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埃爾·卡多佐（Rafael Cardoso），巴西藝術史學者、策展人、作家，1964年生於里約熱內盧，里約聯邦大學藝術史碩士、英國考陶爾德藝術學院藝術史博士。曾長期執教於里約天主教大學和里約州立大學，現旅居柏林。本文於2018年9月3日刊發於巴西Revista Pessoa雜誌，經作者本人授權翻譯為中文。
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美景公園（Quinta de Boa Vista）裏國家博物館（Museu Nacional）的焚燬，是一個規模巨大得無法計量的損失。全球新聞界對這一事件的廣泛關注或許會讓很多人感到震驚，除了巴西。
我可以想像，一位馬賽約（譯註：巴西東北部阿拉戈斯州首府）的牙醫，一位裏貝朗普雷圖（譯註：巴西聖保羅州所轄城市）的家庭主婦，一位巴西利亞的公務員，一位貝倫（譯註：巴西北部帕拉州首府）的出租車司機，一位庫裏蒂巴（譯註：巴西南部巴拉那州首府）的法官在電視上看見那些畫面的時候，會愣好一陣才能冒出一句：「天哪，我以前咋就不知道這個博物館這麼重要！」是的，這會兒他們可算知道了。
如果沒有必要的知識儲備，國家博物館的價值在他們腦子裏就完全是一片混沌。任何一個念過博物館學、讀過人類學研究生、做過歷史學或者其他相關領域博士研究的人，都有能力解釋這個災難到底有多麼慘重。這件事可以歸入歷史上那類比較罕見的事件，這類事件的特點就是儘管沒有導致人員死亡，但依然會被看作是整個人類的悲劇。
幾個小時之內，數百萬計不可替代的藝術品和兩百年來致力於讓我們的集體生存富有意義的研究和勞作全都不復存在了。世界失去了那個獨一無二的、能夠證明人類在這片大地上怯生生的統治地位的東西里極為重要的一小片，那東西就是我們所締造的文化。
這場火災不止是一場悲劇，更是一宗罪行。一宗幾乎整個巴西社會都脱不了干係的罪行，除了極少數優秀的人，他們為了讓記憶和文化在碾壓性的冷漠中存活而勇敢地鬥爭着。
人們在電視上圍觀這場火災的場景讓我想起了巴西歷史學者們非常熟悉的一句話：「人們目瞪口呆地看着這一幕，茫然、驚愕，但卻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麼。」
這句話是共和派記者阿里斯蒂德斯·羅勃（Aristides Lobo）1889年11月18日寫的，他試圖以此來描述民眾對幾天前共和國成立這一事件的反應。這句話變成了一則政治軼聞，將近一個世紀之後，被穆里奧·德·卡瓦里奧（Murilo de Carvalho）收進了他那本令人叫絕的書《目瞪口呆的人們：里約熱內盧和不曾有過的共和國》（1987）裏。儘管沒有徵得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的許可，我還是想借用他的觀念來談一下我對國家博物館火災的一些看法：這場火災不止是一場悲劇，更是一宗罪行。一宗幾乎整個巴西社會都脱不了干係的罪行，除了極少數優秀的人，他們為了讓記憶和文化在碾壓性的冷漠中存活而勇敢地鬥爭着。
巴西國博變形記：從皇家血統到鳥窩裏爭食的異類
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地方距離國家博物館的第一個館址只有幾米遠，那是在桑塔納營地（Campo de Santana），就是現在里約熱內盧的共和廣場（Praça da República），那裏當時是全國最重要的公共花園，現在衰落到小偷雲集的地步，他們偷走上百年的金屬柵欄，拿去當廢鐵賣掉。因此，在當時目瞪口呆的人群和今日目瞪口呆的人群之間，還是存在着一條微妙的歷史連線。
在從那裏宣告成立的共和國的統治下，國家博物館開始招惹上各種政治麻煩，這些麻煩在9月2日發生的災難中達到了頂峰。國家博物館的前身皇家博物館（Museu Real）是唐·若昂六世於1818年設立的，它是一個背時倒運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為巴西帶去科學研究的建制。
1822年巴西獨立後，它被更名為國家博物館，在整個十九世紀，它都是美洲科學研究領域最醒目的中心之一。1892年，共和國政府把國家博物館搬到了美景公園裏古老的聖克里斯托旺宮（Paço de São Cristóvão）。其藉口是為了給國家博物館更大的空間，但是這一舉措實際上也包含了一個策略性的意圖，就是試圖擦除君主制最為視覺化的象徵物，把皇帝的寢宮變成以促進求知為要務的公共機構。這個做法或多或少有點像法國大革命時期把王室宮殿轉變成盧浮宮博物館的案例，我們的共和派領袖肯定對此有所了解。在國家博物館的焚燬引起的震盪中，不應該忘記庇護它的那座建築物之前的歷史。
第一次是物理意義上的位移，1892年從市中心被移到了北區。第二次隸屬關係上的位移，讓國家博物館遠離了其他相似的機構，國家博物館成了唯一一個被嵌入到大學管理結構中的博物館。
在1945到1946年間，因為國家機構大調整，國家博物館被整合進了巴西大學（Universidade do Brasil）中，和其他二十多個1937年被「新國家」體制（譯註：「新國家」，Estado Novo，巴西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政治強人熱圖裏奧·瓦加斯在1937-1945年間建立的極權政體）實施的一項大學計劃像拼布被子一樣縫在一起的院系、中心「享有同等的特權和自主性」，巴西大學依然存留在今天里約聯邦大學的基因裏。
儘管對其特權有措辭浮誇的法律保障，將國家博物館整合進大學之中仍然意味着這座博物館已是第二次移出了先前的中心位置。第一次是物理意義上的位移，1892年從市中心被移到了北區。第二次隸屬關係上的位移，讓國家博物館遠離了其他相似的機構，比如國家歷史博物館、國家美術館等等，這些機構都隸屬於1937年在文化部設立的巴西國家歷史與藝術遺產協會（IPHAN），國家博物館成了唯一一個被嵌入到大學管理結構中的博物館。
這一決定在當時或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1960年遷都巴西利亞、里約的這所大學相應地失去了「巴西大學」的頭銜之後，它開始顯露出災難性後果。
1964年，巴西軍政府下令讓巴西大學更名為里約聯邦大學（UFRJ），這所大學就變成了巴西眾多的聯邦大學中的一所，而國家博物館則成為龐大的聯邦大學體系中努力從配置給教育的有限資源中爭得一杯羹的單位之一。就這樣，有着皇家血統的國家博物館完成了它的變形記，變成了鳥窩裏爭食的異類。
「打入冷宮」：對很多人來說，那一堆老舊的物件就只是破爛而已。
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文化被他們的非法後裔們以一種近乎蔑視的方式對待着。
1989年我開始和國家博物館有所接觸的時候，它被遺棄的狀況就已經很明顯了。
學生、研究人員、教授們公開地抱怨威脅着樓體安全的白蟻窩和漏雨的孔洞。博物館的管理人員和博物館學家們小聲地議論着大學的行政等級制對博物館藏品的漠視。對很多人來說，那一堆老舊的物件就只是破爛而已。
大學優先考慮的肯定是教書育人，幾乎不可能說服校長們拿出用於教學科研的有限撥款來像模像樣地保護化石和木乃伊。這裏收藏的很多藏品來源於印第安原住民，這一點讓籌款的工作難上加難。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文化被他們的非法後裔們以一種近乎蔑視的方式對待着。那些擠破了頭爭搶着贊助馬蒂斯畫展、資助藝術家出版旅行圖書的公司在國家博物館身上看不到任何市場回報的潛力。
就我個人的情況來說，我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和巴西國家美術館、巴西歷史地理研究所（IHGB）以及巴西國家圖書館有關，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和國家博物館失去了直接聯繫。但是我時不時還是會從在那裏工作的同事們或者媒體朋友們那裏聽到一些國家博物館的消息，包括雨水漏在了木乃伊上面這類荒誕的軼事。
1995年，安東尼奧·卡拉多（Antonio Callado）在他的書中概述了國博的「打入冷宮史」：「美景公園裏的國家博物館只能喚起悲傷。被漠視的悲傷，經費短缺的悲傷。國博意味着漏水的管道，意味着被雨水浸泡的木乃伊，而有人竟認為木乃伊即使這樣也不會朽爛。」
注定的宿命：像是歷史的反諷，像是天譴
我前面寫的一切，都是為了指出，國家博物館的火災並不是偶然的厄運，也不是一起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生的意外事故。它是注定如此的宿命，是被漠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漠視不只發生在今天，它由來已久，尤其是在最近這兩年，這種漠視已經達到了一個無法忍受的頂點。
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那些不知疲倦地讓國家博物館在極其惡劣的狀態下維持運營的工作人員和策展人們在媒體上說過很多次。或早或晚，災難總會降臨。災難最終發生在國家博物館剛剛度過兩百週年館慶之際，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歷史的反諷，或者，像是一個天譴。
那些人類的寶藏之所以會失去，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從未賦予它多大的價值。
作為一個集體，我們不知道呵護我們的遺產，不對我們珍貴的公共藏品和文化機構給予應有的關注。我們是一個不尊重自己出生時的搖籃的社會。就像某些鳥類，我們玷污了自己的巢穴。我們在大街上扔垃圾，在大海中排污，在河流中下毒。我們偷走了紀念碑，為了把它熔化成青銅，論斤出售。我們把國家公職委任給偷竊國家財富的人。
有些時候，他們偷走的正是他們自己本應保護的寶藏。今年，我們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證明2003到2005年間國家圖書館失竊的珍貴藏品被收進了私立的伊塔烏文化中心（Itaú Cultural）。如果你認為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沒有關聯，那你真是太不了解巴西文化的各種幺蛾子了。
我在這裏簡短回顧了國家博物館衰敗和毀滅的歷史背景，絕不是為了替現任政府開脱罪責。最近這兩年，國家博物館遭受了極為慘烈的經費縮減，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認定，米歇爾·特梅爾總統（Michel Temer）和他的教育部長門多薩·費里奧（Mendonça Filho）、 羅希埃利·索亞雷斯（Rossieli Soares），是最後一刻把國家博物館推入絕境並任其在災難中毀滅的罪魁禍首。
這座博物館在兩百年中熬過了漠視、混亂和政治伎倆，熬過了雨水和白蟻，最終栽倒在咬齧公物的碩鼠們面前，他們大搖大擺地撤銷了用於醫療、教育和文化的經費，去填充一些永無休止的神秘賬目。
為了讓這篇批評不沾染黨派政治的音調，我必須指出，里約熱內盧州政府也犯有瀆職罪，州政府放棄了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以至於救火時，博物館附近的消防水龍頭竟然沒有水。里約聯邦大學的校長也不能免於被問罪，他現在在報紙的大標題裏扮演一個悲憤的角色，努力在譴責相關各方，卻沒有意識到，大學本身亦是國家博物館走到這個悲慘結局的諸多因素之一。我相信，正確的調查將會確認各個角色應當承擔的責任，先從嚴追究，之後再來下結論，看有罪的到底是人還是火。
與此同時，我們繼續目瞪口呆地觀看着從總統、部長、州長、秘書以及其他無聊浮誇之徒口中迸出的陳詞濫調所構成的遊街隊列。「無法估量的損失」「無比悲傷的一天」「悲慘的事故」「我們盡到了最大的努力，但還是不夠」。每個人都匆匆甩出這麼幾句話，然後立即轉身回到對他們來說更為緊迫的競選活動中。
里約市長馬塞洛·克里維拉（Marcelo Crivella），一個連市屬博物館都沒撥什麼經費、和國家博物館沒有任何層級關係的傢伙，他宣告：「從灰燼從重建國家博物館是一項國家義務。」不，市長先生，重建已經失去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博物館並不是用水泥和抹刀就能修復的劣質居住單元。昨天被抹除的，是您所無視的許多人的記憶，是不幸選您出來當市長的這座城市的記憶。所有的孩子們期待有一天能夠在那裏眼花繚亂地目睹真正的恐龍的希望被焚燬了，數以千計的研究人員工作了上百萬小時為了讓巴西能夠更好一點地了解自己的希望被焚燬了。對於那些真正致力於遺產和文化的人來說，那一刻意味着眼淚和憤懣，而不是誓言的破滅。
這出悲劇最殘酷的一面是，大多數巴西民眾根本意識不到這次的損失到底有多大。第二日，或者頂多到一周後，又會有別的當日熱點帶走他們的注意力。一位庫裏蒂巴的法官和一位裏貝朗普雷圖的家庭主婦可能會對美國奧蘭多迪斯尼樂園的火災，或者一個善意一點的假設，對某座歐洲博物館的火災，更加感到揪心。
這些年來國家博物館被打入的那個深不見底的冷宮，其規模約等於我們所感受到的對研究、對知識、對文化、對學問的集體蔑視。別再去對比一個教授和一個議員的工資差異，也別再去比較一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日常公務費用和國家博物館被削減成齏粉的年度預算之間的差異。那些人類的寶藏之所以會失去，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從未賦予它多大的價值。
現在一切都太遲了。對於一小部分關心巴西的記憶和遺產的讀者，我有一句朋友之間的忠告：下次當你想要呼籲丹麥國家博物館務必把圖皮南巴人的衣物（譯註：圖皮南巴人，Tupinambá，巴西印第安原住民部族之一，有一部分圖皮南巴人的衣物現收藏於丹麥國家博物館）歸還給巴西的時候，請你三思而行。
（譯者：胡續冬，學者，詩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學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曾長駐巴西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