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午後，日頭照著長長的三條街巷，悶熱之中，找不到一處可以躲避的空間。這是前去拜訪查建英時，在她家樓下遇上的第一件尷尬事。沒有雜貨鋪，沒有小吃店，沒有茶館咖啡館理髮廳。在日壇公園，曾經北京城裏最閒適的區域，街道上乾乾淨淨，一望無際。
一見面，抱怨立刻得到共鳴——「以前從來不是這樣！就這半年，我從紐約回來，發現剪頭髮的、買東西、吃拉麪和羊肉串的小店的都沒了......全給『拆牆打洞』了。」查建英聲音不高，散散淡淡的樣子，快人快語。
和海歸人士聊中國變化，是和倫敦人聊天氣一樣的萬用話題。但查建英說，這一次回來，感受真的不一樣。不只中國不一樣，美國也不一樣了。世界似乎又到了一個「關鍵節點」。
出身官員與知識分子家庭，在北京長大的她，80年代初赴美留學，87年回國，原本滿腹衷腸，要在文化復甦的祖國大幹一場，沒想到六四槍響，打碎希望，也從此打亂了人生。她回到美國，以與中共政權決裂的姿態加入美國國籍，也放下了剛剛嶄露頭角的母語小說創作，改用英文進行更職業化的非虛構採訪、寫作。但她放不下中國的朋友和故事，也舍不下她的老師夏志清批評的「China obsession」（中國情結），90年代之後，終究開始了候鳥一樣，在紐約與北京之間穿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