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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可:衝進世界盃的Pussy riot,以「破壞」開始,未以「破壞」結束

我們可以看到Pussy Riot身上的矛盾:他們的行動是「龐克」的,但他們的理念並不完全是。他們是以龐克的破壞主義的方式展開實踐,但他們的目標卻不是徹底地「打破常規」。


7月15日,世界盃決賽,法國隊和克羅地亞隊激戰正酣。比賽進行到第52分鐘,場上突然衝進4名觀眾,高舉雙手穿梭在球員之中,主裁判只能叫停比賽。著名的俄羅斯龐克樂隊Pussy Riot聲稱對此事負責,並將其當代藝術創作命名為「警察進入比賽」(Policeman enters the Game)。 攝:DPA via Imagine China
7月15日,世界盃決賽,法國隊和克羅地亞隊激戰正酣。比賽進行到第52分鐘,場上突然衝進4名觀眾,高舉雙手穿梭在球員之中,主裁判只能叫停比賽。著名的俄羅斯龐克樂隊Pussy Riot聲稱對此事負責,並將其當代藝術創作命名為「警察進入比賽」(Policeman enters the Game)。 攝:DPA via Imagine China

7月15日,世界盃決賽,法國隊和克羅地亞隊激戰正酣。比賽進行到第52分鐘,1:2落後的克羅地亞人在後場準備組織反擊,場上突然衝進4名觀眾,高舉雙手穿梭在球員之中,主裁判只能叫停比賽。心急的克羅地亞後衞洛夫雲(Dejan Lovren,洛夫倫)一把將跑過面前的男子推倒在地,而法國前鋒麥巴比(Kylian Mbappé Lottin,姆巴佩)則似乎很滿意這一意外事件帶來的延時效果——當其中一名女子跑到他面前時,年輕的法國人伸出雙手和她來了一個擊掌。場上的球員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些人和以往那些瘋狂的球迷有什麼不同。

眼尖的觀眾可能已經發覺,這些人身穿的是老款的俄羅斯警察制服。在現場觀戰的普京(普丁)眼皮底下發生這樣的事情,決不是一般的安保事件。果然,比賽結束不久,著名的俄羅斯龐克(朋克)樂隊Pussy Riot聲稱對此事負責。這個以反普京、反威權政治、宣揚女性主義而出名的藝術團體將這一事件本身看作一次當代藝術創作,並將其命名為「警察進入比賽」(Policeman enters the Game)。她們聲稱,這次藝術創作是為了再次喚醒大眾對於俄羅斯政治壓迫的認識,並提出了釋放政治犯、停止在集會上抓捕民眾、允許公平的政治競爭等訴求。

闖入世界盃,並不是她們心血來潮的政治活動。2012年,Pussy Riot闖入了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進行「龐克祈禱」,在神壇上高唱「狗屎」、「趕走普京」。這也不是她們第一次「攪亂」體育大賽: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她們在索契港口表演原創的諷刺歌曲「普京會教你如何愛」(Putin will teach you how to love),之後被警察帶走。她們創作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直接從陰道出來」(Straight Outta Vagina)、「讓美國變得更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等歌曲在Youtube上擁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點擊量。因此,當Pussy Riot聲稱對闖入世界盃事件負責,似乎一切都說得通了。

然而,儘管Pussy Riot一直以「龐克樂隊」示人,但這一身份着實要打一個問號。她們和俄羅斯龐克音樂圈幾乎沒有任何來往,對行為藝術似乎比對龐克音樂更為熱衷,她們的音樂甚至也不完全是龐克音樂——有的七拼八湊沒有明顯龐克特徵、有的粗製濫造甚至不叫音樂。在許多批評家看來,她們更像是披着龐克樂隊外皮的政治活動家。

什麼是龐克?

她們只是在用破壞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而這一破壞本身並不帶有政治動機。換句話說,即便她們的破壞造成了政治後果,這一後果本身也是反政治的,是一種關於政治的雙重否定。

什麼是龐克?和所有關於身份認同的問題一樣,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確切答案。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學者Erik Hannerz在做關於龐克文化的調查時,對龐克的多樣性感到吃驚。他在《表演龐克》(Performing Punk)一書中描述了一個龐克音樂節上眾人的特徵與氣質:有些人穿着皮衣,有些人穿運動衫;有些人是光頭,有些人接了髒辮;有些人荷爾蒙旺盛地恨不得把舞台拆了,有些人把起鬨的人趕走從而能安靜地享受;有些人認為在場的都是龐克,有些人認為龐克在80年代就死了;甚至還有不喝酒的素食主義龐克,他們鄙視吃肉的龐克,以及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偽素食主義龐克。「龐克」似乎有着明確的個性,卻又不指向任何一種固定的範式。

但無論是哪一種龐克,他們的身份認同都難以與最早、也是最輝煌的龐克運動剝離開來。60年代末的美國,以地下絲絨(The Velvet Underground)為代表的地下搖滾樂隊用實驗音樂的方式探索搖滾樂新的聲音,其光怪陸離的音效和先鋒主義的美學成為了日後龐克樂隊吸收的養分。MC5、New York Dolls、The Stooges、以及Ramones等樂隊在70年代的走紅,為龐克美學打下基礎:簡單的三和絃,粗暴的舞台效果,讓衞道士大皺眉頭的歌詞,DIY精神和破壞主義的傾向。在當時搖滾樂日漸疲軟的美國,這些早期龐克樂隊的出現無疑給了越戰和民權運動之後民眾無處宣泄的憤怒情緒一個極佳的出口。

無論是哪一種龐克,他們的身份認同都難以與最早、也是最輝煌的龐克運動剝離開來。圖為數名龐克樂隊Sex Pistols的支持者。

無論是哪一種龐克,他們的身份認同都難以與最早、也是最輝煌的龐克運動剝離開來。圖為數名龐克樂隊Sex Pistols的支持者。攝:Mirrorpix/Getty Images

不過,讓龐克美學震驚世界的當屬英國人麥克拉倫(Malcome McLaren),這位英國的先鋒藝術家和商人把他在美國龐克圈裏學到的經驗帶回了英國,並一手打造了性手槍(Sex Pistols)這一不朽的傳奇樂隊。在音樂上,性手槍把粗糙的聲音美學繼續延續下去(例如貝斯手維修斯的演奏水平是出了名地難以恭維),直接對抗以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是(Yes)等霸佔排行榜多年、以複雜技巧聞名的前衞搖滾樂隊,成為一股「清流」。

而更重要的是,麥克拉倫利用媒體曝光和宣傳手段,讓性手槍的音樂高調地介入英國的政治生活。宣揚無政府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在英國」(Anarchy in the UK)和諷刺皇室的「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高居唱片銷售的排行榜前列,而後者中的一句歌詞「英國夢沒有未來(No future in England's dream)」則唱出了70年代經濟蕭條的英國社會中年輕人的心聲,「沒有未來」也成為英國甚至世界龐克運動的座右銘。

有趣的是,性手槍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政治活動家,他們聲稱自己甚至不知道英國首相是誰——他們只是在用破壞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而這一破壞本身並不帶有政治動機。換句話說,即便他們的破壞造成了政治後果,這一後果本身也是反政治的,是一種關於政治的雙重否定。

儘管這些龐克樂隊彼此之前有諸多差異,我們仍然能夠較為清晰地看到他們身上的共同點:以破壞的方式反抗——無論是在音樂上還是行為實踐上。然而,隨着龐克運動的愈演愈烈,唱片行業嗅到了商機。自80年代起,龐克樂隊開始受到主流唱片的包裝,保留了龐克美學的「形」,但失去了龐克理念之「實」,成為資本家的賺錢工具。因此,Hannerz提到的「龐克在80年代已死」的觀點也不無道理。

Pussy Riot的龐克一面

從階級立場上來說,Pussy Riot和龐克文化一樣,更多地代表了先鋒藝術家,知識分子,以及有閒的中產階級。

而Pussy Riot似乎又讓人看到了70年代龐克身上原始的衝勁和叛逆:她們既沒有公司包裝、又充滿DIY和反抗精神。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Pussy Riot和龐克文化的交集。

首先,Pussy Riot的美學符合龐克文化的邏輯。從音樂上講,Pussy Riot繼承了「誰都可以演奏音樂」的基本思路,摒棄了音樂技術或者編排上的企圖心——或者毋寧說,她們本身就缺乏足夠的音樂技巧。早期的成員大多沒有受過任何系統的音樂訓練,看上去根本沒有資格成為職業的音樂人,但這並不能妨礙她們拿起樂器在公眾面前表演,並把這種「無資格」作為一種資格,來接近而非疏遠與觀眾之間的距離。一把吉他,一把貝斯,一個便攜式音箱,一片公共場地,就能成一台演出,這和70年代地下酒吧裏的龐克樂隊也沒有本質差別。從外觀上講,自Pussy Riot創建伊始,成員便以豔麗的服裝、花哨的長筒襪和彩色頭套作為自己的身份標誌,扎眼的視覺效果和與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先鋒氣質,呼應着龐克文化對於「偏常」審美的喜愛。她們的表演顯得笨拙而又粗暴,彰顯出對循規蹈矩的鄙夷,走到哪裏都能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其次,這種「偏常」美學,無疑來自於她們打破「常規(status quo)」的行動理念——這同時也是龐克文化引以為傲的部分。在龐克興起的70年代,年輕人面對的社會現實是福利下降,失業率上升,社會衝突、種族歧視加劇,龐克運動則是對這一現實常規展開攻擊的武器。這把武器並沒有確定的形態,它像是一頭破壞一切的猛獸,將常態當做病態來挑戰。她們把日常用品無意義化或者超現實化,例如把釘子釘在嘴上,或者在衣服上同時畫着極左和極右領袖的形象,來對抗常規。而Pussy Riot的行動更是受到了當代行為藝術的深刻影響,將打破常規看作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Pussy Riot的創始人、早期領袖託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代號Nadya),曾經是行為藝術團體「戰爭」(Voina)的重要成員,「戰爭」也被視為Pussy Riot的先驅。在「戰爭」期間,Nadya領導過多次讓人瞠目結舌的行為藝術「作品」,包括2008年在國立生物博物館的一次公開性交「表演」,並聲稱此舉是為了諷刺普京的鼓勵生育政策。而讓Pussy Riot獲得國際知名度的當屬她們在2012年2月21日闖入俄羅斯正教中心、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龐克祈禱」:她們穿戴着經典的套頭撞色裝束,闖入教堂的聖壇中,一邊高唱「聖母瑪利亞,上帝之母,把普京趕走」、「Shit,shit,holy shit」,一邊拳打腳踢,彷彿在與妖魔搏鬥。她們聲稱,此舉是為了揭露俄羅斯正教教會與政府勾結、把普京視為上帝的醜陋面目。儘管這個「演出」只持續了不到四十秒,五位出場的成員便被教堂的安保人員拖走,但流出的視頻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事件發生後,Nadya以及另外兩位核心成員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代號Maria)和薩繆塞維奇(Yekaterina Samutsevich,代號Kat)被以流氓罪判刑兩年,引發了西方世界對於俄羅斯人權問題的關注。而幾位當事人並不認可她們的罪名:在她們看來,自己並非意在擾亂社會秩序,而是通過打破常規的方式喚醒人們對逐漸淪為常規的政治壓迫的注意。

讓Pussy Riot獲得國際知名度的當屬她們在2012年2月21日闖入俄羅斯正教中心、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龐克祈禱」。

讓Pussy Riot獲得國際知名度的當屬她們在2012年2月21日闖入俄羅斯正教中心、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龐克祈禱」。攝:Mitya Aleshkovsky/ITAR-TASS

Pussy Riot和龐克文化的第三個共同點,是她們的階級立場。人們往往認為,龐克文化與工人階級左派有着天生的契合之處,他們代表社會底層階層,追求個人的平等和公平的分配,積極地鼓吹社會變革甚至革命。英國學者Hebdige曾在他的《亞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一書中提出,龐克主要是工人階級的文化。許多龐克樂手來自於工人階級家庭(比如性手槍的吉他手Steve Jones),或者聲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比如The Clash樂隊的主唱Joe Strummer),他們對於社會的不滿正是來自於自己家庭在經濟蕭條中遭到的重創,或是對工人階級悲慘遭遇的同情。很多著名的龐克歌曲也都有着強烈的左派意識形態(比如「上帝拯救女王」)。

然而,另一位英國學者Clark則認為龐克恰恰不屬於工人階級,而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時尚界的文化。這一觀點似乎更有說服力:一方面,龐克美學幾乎完全是由來自中產階級的音樂家(比如定義了「龐克聲音」的The Ramones的大多數成員)或者在藝術學院受過專業教育的藝術家(比如麥克拉倫)所確立的,所謂簡單粗暴的音樂「革命」更像是一場有着理論和物質基礎支撐的、精心設計的反抗,而不是單純地「胡作非為」;另一方面,工人階級難以理解龐克美學,他們往往對龐克文化中的瀆神、扭曲的性愛觀和無政府主義感到憤怒,無法接受讓這種「偏常」的品味來代表自己的立場。

Pussy Riot在俄羅斯也有着類似的處境:核心成員Nadya、Maria、Kat等人都來自於知識分子或者藝術家家庭,在她們的青少年時期對當代哲學和當代藝術已經有了廣泛的閲讀和了解。她們打破常規的創作,並非無知無畏的胡作非為,而是有意識地在填補俄羅斯行為藝術和女性主義運動的空缺,為俄羅斯的政治抗議運動尋找新的突破口。然而,她們為之吶喊的人群並不能理解她們的行動:比如,在她們看來,挑戰俄羅斯教會是為了使民眾免遭腐敗教會的迫害,但卻遭到了俄羅斯教徒的極端反感和一致抵抗。因此,從階級立場上來說,Pussy Riot和龐克文化一樣,更多地代表了先鋒藝術家,知識分子,以及有閒的中產階級。

Pussy Riot的非龐克一面

儘管在「龐克禱告」事件後,她們得到了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支持(主要來自於西方國家),但與其說這是她們的行動所取得的成果,倒不如說是她們對於行動的敘述所獲得的同情。

但是,Pussy Riot和龐克文化之間又存在着明顯的張力,正是這一張力讓她們的行為邏輯變得脆弱又難以理解。

事實上,除了Nadya公開給Pussy Riot定性為龐克樂隊以外,其他的成員並沒有明確自己的龐克身份認同。比如,在「龐克禱告」的審判中,Maria和Kat在總結發言中都沒有提到過「龐克」二字。相反,她們更明確的是自己當代藝術家的身份,特別是反普京、反威權政治、宣揚女性主義的立場。她們的立場如此堅固而難以動搖,以至於龐克身份認同在她們那裏出現危機。

這一點尤為體現在「龐克禱告」事件中她們對待宗教的態度上。在案件聽證過程中,Nadya一再強調Pussy Riot的行動並不是針對廣泛意義上的教會,也不是針對信仰,更不是針對信徒。她們針對的只是俄羅斯正教教會,尤其是莫斯科大牧首基里爾一世。她們認為基里爾與普京關係甚密:之前他們曾在克格勃做過同事,而現在又沆瀣一氣,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腐敗和壓迫。基里爾公開將普京和上帝相提並論,曾被曝出佩戴奢侈品牌手錶,這些都成為Pussy Riot批評俄羅斯正教、闖入教堂的由頭。因此,當她們被以破壞宗教場所秩序、製造宗教仇恨的名義起訴時,Nadya說:「我們對於宗教信仰沒有仇恨,也完全沒有想要傷害信眾們的感情。儘管我不認為我們觸犯了法律,但我承認我們的行為在道德上對他們產生了負面影響。如果對他們造成了傷害,我們感到很抱歉。」你很難想像這樣的話從一個「真正的」龐克嘴裏說出來。

Pussy Riot的成員絕不是無信仰主義者。她們中的許多成員參加過正教青年團或者是其他的教會志願活動;在「龐克禱告」開始前,她們甚至約定儘量避免干涉教會的正常活動。她們認為自己的行動受到了基督宗教的啟發,並且是在幫助教會。在Nadya的總結陳詞中,她甚至把「龐克祈禱」與耶穌基督受難的故事相比較。她們並不否認信仰的力量,也不是要否定教會的權力,只是對這一權力被普京利用而感到不滿。換句話說,她們並不是要破壞宗教語境下的權力關係,而是針對關係中具體的個人。她們對於權力的批評與其說是抽象和根本的,不如說是具體而平面的——具體到普京,並且不包含世俗政治以外的權力。這與龐克文化倡導的大破大立大相徑庭。正是因為如此具體的政治立場,她們往往被看作是披着龐克外皮的政治活動家,而非積極參與政治的龐克音樂人。

儘管擁有具體的政治訴求,Pussy Riot對於世俗政權的批評也常常令人困惑。她們似乎並沒有明確地提出政治改革或者革命的方向,而只是單純的希望普京下台,結束當下的威權統治。至於她們的政治理想究竟是社會主義民主還是無政府主義,只是希望對具體的社會機制進行改良還是徹底推翻這一社會系統,這一點並不清楚,因為她們曾經在不同的場合表達過不同的態度。有趣的是,普京曾公開表達過不希望給Pussy Riot量重刑,這使得她們的政治訴求更顯滑稽。

儘管擁有具體的政治訴求,Pussy Riot似乎並沒有明確地提出政治改革或者革命的方向,而只是單純的希望普京下台,結束當下的威權統治。圖為2012年2月,樂隊因闖入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被拘捕並起訴後,到法庭聽取判決。

儘管擁有具體的政治訴求,Pussy Riot似乎並沒有明確地提出政治改革或者革命的方向,而只是單純的希望普京下台,結束當下的威權統治。圖為2012年2月,樂隊因闖入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被拘捕並起訴後,到法庭聽取判決。攝:Natalia Kolesnikova/AFP/Getty Images

行動困境和新的變化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Pussy Riot身上的矛盾:她們的行動是「龐克」的,但理念並不完全是。她們是以龐克的破壞主義的方式展開實踐,但目標卻不是徹底地「打破常規」。正如「龐克禱告」事件上所遭受的批評:她們實際上嚴重破壞了教會和正教信仰,但目標卻並不是要對抗教會或者信仰,這讓她們的行動邏輯顯得脆弱。儘管在「龐克禱告」事件後,她們得到了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支持(主要來自於西方國家),但與其說這是她們行動的成果,倒不如說支持者同情她們行動背後的理念。

那麼,這次闖入世界盃的行動仍然延續了過去的邏輯嗎?這裏面有兩個變化值得注意。第一,在2013年底獲釋之後,早期的核心成員Nadya和Maria在名義上與團隊已經分道揚鑣,出現在世界盃決賽場上的是Nadya的丈夫以及幾位後來加入的成員,而他們在Pussy Riot早期的活動中並不主導團隊活動或者尚未出現。第二,闖入世界盃賽場時,他們放棄了經典的套頭撞色裝束,而是以真面目示人,並且也沒有演奏任何音樂的行動或企圖。可以看出,隨着成員的調整,Pussy Riot的美學也發生了一定的改變。

然而,她們的行動邏輯能否持續,仍然需要時間的檢驗。她們是否真的能夠在龐克音樂史上留下屬於自己的一頁,亦或是憑藉行為藝術作品對俄羅斯政治造成真正的挑戰?如果她們無法證明能夠通過自己的行動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又如何能夠為自己破壞性實踐的合法性辯護?

但團隊反普京、反專制的立場並沒有根本改變,這可以從幾個事實中看出來。首先,Nadya和Maria的離隊,正是因為兩人後來的興趣已經偏離了Pussy Riot的立場,轉向了為監獄裏的罪犯爭取正當利益的政治運動,這一政治運動是以機制化、系統化的方式開展的,與Pussy Riot的旨趣和立場不再一致。因此,Nadya和Maria的離隊,結果是保留了Pussy Riot的原本立場。其次,Pussy Riot選擇在世界盃決賽「下手」,無疑是由於普京出席了這場比賽。通過在他眼皮底下製造混亂,Pussy Riot宣示着反普京勢力的能量仍然活躍。與球員啼笑皆非的互動,讓她們再次利用媒介成為話題製造者,成為媒體口中拳打俄羅斯政府壓迫、腳踢國際足聯腐敗的先鋒人物。

然而,她們的行動邏輯能否持續,仍然需要時間的檢驗。她們是否真的能夠在龐克音樂史上留下屬於自己的一頁,亦或是憑藉行為藝術作品對俄羅斯政治造成真正的挑戰?如果她們無法證明能夠通過自己的行動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又如何能夠為自己破壞性實踐的合法性辯護?這些問題,將會交由未來的歷史給出答案。

(聶可,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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