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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族群自始自終就是黃種人嗎?——《成為黃種人》書評

也許,國人根深蒂固的集體意識背後,是一種尚未「清醒」的刻板的集體無意識,當我們沉浸在偉大黃色族群的自我賦意之中由來已久,卻理所當然地忽略背後那些顯而易見的導向。


一名中國女子在青島的海灘上戴著頭套游泳。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一名中國女子在青島的海灘上戴著頭套游泳。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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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前行總是在不厭其煩地碾壓過往經驗的詭異之處在於,當一種認知經歷了創造、回應、接納、承認並終於內化為自我一部分,它就很難復於被追溯、被檢視、被顛覆直至被摒棄的地位,而那些最初的真相,即使充滿主觀、偏見、傲慢甚至惡意,也似乎將永遠深藏在堅固的歷史堡壘之中,因與現代生活相互「隔離」(即便是形式上的)而顯得無關緊要。

真的無關緊要嗎?

奇邁克(Michacl Keevak)決定挑戰這種「沉睡的魔咒」。這位長期在台灣工作生活的西方學者,在他的新書《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中,直接發出這樣的疑問:

「東亞的族群(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自始自終就是黃種人嗎?」

面對這個充滿「挑釁」意味的問題,大概99.9%的中國人會感到無聊甚至不屑一顧。黃河、黃山、黃土、黃帝、黃皮膚……這些不言而喻的生理特徵與文化孕育,數千年來一直在不斷形塑着「黃色族群創造黃色文明」的不朽認知。然而作為「白膚色的局外人」,奇邁克對這種看似不容置疑的圖騰式集體意識深感疑慮並因此提出挑戰式探索:

「東亞的人群是怎樣一步一步成為『黃種人』?」

真是固執的西方人!而細想之下,如此有趣、古怪同時深刻的命題,似乎對應着西方哲學三個永恆命題(至少是其中之一):「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我們自身對此有所回應嗎?似乎有,善於著書立說的中國人,會立即從浩如煙海的典籍新撰中,找出對中華文明的族源追尋、歷史演進與未來走向的種種論述,然而對於黃種人(黃色皮膚的人群)這一種族稱謂呢?對於它的起源、含義、變遷……的確是沒有任何的追溯、審視與建意。是的,當任何一個中國人試圖闡釋如此意義重大的族群符號時,會發現,那是一片自我認知的真空地帶。

我們的回答難以令人滿意。

也許,前述那種國人根深蒂固的集體意識背後,是一種尚未「清醒」的刻板的集體無意識,當我們沉浸在偉大黃色族群的自我賦意之中由來已久(到底有多久?),卻理所當然地忽略背後那些顯而易見的導向。

導向關於種族、文化、歷史、科學、社會、階層等多層疊合的現代迷思。但奇邁克決意回答這道令人困惑的謎題,他的書名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真相。大膽且充滿挑戰性的真相。

作為長期生活在東方語境裏的西方人,奇邁克當然明白「黃色」對於中國人的多重典範意義,但他並未「屈從」現實。在距離當下將近一千年的時間截面裏,奇邁克系統梳理與考量西方世界的各語種文獻,從旅行見聞、醫學文獻到地理學、人類學與自然史著作,最終發掘並描述出一個啟迪人心的過程,挑戰着僵化的固有觀念與權威話語。

整個過程,即書名所言,是西方歐洲對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亞人群進行特徵定性,以及如何被歷史過程中諸多的偶然與不確定所左右,最終經由人為建構成「黃種人」並被歸類為「蒙古人種」的故事。也許不可思議且難以理解,沒有關係,讓我們來看看奇邁克如何呈現這段「曲折」歷史及其不斷變更的隱喻。

西方最初記錄中幾乎一致的「白色」

從這裏,我們看到歐洲人是如何開始小心翼翼地萌芽出區分人群的標準。

首先讓人大吃一驚的,將是最初的西方旅行者記錄,包括十二世紀著名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和十四世紀的意大利修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他們都毫無例外的指稱中國人與日本人是「白色」的,而且是「很好看」——用現代的流行詞彙意即顏值頗高。如此的美妙印象在十五世紀開啟的大航海時代達到巔峰,歐洲人向東方開拓世界貿易版圖的同時,亦在尋找着那個流傳已久的「虛構」王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存在着一個由祭司王約翰統治的失落的基督教世界,他們將第一次集體面對着傳說中的遠東「白人」。儘管結果也許讓人失望,東方並沒有基督王國,然而東亞族群仍然幾乎一致地被描述為「白色」,並常常被用來和西班牙人、日耳曼人作比較,並對其文明地位作出相當承認,這其中當然飽含深意。

奇邁克隨即指出:歐洲人無論是對中國人作為「白色的人」的讚美甚至授予將日本人納入「白人民族」的「榮譽」,僅僅意味着兩個文明在相較於其他地域的「富裕、力量以及他們顯而易見的文化精緻性所帶來的效果」之外,是「那些特質(白皮膚與文明性)使得他們『特別適合接受基督的宗教』」。從這裏,我們看到歐洲人是如何開始小心翼翼地萌芽出區分人群的標準。

作者敏鋭的觀察力很快得到印證。基督教曾短暫地在日本風靡,但是最終遭到嚴厲禁止,而一海之隔的中華帝國則「與一開始一樣,依舊比日本人更抗拒歐洲的宗教和商業。」看看利瑪竇的抱怨——南方的廣東省在超過十五年時間裏僅有一百人皈依——就知道,基督文明是如何在東方水土不服,難以推行。可以想像,當基督教在東亞僅僅成為一個不可忽略但可以忽視的存在(大約十五至十六世紀),即使圍繞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體貌仍然有「白色」的報告(大多數為傳教士),然而與此同時,圍繞進展甚微的傳教事業和改宗願望,那些混雜着地理學、氣候學並隱喻着文明程度含義的判斷,就不斷以皮膚顏色為載體出現了。一五八五年,當胡安·岡薩雷斯·門多薩出版那部影響深遠的《中華大帝國史》時,中國人的膚色已經由於幅員廣大、氣候各異,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從「白皙」或「金色」,到「橄欖色」、「棕色」,以及「擁有黃紅色的皮膚」……每一個單詞都可以對應不同語言中含義寬泛的模糊解釋。

歐洲人一廂情願的熱誠開始消退了,儘管也許剛開始,「黃色」等顏色是「用來強調中國人與歐洲人的相似性」,但所有人也並沒有否認,這其中的微妙變化隱含着一種傾向,而這種傾向將逐漸彰顯,並最終成為無可逆轉的趨勢。

「黃色」不再只是一種顏色

奇邁克在書中敏鋭地對林奈的動機做出評述:「這不僅是分類問題,也關乎命名問題,自然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置入某種存在的等級中。」

十七世紀初期,我們已可以在新的旅行見聞和風俗記錄中一窺端倪,比如耶穌會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於一六零二年在北京寫道,「即使中國人的皮膚『完全是白色的』,他們也不如歐洲人那麼『白』」。而至於其它描述中國人膚色特徵的詞彙——「黃色」、「黃褐色」、「棕色」、「黑色」(?讓人困惑)、「紅色」、「紅銅色」或「深綠色」(從何而來?)——儼然一個色彩的拼盤——儘管表明西方記述者在搖擺不定且無法達成一致,事實卻如同奇邁克的分析,「黃色」已經開始成為「中國人思想以及身體上的一個特徵」(日本人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黃色」不再只是一種顏色,它如同描繪其它人群的顏色一樣,是伴隨着歐洲文明蒸蒸日上所產生的那種「自然而然」的心態——「歐洲與世界其它所有地區不同的是它受到上帝的眷顧,成為人類文明的中心」,唯有歐洲人才是「身懷文明與基督教救贖、優越的淺色皮膚者」的產物。

在歐洲人的世界體系裏,膚色逐漸與宗教信仰和文明程度劃上等號。這種「明」意識嵌入自然科學,特別是其中生物分類學的產生發展,以及醫學和人類學在誕生之初對於人類差異的執迷,「黃色」將最終成為一個固定的符號,用以建構東亞人群的種種特性,不只是膚色。

到了十八世紀,西方學者需要做的,是確保東亞的人群(包括中國人和日本人),再也無法被視為「白色」。氣候學的分析在此時已經失去了權威,然而如何為東亞人的膚色找到一個適合並令人放心的色彩呢?這將是比「黑」、「白」種族甚至「紅色」美洲更具挑戰性的難題。

在奇邁克看來,人類膚色與種族劃分本身是一個充滿「想像性」的毫無意義的偽命題,然而在種族思想誕生且迅猛發展的年代,它卻是如此讓人着迷,似乎每個人都想提出自己關於人類的體系,時代的演進又加入了人類學、醫學、生物學等新興科學的諸多解釋,更讓人迷惑不堪。

爭議一直在持續,是瑞典的生物學家,卡爾·馮·林奈(Linnaeus Carolus)和德國的哲學人類學家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做了最後「決定性的一擊」。一七三五年,林奈出版其轟動國際的《自然系統》,旨在將整個世界系統化並首次劃分了四大人種,每個人種對應着一種顏色(亞細亞人此時被歸為棕色)。聰明的林奈不斷修正着自身觀點,在第十版的《自然系統》(1758~1759)中,他將「人屬」下的代表四個地理區域的不同人「種」的顏色定性進行了調整,並非中性的「luridus」(可翻譯成黃色、淡黃色、灰黃色、死氣沉沉等含義)成為亞洲人的形容詞,在隨後,他將這種常帶貶損意義的「黃色」用以描述一個「淡黃、憂鬱、死板……傲慢、貪婪」的「亞洲人」形象。

林奈曾說:「從未有人像我一樣將科學轉型。」然而奇邁克在書中敏鋭地對林奈的動機做出評述:「這不僅是分類問題,也關乎命名問題,自然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置入某種存在的等級中。」

種族主義科學化

那個曾經白皙的美麗的文明的東亞消失了,代之以黃色的異常的停滯的人種,在這劇烈的顛覆性變化中惟一不變的,是經過想像、武斷以及優越心理所塑造的「永恆」刻板印象。

到了布盧門巴赫出場之時,這位被尊為自然人類學之父的德國醫師與解剖學家,已經十分不滿對於種族分類和描述中語意混亂的局面。於是,他「採取了一種新的路線,訴求不是膚色,而是身體特徵,尤其是顱骨的形狀。」布盧門巴赫擁有那個年代數量最龐大的顱骨收藏,在此基礎上,他將用科學的方式將種族主義科學化(現在看來,實在是莫大諷刺!)。

布盧門巴赫出版了影響深遠的著作——《論人類的自然種類》,在其筆下,「匈人(蒙古人或卡爾梅克)種族」成為了世界四大種族之一(後來擴展為五大種族),這項分類加之其中發明的一項新名詞——「退化」成為其人類學思想的最顯眼特色。毫無意外,布盧門巴赫從人類顱骨的「科學」分析中得出的結論是,白色歐洲人毫無疑問代表「最高級、最文明和最完美的人類類型」,而其它種族,則是分別從原始歐洲人「退化」的結果,最令人驚異的結果是,布盧門巴赫將東亞人放置在了離歐洲人最遠的一端(另一端是非洲人)——這實在與東亞曾經在歐洲人心目中頗具親密感的文明形象恍若隔世!

不僅如此,布盧門巴赫第一個確認了「黃色」東亞的概念,而加諸於其協助發明的「蒙古人種」一說,兩者的最終結合變異,將從此成為藴涵着想像與歧視的「黃種人」之不二標籤。

當「黃色的蒙古人種」在十八世紀末被建構出來,很快便成為一個只需證明而無須反駁的流行性概念。在十九世紀,熱衷於種族分類話題的學者們(體質人類學家在其中甚為活躍),發明、改進並使用着種種工具,比如布羅卡的色彩卡以及源自玩具製造商的彩色陀螺,試圖「科學」地測量包括東亞人在內的各種膚色,儘管實踐結果表明上述的種種儀器和方法都違背初衷,然而手段已經無關緊要,結論昭然若揭。這些「創造性」的概念及其所涵蓋的族群文化,在不斷地修正中已成為不言自明的天性,而歐洲人也藉此在世界文明秩序中賦予各種族群他們認為適當的位階。

「黃色蒙古人種」的定性亦最終「喚醒了」歐洲的歷史記憶,從阿提拉到成吉思汗再到無處不在的華工,「黃禍」成為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世界一個經典的「時空-現實-心理」嫁接案例,而「黃色蒙古人種」被描述的各種充滿歧視的生理特徵,則成為醫學領域許多疾病的專屬名詞(作者列舉了蒙古眼、蒙古斑和蒙古症等不為我們所察覺的「疾病」)。

那個曾經白皙的美麗的文明的東亞消失了,代之以黃色的異常的停滯的人種,在這劇烈的顛覆性變化中惟一不變的,是經過想像、武斷以及優越心理所塑造的「永恆」刻板印象。

作者最後的回溯更具啟發意義,即當「黃種人」的概念傳至遙遠東方的當事方,如何引發了截然不同的回應。中國人欣然接受了這個稱謂,因為黃色及其意象符合華夏歷史文化元素中諸多美好的心裏期待,它迅速被中國人所吸收、使用、內化並宣揚,時至今日,我們仍在承繼着其所賦予的族群符號式的自豪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本,「黃種人」概念從一開始就遭遇強烈的抵制,明治維新變革之後的日本,在確立「脱亞入歐」的基本國策之際,也早已從心理上將自己與亞洲鄰國區隔,拒絕「黃種人」加諸己身,是其順理成章的行為投射。

作為「黃種人」的我們,自身卻從來沒有對此進行過嚴肅拷問,就在種族思維早應被摒棄時,我們仍然無意識地深陷這種無聊且危險的概念漩渦之中。

事至此,我們已經能從奇邁克的評述中了解到「黃色東亞」的脈理:它的起源、變異、建構、傳播直至固化,以及背後所藴含的令人不悅的真相。

整本著作的迷人之處在於,作者奇邁克以身臨東方經驗的西方視角,將「成為黃種人」這個似乎難以釐清的不成問題的問題,置於一個清晰的邏輯構架之中,他以時間為線,旁徵博引並深入淺出的梳理分析,加之流暢清晰且畫面感十足的文字,使本書遠離了學術著作的枯燥乏味,成就了一個極為有趣又殊為沉重的歷史故事。

不僅如此,作為故事的講述者奇邁克,儘管將分析止於20世紀,字裏行間卻毫不掩飾對書中所言之種族概念的厭惡和鄙夷。然而仔細想想,作為「黃種人」的我們,自身卻從來沒有對此進行過嚴肅拷問,就在種族思維早應被摒棄,西方公眾媒體亦很難找到諸如「蒙古人種」、「黃種人」之概念的同時,我們仍然無意識地深陷這種無聊且危險的概念漩渦之中。

這比起概念背後的真相,也許更讓人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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