

像翁古這樣的傳統船屋家庭,並不願意讓孩子們到岸上接受教育。

像翁古這樣的傳統船屋家庭,並不願意讓孩子們到岸上接受教育。攝影:周慧儀

尾聲

坐在漂浮的甲板上,淡綠色的海波被照耀得一閃一閃,海風不時輕拂過翁古的臉龐,將他烏黑的髮絲輕輕吹起。

「如果菲律賓政府給你身份證,你會回去那邊嗎?還是待在這?」

「我會待在這裏,這裏很和平。」仙本那擁有「和平」之意。在無數從菲律賓逃亡而來的海巴瑤族眼裏,這確實是一片沒有戰爭的淨土。

即便仍有被驅逐的風險,翁古依然覺得馬來西亞比菲律賓安全,有無身份證似乎還是其次。國家、國籍、身份證,這一切當代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對翁古而言卻可有可無。

「那你認為你是菲律賓人、印尼人還是馬來西亞人?」

「薩瑪,薩瑪的原住民。」薩馬-巴瑤族中的薩馬(Sama)一詞,意為「相同」、「共同」。

那一刻,翁古燦爛堅定的笑容透露了他身為這個民族的驕傲和認同感。或許,在翁古心裏,他的身份很明確,只是,他心有所屬的「國家」不被現代國家認可,而是眼前這片無邊無際的海洋。

(感謝唐南發對本文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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