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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腕下的中國足球,與職業化背道狂馳

中國政府有意將足球作為載體,強調對共同體的認同和熱愛。在此背景下,足球成績似乎都居次位,把足球作為宣泄「政治愛國主義」的平台才是首要目的。


恆大足球學校食堂的牆壁上貼滿了著名足球明星的卡通肖像,受訓的少年足球員在肖像下用膳。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恆大足球學校食堂的牆壁上貼滿了著名足球明星的卡通肖像,受訓的少年足球員在肖像下用膳。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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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2019年亞洲盃足球賽將在阿聯酋拉開帷幕。平均年齡最大的中國隊,將再度回到聚光燈下。而不僅僅是年初的亞洲盃,今年重燃戰火的世界盃預選賽,以及幾年後世界杯的擴軍,都將使中國足球的表現成為媒體熱議的話題。然而在筆者看來,受政治上的牽扯,中國足球幾十年發展,始終未能談得上真正的「職業化」,更是完全藐視了足球發展應有的規律。

足球規律背後:被無視的「房間裏的大象」

倘若把官媒和民間關於「足球規律」的討論彙總,大概能編纂出好幾冊書。而在筆者看來,所謂「足球規律」,無非是兩條:內行人辦內行事,以及,基層有足夠的民間組織參與到足球運動中去。大概不少的中國球迷都能得出相同的結論,但若進一步深究這兩條規律在中國為何不能成行,則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房間裏的大象」,導致球迷要麼噤若寒蟬,要麼轉移話題。

如同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共和國的體育以效法蘇聯「舉國體制」為伊始,足球自然不能置身事外。《開放》雜誌編輯蔡詠梅先生評價說:「如果做一個對比,可以說,中國體育是國家行為,西方體育生社會行為;中國是官辦體育,西方是民辦體育;中國是菁英競技體育,西方是大眾健身體育。」儘管在1993年,國家體委下發《關於深化體育改革的意見》意圖改革體育機制,然而體育部門為追求政績,又成立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就足球運動而言,權力並未能徹底下放至足球協會,相反卻被項目管理中心所篡取,集監管與辦事於一體,這即是廣為詬病的「管辦不分」問題。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如此官宦傾軋的環境下,足球「內行人」不說獲得施展拳腳的機會,能在腐敗滋生下保住清白身就已實屬不易。今年距離上一次足壇反腐正好十週年,回顧那些鋃鐺入獄的「內行人士」,在宏大的國家意識形態下,他們又何嘗不是一種犧牲品。他們當然有罪,但若說是「中國足球的罪人」,則未免欺軟怕硬,避諱作為立國之本的國家主義及其實施者。

民間足球之殤

足球運動在基層始終難以紮根,這和中國幾十年以來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資源面向城市、城市中面向特大城市優先配置的國策,致使中國經濟發展兩極分化嚴重;年輕人蜂擁向大城市,小城市和農村凋敝。如此的發展現狀,致使基層足球的普及「先天不足」。而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如同《沐猿而冠》作者輝格所言,「年輕人進入大都市後,喪失了從小建立的大部分社會關係,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社會網絡,這時他們將面臨一個中國社會特有的困境:中國缺少家庭和職業關係外的民間組織和亞文化圈子,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間結構;近代以來中央集權的強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強化了這一特徵。」

就政府而言,對於社會全方位無死角的監控,是貫徹了幾十年的執政思路。無論以什麼名義成立的民間組織,是氣功,是足球,亦或馬克思研究小組,一俟產生影響力,則必然要接受政府收編;如若不從,下場只可謂悲慘十足,2015年底對勞工NGO的抓捕就是最好的印證。在如此的高壓下,足球與民間基本脱鈎。或許有人會提及中國的各大足球俱樂部,然而這些俱樂部,與西方國家源自民間的足球俱樂部,並非同一概念。它們源自1994足球職業化改革,而所謂「職業化」,無非是商業化的另一套說辭,是把舉國體制培養的體校隊,交給黨監管下的國企私企,左手換右手,還是和民間脱鈎。偶然有民間資本支撐的足球俱樂部,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青睞,其生存可謂舉步維艱。

愛國主義的宣泄平台

中國已故作家、同時也是球迷的劉曉波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提到:「足球與愛國之間的密切聯繫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競技體育所激發的愛國熱情,在不同的文化及其制度中卻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質:一種是純粹的文化愛國主義,另一種則是混沌的政治愛國主義……獨裁者都把體育作為政治工具,讓體育承擔過重的意識形態功能。」用筆者的話來複述,前一種愛國是源自民眾的和自發的,後一種則是政府主導的和被操控的。

具體到大陸近年的政治語境,政府有意將足球作為載體,強調對大陸政府領導下的共同體的認同和熱愛。在此背景下,足球成績似乎都居次位,把足球作為宣泄「政治愛國主義」的平台才是首要目的。2015年6月,中國隊在世界盃預選賽客場面對香港,部分香港球迷對國歌發出噓聲;2017年亞冠聯賽,香港東方主場不敵廣州恆大,廣州球迷掛出「殲英犬,滅港毒」橫幅;一正一反兩個案例,表面是中港矛盾,背後則是衝突雙方都已脱離競技體育,雙雙被帶入了大陸政府編織的「國家共同體」的話語場。

2019:向舉國體制狂馳?

近幾年來,中國足協的政策可謂朝令夕改,處處透露着「鋸箭桿」式的邏輯,令人啼笑皆非。強制規定U23球員上場,卻不考慮他們的實力是否配得上首發;限制外援人數,可是更多的國內球員並不意味着更好的質量;強制規定俱樂部配備女足,又無視了女足商業價值的孱弱和足球人口之稀少……

在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有兩點最為醒目:一是組織國字號球員參與軍訓,二是被足協闢謠但仍可能以某種形式實施的「大國家隊戰略」,即抽調聯賽中優秀的國內球員組隊集訓。中國足球的管理者,看到自身始終遊走在職業化門檻外,索性背道而狂馳,思路上重新啟用計劃時代的訓練方式提高足球成績,而那一套早已被證明行之不通。

或許,這其中的悲哀並不在於重複歷史,而是在於,面臨困境時,管理者習慣性地重返極權形式的鐵腕治理。小小的足球尚且如此,倘若整個國家的未來也是如此,那將是更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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