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6日下午，北京一幢居民樓內，斜陽照進23層的玻璃窗。空蕩蕩的屋裏，兩隻新生的小貓在地面上遊蕩。張凱靠在椅子上，為被封禁的微信公眾號和凍結其中的近140萬元（人民幣，下同）打賞發愁。
張凱今年39歲，曾是北京新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過去十年，他代理過包括2008年毒奶粉案、2010年山西問題疫苗案等多宗公共案件。2015年，他因參與浙江強拆十字架案的維權行動，被關押7個月，隨後在電視上認罪，被帶回老家內蒙古呼和浩特，經歷長達兩年半的監視居住，不久前才回到北京家中。因律師執照無法過年檢，他在微信上開設公眾號「張凱律師」，不時發表時評，靠打賞為生。
2018年7月22日，中國大陸曝出劣質疫苗事件，張凱發表時評《都在一條船上》，探討劣質疫苗的監管弊病。這篇2900餘字的時評，在17小時內獲得千萬級的閲讀量和接近140萬元的網絡打賞。緊接着，這篇文章連同張凱的個人公眾號遭到全網刪除、封禁，打賞被凍結。
「如果八年前，我們正常把事（問題疫苗）解決了，就不會有今天（這種情況）。」張凱對端傳媒表示。從代理毒奶粉、問題疫苗不被立案，到評論劣質疫苗案被禁言，絆倒張凱的都是「同一塊石頭」——權力壟斷、監管失當。十年過去了，該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而當年試圖解決問題的律師都被「解決」了。
八年前，「主要的希望，還是法治和民主」
2018年7月22日，連日的暴雨結束，北京步入三伏天。傍晚，張凱走進書房，坐定在電腦前，打開電扇、擺上一杯水，他決定寫一篇評論。
兩天前，一篇名為《疫苗之王》的文章登陸社交平台。文章梳理了杜偉民、高俊芳、韓剛君三位中國大陸「疫苗之王」發家史：從有關部門獲取生產牌照，通過造假、壓價等手段，佔據中國大範圍疫苗市場，並迅速躍升為市值達數百億的行業巨頭。一天之內，該文成為絕對的爆款，激起如沸的民怨。
張凱熟悉疫苗話題。2010年春天，替毒奶粉受害者家庭維權的工作剛告一段落，張凱很快介入了另一宗公共事件。
3月，《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歷時半年調查，刊發《山西疫苗亂象》的重磅報導。這篇萬字長文，揭發了山西近百名兒童因注射高温疫苗致病或致死。涉事的山西疾控中心謊稱對問題疫苗進行過調查，被中心信息科原科長陳濤安揭發，陳本人和家屬隨後多次接到恐嚇電話。報導刊出後，引發社會各界的強烈震盪。
在法學博士滕彪看來，這些個案往往映射出體制的弊病，公眾關注度也相當高，一旦被媒體報導，就會被當局迅速列成「敏感案件」，但案件當事人普遍是社會底層，他們無法支付高昂的律師費，也很少有律師願意義務維權。因此，「讓受害人知道要去找誰，就變得非常重要。」
早在2008年前後，一群維權律師常常聚在一起，討論案件、分享經驗、相互聯結。那是維權律師們的黃金年代，他們通過《南方週末》這類有公信力的媒體，發布公告，主動提出為當事人維權。他們希望，通過聚焦極端個案，引發社會關注，形成民間自下而上的壓力，並最終推動改善政策、維護公眾利益。讓案件在司法，而非其他框架裏解決，「這幾乎是我們所有法律人的理想。」張凱說。
其時也是「公民社會」蓬勃生長的年代，公共事件一旦爆發，大批記者、維權律師和民間機構就迅速湧現，為受害人發聲、抗議、甚至不惜與當局正面博弈。
《山西疫苗亂象》刊發後，全國各地輾轉找到王克勤的家長越來越多，受害者的數字不斷增加，幾乎遍及全國各省，僅山西就有至少150人。
張凱記得，那段時間，王克勤常常一個電話就把一群人召集到報社的會議室。昏暗的燈光下，大家拉出幾張桌子，擺上凳子，你一言、我一語，爭相為受害人提出維權路徑。2010年3月23日，29位法學人士和律師還在北京召開了一場「山西毒疫苗事件法律研討會」。
「我們法律人採取行動的時候到了。」參會的滕彪說。依法維權的關鍵在衞生部，「它既是執行者（或者作惡者），又是裁判者」，調查很可能得不到公正的結果。而因為注射疫苗的兒童人數眾多、時間地域跨度大，很多家長或許對子女是否注射過問題疫苗都不知情。眼下最重要的，是儘快固定疫苗受害者的證據（固定證據，即對證據採取措施加以固定並提取）、提供法律諮詢和指導、要求信息公開、提出刑事控告。
「新公民運動」主要創始人許志永則認為，要為問題疫苗的調查成立獨立的公民調查團，由律師、醫生、公共衞生專家等人員要組成，可獨立搜集相關證據。
傳知行公民轉型論壇創始人張大軍從醫療角度剖析，主張儘快帶疫苗到境外做採樣鑑定，「國內的機構不可信」，要將樣本送去聯合國，或者香港、台灣。「實際上，這是一個大範圍的醫療醫療事故….按照中國的規定，（結果）只能有利於醫院和醫生。」
眾人紛紛點頭。法學博士範亞峰接過話。他說，專家、技術、法治、民主才是形成現代規則的路徑模式，「但目前專家系統已經崩潰」，「主要的希望，還是法治和民主」。他更呼籲，大家要關切正面臨當局強大壓力的揭發者陳濤安的命運。包括江天勇、程海在內的四名律師很快表態，他們願意為陳濤安擔任法律顧問，危難時刻，一定會為陳濤安提供辯護。
八年後，談起那些研討會，張凱言語裏滿是懷念。如今回看，他覺得昔日的壯志，盡是美麗的「誤會」和一廂情願的天真。
醫院不敢做檢查，法院不敢立案
7月23日凌晨六點，張凱已一刻不停地打磨文章近12小時，他終於滿意。休息了兩個小時後，他按下發送鍵，等待過審。
但張凱預感它可能無法通過審核，裏面涉及的人物太多了：許志永、滕彪、李和平、江天勇、唐荊陵……這些曾經赫赫有名的維權律師在十年裏逐漸消失在公眾視野，他們的名字也變成了敏感詞。
果然，十五分鐘後，文章「審核失敗」。
隨後的一整個白天，張凱將敏感的名字刪除，又抹掉了具體的維權經歷，只保留了一些話——「今天中國的樣子，就是中國人觀念塑造的。中國人普遍有什麼樣的想法，就有什麼樣的中國。」他將文章製成長圖，以通過回覆關鍵詞彈出的方式發出。7月23日傍晚，這篇名為《都在一條船上》的時評終於在互聯網上誕生了。此前，它共歷經12次審核失敗。
與網絡監管的博弈，僅僅是這些年張凱面臨眾多困境的一個側影。自2009年開始為公共案件的維權後，張凱一次又一次陷入死循環：工作進行到一半，當事人就莫名消失了。他們再次出現時，張凱就被通知「事情已經解決」，被要求「不要再上訴維權」。張凱多方打聽才知道，「有關部門」已經出面調停，幫助受害人家屬私下和企業達成賠償協議，而獲賠前提是「解除代理律師」。「常常搞得我很難堪、很被動。」張凱苦笑，歎了口氣。
到法院上訴也是舉步維艱。滕彪對端傳媒回憶，2010年中國大陸的案件受理仍實行「立案審查制」，律師們替當事人搜集好證據、備齊材料到法院申訴，可案子往往就陷入僵局。法院要麼不給立案，令案件無法進入司法程序，要麼受理案件後，受害人就等上相當長的時間，申訴到最後無疾而終。
2010年3月，山西問題疫苗曝光後不久，衞生部便發布公告：任何醫療機構和個人不能對預防接種異常反應作出調查診斷結論。此後，鮮有人敢再獨立調查問題疫苗案件。
6月，張凱搜集受害人注射疫苗的材料、醫院開具的診斷證明後，來到北京西城區人民法院，申請立案。他將材料放在封袋內，交給廳內立案庭庭長，並請求法院出示一份「材料收取清單」，但遭到庭長拒絕，說「要研究研究」。
隨後張凱把材料放下，「反正法律規定是七天（要求回覆當事人），七天後我再來。」
七天後，張凱再次來到法院，他沒有見到那位接納他材料的庭長，又去找其他工作人員討要說法，但上至法官，下至庭長，無人理睬。
「你當時交給誰的，你就去找誰！」一名法官說。
「我交給的是你們立案庭，是你們法院，不是某一個人！」
一陣僵持後，案件終究無人受理，張凱無功而返。此後，申訴也不再有進展。
端傳媒接觸了多個八年前疫苗案的維權家庭，發現無一例訴訟成功。其中一位家長告訴端傳媒，她的小孩出生第二日接種了卡介苗和乙肝疫苗，隔天身上開始青紫、抽搐，發作癲癇。醫生告訴她這與接種疫苗有關，屬於「偶合」。她多次到法院訴訟，法官告訴她「證據不足」，無法立案。她跑到國家信訪局、中南海上訪，遭到關押、暴打和長達八年的監控。
在張凱看來，毒奶粉、毒疫苗等公共性案件，維權的困境往往是結構性的。受害者多、波及面廣，法院擔心，一旦接受當事人訴訟，就為以後類似的公共案件維權開了門，很可能形成連鎖效應，在全國範圍內觸發大規模維權行動。
而受制於專業背景，律師們也有一些技術難題無法解決——他們嘗試證明注射疫苗和兒童患病之間的因果關聯，但從舉證角度出發，「注射到人身體裏的疫苗，和市面上獲取的疫苗不能等同」，因此調查結果無法作為呈堂證供。由於維權律師自身執行力不足，2010年後，他們也沒有拿市面上的疫苗樣本到海外做檢測。當年在研討會上的計劃，鮮有實現。
類似的困境並非第一次出現。2009年，張凱替毒奶粉受害家庭維權期間，曾從商場貨架上取下奶粉拿去化驗，試圖用作呈堂證供。但「吃進肚子裏的奶粉」無法與貨架上的等同，最後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拒絕立案。最後，廠商和當事人達成賠償協議，張凱被當事人解除，「甚至他們得到多少賠償我也不清楚」。
造成這一困境反覆出現的關鍵在於舉證責任。曾在2016年替疫苗家庭維權的律師劉書慶對端傳媒表示，國際上，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通常採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證明疫苗不存在質量問題的責任應由醫院或廠商承擔，否則判其敗訴。在中國卻反過來了，要由民眾證明「疫苗」有質量問題，「這對普遍沒有醫學背景的受害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此外，在美國、日本等國家，從民間到國家層面，均有系統的人道救濟制度。美國1986年通過的《國家兒童疫苗傷害法》和《疫苗傷害賠償程序》，規定國家對疫苗生產者按其所銷售的每支疫苗計徵專門的税金設立救濟基金。1948年日本頒布的《預防接種法》，更是從國家層面，為受害家庭制定了賠償方案。
中國的情況則截然不同。據《疫苗之殤》統計，接種後出現異常反應的案例，80%以上被判生病與疫苗無關。中國的相關管理條例規定，應對預防接種異常反應引發的嚴重損害者給予一次性賠償，但賠償標準過低、程序缺位、範圍金額過於模糊，導致了受害者獲賠困難。多位家長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2010年孩子在接種疫苗出現問題時，他們也曾上訪。「法院不接我們的案子，因為根本無法可依。」一位倡導疫苗立法的家長說。
沒有細緻的獲賠條例令他們喪氣，家長們最終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一筆賠償，據端傳媒不完全了解，賠償金有2萬的，也有10萬的，差別巨大。孩子以後看病報銷的比例也在20%至80%不等，這些差距並非依據孩子的受損程度或具體細則，而是隨各省經濟狀況而定。
劉書慶說，上訴時，法院往往規避疫苗本身的質量問題，將責任歸咎於注射疫苗時操作失誤或可接受範圍內的「接種異常反應」，「我們常常不知道責任歸於誰。」
與此同時，堅持維權的多位毒奶粉、問題疫苗案的當事人，也遭當局逮捕、判刑。最令人驚駭的事件之一，是毒奶粉案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的發起人趙連海，他因發起公民調查並號召家屬聯合進行合法訴訟，被以「尋釁滋事罪」為由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
2012年前後，在當局的強勢反撲下，這個由律師和受害者組成的抗爭共同體，很快土崩瓦解了。
在「一個對上負責」的體制裏，我們所有人遭遇了公共性案件維權的核心困境。滕彪說，「民間的壓力，他們（有關部門）沒有什麼切身體會。」
張凱也不再參與疫苗案維權。一年後的夏天，他攜同懷有身孕的妻子，自費赴美訪學，在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宗教維權。
那一年，張凱在遠離喧鬧城區的大農村學習聖經、英語。閒暇時，他禱告、與律師們商討宗教案件。妻子即將臨盆，他常常花上60美金，帶妻子去醫院產檢。B超裏的孩子只有咖啡豆大小，後來孩子出生，他和妻子就給女兒取名「咖啡豆」，一家三口很享受這樣的時光。
但張凱沒有想到，短暫的安寧結束，他經歷了一場幾近滅頂的風暴，親眼目睹中國維權律師的集體力量，一點一點，走向無聲死亡。
「啄木鳥」的角色消失了
7月23日晚，《都在一條船上》發出後，「船」作為命運的意象，最大程度地激發了民眾的共鳴：
「我們何嘗不都在一艘大船裏，看起來船決定着我們的命運。事實上，船裏的每一個人，決定着船的命運」。
網民們終於不甘沉默，通過轉發和打賞，表達無聲的抗議。文章發出五個小時內，充滿切膚之痛的評論迅速過萬。坐在屏幕前，張凱「看着後台的評論，都感動得流淚了」。
第二天一早，該文在微博微信兩個平台開始病毒式蔓延。據一位不願具名的律師說，張凱將這篇文章轉發至一個他所在的律師微信群時，「我們群裏的人幾乎全部轉出去了！真的轉瘋了！」張凱的朋友圈裏，「賣魚的轉、賣菜的轉……」不分階層地轉。文章的點讚數很快突破了10萬。
瘋狂的轉發終於引來監管者的注意。7月24日中午，該文被從張凱私人公號裏刪除。此後張凱多次重發，5次更換讚賞碼。直到7月24日深夜公眾號被封禁，文章總共獲得了將近140萬元的打賞和逾千萬閲讀量。「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陣勢。」張凱說。
滕彪在接受採訪時稱，這幾年，政府對公民的表達一直是嚴厲的壓制狀態，「但只要有裂縫，大家就要表達出來，凝聚起來，」在滕彪看來，這說明意識形態的管治思維，已經不奏效了。
但攻訐隨之而來。
自媒體公號「烏鴉上尉」率先發文，指責張凱多次更換讚賞二維碼賺打賞，動機不純。說張凱無律師執照的原因，並非他文中所稱替疫苗家庭維權「把自己搭進去了」，而是2014年他在温州教案中，「欺騙群眾給自己斂財、煽動教徒鬧事」，遭到整肅。該文還貼上當時張凱電視認罪，承認煽動教徒的截圖作為證據，此文很快突破10萬點擊量，公號主人自稱是「北航（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的一名研究生」。環球時報、北京日報等官方媒體也緊隨其後，發文撻伐張凱。
幾乎一夜之間，「張凱就從一個充滿情懷的好律師，變成一個讓人『可恨的』、『發國難財的』、『吃人血饅頭的』、『敗壞自媒體風氣的』……卑鄙小人。」較為支持張凱的上海自媒體人魏武揮撰文寫道，他不認為更換多張二維碼有何不妥，「他一不偷二不搶，自己寫篇東西，也沒說你一定要給了錢才能看。給與不給，豐儉多寡，任君選擇。」
在朋友圈裏，魏武揮評論：「難道，（你們）真的不知道温州教案的事嗎？」
那是一段張凱不願多提的往事。
2014年，他在美國普渡大學為期一年的訪學結束，原本打算與妻子前往美國南方繼續訪學。當年春天，浙江發生大規模強拆十字架運動。據不完全統計，全省有至少13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卸、20餘座教堂被強制拆除，500多名信徒被抓，130多人被打傷，期間，包括黃益梓、顧約瑟在內的60餘名牧師被警方抓捕、秘密關押審訊。
從2014年3月開始，5個月多的時間裏，張凱收到多封温州教徒的求助信，懇請他協助維權。當時，張凱的訪學行程即將結束，他決定不再延續，回到中國。「我是一個律師，也是基督教徒。其實，我責無旁貸。」張凱說。
此後，張凱常駐温州，四處舉行普法講座，主張大家依法抗爭，包括依法行政復議、申請信息公開、遊行示威，他本人也依法代理一切和強拆十字架有關的案子。張凱組織了30多個律師參與浙江各地的教案，打算用盡一切合法手段，在強拆十字架風暴中抗爭到底。
然而，誰也沒想到，一年後，一場維權律師們的滅頂之災，轟然而至。
2015年7月9日起，全國範圍內300多位律師、維權人士遭到當局傳喚、刑事拘留。在這場震驚中外的「709大抓捕」中，張凱被温州警方於7月10日深夜帶走，遭到徹夜審問。
國安在警告了張凱「不要炒作周世鋒案（編注：北京鋒鋭律師所主要創始人，『709大抓捕』重點鎮壓對象。）」、「不要參與浙江教案」、「不要舉辦法律講座」後，將他放走。但隨後的一個多月裏，張凱顯然沒有「聽話」，他繼續每天會見從浙江各地湧來找他的教徒們，協助他們維權。直到8月25日深夜，警方將他徹底帶走，關押了七個月。
七個月裏，張凱經常被徹夜審問，家屬和律師也無從見到他。直到2016年2月，在警方的安排下，他被推上電視認罪，鏡頭前，張凱表情呆滯，他成為了「違法國家法律、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國家安全」的律師、温州教案的幕後黑手。2016年3月24日，張凱終於被釋放，在當地警方的安排下，他被遣送回內蒙古，但繼續實行監視居住。
很少有人知道那七個月裏他具體經歷了什麼，「（因為）達成協議了，不能說，不方便說。」張凱回絕了端傳媒的提問。
但這段經歷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傷害，此後，他噩夢綿延不斷，常常夢到被人追殺，「我跑啊跑，跑到一個懸崖，就驚醒了。」
更多的傷害是情感上的。2016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張凱陷入了對律師職業的困惑，他曾經相信律師匡扶正義的理想，相信追求公平的樸素價值，「在學法律的時候，這就是滿滿根植在心裏的價值，我們盼望這樣的社會。」
但現實讓他看到的，是失望、傷害和恐懼。
「709」的嚴冬前後，那些曾經為問題疫苗奔走的律師，多數已散落天涯。許志永因呼籲官員公示財產，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2017年才獲得釋放，但繼續被監控。滕彪於2014年前往美國訪學，成為流亡律師，「只能幫國內律師在海外發發聲，表達抗議」。包括李和平、江天勇在內的多位昔日活躍的維權律師也幾乎在公共領域中銷聲匿跡。
不止一位律師對「709大抓捕」製造的寒蟬效應深有感觸。2016年山東疫苗案中，律師劉書慶曾組織37名律師聯名發布《問題疫苗索賠》指南，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但他承認，無論是律師的參與度，還是維權效果，都無法和2010年相比。
一位要求匿名的大陸維權律師告訴端傳媒，雖然那場鎮壓已經遠去，但如今整個律師隊伍，「公共說話（的力量）還很弱」，「律師、記者等社會力量基本一盤散沙，苟且偷生，最終是會影響社會治理質量的。」
「啄木鳥」的角色消失了，這位律師說。
如今他的願望是恢復律師執照，好好賺錢
「709大抓捕」後，張凱失望的日子迄今沒有結束。2018年，他監視居住的期限即將到期，但發現律師執照無法通過司法局年檢。回到北京後，他無法以律師身份執業，在「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和「對中國法治幾近絕望」的時候，被迫告別了自己堅持十多年的職業，他決定動筆寫文章，只為謀生，每篇文章可以獲得差不多一萬元的打賞。
「張凱律師」的公號封禁後，謀生的工具沒了，張凱再次陷入焦慮。
7月26日上午9點，張凱通過朋友的公號發文，宣布他將把140萬的打賞投入中國法治建設，成立「有責法治建設基金」，給那些打不起官司的人支付律師費，「不多，最多也就是10單案子」。每年年底，基金會進行財務審計，向社會公開。
張凱對端傳媒說，早年間，大家常常想做很多案子，它們對推動中國法治建設很有意義，但囿於當事人是社會底層，支付不起律師費，律師們總是在理想和現實的縫隙中，左右為難。「但現在有這筆錢了。」張凱笑着說。
公號被封禁後，張凱每天為解禁封號而奔走，到騰訊公司與工作人員交涉。7月28日深夜，端傳媒在張凱家附近的咖啡廳再次與他會見時，「張凱律師」公號已於白天解禁，他套着件灰色T恤，踏着雙拖鞋，身上的緊張感已經消失，他為被允許繼續賣文為生感到滿意。
但苦惱是長久的。過去一年，他的時評常因觸碰敏感詞而遭刪除，他感到自己「處處受限」。「我寫文章，是希望這個國家好，能給更多的人幫助，但它就把我限制得很死。」
那晚閒談時，張凱始終繞不開審查帶給他的困惑——
「誒，你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文章不被刪除嗎？」橙色吊燈下，他滄桑的臉搖搖晃晃。
當得知一款區塊鏈技術應用可以暫時解決這個問題時，他盯着手機屏幕，好奇而感慨，「啊，看來科技真的可以改變中國。」
「誒，那它有打賞功能嗎？可以貼打賞二維碼嗎？」他抬頭。
長生生物劣質疫苗醜聞爆發後，一些疫苗家庭的當事人又找到張凱，請他維權，但他告訴端傳媒，所有案子，他都婉拒了，「精力上無法跟上，心理上也不願意。」
臨近四十不惑，張凱卻在為謀生而苦惱。他正在跟妻子鬧離婚，背負了沉重的房貸，願望是趕緊恢復律師執照，好好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