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英國進步主義思想：社會改革的興起》（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作者邁克爾·弗里登（Michael Freeden）為中文版所撰序言。作者自1978年至2011年在英國牛津大學任教，致力於將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建立起實質關聯，為政治學研究做出獨特貢獻，於2012年榮獲英國政治研究學會所頒「以賽亞·柏林政治學研究終身貢獻獎」。端傳媒經出版方授權刊發，以饗讀者。
《英國進步主義思想：社會改革的興起》
作者：[英] 邁克爾·弗里登
譯者：曾一璇
校譯：張新剛
出版日期：2018/05
出品方：三輝圖書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新型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是最具原創性、社會意識和影響力的英國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它建立在具有進步主義和人文主義特徵的19世紀中期自由主義的強大觀念遺產之上，後者由像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港譯米爾，台譯彌爾）這樣的哲學家進行了闡述。但它對那份遺產進行了拓展，創造了一個社會改革和意識形態革新的規劃；該規劃為未來，尤其是社會自由主義式的福利國家奠定了基礎，而後者可能是20世紀英國在國內事務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要研究這套複雜觀念的出現和發展，需要把注意力從傳統的政治思想人物——即那些往往構成政治思想史研究對象的、獨一無二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的身上轉移開。我們應該看看與意識形態的產生和傳播更為相關的領域，即學者、新聞工作者、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之間的各種討論，而書籍、報紙、期刊、議會辯論或者政治與倫理協會的會議展現了這些討論。
儘管L.T.霍布豪斯（L.T. Hobhouse）和J.A.霍布森（J.A. Hobson）是兩位傑出的自由主義理論家，但他們也置身於更大的群體並且受那些群體影響。那些形形色色的鬆散群體的成員，在倫敦和其他英國城市的一些相互交疊的圈子內活動。他們直面工業革命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代價，並且專注於減輕其弊病的方法。極度的貧困、普遍存在的失業、極差的住房和衞生條件、可以避免的疾病以及不完備的教育，這些問題是（雖然不僅僅是）城市的特徵。他們通過不同的視角得到了表達。例如，霍布豪斯是一位社會哲學家，後來成為社會學這門新學科的領軍人物，同時他也偶爾為自由主義刊物撰稿。霍布森受過經濟學的訓練，並且依靠大量新聞工作所掙的收入為生。他們都不是抽象的理論家，而是一直致力於解決那個時代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四個核心觀念
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新型自由主義者通過四個核心觀念並且以一種協調且相互關聯的方式來設法解決上述問題。
首先，必須通過資源再分配來抑制巨大的財富不平等，這樣會為所有人創造和提供機會。
其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必然會導致一種基於相互援助的共同體精神的出現。
第三，自由主義的自由理念只能通過一種廣義的福祉觀念才能實現，後者把個人的發展和完善置於核心位置，並力圖使人們不僅免於他人的有害行為，而且免於那些嚴重束縛人類潛力自由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
最後，國家現在被用於提供人類繁榮的必要條件，而不再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的限制者和壓迫者，繼而必須被限制在最小範圍內（而老一輩自由主義者正是這樣認為的）。新型自由主義者對自身使命在道德上的正義性，以及對他們的發現和預測所具有的科學基礎抱有信心，這為上述所有要點提供了支持。
對於新型自由主義者來說，國家現在被用於提供人類繁榮的必要條件，而不再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的限制者和壓迫者，繼而必須被限制在最小範圍內。
新型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仍和他們被創造的時候那樣具有新意。他們表明，恰當的共同行動並不必然會縮減個人自由，反而是個人自由的必要條件。他們通過表明個人往往處於社會語境之中，來詳細闡述密爾對個人自由發展的熱情支持。密爾擔憂來自他人的可能傷害，而新型自由主義者則更加樂觀地相信合作的共同體會為個人帶來轉變，尤其是一種關心他人之個體善的意識。就促進人們的善而言，限制只是硬幣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是為他們提供援助以及使他們變得有能力。
由於認識到個人自身可能沒有能力幫助他人去發掘他們的獨特性，新型自由主義者求助於民主控制的國家，後者為援助和改革提供了靈感。受到正確控制並以個人價值意識為指導的國家，仍然會是一種受限的和根據憲法問責的制度；而且當個人或小型群體無法依靠自身行動的時候，它往往具備為個人的福祉和自由開闢道路的手段和洞察力。新型自由主義者也拓展了人權的範圍，使之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內在特徵。
新型自由主義者求助於民主控制的國家，後者為援助和改革提供了靈感。受到正確控制並以個人價值意識為指導的國家，仍然會是一種受限的和根據憲法問責的制度。
這個論點的創新之處是基於如下看法：一個良序社會之所以認可個人的政治和社會權利，不僅是因為它們對其個體成員有利，而且是因為它們對那些權利的促進有利於社會本身。在那個時代被頻繁運用的有機體類比表明，如果社會的所有成分得到健康發展，那麼社會本身也會變得更加健康。
新古典自由主義篡奪了自由主義之名
尤其重要的是，新型自由主義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瞭如下教誨：新古典自由主義者（neoliberals）錯誤地聲稱他們代表了合法的自由主義版本，而事實上他們篡奪了自由主義之名，並且使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實踐變得枯竭。
新古典自由主義者錯誤地聲稱他們代表了合法的自由主義版本，而事實上他們篡奪了自由主義之名，並且使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實踐變得枯竭。
新古典自由主義者以一種挑釁的、誇張的、過度競爭的方式挑選出了自由概念，犧牲了自由主義的其他價值。他們還用狹隘的經濟學術語來闡釋自由主義對人類理性的理解，而沒有把寬容、反思性以及對他人的尊重包括在內。不僅如此，新古典自由主義者相信存在一種自然秩序——即市場的自然秩序，而不承認人類的意志和行動有能力使我們改變自身的環境以及支配自身的命運（最好能夠使他們得到改善）；在這一點上，他們與保守主義者具有更為密切的親緣關係。
具有社會意識的新型自由主義使自由與其他概念保持密切關係：不僅與個性發展密切相關，而且與人道而文明的社會性觀念、權力應該在法律和文明的限制之下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得到運用的觀念，以及對進步和改革的信念密切相關。所有這些構成一套相互關聯的概念群，而我們不能像新古典自由主義那樣挑出一兩個概念而拋棄其他概念。
我們已經理解，意識形態是一種複雜的概念安排，不能被限制於少數幾個流行語或者單個的宏大概念。我們也已經理解，如果意識形態是由精英和專家構造的話，其影響力就會弱一些；而如果意識形態是基於那些在更廣泛的社會組成部分中得到傳播的見解的話，則會具備較強的影響力。
新型自由主義的缺陷
與任何意識形態一樣，新型自由主義也具有自身的弱點和缺陷。它對國家的積極力量和美好意圖抱有過分樂觀的看法。它對人類的利他和合作的信念與對專家的信任相輔相成，後者偶爾凌駕於對於民主的偏好，其結果是產生一種旨在引導全體人民走向可欲目的的温和家長制。它的和諧概念過分一元化，低估了任何社會的內在多元性，或者民主本身傾向於產生的紛爭和衝突。
而且，在越來越被標語和粗俗修辭所主導的政治世界中，它無法特別有效地向更多民眾傳播其觀念。其原因在於，自由主義者不願在犧牲理性的情況下依賴於情緒化的觀點。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者缺乏激情。他們會為大量人口所處的非人性條件感到憤慨。他們強烈反對英國當時極具破壞性的階級結構。他們堅決抗議那些損害人類尊嚴的企圖。他們為霍布豪斯所說的「解放精神活力」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物質條件的願景感到興奮不已。而且他們對於不寬容的行為並不採取容忍的態度。但他們絕不使用某些在政治世界中常見的方法，即煽動和激起會造成不穩定的情感，例如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語言。
在越來越被標語和粗俗修辭所主導的政治世界中，新型自由主義無法特別有效地向更多民眾傳播其觀念。
新型自由主義是一個明顯具有融貫性和針對性的觀念體系。它專注於具體的社會弊病而又沒有陷入烏托邦主義，但它的社會觀點和計劃是積極而有力的。然而，在一個多世紀之後回顧新型自由主義時，我們有資格追問從長期來看它產生了何種影響。我們可以公平地承認，那些進步自由主義觀念的直接影響力和能見度越發難以發現。自由主義的觀念在大眾眼中已經不再重要，因為太多人仍然把自由主義與自由黨相聯繫，而後者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已經收縮。但這或許會產生某種誤導作用。
新型自由主義已經被證明是一個非凡的成功範例，因為它的意識形態和綱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納入更加廣泛的政治和哲學話語，而且已經進入立法之中。20世紀中期的英國支持一種改革主義和前瞻性的政治議程，但這種議程的新型自由主義起源沒有被認識到。1945年之後的福利國家儘管是由工黨推動的，但就它對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這兩個平行領域的尊重來說，它具有自由主義的特徵。它允許那些致力於促進平等和保護弱勢群體的政策與一種受到修正和限制的資本主義共存。而保守主義者也開始認可對民主的憲法保護以及國民教育和健康體系的重要性。
自由主義不是一種靜止學說
新型自由主義者最強調如下要點：個人與社會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反之，社會成員資格可以增進個人主義，而個人潛力的發展也有利於社會的提升。
除了它在某個特定時空的出現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新型自由主義那裏獲得什麼洞見呢？
首先，自由主義家族中存在許多常常朝不同方向發展的成員：市場或福利，加強版本的個人主義或共同進取的意識，個人利益或社會責任。並非所有類型的自由主義都有同等的道德價值，每一種自由主義都必須論證自身的正義性。
其次，自由主義不是一種靜止的學說，而是一個不斷進化的信條：發展、變化和自我批判在其中是至關重要的，持續的因素與變化的因素相輔相成。
第三，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套普適的信念，不能把自己的信念視為理所當然；它必須為了自身的理念而與其他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和信念相互競爭。
最重要的是，新型自由主義者最強調如下要點：個人與社會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反之，社會成員資格可以增進個人主義，而個人潛力的發展也有利於社會的提升。公民社會與國家相互合作所能實現的成就將會大於他們各自能夠獲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