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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漁村——希臘難民營隨筆

他說,這是他的父親,還留在敘利亞。他頓了一頓後繼續說,我父親已經死在了內戰槍戰下。他的話那麼平靜、悠揚,同緩緩吹來的海風一樣。


記得剛來瑞典時,是2015年秋天。正值敘利亞難民危機,數以萬計的難民湧入瑞典,湧入歐洲。 攝:Dimitar Dilkoff/AFP via Getty Images
記得剛來瑞典時,是2015年秋天。正值敘利亞難民危機,數以萬計的難民湧入瑞典,湧入歐洲。 攝:Dimitar Dilkoff/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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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剛來瑞典時,是2015年秋天。正值敘利亞難民危機,數以萬計的難民湧入瑞典,湧入歐洲。三年來,我對這個議題的熱情度只增不減。我在學校選修了國際移民課,課外幫助一個國際無政府組織紀錄難民們在瑞典的生活。今年四月,一個荷蘭的無政府組織Movement on the Ground的創辦人之一來隆德大學做講座,我被她創辦組織時的心路歷程打動,決定六月去希臘幫忙。

希臘難民營由此成為了我社會實踐的第一站。希臘有一個與土耳其相鄰的小島,叫做萊斯沃斯(Lesvos)。它位於愛琴海北面,歐洲和土耳其邊界處。若將伊斯坦布爾和雅典連成對角線,米提里尼就在線的中點。歷史上,這座小島先後被普魯士人、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所統治,自1462年屬土耳其領地,直到1912年才正式收歸希臘。而小島收留難民的歷史則始於1922年,當時土耳其的一座沿海城市Symrna發生大火,數以百計的基督教流亡進入米提里尼。有大大小小將近十個難民營,營中大都是從中東地區途徑土耳其流亡到這裏的難民。我在一個專收留弱者的一個叫做Kara Tepe的難民營開始了為期兩週的志願者服務。

稀缺的涼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難民營的商店做導購。商品是從世界各地捐贈來的衣物,每個難民每三個月都有一定的份額挑選他們想要的衣物。每位女士可以挑選五件上衣,兩條褲子,兩件睡裙,兩個乳罩,和四條短褲。外加兩塊頭巾。這些看起來最為平常的物品,不僅僅為他們提供了生活的保障,挑選的過程更為他們提供了生活裏為數不多的,可供自由意志馳騁的野地。我們志願者被一再強調,耐心,耐心,再耐心。要儘量滿足住戶的意願。

挑選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每戶人家平均用時一個小時。女孩兒們挑挑撿撿,為了一件短袖是否適合自己而斟酌良久,為了想要沒法挑出一條緊身褲而皺起眉頭。涼鞋是稀缺品,幾乎每個人都想要鞋子。因為大多數難民在夏天還穿着熱烘烘的球鞋。我的志願者同事事先告訴我,鞋子放在倉庫裏,我需要問好鞋碼進去倉庫為難民取兩三雙合適的。原因是,「當他們看到急需的某件物品就出現在面前時,便會失去理智。」

而事實上,情況並沒有那麼糟糕。一個12歲左右的小女孩,皮膚白白淨淨的,戴着細框眼鏡,手一個勁兒地攢着書包。當她見她的媽媽拿到涼鞋後問我,能不能給她一雙。我的同事說,現在不行,不過你一個月之後就領到新的份額。再等一個月,一個月就可以了。

希臘的夏天,氣候燥熱。晚上蓋一床薄薄的毯子,需要將窗戶完全打開才能睡得着。半夜常常有蚊子飛進來,唱着低迴的和絃。清早,陽光便燦爛地不加修飾。小女孩聽了我的話,抿抿嘴,本就黯淡的眼神更顯一層灰暗。

我沒有辦法把我腳上的涼鞋換給她。第一天,我就感到挫敗。

他們的面貌

在接下去的一週裏,我遇到了各式各樣之前從未經歷的人,也聽到了許多過去從未想見的故事。我在難民營餐車上遇到來自阿富汗的帶有一張東方面孔的廚師。在我幫忙之後和我親切地擁抱,再次見面時他為我描述起阿富汗的大尊活佛,語氣親切如同許久未見的老友。

我也在商店服務過一位來自伊朗的瘦弱沉默的單身媽媽。日後看她牽着小女兒的手,在夏夜的草場悠閒地散步。再見她們母女倆是在穆斯林婦女的派對上,媽媽扯下頭巾,在舞池裏跟着來自西方被世俗化的女性志願者們一起翩翩起舞。

而我一而再再而三與朋友講起一個來自敘利亞的帶着兩個幼子的老夫,在我等車時把手中僅有的兩張硬紙板遞給了我,讓我在陰涼處休息。之前每每見他,他都神色凝重,穿着一套像極了監獄服的睡衣,只有在把紙板遞給我時,他臉上才露出一點點舒心的笑意。

另外有一個來自伊拉克的想要去到荷蘭的年輕人,在穆斯林齋戒月的最後一天向我比劃他期待的生活。他說,他在這裏遇見的來幫助的志願者,大都是荷蘭人,這讓他覺得荷蘭是一個值得安家的地方。

而我卻不忍向他解釋,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政治左派與右派,他所見的並不就是全貌。因為我不忍打破他的夢。他後來又對我說,我是他在Kara Tepe的三年裏,遇見的第一個中國女孩兒——我一樣不知該如何對他講,我沒有辦法代表我的國家,和那片土地上的任何一個人。

第一週志願服務後的週日,我去萊斯沃斯小鎮上的米提里尼古堡。這座古堡同聞名遐邇的帕特農神廟有一樣悠久的歷史,曾在拜占庭時期作為城市的要塞守衞這座千年古城。人們無法還原中世紀之前的歷史,卻依然坐擁着這屬於全人類的物質遺產,去憑弔和追念。那麼難民問題呢?有一天,這場二戰以來最大的人又遷徙,也將被寫入歷史。一個民族的生與死,難道不屬於全人類共同探討的話題?那一週以來,我在難民營所見的人群一樣,是否與眼前這座千年古堡一樣,代表着全人類的某種終極關懷?

古時千萬軍馬攻城而入,座下石縫不停震顫。而驕傲的現代人,卻一次又一次為自己製造無形的利劍,直直地射入看似與自己毫不相關的另一片土地。我坐在古堡的城牆又,腳下不遠便是大海。海鷗飛來,一個盤旋又向遠方飛去。手機裏傳來兒時熟悉的周杰倫的歌聲,夜的第七章,難辨的國語,從遙遠的幼年時代默默走來。我這才感受到,自己有多麼想回家。我感受到了自己與難民群體之間的連結。他們身體的簡陋避所與我心靈共鳴的得而未得,本質上是一樣的。

羞愧的20歐晚餐

在離開難民營的前一天,我所服務的無政府組織召集了所有的志願者,包括國際志願者和難民營居民志願者,在海邊野餐和派對。我坐在一個從敘利亞流亡而來的年輕男子身邊。他告訴我,他是和他的媽媽還有姐姐來到希臘的,而希臘的國情似乎不允許他們長居在此。他不知道將來要去哪裏,他很迷茫。這時候,我瞥見他的手機桌面,是一個面色嚴肅的中年男人,便問他是誰。他說,這是他的父親,還留在敘利亞。他頓了一頓後繼續說,我父親已經死在了內戰槍戰下。他的話那麼平靜、悠揚,同緩緩吹來的海風一樣。

我陪他繼續坐着,坐在已經黑下去的夜色裏。我們共同遙望對岸的土耳其,聽海鳥震動翅膀。那一瞬間,我又覺得,也許我永遠無法理解他的苦難。而以他人的苦難連結自身的經驗,是不是隻是一種試圖感同身受的方式而已?我們真的能夠順着這條路一直走,走到終點,去完全理解他人嗎?

半夜回家,另一個志願者,來自荷蘭的女生伊娃送我。她說,「每當出了難民營到鎮上去買一頓20歐的晚餐,她就覺得羞愧不已。希臘政府給每個難民一個月的生活補助只有90歐——只有90歐。」她向我一再強調。

我的志願者同伴們,大多來自荷蘭。也有一個來自秘魯而長居美國的姐姐,還有一個美國的老阿姨。白天在難民營忙完之後,我們都會回到自己租的鎮上的公寓中(鎮中心離難民營有兩公里)。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能夠用上熱水,享受24小時供電。我通常會在燈下,在我的日記本裏回憶在難民營的經歷。我坐在沙發上,寫難民營的簡易棚、公共衞生間的薰臭,和坐在路邊無所事事的穆斯林婦女。我腦中嗡嗡作響,手中的筆,從未有過地沉重。

「很多人活了一輩子,也意識不到自己的生活特權。」我這麼安慰伊娃,也安慰我自己。

顧城有首詩,這樣寫:

我已不會流淚 卻又嚐到了它的滋味 這是夜海的憐憫

其實又何必無病呻吟 你既是漁人 就應在風暴中葬身

散去吧 淡紫的煙 熄滅吧 深情的燈 別了 漁村

難民營的經歷結束了,而我所遇見的故事,卻遠遠沒有寫完。我在學生簽證期滿前一天離開希臘,回到杭州——我的家鄉。飛機先是落地在上海浦東機場,眼見着航站樓的漸漸靠近,我由衷地覺得,回家真好。我想親吻我生長的大地,親吻愛我的父母,外公外婆和奶奶。親吻他們給我的一切。他們讓我安心,使我昏睡三天三夜。

我在夢中隱隱說着,別了,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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