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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徐友漁:某種意義上,中國已經在恢復文革

「文革結束得那麼悲慘那麼暴力,最高領導人信誓旦旦保證過文革不會重演,但文革就是回來了。」


近20年前,曾經身為紅衛兵一員的徐友漁在他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這樣形容1968年文革中的上山下鄉:「對於人數眾多的中學紅衛兵來說,上山下鄉運動是使他們對文革、甚至對當時的社會、政治體制反感的重大原因。」 攝:陳焯煇/端傳媒
近20年前,曾經身為紅衛兵一員的徐友漁在他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這樣形容1968年文革中的上山下鄉:「對於人數眾多的中學紅衛兵來說,上山下鄉運動是使他們對文革、甚至對當時的社會、政治體制反感的重大原因。」 攝:陳焯煇/端傳媒

近20年前,曾經身為紅衛兵一員的徐友漁在他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這樣形容1968年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對於人數眾多的中學紅衛兵來說,上山下鄉運動是使他們對文革、甚至對當時的社會、政治體制反感的重大原因。」毛澤東一聲令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1700萬人的青春命運從此改寫。壯志凌雲「奉旨造反」的紅衛兵們,下鄉後卻集體經歷了一場「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神話的徹底幻滅。

所以徐友漁認為,紅衛兵在1968年後才開始「靈魂深處的造反」。

這位旅美中國自由派學者七月初應邀到台灣,出席由龍應台基金會舉辦的系列講座其中一場。他以「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為題發表演講,指出了1968年的獨特意義——西方學運正值方興未艾之時,中國學運卻已開始退潮。被依最高指示下放的紅衛兵們告別了故土和親人,也告別了之前的政治信念,更必須直面中國農村驚人的貧窮與落後。一代人終於從狂熱的個人崇拜中逐漸清醒,日後,他們也大多程度不等地否定了文革。

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曾經保證文革絕不會重演,但在徐友漁看來,文革卻正在回到中國的現實中。他在演講的答問環節中指出:「文革結束得那麼悲慘、那麼暴力,最高領導人信誓旦旦保證過文革不會重演,但文革就是回來了。」儘管如今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又已誕生,文革難以被百分之百複製,但徐友漁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已經在恢復文革。「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現實。」

這種判斷背後的理據是什麼?警惕文革重來的話語,究竟只是空泛口號抑或是知識分子始終不可掉以輕心的責任?在文革結束40多年之後,文革研究的當代意義又是什麼?而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軍人物的徐友漁,不但深諳文革研究,更對自由派在當下中國時局裡的舉步維艱、中國政治轉型所面臨的難題以及「中國模式」的未來前景有持續而深入的思考。

《形形色色的造反》

作者:徐友漁
出版日期:1999年1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以下是端傳媒專訪徐友漁的摘要:

端傳媒(下簡稱端):距離您的文革研究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成書又過去了近二十年,中國的情勢也發生了很大改變。您認為文革研究對於當代中國的意義是什麼?

徐友漁(下簡稱徐):作為一個學者,我首先還是要強調文革本身歷史性的意義。文化革命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使中國六到八億人捲進去而且延續了十年,把國家搞到支離破碎瀕臨破產的地步,但國內對它的研究卻是一個空白。所以如果我們不去談,讓文革研究的歷史空白繼續下去,是非常荒謬的。

而它的現實意義在於:讓我和中國很多人都感到吃驚的是,文化革命結束時(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中共中央對全世界對中國人民做了一個莊嚴的承諾:「我們再也不搞文化革命了。我們再也不允許文化革命重新發生了。」但現在看起來文革卻越來越變成中國現實中的一個部分,它存在於中國當下的環境之中,所以通過對文革事實的重新呈現和揭露,我們要遏止住中國倒退回文革。這是研究它很重要的意義。

端:您認為中國倒退回文革的可能性有多大?

徐: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首先對於文革復辟的有利方面有這麼幾點:首先,中國最高執政者對文革的東西,照道理來說應該是最堅決抵制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980年代做的決議是批判和譴責文革,而且對文革有定論。但現在實際上是最高執政者在違背黨的決議,我覺得這點需要指出來——因為最高執政者口口聲聲要「堅持黨的決議」,但現在中央的做法已經對文革的性質和評價有了根本性改變。所以這是促成文革能重新回頭的很重要條件。

另外一點我很想強調的,是民眾中間懷念文革的情緒急遽上升。這是不可小視的,因為文革剛結束時,全黨、全軍和民間都有一個共識:文革是一場災難和浩劫,絕對不能再來,而且大家都充滿信心:「文革怎麼可能再來呢?那麼血淋淋的現實我們剛剛才告別。」但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搞政府力量干預的市場經濟,官僚特權愈來愈多,就使得文革中那種號召「打倒走資派」、認為當官的人貪腐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荒謬東西,對很多人來說看起來越來越合理。所以民眾中有一種自發的強烈懷念文革的情緒,覺得文革裡的做法很解氣——我認為他是資本主義當權派、認為他是官僚特權分子,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教他永世不得翻身。

無論是民眾懷念文革的情緒,還是最高領導人違背中共中央自己的決議對文革所採取的評價,這些都是文革復辟很重要的原因,一點都不能掉以輕心。但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私人財產的累積等方面,又是抵制文革的力量。兩種力量誰勝誰負?還是要看中國最高領導人打算怎麼做?群眾懷念文革的情緒會如何發展?以及像我們知識分子呼籲抵制和警惕文革到底能否成功?不過現在看來,恢復文革的步伐在大踏步前進,我認為悲觀的東西佔上風些。

「文革時中國八億人只有一個腦袋,只有毛澤東能夠思考;經歷文革後,八億人都意識到自己肩膀上長著一個腦袋。」

端:文革時中國人普遍沒有私有財產的概念,而改革開放後大家有了財產權意識,所以現在假如文革重來,大家的顧慮會否也更多?

徐:對,這應該是對文革完全恢復的一個阻礙性力量。我覺得這也是現在和文革時大環境上一個最根本的不同點。人有沒有私有財產,無論在政治學意義還是在實際意義上,差別都非常非常大。文革之所以能實行毛澤東那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的所謂「痞子運動」,就是因為有一群流氓無產階級。而現在中國人有了私有財產,大家都好歹有點東西,不像文革期間那樣「不怕打破罈罈罐罐」,會有一個出自本能的對那種盲目破壞的反感。我認為對我們這種警惕文革重新發生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希望之所在,是一個抵制文革的人性力量。

文化革命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使中國六到八億人捲進去而且延續了十年,把國家搞到支離破碎瀕臨破產的地步,但國內對它的研究卻是一個空白。

文化革命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使中國六到八億人捲進去而且延續了十年,把國家搞到支離破碎瀕臨破產的地步,但國內對它的研究卻是一個空白。攝:China Photos via Getty Images

端:文化革命結束已經四十多年,您認為文革對於中國最大的正面和負面意義分別是什麼?

徐:正面意義是文化革命搞得那麼糟糕那麼慘,而且實行愚民政策,最後造成政治大破產,但卻強化了中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我經常引用中國一位作家的話:文革時中國八億人只有一個腦袋,只有毛澤東能夠思考,他想得對,中國的事情就會好,可不幸的是,他想得大錯特錯。而經歷文革後,八億人都意識到自己肩膀上長著一個腦袋,很多事情應該自己動腦筋進行判斷。我覺得中國人的獨立思考意識與精神大大加強,至少這一點肯定是文化革命帶來的正面結果。

負面意義則是中國人在文革中看到了太多殘酷、黑暗、骯髒的東西,變得很實用主義。以前的官員哪怕保守頑固,他的行為做事言談舉止還是有比較多的真誠性。但文革之後,中國人——尤其是有機會上升到執政集團的人,變得實用主義了,其實他們現在對中國社會的弊端比老百姓更清楚。以前的統治者認為「我就是好,你說我壞,所以我把你打成反革命」,但現在壞處他比你知道得更清楚,卻仍去做壞事。所以那種沒有原則的實用主義,那種明知是壞就要去為之,那種既得利益佔上風而非政治信念佔上風的情況,是我比較看重的文革的負面結果。

端:如今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面對很大的困境,大家普遍較為悲觀,您認為有無解方?

徐:這確實是個問題,其實不光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遇到困境,我認為其他派別也遇到了困境。因為現在中國的局勢不是禁止某一派聲音,而是扼殺所有聲音,統治者也不去區別哪些話對我有利還是不利。當然自由派碰到的問題比其他思潮更嚴峻些,因為基本上自由派知識分子最推崇的理念,就是中宣部下了禁令的「七不講」,所以壓制首先對著他們去,也是最嚴重的。

至於怎麼辦?我覺得現在處於最低潮時刻,那只能硬著頭皮苦撐到情況有變化的階段。但我認為自由派也沒打算且更不應該放棄自己的責任。

中國形勢不論多麼嚴峻,畢竟市場經濟已發育到一定階段,公民社會已經出現了——儘管受到打壓,但也並未倒退到以前基本上為零的地步,所以這種空間還是有的。如果我們上網看的話,很多自由派的聲音仍然能夠出來,而且傳播得相對而言比較廣泛,他們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分析也是比較到位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總結:空間是大大壓縮了,但一個堅持自己信念、堅持自己社會理想和社會責任的人,總是可以找到事做。

我認為現在是對知識分子隊伍大洗牌的一個時代——以前有一定言說空間,大家可以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現在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在鼓吹中國特色,一方面在國際上耀武揚威,很大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原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已經倒向政府了。在這種情況下,對每個人的良知、對每個人如何判斷中國形勢,都是一個考驗。我覺得現在處於一個混亂的時期,你能夠保持基本的政治信念和基本的道義立場,能夠挺下來、能夠堅持以前那種價值觀不變,就需要接受嚴峻的考驗。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不管什麼派,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要堅持自己的社會良知,不屈服、不趨炎附勢,能夠做到這點就很好很了不起了。我們的任務是堅持基本的道義立場,另外的東西要挺過嚴寒時代再說了。

我覺得可以這樣總結:空間是大大壓縮了,但一個堅持自己信念、堅持自己社會理想和社會責任的人,總是可以找到事做。

我覺得可以這樣總結:空間是大大壓縮了,但一個堅持自己信念、堅持自己社會理想和社會責任的人,總是可以找到事做。攝:陳焯煇/端傳媒

端:當代中國思潮研究中,您認為有哪些重要的問題值得思考?

徐:這方面的主題太多了,所以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思考這些問題的空間是很大的,問題在於願不願意盡自己的責任。比方舉個最簡單例子,本來大家以為中國加入WTO捲入全球化浪潮後,中國的民主自由即使不是「自動」產生,也會比較快速向前發展。可事情剛好相反,全球化和市場經濟被統治者所利用,大家估計的正面意義不說落空,但至少沒有兌現,而沒想到負面意義會出現那麼多。這到底是為什麼?中國有什麼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多麼高明的手法可以利用全球化浪潮、市場經濟或是加入WTO這種機會?他們為何可以做到這一點?他們以前那麼保守蠻橫頑固,又為何會有這麼精明的做法?那西方又怎麼對應這些?

其實現在中國面臨的許多問題,我覺得沒有一種很深刻的回答。很多重大的課題,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海外還是國內的)都沒有觸及,美國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稍微觸及了些,但他們給的答案遠遠不能令我們滿意,所以這是我現在暫時還不願意回到大陸的原因。我覺得在美國每天都可以觀察和學到很多新東西,很多以前沒想到或是不以為意的問題,現在就會去想。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他只會感到時間不夠、要抓緊時間思考和研究,而不會感到自己是在高壓之下無所事事,或者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我覺得川普的貿易戰打下去最後結果怎樣很難預料,但至少能夠看出來中國模式的明確破產。」

端:西方許多學者對「中國模式」或說「中國崛起」的研究,您個人怎麼看?

徐:我覺得有多種複雜原因,使我也沒有一個很成熟的看法,但在我的分析裡至少有這麼兩點:首先,西方人和中國人的性格氣質很不一樣,中國人喜歡接受表揚,總看到自己好的地方,而西方人對自己的基本價值和基本理念都經常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西方人批評自己的基本理念和社會制度時,他們是引以為榮、習以為常的,所以他們當初對中國的讚揚,本身就不夠實事求是不夠恰如其分。提出中國模式歌頌中國崛起,也帶有西方人一廂情願的成分。

然後我觀察到大概從2015年起,西方的學術界、政界、商界有一個緩慢但明顯的轉向——他們的社會主流,對「中國模式」或說「北京共識」愈加持排斥態度,所以,現在再歌頌北京模式的音量就小了很多。相反,像紐約時報社論等各種媒體的聲音還有學界的聲音裡,對於中國破壞世界正常經濟秩序的音量越來越大,這一點最終轉化成了川普的貿易戰。在這種意義上,我覺得川普的貿易戰打下去最後結果怎樣很難預料,但至少能夠看出來中國模式的明確破產,這是我個人的估計。

端:中國政治轉型的難點在於頂層執政者無意改變,那麼您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唯一希望是否仍是壯大公民社會?

徐:其實照道理我們一貫的看法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最好路徑,還是像台灣那樣出現一個蔣經國:掌握最高權力的人認清世界的大潮流和大趨勢後,能夠主動因勢利導進行民主化改革,這個希望是最理想的。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已經覺得不可能有這種可能性,但還是抱著希望。我對這一點特別了解,儘管我其實是比較早不抱這種希望的人。但確實對中國前途的解決方案來說,這是最誘人的方案。可是到現在再抱這種希望的人,幾乎是沒有了。當然這條路現在不考慮不意味以後不考慮,但如果我們不把它當成一個現實的選擇,現在再談它也沒有意義。

所以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更艱苦地從下面做起了。從下面做起,見成效非常之慢,而且做起來很困難,中共當局也完全知道這一點,所以對公民維權運動,對公民社會自主發育的打壓非常厲害。但這是一條唯一現實的道路,既然明明中國大陸沒有希望出蔣經國或者戈爾巴喬夫,那我們就只能在基層和社會上下功夫。既然公民社會的空間還不等於零,那麼在這方面就仍然可以有一點作為。讓公民社會發育壯大,大概是唯一我能想象出來的對中國政治前景的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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