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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台灣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的自殺，讓此前的一起「假新聞」事件再次成為了熱點。
據有關媒體報導，蘇啟誠的自殺很有可能與「中國大陸派專車到關西機場接人」的假新聞有關。這則假新聞聲稱在日本接連遭受颱風、地震期間，中國政府派車去機場接送本國旅客。相形之下，很多人認為，台灣駐日本的相關機構則無所作為，讓台灣旅客繼續滯留異鄉。這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指責政府的失職。後來日方澄清，這則消息不實。但是據說，迫於輿論的壓力，主事大阪辦事處的公務員就自殺了。網路再一次成為了相互指責的戰場，有人甚至痛斥，假新聞才是真正的兇手。
「真實已死」
這再次讓所謂「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議題受到關注。一方面，人們有感於如今資訊量之龐大，資訊流通之快速，以至於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核實所有的新聞；另一方面，有人利用假新聞來製造陷阱。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明目張膽地說謊，而在戳穿謊言之前，這些謊言往往已經達到了目的，產生了真實的效果。所謂的假新聞之所以讓人義憤填膺，並不在於前一方面，而恰恰在於這些捏造的新聞和真實的新聞一樣，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後果，這種後果有時候是災難性的。
之所以人們那麼輕易地會相信假新聞，是因為這些新聞幾乎具備了我們所謂真實的一切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事件的開端，事件的結束，事件的過往及未來，因果關係的鏈條，連續性和合理性」。這些假新聞並沒有以假的面貌示人，而往往像是內在於真實的一種突然發作的疾病，它們是對真實的擬仿（simulation）。揭穿假新聞面目的往往是另一條新聞，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闢謠的新聞依然是有待查證的，查證的鏈條在理論上來說可以是永無止境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在網路上散佈的訊息會經過好幾輪真相的反轉。
如果真相只是比拳頭，那麼真相就永遠屬於最有權力的人。這絕對是一幅悲觀的圖景。布希亞的解決方案更為基進，也更為決絕，它直接宣稱：真實已死。
通常的解決辦法有積極的，新聞一經發布立刻去查證；也有消極的，再等等看。我們已經知道，前一種方法可能是永無止境的，同樣，後一種方案也可能是永無止境的。我們也許會永遠等下去，永遠不予置評，這在理論上也是成立的。但事實上，上述兩種方案都建立在同一個前提之上，也就是對真相的確信。
在這個問題上，有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認為問題出在唯一的真相其實不存在，一切都是詮釋。比如法國學者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就會說，詮釋的背後是力的作用，因此我們大可把真相看作是權力爭奪的對象。但是，這種觀點在法國學者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看來是很淺薄的，因為這種觀點雖然看似有道理，揭穿了權力鬥爭的把戲，卻間接地確立了權力的不可撼動的地位。如果真相只是比拳頭，那麼真相就永遠屬於最有權力的人。這絕對是一幅悲觀的圖景。布希亞的解決方案更為基進，也更為決絕，它直接宣稱：真實已死。
很顯然，這個宣稱之離經叛道，絕不下於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十九世紀末宣稱的「上帝已死」。
曾經，西方學者出於信仰爭論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到了最後上帝及所有的絕對價值全部失落；如今，人們則在爭論如何消除假新聞，這並不是出於信仰，而是出於一種道德。布希亞說，所有質疑真實是否已經消失的理論今天都有可能在道德上受到譴責。難道說真實已經被假新聞所吞併，我們就應該在假新聞之前繳械投降嗎？
恰恰相反，在布希亞看來，殺死真實的並不是虛假，而是過量的真實。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假新聞最後沒有被戳穿，沒有一條新聞最終變成一個謎團。與看起來數量很多的假新聞相比，那些真新聞，或者說我們信以為真，彷彿在其中我們已經與真實握手達成協議的新聞，無論鉅細，每天都在指數性地增加。在過量的「真實」新聞面前，我們已經變得麻木。我們習慣性地把所有的新聞都當作「真實」來接受，而新聞評論員則不斷根據新聞做出種種解讀，這些解讀進一步透支了新聞的意義。
比如戴安娜王妃之死的新聞播出後，布希亞發現，人們不停述說這場「意外」，重播現場的照片，分析這場事故如何原本不該發生，整理出其中的因果關係和種種其他的可能性。按照這種因果鏈條無限回推，我們甚至可以得出，「如果大不列顛帝國不存在，戴安娜王妃就不會死」這種荒謬的結論。在這裡，真實事實上早已死亡。換句話來說，真相並沒有給我們提供真正擺脫困境的方案。我們固然可以澄清真相，但是假新聞仍然如同宿命一樣會繼續上演，並且在我們來得及做出反應之前就產生無可挽回的後果。如果訴諸真實，我們也可能會得出，「如果世界不存在，那麼假新聞就不會發生」這樣的終極謬論。
「悲劇的樂觀主義」
評判真實性的標準已經崩潰，這是因為假新聞事件有某種不可化約進真假分明的二元評價體系的東西，這也就是所謂事件的獨一性。這種獨一性甚至會超出於任何權力鬥爭的掌控。
對於布希亞來說，面對這種反常的境況，我們需要一種反常的思考方式。「我們必須不再設定任何真相的原則，因果關係的原則，或者任何論述的規範原則。相反，我們必須同時承認事件的獨一性（singularity）和事件徹底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這個方案首先建議我們不要再迷戀於事件的真實性，這接近一種現象學的「懸置」（Epoché）態度。如同康德（Immanuel Kant）所指出的，上帝的存在與否並不給對上帝的信仰增添或減少任何重要的特性，而只可能造成理性的二律背反。我們也大可把事件的真實性放進括弧之中。很顯然，對於一個事件來說，並不只有真實性這一個面向，真實性也不是事件最重要的面向。強調每個事件的真實性反而會把它們化約成可以等價交換的價值，成為權力爭奪的籌碼。
其實，事件並不能放進真實性這個唯一的評價體系中，沒有任何共同的標準可以衡量所有事件。如同「中國大陸派車接送國民」這則假新聞，我們固然最終發現了它只是捏造出來的，但是卻造成了人們對政府的怒罵，甚至有可能間接導致了一個公務員的自殺。毫無疑問，這個假新聞已經成為一個事件，其效果讓人無法否認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在這一點上，評判真實性的標準已經崩潰，這是因為假新聞事件有某種不可化約進真假分明的二元評價體系的東西，這也就是所謂事件的獨一性。這種獨一性甚至會超出於任何權力鬥爭的掌控。
同時，公務員之死也是我們不曾逆料的，我們不曾想到一則假新聞有可能起到這樣的效果。而且，又有媒體指出，實際上這名公務員在風災期間可能真的沒有忙於救災，而是在接待屏東縣縣長。這很有可能又是一則假新聞。這正是假新聞事件所蘊含的徹底不確定性。這兩點才是我們面對假新聞以及一切事件（不論真假）所需要抱持的態度。因為能夠製造災難的絕不是事件的真實性，而是事件的獨一性和不確定性。
事件的真實性，只要假以時日就能查證；但是我們永遠不知道事件可能會朝怎樣的方向發展，而背後可能會有怎樣的因素在作用，這是我們應該警惕，並且需要保持敬畏之心的。但同時，事件的不可化約的特性也避免了權力對事件的完全掌控。
權力製造的虛假的新聞和真實的恐怖都註定沒有辦法掌控全局，而我們永遠都有辦法拒絕支配。有時候這種反抗也是通過揭露真相來實現的。布希亞把這種態度稱之為「悲劇的樂觀主義」（tragic optimis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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