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半游牧人生:一對父女檔外交官的家事和國事

在中華民國邦交國愈來愈少的年代裏,這對父女為何先後站上了外交戰場?


黃子綪進入外交部服務已滿一年。 攝:陳焯煇/端傳媒
黃子綪進入外交部服務已滿一年。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者按】: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高中生黃峻昇決定報考政治系,走上外交官一途;2017年,黃子綪通過外交特考,展開外交生涯。台灣外交空間因兩岸對峙而一路艱辛,今年台灣邦交國更下滑至17國的新低紀錄。外交戰場頻受打擊,身在第一線的外交人員如何看待挑戰,以及這職業的箇中辛酸?從家裏到天下,我們和這對父女聊了聊。

到訪「駐印尼台北經濟代表處」的這天是週五,外交部參事黃峻昇穿著印有鮮豔圖騰的Batik(編按:Batik為印尼蠟染國服、正式服裝;當地每週五為「國服日」)接待參訪團,結束後從雅加達塞爆的車陣裏趕回代表處。亞運會期剛結束,來自台灣的中華代表團拿到17面金牌,創史上最佳成績;照理說負責辦理亞運業務的印尼代表處這時應該能喘口氣,但整個辦公室不見有人休養生息,台灣駐印尼代表陳忠亦匆匆忙進忙出。

黃峻昇是資深外交官,同時也是新科外交官的家屬——他的女兒黃子綪同一時間正在台北外交部裏,和同期同學剛熬過第一年外交官生涯。外交部一貫的傳統是剛進部裏的新人負責最瑣碎的基層雜務,包括基本的寫電報公文、核銷等行政庶務,以及帶團、傳譯、撰寫報告等任務。

我們在亞運前夕訪問黃子綪和同學們,如何看待剛開始的外交職涯?一人笑答:「沒有長官授權,不能回答,」眾人鬧成一團,一人答腔:「爸媽問我,是不是剩下18個(編者按:中華民國目前邦交國數為17個)國家可以派?」一旁的同學悠悠附和:「對,我也被問:『你才考進去耶,斷交那麼多(國家),你的工作量應該變少了齁?』」

這批外交新兵眼見邦交國猶如骨牌般倒下,媒體天天嚷著「雪崩式斷交」了,友邦數字一再探底,同儕裏頭不只一人問過黃子綪:不沮喪嗎?怎麼看起來好像都沒事一樣?

「這些還好吧......,嚇不倒我啦。」1992年生的黃子綪與同齡人不同,言談間有一股舉重若輕的淡定,「我從小看到大。」

黃峻昇服務於外交體系將近30年,目前為駐印尼代表處組長。

黃峻昇服務於外交體系將近30年,目前為駐印尼代表處組長。攝:陳焯煇/端傳媒

1994年@巴黎 —— 一家人要去哪裏?待命中!

黃峻昇是女兒的大學長,目前為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組長。黃子綪記憶裏,父親僅有一次對她提及,自己在少年時代立志成為外交官的緣由。

1978年,黃峻昇考上台北的第一志願建國中學,隻身從雲林斗六負笈台北,年底便聽聞美國總統卡特宣布將於1979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7歲的黃峻昇形容當時的自己是文青亦是憤青,不敢上街對美國代表團砸雞蛋,心裏還是想為國家做點什麼。

1979年,與美斷交風暴席捲台灣。當時的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前往建國中學發表演說,提及外交部遭罵喪權辱國,反問台下的建中生:「你們就會罵外交官不爭氣,為什麼自己不來當外交官?」高二的黃峻昇,當下決定從自然組轉到社會組,第一志願從台大醫科變成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興許是受到政治氛圍影響,以往年年僅有一班的建中社會組,當年暴增至四班,很多學生的目標是台大政治系和政大外交系。

黃峻昇如願考上了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之後順利通過外交特考。黃峻昇夫婦是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學,太太也報考外交特考,卻受制於女性名額限制規定而落榜。(編按:1996年前,中華民國外交特考限制每屆女性名額不得超過10%。)

黃峻昇至今仍記得當年與妻子的約定:「那時就講好,誰先考上,另一個就跟著走......。」黃子綪則如此形容自己的父母:「爸爸說要做這一行,媽媽就說:『好,我會跟你在一起,一起去做這件事、一起去建構這樣的人生。』」

「一起」,也許是這個家最重要的關鍵字。即使整個童年和青少年都在遷徙,黃子綪卻生活在家人共同織成的安全網裏。「好像人生一直在變動,但有些東西一直沒有變......,」她說,不論一家人搬到哪裏,爸媽至今帶著的始終是同一套家具。「我們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就會有一個家。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只是一個過客。」

「那時候的社會氛圍,一個家,不需要兩個外交官;如果當初我考上外交官,也許就不會有今天的家庭了......,」無緣外交官的黃子綪母親,隨著先生外派,從此成了替外交官持家的家庭主婦。此去十餘年,黃峻昇的外派生涯大多在法語系國家渡過——所謂「法語系」不是法國,而是艱苦異常的非洲。

1994年,未滿兩歲的黃子綪被父母抱上飛往巴黎的長途飛機,一家人的去處視黃峻昇的派令而定,黃子綪成年前,一家人待過法國、聖多美普林西比,短暫回了台灣,又去了布吉納法索。

黃峻昇派駐法國代表處時,一家人在巴黎的合照。前左為黃子綪。

黃峻昇派駐法國代表處時,一家人在巴黎的合照。前左為黃子綪。圖:受訪者提供

黃峻昇@聖多美——「不是他們走,就是我們走。」

1997年5月,中華民國宣布與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建交,是一片斷交聲浪中少見的「正面新聞」。黃峻昇收到派令前往聖國開館,正式赴任那天,他從巴黎飛到加彭,當晚再從加彭轉機到聖多美。在巴黎戴高樂機場,黃峻昇與當時急欲前往聖多美普林西比挽救邦交的中國駐維德角外交人員狹路相逢,雙方互相瞄一眼護照顏色,心照不宣地上了同一班飛機。「我知道他是來幹什麼的,他也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大家都要顧盤啊。」黃峻昇至今記得,下飛機時,那位中國外交官嚷嚷著要第一個下飛機;空姐無奈依了他,轉身卻對著漸遠的背影扮起鬼臉。

「我們剛去,他們(中方代表)也不肯走,」黃峻昇回憶,中方代表拜會聖多美諸多政要,急欲挽留邦交,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裏,兩岸外交官在聖多美短兵相接。造成這種「雙重承認」的原因在於,主導與中華民國建交的是時任聖多美總統陀沃達(Miguel Trovoada),但前總統賓多(Manuel Pinto da Costa)、時任總理的勞爾(Raul Bragança Neto)和國會多數黨都反對與中華民國建交。

黃峻昇回憶,聖多美是很小的國家,耳語相傳擴散得特別快;中國亦會動用所有關係,去做不利台灣的輿論操作。派駐聖多美普林西比近14年的外交部參事張崇哲曾撰文回憶這段驚心動魄的建交初期。聖國執政黨甚至下令所有公務機關不得與中華民國大使館來往。當時更有流言指執政黨將前往大使館扯下中華民國國旗,某天夜裏,人群果然齊聚大使館,警衛對空鳴槍。

黃峻昇等駐外官員硬著頭皮,天天前往聖國外交部打轉。「那時真不曉得誰會留下、誰要走人?」眼見外交工作無法開展,黃峻昇和同事倉促之中租下一棟兩層樓的民宅做為大使館。克難之中,眾人找了根旗竿,往地上一插,國旗就升上去了。「不管那麼多了,租那個房子就是為了升旗,」黃峻昇感嘆,那時若有一個意外,也許建交後的3個月就要斷交,前線人員咬牙苦撐。這一撐,便是19年。

2個月過去了,兩岸外交勢力仍在聖國僵持。當年的聖國國慶前夕,一名總統府顧問私下告訴黃峻昇,國慶酒會不打算邀請中國大陸。他反過來勸對方,必須邀請中國大陸:「一定要邀,否則他們一定批評你失禮。但對方絕對不會來——因為來了,等於默認『雙重承認』的存在。」他至今不確定對方是否邀了中國?沒過多久,1997年7月12日(聖國獨立紀念日)前一天,北京政府宣布中止與聖多美普林西比的外交關係,停止執行兩國所有協議。

隨著黃峻昇的派令,黃子綪的幼年和青少年在非洲度過大半時光。圖為黃子綪參加聖多美普林西比當地活動,後方民眾手持聖多美國旗。

隨著黃峻昇的派令,黃子綪的幼年和青少年在非洲度過大半時光。圖為黃子綪參加聖多美普林西比當地活動,後方民眾手持聖多美國旗。圖:受訪者提供

黃子綪@聖多美 –– 五歲女童,得了「很重的感冒」

「不久前,在雜誌專欄上讀到這一段戲謔的形容:『台灣的邦交國中名字最長的,叫聖多美普林西比共和國,一個鳥拉屎都拉不準的小島。』就在這個小島國家,我度過了上山下海的繽紛童年。」

2008年,一本名為《外交候鳥向前飛-24位外交人的真情告白》的書出版了,收錄了年僅16歲的黃子綪投稿的三篇文章,她這樣形容眼中的聖多美普林西比。

1997年,5歲的黃子綪隨著父母初到聖多美,當時黃峻昇和北京外交官熱戰正酣,昏天暗地。夜裏,他就帶著妻小,宿在旅館裏。家中的妻子也沒閒著:黃峻昇與一對兒女先後感染了數次瘧疾。黃子綪當年僅是五歲小兒,當地醫療資源缺乏,她被緊急送往聯合國駐聖多美總站保健室,昏睡將近一週。她至今記得,和哥哥一起罹患了「很重的感冒」,止不住地上吐下瀉、渾身發冷又發熱。

瘧疾有多險惡?黃峻昇回憶當時和聖多美總統府裏的一名顧問商議獎學金計畫,請對方推薦優秀學生名單。一個月後,黃峻昇致電追進度,這名顧問的同事說:「他走了。」黃峻昇一頭霧水:「走去哪裏?調職了嗎?」對方說:「瘧疾,他得了『惡性瘧』,走了。」

另一段記憶是黃峻昇有一回約了一名包商,要去看台灣援建馬路工程。對方說要先回葡萄牙過聖誕,和黃峻昇約了隔年一月再去看進度。此人一去便再也沒有回來——對方剛下飛機就被送醫急救,平安夜還沒過,惡性瘧就將他帶走了。

來自北半球島國的女孩,跟著父親到了西非的另一個小島上,度過上山下海、爬樹摘菜、放生海龜、追著豬羊跑的童年。黃子綪的小學教育也在聖多美開始,這所「小學」是幾個家長合辦、利用法國遠距教學系統和教材的非正式小學。幾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媽媽,把5到6歲小童湊成一「班」,稱之為「一年級」,再買個手搖鈴一招呼,就是上下課鈴了。黃子綪「被迫提早唸小學」,同學裏有白人、黑人、黎巴嫩人和台灣人。

黃子綪的童年多跟隨父親在法語系國家度過。圖為黃峻昇派駐聖多美普林西比時期,父女的合照。

黃子綪的童年多跟隨父親在法語系國家度過。圖為黃峻昇派駐聖多美普林西比時期,父女的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黃峻昇@聖多美——對抗瘧疾,可以;建深水港,再說。

立場較為親共的聖多美前總統賓多曾在1999年後對黃峻昇說,聖多美普林西比在獨立建國時期,曾得益於中國幫忙,亦坦言自己較傾向社會主義國家。但他以國家利益為重,挑明了說:「只要做到兩件事,我會支持和台灣的邦交關係。」其中的第一件,就是對抗瘧疾。

2000年,黃峻昇負責規劃與聖多美第2個3年期計畫。中華民國駐聖多美大使館開始協助當地執行抗瘧計畫,「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這也表示,我們對他們的建議非常當真。」俗話說「十年磨一劍」,台灣顧問團的深耕抗瘧計畫,不只耗費十年。當地的瘧疾發生率從2003年的50%降到2015年1.01%,世界衛生組織更在2013年宣布聖多美普林西比進入瘧疾根除前期。

令人唏噓的是第二件 — 賓多要求台灣出資蓋一座深水港。當時外交部評估聖多美人口僅十萬出頭、貨物吞吐量稀少、且無國際航線經過,並沒有條件發展為轉運中心。當時他們告訴聖多美,還要再研議。

2016年底,這座外交部十多年前沒有允諾建設的深水港,成了聖國與台灣斷交的理由。時任外交部長李大維在記者會上證實,聖國確實要求了一筆「天文數字」;台北政壇更陸續傳出,2016年初聖國要求台灣協助興建機場與深水港,分別要價3000萬美元、8億美元,另要求7000萬美元的立即贈款與1億4000萬美元低利貸款。

「聖多美普林西比沒有宏觀的外交政策,是以利益、國家生存與發展為取向。」駐印尼代表陳忠曾於2008至2012年間擔任駐聖多美普林西比大使,他在雅加達受訪時回憶,2007年起,與聖多美的邦交一度危急,連續數月,每月皆有將近30名中國官方和民間人士前往聖國,其中包含不少中國國營企業人員,「(中方)一批一批的去,這是相當危險的徵兆。」

陳忠當時從紐西蘭被緊急派到聖多美護盤,他也證實,聖國官方人員曾開口索取個人私利,而非國家利益。至於對方索取的金額?陳忠僅表示:「這遠遠超出我們所能提供的援助計畫」。他當時明告對方,中華民國政府能協助的是在公益方面提供政策建議,建議在雙方合作能力範圍內「尋求最大公約數」。

黃子綪(綠衣者)與同期外交部同學餐敘。

黃子綪(綠衣者)與同期外交部同學餐敘。攝:陳焯煇/端傳媒

黃子綪@布吉那法索 —— 「做外交,又不是扮家家酒......」

2000年隨父親從聖多美搬回台灣後,黃子綪和哥哥在台灣唸了4年書。2004年,黃峻昇再派布吉納法索,一家人也跟著再搬家。黃峻昇這次來到布吉納法索,一待就是6年。

「我的非洲很簡單,」16歲的黃子綪如是寫下:「我的非洲有著兩個有血有肉的真實名字——聖多美普林西比和布吉納法索。」

她的少女時代大半在布國度過,當同齡台北女生開始在街頭拍大頭貼機、唱卡拉OK時,她在撒哈拉沙漠邊緣,出了城偶爾能看見滾滾黃沙裏的羚羊和大象,這是當時全球最窮的五個國家之一。課餘便跟著父親上山下鄉,看台灣農技團、醫療團的合作計畫執行進度。16歲的她,寫下這樣的世界觀:

「台灣在非洲的邦交國,如今剩下聖多美普林西比、布吉納法索、甘比亞和史瓦濟蘭。這幾年,走了珍惜友情但更愛麵包的塞內加爾,在首都等紅綠燈也會被搶劫的查德,和被珠光寶氣的中國勾引去的馬拉威。」

台灣外交的是是非非,看在她眼中是這樣:「我們做外交就是要花錢,幫助這些國家拚農業,拚經濟,蓋學校蓋醫院,等等等等。這些錢不得不花,花了還要被搞不清狀況的政客拿來大作文章。 哎哎,做外交又不是扮家家酒,泥土一抓便捏得出一家醫院。」

黃子綪眼中,父親當年辦的外交,是台灣協助布吉納法索建構職訓體系,提供電機、木工、修車等技職訓練,開設多處大、小型職訓中心,為當地技職體系培育出種子教師。她與哥哥當時還在唸高中,人手短缺時,兄妹倆曾經協助翻譯職訓教材,也觀察台灣如何將整套技職教育帶到非洲。「我們教的是『老師的老師』,這些人是要送回去(布國)訓練國內的技職老師。」黃子綪和哥哥與部分受訓人員一直保持聯繫。

緊接在多明尼加之後,布吉納法索於今年5月24日與台灣斷交;根據公開資料,自2007年起,台灣與布國共計有19個合作職訓單位,包括高職、大學、訓練中心。時間回到斷交當天,布國在台學員尚有20人,在7家企業實習。

那個傍晚,外交部被突來的訊息炸得一片驚愕。黃子綪想起那些面孔,第一個念頭是:「合作計畫怎麼辦?」「那些人怎麼辦?他們才剛到台灣受訓......。」

外交部長吳釗燮緊急在當日晚間召開記者會,宣布台布斷交。幾乎與此同時,一名與黃子綪認識多年的布國外交官給她發來訊息:「妳還好嗎?」對方又傳了數張截圖,歉然的說:「民意站在你們這邊,但這是我的政府的決定......。」她讀了那一條條訊息,是第一時間布吉納法索民眾的留言,幾乎灌爆了當地新聞網。黃子綪一句句翻譯出來,大致內容是:「我們是這樣對待朋友的嗎?」「可是我兒子才剛要去台灣。」「請保持希望,世界在變動,或許在未來,因為您而得以受訓的年輕世代有一天會掌權,他們會以重建關係來感謝您。」

黃峻昇夫婦在印尼出席外交部活動,與當地華僑餐敘。

黃峻昇夫婦在印尼出席外交部活動,與當地華僑餐敘。攝:陳焯煇/端傳媒

外交官的家屬@世界各地 ——那些比外交官更辛苦的人

16歲,黃子綪在布吉納法索就讀中學時,為自己以「診斷書」文體,寫下一份「外交人員子女症候群」,形容自己過慣了半游牧般的人生,練就蟑螂一樣的適應能力,但既是症候群,便有併發症,她寫下了這些病徵,包括「不定期鄉愁、地域轉換導致言語錯亂、寄居他鄉而遺忘根本、搬家頻繁而交友不易、明瞭祖國外交處境而厭世」云云。

「外交官的家屬,其實比外交官還辛苦。」黃峻昇說。

在交友不易、言語錯亂的那些年裏,黃子綪每年暑假回台一次,也就那麼一次。她會掏出零用錢,去夜市選購時下最流行的小掛飾和台灣零食,打算回布國分送同學。

台灣夏季盛產竹筍,外婆總是把最鮮嫩的筍尖留給她,加上一桌的蛤蠣絲瓜、蝦捲、排骨湯、番茄炒蛋等等,組成澎湃的八菜一湯。暑假過完,媽媽拎起皮箱,帶著黃家兄妹搭上前往機場的巴士,窗外前來送行的外公外婆,是人生跑馬燈裏最催淚的畫面之一,16歲的她如此自述:「有些年我哭,有些年不。」十年過去了,26歲的她沒有忘記當年複雜的心緒:「你覺得一年、一年、一年過去,這很正常,但他們又有多少個一年、一年、一年?」她偶爾也會想:「不知道他們(外公、外婆)是用什麼心情去接受『我女兒每年就回來這一次。而且只有暑假會回來,農曆年不回來』的這件事?」

黃子綪在年紀極輕時,便清楚不過:無常是常。在布國,黃家兄妹唸的是法國在當地辦的海外國際學校,有時一開學,不但同班同學換了一批,連老師也不在了。師生來來去去,她亦曾有過青少年之間「我以為我們會一直很要好」的情節,畢業旅行的晚上也曾和同學哭得稀哩嘩啦。只是,還沒滿20歲,她便看淡了,只說自己比較相信緣份。

黃峻昇有一兒一女,他形容大兒子和台灣家人親密、依戀,卻幾乎在遷徙中度過整個青少年,每年只能在暑假與家人短暫團聚,是生命裏的一種不足。

因此兒子在國中時期就曾斬釘截鐵告訴黃峻昇:「我絕對不會跟爸爸一樣,走外交這條路。」而黃子綪這個小女兒,雖說像一朵雲一樣飄來飄去、是全家最容易與人交朋友的人,他亦沒想到女兒有天會在中華民國邦交國最少的年代拾起他的衣缽,成為中華民國外交人員。

2009年,17歲的黃子綪第一次離開父母,隻身前往巴黎念大學。5年之內,她在法國、英國取得了學士和雙碩士學位,又前往日本當交換學生。唸碩士時,她曾前往紐約參加模擬聯合國大會,正當不同組員之間意見相左,差一點就要吵起來時,她卻盤算和嘗試如何讓雙方得到共識。會後,指導老師和組員都告訴黃子綪,外交是她應該貢獻的領域。

「才不要。我不想和爸爸做一樣的事。」黃子綪一開始和哥哥一樣不願意從事外交工作,「我曾經硬去做一些不適合自己的事。」不同於多數希望留在歐美發展的留學生,剛拿到碩士學位的黃子綪常自問:「什麼是不能取代的?」答案是家人和親情。2015年,黃子綪對歐洲揮揮衣袖,回到聚少離多的家鄉,她嘗試過商業顧問、非營利組織等工作後,發現自己既不擅長計算獲利,也幾乎無法行銷自己不完全認同的理念。那麼,自己究竟適合做什麼?繞了一大圈,黃子綪發現自己擅長的領域在於合作、聯繫、溝通、協調。

2016年,她報考了外交特考。

「妳確定嗎?」被女兒告知時,黃峻昇僅是如此一問。她答確定,父親沒再多問什麼。

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

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攝:陳焯煇/端傳媒

黃峻昇@雅加達/黃子綪@台北——生而為外交官

「建交就是興奮一下,斷交就是沮喪一下,我們等於是從科員的時候就習慣這種生活。」在黃峻昇的回憶裏,其實有比斷交更令人沮喪的事。1993年,他任職非洲司科員時,中華民國與賴索托的關係亮起紅燈。當時駐賴索托大使桂仲純年過七旬,死守前線,「我記得桂大使一直撐、一直撐,撐到斷交之前,回到台北述職,當天晚上就走了。」繼任大使人選尚未定之時,賴索托閃電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邦交國數首度下探「二字頭」。

外交處境幾乎是史上最艱難的年代,在台灣當外交官,似乎成了高風險行業:不時傳來外交官壓力太大中風、暴瘦、病危,甚至殞落的噩耗。就在本文出刊前一天,中華民國107年國慶日,曾因工作而暴瘦的前駐多明尼加大使湯繼仁在國慶大典現場昏倒,經2次電擊、注射26支強心針,並使用葉克膜搶救,才恢復生命跡象。

黃峻昇近日亦會想起同為24期領事人員的同學、前台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蘇啟誠(編按:今年8月間,日本關西機場遭燕子颱風襲擊而關閉,大阪辦事處遭輿論指救災不力、態度不佳,時任駐大阪辦事處長蘇啟誠數日後輕生)。外傳蘇啟誠的死因是「壓力太大」,黃峻昇看法不同:「他能當到副處長,一定有對抗壓力的能力,抗壓性是外交官最基本的要求......。」

他認為,在艱難國際處境下,協助國人是外交官不能逃避的任務,這些任務包括隨時應變。黃峻昇舉例,先前他任職中華民國駐海地共和國大使館,曾參與擬定緊急應變計畫,「海地是隨時可能動亂的國家,(動亂發生時)你到哪個點集合?搭什麼車子?這些通通要準備。」「通常發生緊急事件時,第一個就是要確保既有聯絡網有沒有辦法維持運作?你有沒有辦法找到車子?要離開當地的話,有沒有辦法幫國人弄到機票?如果沒有機票,有沒有辦法弄到專機?沒有機票、沒有專機或是機場掛掉了、飛機根本進不來的話,你有沒有辦法弄到船?」

只是,這年頭在前線,外交官做到流汗,國人未必都領情。「你會被罵,都是某些人他並非『最該被幫助』的人,但自認『自己最該被幫助』......。」黃峻昇說,最近印尼代表處才接獲一通國人的電話,原來是台灣民眾搭機遲到,請代表處讓航空公司「停下來等他」。其他諸如訂不到旅館、幫叫計程車,舉凡各種疑難雜症,若接電話的代表處人員婉拒,往往就被告上一狀。他引用學者的話,直言需要檢討這種現象,否則對整體外交工作是一種牽制。

工作氣氛這樣低迷,回頭問烽火斷交裏的外交菜鳥,這一年過得沮喪嗎?「不可能沒有打擊。但你沮喪真的沒有任何用處嘛,」黃子綪的眼珠子轉了轉,「我們面臨到很具體的困境,現實環境就、是、這、樣。」

那麼,在國際現實主義的架構下,台灣的外交還有活路嗎?談到近日的工作內容和未來能做的事,她其實精神勃勃,例如由她負責擔任法國在台協會窗口,得以藉機觀察與台灣沒有邦交的法國,如何在台推動經濟和新創國家(Start-up Nation)的計畫,與台灣達到踏實互惠。

這些人員告訴黃子綪,法國政府意識到,外界老覺得「法國只會賣紅酒和名牌包」,公部門有意識地推動輸出法國科技業,並且欲與各國建立科技平台。例如近年與台灣合作密切的French Tech Taiwan就是一例。「法國近年有行政改革,給地方更大權力,地方政府也想辦法做更多事情。」她觀察,法國駐台代表回法國,便會一一拜會地方政府首長,介紹有個地方叫台灣,若與台灣產業有合作意願,便搭起橋來。「我現在在部內工作,但我可以學習和思考,未來派出去的話,我可以怎麼做?」

黃家有個家庭網路群組,不管工作、生活上的大小事,黃子綪都會透過群組,告訴遠在印尼的父母。一晚,她告訴父親,剛帶完訪問團,有些疲憊。「有什麼好喊累的?」黃峻昇回訊:「妳爸我當年帶完訪團,晚上11點還可以回去寫報告、電報當晚就發出去了。」

「爸爸超討厭的!」討拍不成,還被爸爸吐槽,黃子綪終於在採訪結束前,流露出小女兒的嬌憨。但能稍稍放鬆的,也許只有這一下子。「爸爸教我的,做這行,問心無愧就好,」女孩臉上的線條倏地剛直起來,「是很累啊,但我知道,我的付出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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