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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猛:為衝刺做好準備的天才,卻被中途驅離賽場——悼曉輝

我們的時代並沒有為容納這樣一個人做好準備。這裏,我們哀悼他,不僅有私人的情感,也是為這樣一種沒有實現的可能性而扼腕。


從曉輝的遭際可以看出——他那麼天才,又那麼自律、有毅力,內在地已經為未來的衝刺做好了準備,卻被中途驅離了賽場——我們的時代並沒有為容納這樣一個人做好準備。圖為北京大學。 網上圖片
從曉輝的遭際可以看出——他那麼天才,又那麼自律、有毅力,內在地已經為未來的衝刺做好了準備,卻被中途驅離了賽場——我們的時代並沒有為容納這樣一個人做好準備。圖為北京大學。 網上圖片

【編者按】本文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張曉輝病逝後的友人悼文。張曉輝的名字如今已少為人知,但他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就成為政治受難者,1986年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三年。出獄後,張曉輝從事書店經營和出版行業,致力於經典作品的譯介工作,但政治戕害給人生留下傷痕,也是中國大陸一代青年人壯志未酬的縮影。2019年1月22日,張曉輝因中風辭世,引發大陸知識界的深切緬懷。

從前只是讀別人的悼亡文章,不曾想自己動筆寫悼亡文章的那一天也來臨了。2019年1月22日,我的摯友張曉輝,北大歷史系1984級的肄業生,一位來不及因為他的才華、卻因為1986年一次「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審判而在北大校史上留名的人物,匆匆離開了人世。

自從1990年代後期在萬聖書園認識曉輝(當時他剛剛受聘為書店的學術總監),之後二十年我們一直斷斷續續地保持着往來。我們曾有無數次的聊天,雖然都是沒有明確主題的日常閒聊,但這種「閒聊」也從來都是嚴肅的,我們談出版、談讀書,聽他談音樂、電影,卻很少談及日常生活,更不會引入股市、房價這些話題。在他高貴充實的心裏,沒有這些瑣事的容身之地,那種不勞而獲的歡喜、廉價淺薄的快樂,更是不會落在他的心上。

我這裏寫下的,只是二十年來與他日常交往的點滴記憶。從他昔日同學回憶的諸多細節裏,我知道這顆彗星的光芒曾有多麼閃亮,雖然他同學中不乏才華橫溢之士,他卻是其中真正的天才。

而當我認識他的時候,這顆彗星已經離開了可以映襯它光亮的天空,收起了它的光芒。所以,這裏記錄的碎片遠遠沒有那麼光彩照人,它內含的温度也不易為局外人感受到,然而對於有幸親炙到那種熱量的我,卻常常有一種把他送回天空的夢想。

正是有感於他的驚人才華和實際名聲之間的距離,他的正直人品和顛沛經歷之間的反差,他的樸素外表下掩藏着的高遠闊大的心靈,我由衷感到這樣一類生命值得在這世上留下更多的痕跡,值得讓更多的人知道,曾有這樣真誠、可敬又可愛的人格,在他們的時代、在他們身邊存在過。而我們似乎還沒有學會如何容納他,善待他。

所以我願意奉上我的記錄。

張曉輝。
張曉輝。網上圖片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990年代末,我到北大讀書,很快就在萬聖書園認識了曉輝,因為談得投緣,交往便越來越多。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暢快的日子,我感興趣的話題幾乎都可以在他那裏得到回應。我們談論最多的,就是書,我們的興趣尤其集中在兩個主題上:一類是涉及政治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的學術著作,另一類是20世紀那些彰顯人類道德勇氣的重要事件、人物或作品。

就前者而言,毫無疑問,曉輝在政治思想上完全是個自由主義者,我們經常聊起一些政治思想經典著作。讓我意外的是,他對當代的作品也有非常深的興趣,時而會提到羅爾斯這樣的當代作者(後來他同友人合譯了羅爾斯的《萬民法》),甚至在考慮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對中國的意義。

除了對各種作品「評頭品足」,我們還經常議論哪些好作品應該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文讀者。沒想到日常的討論很快有了結果。不久他開始幫助吉林人民出版社策劃選題,推出了一套人文譯叢。我們根據手頭的資源,選定了第一批書目,就各自去落實,他重譯了茨威格的名著《異端的權利》,我則組織翻譯了《民主的歷程》、《變動中的民主》兩部著作。

我那時初嘗翻譯,雖然沒有經驗,但改了一兩遍後還是有點盲目的沾沾自喜。我知道他文字功夫很好,譯稿給他看了之後忍不住問了一句「你看怎麼樣」。他好像遇到了難題似的,翻着稿子,最後找到了譯後記,指着裏面一處說:「我覺得這個字在這裏用得挺好的。」他說得含蓄,但我一下子明白譯文沒有入他的法眼,當時幾乎不好意思正視他。當然他這麼說並不是存心取笑我,而是他確實有他的標準,不肯隨意施捨讚美之辭。這是他的風格。

我們談論更多的一類話題,是那些對人性提出了嚴峻挑戰的歷史情境,我們共同關注在那樣一個時期人們的命運和作為,因為這些話題事實上也關乎我們自己。

除此以外,我們談論更多的一類話題,是那些對人性提出了嚴峻挑戰的歷史情境,我們共同關注在那樣一個時期人們的命運和作為,因為這些話題事實上也關乎我們自己。我們不厭其煩地談論索贊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索忍尼辛)、沙哈諾夫(Andrei Sakharov,沙卡洛夫)、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設想着把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金恩)、哈維爾(Václav Havel)、康奎斯特(George R. A. Conquest)的作品譯成中文——後來他果然自己動手翻譯了金博士的《寄自伯明翰監獄的信》。

身處那樣一個時代,在這類話題上的相似閲讀和相近感受,往往使人們能夠相互辨識,從而彼此走近、彼此信任。我們正是如此。慢慢地,我習慣了讀到什麼好書,都忍不住和他交流,比如我當時讀到余光中論翻譯的妙文,以及思果(蔡濯堂)用翻譯體改寫的一段《紅樓夢》,構思奇妙,吟詠再三,就拿去給他看,結果他也拍案叫絕。而他有時也會以他的眼光臧否人物,比如指出某位名家名實並不相稱,譯筆並不好。每當他發表意見的時候,我自然非常信任他,即使不是完全以他之是非為是非,至少也是當作足夠可靠的權威。而正是在這樣日常點滴的交流中,他潛移默化地影響、提升着我的品味和鑑賞力。

他的內心是一座寶藏

除了書籍,曉輝還有多方面的興趣,只是我在這些方面基本是空白,所以雖然聽他對牛彈琴般地聊過許多,但一直未進入其中。

電影是他很看重的一個愛好。他在新浪微博有賬號,平時不太發言,僅有的發言中很多都在轉發電影資源。他在電影上似乎有比較獨特的口味,既不喜歡一般的好萊塢電影,也不追藝術電影,以前他跟我談得比較多的,有《發條橙》的導演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庫柏力克)、《公民凱恩》的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此外還有著名懸疑片大師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希區考克)。除了最後這位,我對他談論的都沒有感覺,我對電影看得很少,基本停留在1980年代那些譯製片的層次上。結果有一次他似乎突然發現了什麼,說:「我知道了,你的內心比我明媚。」也許是吧,總之他最看重的那些導演和影片都沒有打動我,甚至沒有讓我產生興趣。不過我知道這些構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能想像,他一個人在北京出租房裏的時候,電影一定陪他度過了很多時光。

有一次他似乎突然發現了什麼,說:「我知道了,你的內心比我明媚。」

他也是非常有眼光的古典音樂鑑賞者,不僅熟悉那些樂曲,而且知道哪個音樂家的哪個版本最好,對好的作品常有發自內心的讚歎。為了啟迪我,他經常送一些CD給我。他當年送的《貝多芬1-32首鋼琴奏鳴曲》(威廉·肯普夫)、《莫扎特鋼琴協奏曲全集》現在還列在書架上。幾年前,他知道我做了父親,又送了一套「大禾花」(The Originals)經典合集50CD給我,說收錄的都是很好的版本,可以給孩子聽。我知道他經濟上並不富裕,每次也沒有問他要花多少錢,只是徑直地收了下來,然後……束之高閣。

他還有一副漂亮的金嗓子。這是在萬聖書園的一次員工聯誼活動中發現的,他引吭高歌一段《歡樂頌》,引來掌聲雷動。當然座中的人已不驚奇,大概早有見識,我卻驚歎不已,這分明已經可以登台演出了啊!沒想到身邊居然有一位歌唱家!之後聽說,他早在中學時代就組織全班合唱過《歡樂頌》,這又讓我讚歎了一番。

後來有一次,趁着在校園裏散步的機會,我拿出一本外國歌曲集,其中有一首我曾經聽過而深深留在記憶裏的曲子《寧靜的湖泊》(Sleepy Lagoon)。我自己不會識譜,就請他唱一遍。他也沒推辭,毫不費力地對着譜子,把完整的旋律哼了出來。我有很久沒聽到那支曲子了(那時候找支冷僻的曲子並不容易),一時聽得如痴如醉,久久不忘。以至於很多年後我做了父親,一直想邀請他來家裏做客,順帶給孩子做一次音樂啟蒙。可惜我雖然表達過這個願望,卻一直沒有着手安排,總覺得有的是機會,竟不知道他會這麼突然離開……

此外我知道他還喜歡崑曲,對日本文化也浸淫很深。他雖然關注政治,並一度為兇險的政治漩渦所吞沒,但他遠不是一個離開政治就毫無趣味的人。相反,那次聽他哼歌的時候,我就在想,他心裏有一座怎樣的寶藏啊!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再後來,我畢業離開了北大,他也離開了萬聖,在長春和北京之間輾轉漂泊。即使是在北京,工作也在不同出版機構之間變換了多次,而住地則往往在遠郊。

我們見面已沒有那麼頻繁,偶有見面的時候,我們依舊交流那些嚴肅的話題,不太觸及彼此的生活境況。可是每次見面之後,一想到他每天要在住地和工作地之間奔波,想到他一個人在北京,要安頓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很多時候不得不降低至一種最簡易的安排,常常會感到痛惜,感到他在受苦——可能他自己並不覺得,可能他精神上始終富足,能夠「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可我依然覺得他在受苦,覺得他配得上另一種生活,讓他有更好的環境發揮他的才智。

命運公正嗎?多少才智平庸的人依傍着體制過着安穩的、毫無創造的日子,而像他這樣最需要一種安定生活、以便可以把傑出才智貢獻於社會和學術的人,卻不得不在一種窘迫水平上掙扎謀生。他常常讓我想到過往那些偉大的創造者,比如身陷窮困、卻心裏依然想着舞蹈、想着美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比如生活條件極其簡陋、政治上也承受着壓力、卻創造出不朽銀幕形象的配音藝術大師邱嶽峰,只是,他還沒有機會把他的才智凝結出果實。

命運公正嗎?多少才智平庸的人依傍着體制過着安穩的、毫無創造的日子,而像他這樣最需要一種安定生活、以便可以把傑出才智貢獻於社會和學術的人,卻不得不在一種窘迫水平上掙扎謀生。

有時我也提醒他注意飲食和作息,他都不以為意。我知道讓一個人改變固有生活方式極為困難,也就不再多說,更不去提體育鍛煉的事情。看着他顯得肥胖的身體,我完全不能把他和體育活動聯繫起來,也看不出他喜歡任何一項體育運動。然而,就在他過世後的這幾天,我才知道他曾經是一位長跑健將,一度每天堅持長跑,還是北大長跑隊的成員。那麼,他喜歡體育嗎?為什麼出獄後不再長跑了呢?

或許,我們不得不考慮那次政治事件對他的傷害。1986年4月,他因為撰寫了一篇《青年馬克思派宣言》,其中內容被當局認定是要推翻現行制度,而文章又在幾位同學中間傳閲過,於是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三年。按我理解,這篇宣言只是他的思想邏輯的發展,他遠遠沒有付諸行動的能力,所以他和其他看過的同學都沒有想到會觸礁。但他也並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幸運的是,他在監獄裏並沒有受多少苦,同學去探望他,發現他似乎比以前還要健康,情緒也好。所以,除了失去了在學院體制裏慢慢上升的機會外,他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1986年4月,他因為撰寫了一篇《青年馬克思派宣言》,裏面的內容被當局認定是要推翻現行制度,於是宣判犯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三年。圖為當年北大校刊相關報導。
1986年4月,他因為撰寫了一篇《青年馬克思派宣言》,裏面的內容被當局認定是要推翻現行制度,於是宣判犯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三年。圖為當年北大校刊相關報導。圖:作者提供

然而如今看來,影響還是有的,出獄後他放棄了自己一度堅持的長跑,身體日益發福,最後也是因為突發重病而英年早逝。聯繫到他平時是那麼自律的人,即使境況不好也從不沾染這種處境下人們容易染上的惡習,比如用遊戲或者酒精麻醉自己,聯繫到他從不愛好、參與其他體育運動,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他過去之所以堅持長跑,或許是出自他的自律和毅力,是他對人生遠景朦朧規劃的一部分,而不是出於對這項體育活動本身的喜愛。而這次的入獄在精神深處造成了無法復原的傷害,使他放棄了那種規劃。

他不放縱自己沉浸在那種低端的快樂中,那是因為他品性高貴,他看不起那種快樂;他也繼續在努力,做着他認為有益的事情,積極推動在中文世界出版好書,然而他已經知道自己道路的限度,知道自己不可能重回天空,做一顆燦爛的、光照四方的星辰。在這一點上,他還是被改變了,不,是被傷害了。

可惜我們都醒悟得太晚;或者,即使醒悟了,也無能為力。

他過去之所以堅持長跑,或許是出自他的自律和毅力,是他對人生遠景朦朧規劃的一部分,而不是出於對這項體育活動本身的喜愛。而這次的入獄在精神深處造成了無法復原的傷害,使他放棄了那種規劃。

可能因為我是晚輩,與曉輝交往的時候,感受到的只是太陽最温暖宜人的一面。而他的同事、乃至朋友,則會提到他固執、有時甚至讓人氣惱的一面。而若是從孝敬高堂、生兒育女的眼光去衡量,則更是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顯得不划算,甚而引來了麻煩。

然而,像他這樣天才般的人物,原本就不僅僅屬於家庭。他把自己歸屬於人類,事實上他也確實屬於人類,屬於亙古以來不斷累積的文明事業本身。他應該的去處,就是竭盡所能地發揮自己的才智,爭取以第一流的創造躋身於人類的名人堂之中;他的光和熱,可能不為近處所感知,卻能流傳遠方。

像他這樣天才般的人物,原本就不僅僅屬於家庭。他把自己歸屬於人類,事實上他也確實屬於人類,屬於亙古以來不斷累積的文明事業本身。

而從曉輝的遭際可以看出——他那麼天才,又那麼自律、有毅力,內在地已經為未來的衝刺做好了準備,卻被中途驅離了賽場——我們的時代並沒有為容納這樣一個人做好準備。這裏,我們哀悼他,不僅有私人的情感,也是為這樣一種沒有實現的可能性而扼腕。

安息了,曉輝,從此不再漂泊了。願你在另一個世界,有書、有音樂、有電影、有親人陪伴。

(林猛,大學教師,政治思想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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