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西藏問題》：兼具東西方格局的西藏近現代史研究

戊戌正月，收到了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贈送的，由美國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所著的《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中文版（201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書，喜不自勝。

翻開這部新著，發現這部299頁的著作，竟使用了《西藏問題》為書名，剎那間讓人勾起對民國時期涉藏書籍的記憶：由於從事近代藏事研究的緣由，筆者手頭以《西藏問題》為書名的著作就有多部，如謝彬著《西藏問題》（1925年，商務印書館）；王勤堉著《西藏問題》（1929年，商務印書館）；華企雲著《西藏問題》（1930年，大東書局）；陳健夫著《西藏問題》（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秦墨哂著《西藏問題》（1930年代，南京印刷公司）等等。

誠然，如藏學前輩任乃強先生所言，上世紀30年代就「有些人，是只從康雍乾隆年代的舊著裏去找資料，翻舊話。有些人打起調查的旗號，用了國家一筆旅費，只跑到康定去住了幾天，便寫出什麼『西藏問題』的巨著來騙人。這幾年中，我收集的用『西藏問題』及其類似名稱標題的書籍近20種，各家書局皆有，全是東抄西湊，自欺欺人的翻舊話；一兩句新的調查資料都沒有。」[1]

雖則如此，其中毋庸置疑還是有真材實料之作。80餘年過去後，同樣的以《西藏問題》為名的書，也增加筆者別樣的疑惑和期待。

林孝庭先生這部書稿，早在2006年就已正式出版英文版，原題為《西藏與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邊疆（1928-1949：陰謀與族群政治）》（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一書，曾獲得「2007年國際亞洲學者會議人文類最佳圖書獎」(the Best Study in the Humanities in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Book Prize)。

目前的香港中文版，使用了《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這一書名（以下簡稱《西藏問題》），不管出於什麼考量，事實上此書的「出街」，已經演化成著者與編者對20世紀上半葉《西藏問題》研究熱潮後，在21世紀的再延承、再思考。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讓人眼前一亮的學術專著，尤其是對西藏近代史頗有研究的朱麗雙女士之翻譯，字斟句酌，恰如其分，其行雲流水的中文語言，為該書中文版增色不少。

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

作者： 林孝庭

譯者： 朱麗雙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

一般而論，「歷史學至少有兩個優長值得借鑑：一是它的歷史視野，任何問題如果不放置在它的歷史背景下，將很難把握它的發展脈絡；二是它的史料分析方法，讓史料開口說話，這是一套很高妙的學術技藝。」

林先生注意到了這些。尤其是作者依據近年來解密的、令人目眩的兩岸三地大量漢文原始檔案、蔣介石私人日記等資料和海外學術研究最新成果，在高度吸納和概括的基礎上，重構了這一時期西藏研究的框架，讓專業讀者感受到民國時期西藏政治、以及邊疆問題的跌宕起伏。他的文字縱橫馳騁，富有表現力，書中所談具有豐富深邃的眼光與內涵，令人欽佩。

本書作者注意到在這一學術區域的豐富內涵，展示出西藏問題的特殊性與複雜性。作者謀篇布局的把控力和平衡力，在這部作品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見證。林先生通過豐富的話語體系和歷史語境，以全新的角度切入，提出真正的問題。他使用淺顯易懂、直白明快的語言風格，把一個個歷史過程融合為不同的時代節點來把握，對於從事近代藏事研究的學人，有着很大的啟發和參考價值。

有學者認為：「歷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決於兩點，一是新資料和新對象的發現，一是理論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作者在《西藏問題》一書中，為這一領域所闡發的新觀點，寬闊的視野，數十載學術積澱和治學經驗，對權威檔案的審視是此著作的最用力之處，而在我們近代藏族歷史的學術研究中，這種功力相對罕有。

這部《西藏問題》，對筆者有四點思考和啟示。

史學家的觀察力和敏鋭度

在這一特殊時期，國民政府採用秘密的方式，討論並欲行廢除和改造「根深葉茂」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近代藏族歷史千頭萬緒，如何選擇相關的內容，使其成為筆下書寫的歷史事實？林孝庭來自台灣，在美國任職，作為西方學者，他兼有東西方的雙重史學格局。選擇什麼樣的史事入書，其實對他個人來講，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文化價值標準。

作為華裔的他，比西方學者更易懂得官方檔案背後的精神內涵，因此在書中，可以看出他努力選擇極具意義的典型事實，使其變成「西藏問題」的主體，由此全書所書寫的準確「問題」，也具有了今日鏡鑑之用。這種具有專業水準的西藏歷史研究，時刻可見西方涉藏研究對其書寫的影響，更有自覺不自覺的敘事選擇。

梁啟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總結：「有本意並不在述史，不過藉故人以寄其理想」。今日，一些學者的著作，自覺不自覺大量引用西方的二手文獻，最終再現西方學者的觀點，而自己卻不以為是。試將中國歷史，尤其是邊疆民族史的研究強塞進西方定製的「馬爵子」，一旦入其窠臼，縱使如何書寫，均難以自圓其說。

展閲此書，林孝庭已經做到「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由小見大，層層推進。筆者最讚賞的是書中「處於新政治氣氛下的西藏議題」一節中，其學術推進點是站在更高的格局，跳出西藏看西藏，展示在這一特殊時期，國民政府採用秘密的方式，討論並欲行廢除和改造「根深葉茂」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這是西藏地方政治史上的大事，以往學界對此並卻沒有太多的涉入。他總結出，「國民黨的軍事人員不尋常地提議，逐步廢除西藏的政治——宗教雙重體制，這意味着傳統西藏架構的改變」。

這種不同尋常的制度設計，緊跟着一系列配套制度互相輝映，如「派遣資深的漢族僧人前往西藏，參與當地的寺院事務，鼓勵漢藏佛教徒之間的互動」，最終「逐漸改變西藏現有的政治架構」。這是本書給予筆者很重要的一個衝擊，這種衝擊，也恰恰印證了國民政府改造西藏始終念念不忘。

除此以外，作者還從經濟角度對西藏這段歷史進行分析。經濟基礎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涉藏研究中，重視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研究少之又少，這是近代藏學研究中可見的短板。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檔案，認為蒙藏委員會「絕非如同某些學者所描述，是國民黨的一個無足輕重的冷衙門」。他還在「戰時中國的西藏議題」一章中，書寫了國民黨特工在西藏工作的內容；在「國民黨政府在西藏的秘密工作」中，又惟妙惟肖地書寫了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和軍令部第二廳在西藏建立的據點，情報人員涉及小學校長、測候所長、電台台長等，這些都是藏學研究中、乏人書寫卻頗具價值又吸引讀者的題目。

雙語世界中的歷史書寫

他條分縷析地提出了不同於旁人、能夠自圓其說的觀點——「國民政府真正失去西藏是在1947年」。

一部好的作品，在普通讀者看來，其所要的也許並不是精確至極，也不一定是見解驚人，而是筆尖圓韻的驚詫故事。

林孝庭累年專注邊疆研究，這種專注生發到一定層階，一定會自然迸發學術直覺。這種直覺，就是學者最可貴的接近歷史的真實推想。這部書稿，林孝庭細緻入微地開展推想，並重構分析西藏民國時期的歷史脈跡，他對西藏近代歷史的敘事方式值得學人觀瞻與思考。

這部書稿的亮點是，展示給我們一個又一個精微細緻的西藏微觀史個案，一個個看似平常的史實，經過作者縱深切片之後，呈現的模樣令人大吃一驚，甚至目瞪口呆。作者沒有止於一個個切片切開後的滿足感，而是在此基礎上，再一次用宏大的視閾審視周圍，置之於世界。這種宏大敘事、加上微觀敘述，讓書稿有厚重之感。

在研究中，作者尤為關注從新的視角去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如他在書寫1947年西藏發生的「熱振事件」時，沒有僅僅停留在對人物和過程的描述上，而是更多地利用新的檔案史料，着重分析了事件的緣起、國民政府高層對事件的因應，從而讓人們關注到「熱振事件」對國民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特別是對國民政府的邊疆民族政策的影響。也因此，他條分縷析地提出了不同於旁人、能夠自圓其說的觀點——「國民政府真正失去西藏是在1947年」。

愛丁堡大學歷史學教授哈里·狄金森（H.T. Dickinson）總結當代史學發展的過程和學科特點時說：「比歷史知識的巨大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學者們在如何對過去進行研究的方法和態度上，發生了重大革命」。林孝庭先生的大作，則很好地詮釋了這一說法。

緣何放棄原始檔案，採用二手英文資料？

如果明晰這些事實，也許就不會再堅持「在1920年代末與1930年代初，南京高層對中國西南遙遠的邊疆，是否真正擁有清晰明確的政治藍圖」的結論了。

「歷史上的智慧，自懷疑始。」既然這是一部高質量的學術專著，就一定會被高度關注。以專業的眼光來看，林書中也有一些瑕疵，如寫的是1943年班禪轉世問題，卻誤為達賴。此類問題這也許出自於打印的失誤。

但還有一些不得不說的遺憾，則應該是著者自身的認識問題。細細究來，這些遺憾的出現都是因為輕信了英文著作，而沒有深究中文檔案或相關中文史料。

如在近代藏族歷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甘肅代表團」入藏事件。歷史事實是1919年，甘肅省都督張廣建遵照國務院令，「特派管理甘肅青海紅教佛僧古浪倉、管理玉樹三十六族佛僧拉卜尖貢倉、本署軍事諮議李仲蓮、軍事參事朱繡」[2]等赴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李仲蓮一行返甘之際「設筵祖餞。聲言余親英非出本心……余誓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至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3]。

上述材料均為北洋政府時期檔案資料，作者卻在此專門引用了英文資料：「1920年，中國政府大概是想改善與西藏之間的關係，派遣了一個甘肅使團前往拉薩」，隨後，他繼續引用倫敦桑姆出版社1985年出版《帝國棋盤上的西藏：英國對拉薩的政策制定（1899-1925）》的結論：「這是中國官員除了自1912年以來首次踏足西藏土地，卻無功而還」。

是否如學者Premen Addy所說的「大概是想」、「無功而還」？只要看下述檔案就可了之一二。「甘肅代表團」入藏後，有一份甘肅都督給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正式函件，開篇即強調「民國改建以來，首標五族共和為立國宗旨……大總統協和五族至公無私，自必準情酌理，嘉惠邊陲，何忍使藏民稍受屈抑……如有諮商事件，不妨備細告知，以便轉呈大總統鑑核」。[4]

從此可知，這次代表團入藏是中央政府的用意，目的是改善雙方的關係。據此，十三世達賴喇嘛釋放善意，親派官員洛桑更登給甘肅督軍張廣建送上秘密信函及名貴禮物，信函中稱：「如遇機密要文，請即告知洛桑更登」[5]，從中可分析出：「民國政府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噶廈的關係，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恢復和改善」[6]。這怎可謂「無功而返」呢？

遵照Premen Addy的思路，林書順勢推出這是「惡化的漢藏關係」，又推理出「英藏關係卻達到新高峰」。如果閲讀十三世達賴喇嘛專門給甘肅督軍的信函中專門囑咐「藏地要情千萬勿令外人窺知，免生他患」[7]，可見「達賴傾向之誠，及畏某國如虎」[8]，「足徵英人從中作崇，殊非藏人本心反抗」[9]。

十三世達賴喇嘛趁熱打鐵，為繼續與中央政府建立正常關係，還於1922年正月，派遣「敦柱旺結來京，陳述願歸服中央之意。至於十一月，敦氏又代表喇嘛來京見黎總統，然以英人之挑撥，卒未有結果」[10]。上述文字足證其時漢藏關係並沒有特殊變化，英國與西藏地方的關係也並沒有達到高峰。

再舉一例：「國民政府的邊疆政策：一種不同的視角」一節中，有個論斷：「自國民政府時代的最初階段，南京並沒有表現出要實施強烈的、積極的、有效的邊疆計劃的意圖，以將邊疆地區納入掌控之內」，並列舉戴季陶和蔣介石對邊疆事務的「無為而治」，甚至「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意圖。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戴季陶作為蔣介石最依賴的邊疆事務操盤人，對治理藏族聚居區先後提出的一個又一個具體的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基本上都得到蔣介石的認可。

如戴季陶領銜主掌國民政府教育後，立即提出，「邊地教育，則謂絕不可求急功速效，乃至不可希望其目前有何種對於時局政治之作用，只要真是抱定為當地人民謀真正萬年利益的宗旨。則結果利人便是利己，利地方便是利國家」。[11]

再如戴季陶主持中央最高人事機構後，即制定一系列惠及邊疆考生和人才政策，如《首都高考普考邊區應考人從寬錄取辦法》《邊地青年教育及其人事行政實施綱領》《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等，就是為了「補救蒙藏等邊區青年在服公職方面的不利條件」[12]。再如《籌劃邊族人才甄用訓練案》《邊疆從政人員獎勵條例》的施行，目的是打開雙向溝通的渠道，鼓勵內地人才前往邊疆服務。

更值得一提的是，戴季陶還妥籌蒙藏邊疆學生入學之方，提出「東方文化院」培養計劃，並相繼提出並強力實施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邊疆分校，「這計劃是相當大而費錢的」[13]，「在抗戰以前，這計劃已經次第實行，受過這些本校、分校教育的邊疆青年有好幾千人。沒有季陶先生的贊助……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可以說是很難完成」[14]。

戴季陶之邊疆教育計劃，力求有所為有所不為，即「其所規劃之宏偉與審慎，蓋兼而有之」[15]。此外，他還親自主導設立新亞細亞學會，為西藏等邊疆人民經營各類事業，「為來內地求學之學生，謀各種便利，對於邊地及內地人民之交通往來，特為之盡力幫助，以求達到中國文化民族之融洽統一」[16]。戴季陶還親自過問挑撥回藏民族感情的事件，親自設計邊疆學校教材，親自協調為藏區各寺院捐款，禮邊疆權貴使其自發擁護政府……

如果明晰這些事實，也許就不會再堅持「在1920年代末與1930年代初，南京高層對中國西南遙遠的邊疆，是否真正擁有清晰明確的政治藍圖」的結論了。

感知文獻中不曾言明的內容

「此種國家千年萬古之大事，只有先由私人名義去作，結果自然國家得到好處，若非由兄名秘密以至誠事感化，單靠政府公事，其力甚小也。」

筆者注意到在「打破一個歷史神話」一節中，著者對黃慕松代表中央政府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一事，僅僅淡化為「訪問」，並將這次重要的政治活動稱為「最具政治象徵意義的事件」。作者使用「象徵」一詞，並稱這是「漢人觀點寫作的著述」。我們（作者二人）分別是藏族、滿族，對黃慕松入藏致祭取得的不易成就是認可的，簡單歸之為「漢人的觀點」，顯得有些主觀了。

該節結論有二：一是「國民政府高層領導人並不特別關心西藏問題是否得到解決」；二是「1934年的黃慕松使團再一次證明，國民政府高層不過利用邊疆或少數民族議題，來鞏固南京的權力與建立威望，而非純為戰略性思考」。

事實上，即使在日寇步步緊逼之時，國民政府高層在黃慕松入藏致祭前後，每日均有大量密電往來，高效運轉於拉薩與南京之間，可見國民政府對解決藏事的新期待。為全方位、多角度解決西藏問題，戴季陶早在1920年代末期即開始有計劃、分階段、多層次解決西藏問題：

慧眼識珠運籌劉曼卿入藏；水到渠成安置孔慶宗留藏；請信佛之陸軍中將趙守鈺護送九世班禪靈櫬入藏；致力內地蒙藏諸大宗教領袖修建護國法會；縝密考慮安欽呼圖克圖入藏；妥籌九世班禪返回青海，甚至請蔣介石「自己用心收一二忠實而有用之人作隨從副官之類，其用最大……」[17]

以上所言，在1933年日本退出國聯七天前的3月20日，戴傳賢自寧波給蔣介石的密信中都有述及。在信中，他還特別加上了一段話，即「此種國家千年萬古之大事，只有先由私人名義去作，結果自然國家得到好處，若非由兄名秘密以至誠事感化，單靠政府公事，其力甚小也。」[18]

從上面這一封最高密級的信函中可知，在史學研究中，還有大量難以示人的奧秘，這就需要對歷史做出準確的理解和合理的推論。西方近代史學家往往願意在史學書寫中使用「大概」「想像」「直覺」等字樣也就不難理解。

一字一句閲讀視角新穎的林孝庭先生著作，也帶出上述文字，權作這篇書評的結語吧：宋代曾鞏的《南齊書目錄序》中有這樣一句話提醒我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19]。這是從事近代歷史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定力。

（喜饒尼瑪：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二級教授。韓敬山，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博士，現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博士後。）

[1]《考察西康與<西康圖經>——任乃強<筱莊筆記·身世錄>錄注(二)》，任新建、何潔校注，《中國藏學》2017年第4期，第89頁。

[2]《甘督張廣建致達賴函》（1919年8月），轉引自《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內部發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9月，第314頁。

[3]朱繡編著、吳均校注：《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50頁。

[4]《甘督張廣建致達賴函》（1919年8月），轉引自《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內部發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9月，第314頁。

[5]《張廣建為派員赴藏事致大總統電》（1920年7月1日），蒙藏院檔案，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466頁。

[6]王貴、喜饒尼瑪、唐家衞：《西藏歷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278頁。

[7]《張廣建為派員赴藏事致大總統電》（1920年7月1日），蒙藏院檔案，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465頁。

[8]《張廣建為派員赴藏事致大總統電》（1920年7月1日），蒙藏院檔案，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465頁。

[9]《李朱二員呈報抵藏情形文（摘錄）》（1920年9月），蒙藏院檔案，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467頁。

[10]王勤堉：《西藏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10月，第98頁。

[11]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5月，第120頁。

[12]韓敬山：《戴傳賢與民國藏事（1912-1948）》，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4月，第44頁。

[13]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引自氏著：《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月，第147頁。

[14]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引自氏著：《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月，第147-148頁。

[15]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5月，第76頁。

[16]戴季陶：《新亞細亞學會綱領》（1933年12月15日），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卷三《學藝部門》，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年3月，第930頁。

[17]這封最高密級的極密信件是戴季陶自寧波寫給蔣介石，編號為24號的四頁紙長信，戴季陶叮囑蔣介石，絕對不可示人。此信件是韓敬山博士在台北「國史館」新店館戴季陶原始檔案卷中發現的夾頁，並沒有裝訂在檔案內，該檔案入檔後從未被拆閲過。轉引自韓敬山：《戴傳賢與民國藏事（1912-1948）》，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4月，第230頁。

[18]此為是韓敬山博士在台北「國史館」新店館戴季陶原始檔案卷中發現的信件夾頁的最後一頁，轉引自韓敬山：《戴傳賢與民國藏事（1912-1948）》，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4月，第231頁。

[19]（梁）蕭子顯撰：《二十四史·南齊書》卷一至卷五九，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7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