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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對「香港共產黨」未來的猜想

本土派只能選擇用這樣一種行為藝術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中共觸手逐漸扼殺香港的不滿。其動機固然可嘉,但這依舊改變不了香港自由日益被踐踏的現實。


2018年9月24日,「香港民族黨」被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社團條例》即時禁止運作。同日,有Facebook專頁去信李家超,通告籌組「香港共產黨」成立。圖為9月27日,香港大學民主牆出現「香港獨立」和支持「香港共產黨」的標語。 攝:馮苗馨/端傳媒
2018年9月24日,「香港民族黨」被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社團條例》即時禁止運作。同日,有Facebook專頁去信李家超,通告籌組「香港共產黨」成立。圖為9月27日,香港大學民主牆出現「香港獨立」和支持「香港共產黨」的標語。 攝:馮苗馨/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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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為本土派成立的「香港共產黨」(簡稱「港共」),意在測試保安局對香港民族黨(簡稱民族黨)「黨禁」之後中共與港府對政黨自由問題的「底線」。打著「習近平思想」的旗號,宣稱必要時會通過「武裝革命」奪取香港政權的香港共產黨,較今日早已面目全非的「中共」似乎更加符合共產主義的原教旨。有新聞又傳,港共或將延請民族黨主席陳浩天擔任港共的主席。港共無論從組織形式還是思想內核上都在嘲諷當今的中共,亦暗含了對「六七暴動」時原教旨的左派組織的反諷。

「紅色勢力」公然「亮相」,是近年來中共「向左轉」之後港台地區共同存在的一個現象。

在台灣,無論是黑道大哥「白狼」張安樂成立的「中華統一促進黨」(統促黨)還是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彰化二水共產廟」,都是台灣政治光譜中一個扎眼的存在。他們秉持中共意識形態,以「紅統」為目標,在台灣高掛五星紅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必要時展開「全武行」,去恐嚇那些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人。

雖然有消息指出,「統促黨」與「二水共產廟」背後確有中共的支持。但文革式的街頭遊行與政治宣示,並不是中共一貫以來的「統戰」方式,因而張安樂之流的「紅統」勢力,除了在地的輿論造勢,與在中國內部新聞播報時表達「兩岸統一」是所謂的「民心所向」時,並沒有太大的作用。而無論是「統促黨」還是「共產廟」,如行為藝術一般激進的政治宣示的背後,更多是一種「表忠心」,及通過這種「表忠心」換取更多利益的嘗試。

與台灣不同的是,香港的「紅色勢力」(並非嘲諷中共的香港共產黨),更多的是一幫被冠以「保皇黨」惡名,手握大權的建制派。

這些人中,有長年與中共合作的黨團,有「中共地下黨」,亦有明面上的中共勢力——中聯辦。在政治上,保皇黨緊隨「上意」,香港但凡出現星點的本土聲音,便能看見他們接二連三地跳出來怒罵、抨擊、譴責。在法律上,握有行政和立法大權的保皇黨亦會對有利於北京的一條又一條法律強開「綠燈」。在民意上,保皇黨更是用一些論述來幫助北京測試香港人的底線——近日,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闡述「一國一制」有利於香港的高論;在此前,梁愛詩甚至違背其作為律師的職業操守,不顧法律「既往不咎」的基本原則,倡議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後對現行的港獨勢力進行「溯及既往」的懲罰。

在香港現行體制下,勢力強大的保皇黨絕對不會失去政權,而更為激進的紅色勢力的出現,既不必要,亦會無端造成香港民心的恐慌。這樣的「真空」也就留給了本土派嘲弄中共的空間與機會。

那麼,中共會如何對待這個叛逆的「香港共產黨」呢?

其實,中共並不乏「處理」這些不合作的左派組織的經驗。遠至毛時代,便已有「扛著紅旗反紅旗」的政治鬥爭術語,近及當下,前段時間積極參加包括北大「#metoo」運動與深圳佳士工人運動的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就在校方配合默契的官僚主義拖延戰術中被無故解散。

對中共而言,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絕不是中共「信任」一個非官方左派組織的先決條件;反之,合作者自身地位的高低,對中共體制的「順服」,和對中共統戰政策的無條件執行,才是獲得中共認可和「祝福」的關鍵。

以香港為例,雖然建制派中的「工聯會」長期以來與中共合作,並與「六七」暴動有著緊密聯繫,但97以後,由於工聯會極左的政治光譜未能獲得大多數民意,中共轉而扶持更為溫和的「民建聯」和英殖公務員體系內的「親共」人士;而這些人亦須亦步亦趨地跟隨中共的統戰政策行動,稍有不慎,便會被拋棄——去年特首選舉季,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因在參選後過早地面見中聯辦,引起港人反感,使中聯辦最終選擇扶持林鄭月娥取代之。

因此,我們不難發現,面對一個「根不正,苗不紅」,且本身帶有嘲諷意味的「香港共產黨」,中共的策略,可以說是足以達致「軟硬兼施」的目的的。

從軟的一方面説,中共大可不用在意這個初生的小社團,任其自生自滅。儘管港共成立之初便已有「武裝革命」的政治宣示,然而在香港這樣一個戒備森嚴的警察城市中,想要真正達成「武裝革命」的目的,基本上屬於天方夜譚。而一個高舉「習思想」的政黨,本身已經挫傷了本土派的正當性。對於支持本土思潮的普羅大眾而言,假借「共產黨」外衣嘲諷共產黨制度的新政黨的吸引力與號召力,自然是沒有「香港民族」這樣直觀的意識形態強。而一個「共產黨」的空殼一旦存在於香港的政治光譜之中,便會成為日後中共強推「一國一制」的基礎,若真如此,香港共產黨的命運無疑是由反諷變成了自嘲,成為了「請君入甕」的鮮活例證。

從硬的一方面説,如若港共真的如外界報導的那樣,延請民族黨主席陳浩天作為其黨魁,並繼續以本土派的意志來行動的話,中共大可繼續使用針對「港獨」的政策工具來對付這個新成立的「香港共產黨」,港共的結局應與民族黨並無二致。本土派除了能夠聽到「共產黨解散共產黨」這樣頗具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新聞標題後(事實上在蘇共的歷史上,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派亦確實解散過共產黨的孟什維克派),收穫不了任何實際上的政治效益。相反,一旦「黨禁」成例,全國人大便可順理成章地進行釋法,或強行引入二十三條立法的「時間表」,或以新的法律形式替代受爭議的二十三條,在不造成民意反彈的前提下獲得了管控香港言論自由的實際政治效益。本土派之作為,又會如同游梁事件一般,得不償失,適得其反。

至於保安局會否會依據《社團條例》中「妨礙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理由拒絕批准香港共產黨的成立,我想,對於一個政策的執行機關而言,這並不重要。正如對民族黨的「敵意」直接地來自於北京,同樣地,對港共的「敵意」,也應該是直接出自於「中央」。

解散香港共產黨的理由有很多,保留它的理由亦不少。然而香港共產黨的創立,本是對保安局「黨禁」民族黨的回應,其行為本身就已經代表了香港自由空間不斷限縮的現實。對本土派而言,如若放任保安局踐踏政治自由,那麼惡例將成為定法,成為懸在任何一個非建制派政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政治自由、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也就形同虛設,「二十三條」立法不頒自成;如若遵照一般的司法程序,起訴保安局,一旦案件訴至終審法院,勢必又會引來新一輪的「人大釋法」。

因此,本土派只能選擇用這樣一種行為藝術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中共觸手逐漸扼殺香港的不滿。其動機固然可嘉,但這依舊改變不了香港自由日益被踐踏的現實。中共下令保安局「出手黨禁」,已然不再畏懼香港的任何反對聲音,香港未來的前途,大概會更加黑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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