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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中共十九大算起，中國經濟的增長經歷了差不多一年的跌宕，呈現出持續低迷的趨勢，所謂探底其實根本沒有底。
據廣東省九月初發布的資料，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49.3，這是自2016年3月以來，廣東省的PMI指數首次回落到榮枯線（50.0）以下。儘管民間不斷有為民企減負，提振企業信心的呼聲，但稅務改革和近期出台的社保稅管政策，顯現出更為嚴苛的政策取向，稅負沉重，加之中美貿易戰令營商環境惡化，很多中小企業在不久的將來自動消亡，將成為一個悲慘的現實。
內地的改革開放至今已有四十年，經濟上實現了所謂的「中國奇跡」，取得成功的最大秘密，便是打破計劃經濟的牢籠，一言蔽之「鬆綁」，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搞改革沒有禁區，要敢闖敢試，膽子要更大一些，步伐要更快一些」。農民自由耕作，工人自由擇業、商人自由買賣，依靠市場的力量推動經濟的良性循環。但習班子自從全面主持經濟工作以來，出台的各項經濟政策，不但是打著國進民退旗號行利益重新分配之實，更有走計劃經濟回頭路之虞。
企業營商不利直接影響的便是工薪階層，令內地打工階層苦不堪言的是，月收入約百分之四十已經以稅負和五險一金的方式上繳國庫，如今又要面臨新一輪降薪裁員潮，真是雪上加霜，收入減少直接帶來的是消費力下降。目前流行的觀點認為，榨菜、泡面、二鍋頭大賣，針對廣大農村和小城鎮客戶的購物平台拼多多股價創新高，這說明內地普通民眾開始勒緊褲帶過緊日子，與官方「共克時艱」的口號不謀而合。但應該看到，茅台酒銷量的驚人增長，奢侈品市場依然興旺，說明另一個階層的人均收入增長加快，消費結構又在優化。
消費能力的分化反映了財富分配上的分化，折射的是財富分配之痛。近二十年來，內地地產市場處於黃金週期，全民掀起購房狂潮。但對於只有一套自住用房的普羅大眾來說，地產體現的是擠出效應，需每月精打細算，攢足資金應付月供。而擁有多套房子的有產階層而言，地產體現的是溢出效應，地產價格的飆升實現了資產盈餘，即使勞動收入沒有增長，從炒房上賺到的錢足以對消費產生巨大的刺激，從而維持奢侈品市場的興旺。
正如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研究超長歷史期所揭示的，資本的回報率遠遠超過勞動力的回報率，在資產價格一騎絕塵的年代，這種差距是巨大的。通過勞動收入來實現向富裕階層的躍遷，已經變得越來越難。內地正處於這一困境，經濟低迷時期，不堪重負的工薪階層更有向「下流社會」墜落的可能。一邊是資產泡沫吹而不破，一邊是工薪階層「負債」度日，出現高收入者消費升級容易，低收入者消費難以升級的分化場景便不足為奇。
多年以來，不少內地學者宣導向西方學習，促成紡錘型的社會結構，以利於社會的穩定轉型和發展，但殊不知，內地貧富差距懸殊的啞鈴型社會是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權力與資本媾和後形成的新型利維坦帶來的結果，這樣的社會結構能令權貴和富裕階層以最小的成本不斷地從底層攫取利益，所以打壓底層成為心照不宣的共識，內地消費分化時代的來臨也暗合了階層分裂擴大化的趨勢，這一點，北京的決策者們是心知肚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