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張曉輝病逝後的友人悼文。張曉輝的名字如今已少為人知，但他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就成為政治受難者，1986年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三年。出獄後，張曉輝從事書店經營和出版行業，致力於經典作品的譯介工作，但政治戕害給人生留下傷痕，也是中國大陸一代青年人壯志未酬的縮影。2019年1月22日，張曉輝因中風辭世，引發大陸知識界的深切緬懷。
從前只是讀別人的悼亡文章，不曾想自己動筆寫悼亡文章的那一天也來臨了。2019年1月22日，我的摯友張曉輝，北大歷史系1984級的肄業生，一位來不及因為他的才華、卻因為1986年一次「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審判而在北大校史上留名的人物，匆匆離開了人世。
自從1990年代後期在萬聖書園認識曉輝（當時他剛剛受聘為書店的學術總監），之後二十年我們一直斷斷續續地保持着往來。我們曾有無數次的聊天，雖然都是沒有明確主題的日常閒聊，但這種「閒聊」也從來都是嚴肅的，我們談出版、談讀書，聽他談音樂、電影，卻很少談及日常生活，更不會引入股市、房價這些話題。在他高貴充實的心裏，沒有這些瑣事的容身之地，那種不勞而獲的歡喜、廉價淺薄的快樂，更是不會落在他的心上。
我這裏寫下的，只是二十年來與他日常交往的點滴記憶。從他昔日同學回憶的諸多細節裏，我知道這顆彗星的光芒曾有多麼閃亮，雖然他同學中不乏才華橫溢之士，他卻是其中真正的天才。
而當我認識他的時候，這顆彗星已經離開了可以映襯它光亮的天空，收起了它的光芒。所以，這裏記錄的碎片遠遠沒有那麼光彩照人，它內含的温度也不易為局外人感受到，然而對於有幸親炙到那種熱量的我，卻常常有一種把他送回天空的夢想。
正是有感於他的驚人才華和實際名聲之間的距離，他的正直人品和顛沛經歷之間的反差，他的樸素外表下掩藏着的高遠闊大的心靈，我由衷感到這樣一類生命值得在這世上留下更多的痕跡，值得讓更多的人知道，曾有這樣真誠、可敬又可愛的人格，在他們的時代、在他們身邊存在過。而我們似乎還沒有學會如何容納他，善待他。
所以我願意奉上我的記錄。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990年代末，我到北大讀書，很快就在萬聖書園認識了曉輝，因為談得投緣，交往便越來越多。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暢快的日子，我感興趣的話題幾乎都可以在他那裏得到回應。我們談論最多的，就是書，我們的興趣尤其集中在兩個主題上：一類是涉及政治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的學術著作，另一類是20世紀那些彰顯人類道德勇氣的重要事件、人物或作品。
就前者而言，毫無疑問，曉輝在政治思想上完全是個自由主義者，我們經常聊起一些政治思想經典著作。讓我意外的是，他對當代的作品也有非常深的興趣，時而會提到羅爾斯這樣的當代作者（後來他同友人合譯了羅爾斯的《萬民法》），甚至在考慮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對中國的意義。
除了對各種作品「評頭品足」，我們還經常議論哪些好作品應該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文讀者。沒想到日常的討論很快有了結果。不久他開始幫助吉林人民出版社策劃選題，推出了一套人文譯叢。我們根據手頭的資源，選定了第一批書目，就各自去落實，他重譯了茨威格的名著《異端的權利》，我則組織翻譯了《民主的歷程》、《變動中的民主》兩部著作。
我那時初嘗翻譯，雖然沒有經驗，但改了一兩遍後還是有點盲目的沾沾自喜。我知道他文字功夫很好，譯稿給他看了之後忍不住問了一句「你看怎麼樣」。他好像遇到了難題似的，翻着稿子，最後找到了譯後記，指着裏面一處說：「我覺得這個字在這裏用得挺好的。」他說得含蓄，但我一下子明白譯文沒有入他的法眼，當時幾乎不好意思正視他。當然他這麼說並不是存心取笑我，而是他確實有他的標準，不肯隨意施捨讚美之辭。這是他的風格。
我們談論更多的一類話題，是那些對人性提出了嚴峻挑戰的歷史情境，我們共同關注在那樣一個時期人們的命運和作為，因為這些話題事實上也關乎我們自己。
除此以外，我們談論更多的一類話題，是那些對人性提出了嚴峻挑戰的歷史情境，我們共同關注在那樣一個時期人們的命運和作為，因為這些話題事實上也關乎我們自己。我們不厭其煩地談論索贊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索忍尼辛）、沙哈諾夫（Andrei Sakharov，沙卡洛夫）、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設想着把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金恩）、哈維爾（Václav Havel）、康奎斯特（George R. A. Conquest）的作品譯成中文——後來他果然自己動手翻譯了金博士的《寄自伯明翰監獄的信》。
身處那樣一個時代，在這類話題上的相似閲讀和相近感受，往往使人們能夠相互辨識，從而彼此走近、彼此信任。我們正是如此。慢慢地，我習慣了讀到什麼好書，都忍不住和他交流，比如我當時讀到余光中論翻譯的妙文，以及思果（蔡濯堂）用翻譯體改寫的一段《紅樓夢》，構思奇妙，吟詠再三，就拿去給他看，結果他也拍案叫絕。而他有時也會以他的眼光臧否人物，比如指出某位名家名實並不相稱，譯筆並不好。每當他發表意見的時候，我自然非常信任他，即使不是完全以他之是非為是非，至少也是當作足夠可靠的權威。而正是在這樣日常點滴的交流中，他潛移默化地影響、提升着我的品味和鑑賞力。
他的內心是一座寶藏
除了書籍，曉輝還有多方面的興趣，只是我在這些方面基本是空白，所以雖然聽他對牛彈琴般地聊過許多，但一直未進入其中。
電影是他很看重的一個愛好。他在新浪微博有賬號，平時不太發言，僅有的發言中很多都在轉發電影資源。他在電影上似乎有比較獨特的口味，既不喜歡一般的好萊塢電影，也不追藝術電影，以前他跟我談得比較多的，有《發條橙》的導演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庫柏力克）、《公民凱恩》的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此外還有著名懸疑片大師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希區考克）。除了最後這位，我對他談論的都沒有感覺，我對電影看得很少，基本停留在1980年代那些譯製片的層次上。結果有一次他似乎突然發現了什麼，說：「我知道了，你的內心比我明媚。」也許是吧，總之他最看重的那些導演和影片都沒有打動我，甚至沒有讓我產生興趣。不過我知道這些構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能想像，他一個人在北京出租房裏的時候，電影一定陪他度過了很多時光。
有一次他似乎突然發現了什麼，說：「我知道了，你的內心比我明媚。」
他也是非常有眼光的古典音樂鑑賞者，不僅熟悉那些樂曲，而且知道哪個音樂家的哪個版本最好，對好的作品常有發自內心的讚歎。為了啟迪我，他經常送一些CD給我。他當年送的《貝多芬1-32首鋼琴奏鳴曲》（威廉·肯普夫）、《莫扎特鋼琴協奏曲全集》現在還列在書架上。幾年前，他知道我做了父親，又送了一套「大禾花」（The Originals）經典合集50CD給我，說收錄的都是很好的版本，可以給孩子聽。我知道他經濟上並不富裕，每次也沒有問他要花多少錢，只是徑直地收了下來，然後……束之高閣。
他還有一副漂亮的金嗓子。這是在萬聖書園的一次員工聯誼活動中發現的，他引吭高歌一段《歡樂頌》，引來掌聲雷動。當然座中的人已不驚奇，大概早有見識，我卻驚歎不已，這分明已經可以登台演出了啊！沒想到身邊居然有一位歌唱家！之後聽說，他早在中學時代就組織全班合唱過《歡樂頌》，這又讓我讚歎了一番。
後來有一次，趁着在校園裏散步的機會，我拿出一本外國歌曲集，其中有一首我曾經聽過而深深留在記憶裏的曲子《寧靜的湖泊》（Sleepy Lagoon）。我自己不會識譜，就請他唱一遍。他也沒推辭，毫不費力地對着譜子，把完整的旋律哼了出來。我有很久沒聽到那支曲子了（那時候找支冷僻的曲子並不容易），一時聽得如痴如醉，久久不忘。以至於很多年後我做了父親，一直想邀請他來家裏做客，順帶給孩子做一次音樂啟蒙。可惜我雖然表達過這個願望，卻一直沒有着手安排，總覺得有的是機會，竟不知道他會這麼突然離開……
此外我知道他還喜歡崑曲，對日本文化也浸淫很深。他雖然關注政治，並一度為兇險的政治漩渦所吞沒，但他遠不是一個離開政治就毫無趣味的人。相反，那次聽他哼歌的時候，我就在想，他心裏有一座怎樣的寶藏啊！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再後來，我畢業離開了北大，他也離開了萬聖，在長春和北京之間輾轉漂泊。即使是在北京，工作也在不同出版機構之間變換了多次，而住地則往往在遠郊。
我們見面已沒有那麼頻繁，偶有見面的時候，我們依舊交流那些嚴肅的話題，不太觸及彼此的生活境況。可是每次見面之後，一想到他每天要在住地和工作地之間奔波，想到他一個人在北京，要安頓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很多時候不得不降低至一種最簡易的安排，常常會感到痛惜，感到他在受苦——可能他自己並不覺得，可能他精神上始終富足，能夠「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可我依然覺得他在受苦，覺得他配得上另一種生活，讓他有更好的環境發揮他的才智。
命運公正嗎？多少才智平庸的人依傍着體制過着安穩的、毫無創造的日子，而像他這樣最需要一種安定生活、以便可以把傑出才智貢獻於社會和學術的人，卻不得不在一種窘迫水平上掙扎謀生。他常常讓我想到過往那些偉大的創造者，比如身陷窮困、卻心裏依然想着舞蹈、想着美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比如生活條件極其簡陋、政治上也承受着壓力、卻創造出不朽銀幕形象的配音藝術大師邱嶽峰，只是，他還沒有機會把他的才智凝結出果實。
命運公正嗎？多少才智平庸的人依傍着體制過着安穩的、毫無創造的日子，而像他這樣最需要一種安定生活、以便可以把傑出才智貢獻於社會和學術的人，卻不得不在一種窘迫水平上掙扎謀生。
有時我也提醒他注意飲食和作息，他都不以為意。我知道讓一個人改變固有生活方式極為困難，也就不再多說，更不去提體育鍛煉的事情。看着他顯得肥胖的身體，我完全不能把他和體育活動聯繫起來，也看不出他喜歡任何一項體育運動。然而，就在他過世後的這幾天，我才知道他曾經是一位長跑健將，一度每天堅持長跑，還是北大長跑隊的成員。那麼，他喜歡體育嗎？為什麼出獄後不再長跑了呢？
或許，我們不得不考慮那次政治事件對他的傷害。1986年4月，他因為撰寫了一篇《青年馬克思派宣言》，其中內容被當局認定是要推翻現行制度，而文章又在幾位同學中間傳閲過，於是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三年。按我理解，這篇宣言只是他的思想邏輯的發展，他遠遠沒有付諸行動的能力，所以他和其他看過的同學都沒有想到會觸礁。但他也並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幸運的是，他在監獄裏並沒有受多少苦，同學去探望他，發現他似乎比以前還要健康，情緒也好。所以，除了失去了在學院體制裏慢慢上升的機會外，他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然而如今看來，影響還是有的，出獄後他放棄了自己一度堅持的長跑，身體日益發福，最後也是因為突發重病而英年早逝。聯繫到他平時是那麼自律的人，即使境況不好也從不沾染這種處境下人們容易染上的惡習，比如用遊戲或者酒精麻醉自己，聯繫到他從不愛好、參與其他體育運動，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他過去之所以堅持長跑，或許是出自他的自律和毅力，是他對人生遠景朦朧規劃的一部分，而不是出於對這項體育活動本身的喜愛。而這次的入獄在精神深處造成了無法復原的傷害，使他放棄了那種規劃。
他不放縱自己沉浸在那種低端的快樂中，那是因為他品性高貴，他看不起那種快樂；他也繼續在努力，做着他認為有益的事情，積極推動在中文世界出版好書，然而他已經知道自己道路的限度，知道自己不可能重回天空，做一顆燦爛的、光照四方的星辰。在這一點上，他還是被改變了，不，是被傷害了。
可惜我們都醒悟得太晚；或者，即使醒悟了，也無能為力。
他過去之所以堅持長跑，或許是出自他的自律和毅力，是他對人生遠景朦朧規劃的一部分，而不是出於對這項體育活動本身的喜愛。而這次的入獄在精神深處造成了無法復原的傷害，使他放棄了那種規劃。
可能因為我是晚輩，與曉輝交往的時候，感受到的只是太陽最温暖宜人的一面。而他的同事、乃至朋友，則會提到他固執、有時甚至讓人氣惱的一面。而若是從孝敬高堂、生兒育女的眼光去衡量，則更是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顯得不划算，甚而引來了麻煩。
然而，像他這樣天才般的人物，原本就不僅僅屬於家庭。他把自己歸屬於人類，事實上他也確實屬於人類，屬於亙古以來不斷累積的文明事業本身。他應該的去處，就是竭盡所能地發揮自己的才智，爭取以第一流的創造躋身於人類的名人堂之中；他的光和熱，可能不為近處所感知，卻能流傳遠方。
像他這樣天才般的人物，原本就不僅僅屬於家庭。他把自己歸屬於人類，事實上他也確實屬於人類，屬於亙古以來不斷累積的文明事業本身。
而從曉輝的遭際可以看出——他那麼天才，又那麼自律、有毅力，內在地已經為未來的衝刺做好了準備，卻被中途驅離了賽場——我們的時代並沒有為容納這樣一個人做好準備。這裏，我們哀悼他，不僅有私人的情感，也是為這樣一種沒有實現的可能性而扼腕。
安息了，曉輝，從此不再漂泊了。願你在另一個世界，有書、有音樂、有電影、有親人陪伴。
（林猛，大學教師，政治思想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