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羅新作品，首發於6月25日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欄目，原題為《卡里斯瑪可以休矣》，但刊發後被刪除，頁面顯示「文章已下線」。端傳媒經作者授權轉發，以饗讀者。
卡里斯瑪（charisma）並不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發明的，但被他用作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的概念工具之後，成為學者和大眾媒體都廣泛使用的詞彙（韋伯將權威分為三種形式：法理型、傳統型、魅力型，最後一種又被稱為卡里斯瑪型——編者注）。首先是1920年代在德國被用來分析崛起於意大利的法西斯領導人墨索里尼，其次是1930年代在歐洲（包括納粹德國）和美國被用來描述希特勒，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醖釀演化，終於在1960年代成為美國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熱點概念，影響旁及人類學和歷史學等學科，一時之間，卡里斯瑪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作為歷史和現實中政治領導人的一種類型而被大量提及。
在韋伯本人和許多研究者那裏，卡里斯瑪與其說是卡里斯瑪型領袖自身客觀上所具有的某種非凡本領，不如說是一種追隨者主觀上所看到、所深信的超自然天賦能力。然而，一般研究者及大眾文化卻把卡里斯瑪看成了某種真實存在，和特異功能一樣，因此身具異稟者才能成為卡里斯瑪型領袖。在這種思維慣性下，成吉思汗之所以能成功建立巨型世界帝國，是因為他屬於卡里斯瑪型領袖；卡里斯瑪不是精心宣傳和強力建構的結果，反倒是決定歷史方向的、客觀又偶然的起因。在理性的盡頭，出現了神秘的卡里斯瑪。
我們應該把卡里斯瑪看作一個歷史過程，而不是加入到崇拜它的宣傳機制中。
「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着。」人類個體在社會危機中總是把希望首先寄託在他人身上，這種社會心理的綜合效果就是對強者的期待，英雄崇拜只是其衍生產品之一。社會對「高個子」的期待與政治力量對領袖的刻意塑造相結合，便成為卡里斯瑪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如果韋伯意義上的卡里斯瑪仍然是一個有價值的分析工具，我們研究作為歷史現象的卡里斯瑪，應該着眼於社會危機孕育了怎樣的社會心理，政治力量如何製造自己的超人領袖，以及二者間的複雜關聯。我們應該把卡里斯瑪看作一個歷史過程，而不是加入到崇拜它的宣傳機制中。
猜測韋伯為什麼要引入卡里斯瑪這麼一個神秘工具，就如同想搞清楚「命運」、「業力」或「緣分」等等概念在現代知識體系下的確切意義一樣，會陷入無止休的循環想像中。有一點是清楚的，無論卡里斯瑪在大眾文化的詞彙表裏是不是仍舊閃光，作為學術工具的卡里斯瑪已經到了廢棄的時候。研究者考察卡里斯瑪這個標籤的應用史，也足以揭示卡里斯瑪的意識形態屬性，比如Eva Horn考察納粹德國的宣傳機器如何把這個標籤貼到希特勒臉上，就是一個生動有趣的例證（Work on Charisma: Writing Hitler's Biography, 2011）。
現在，我們有了一本政治學專著，對現代政治領導人的類型、風格、功業和能力進行理論的和歷史的分析，視角之新穎，立論之明晰，見解之透徹，頗有對時代之症、破社會迷思的功效，對卡里斯瑪更是釜底抽薪。這就是阿奇·布朗（Archie Brown）2014年出版的《強人領袖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trong Leader: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 Age, London: Vintage, 2014）。
阿奇·布朗2005年退休前是牛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兼任該校聖安東尼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主任，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他退休前只出版了《戈巴卓夫（戈巴契夫）因素》（The Gorbachev Factor, 1996），67歲退休後卻爆發般連續出版多部獲獎作品，包括《改變世界的七年》(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2007)和《共產主義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2009），加上這本《強人領袖的神話》。
書名已明白宣示，出於人性自身弱點的英雄崇拜和強人期待，造就了社會對政治領導人的一種迷思：我們傾向於認為，只有強有力的領袖才是好的政治領導人。什麼是強有力的領袖呢？就是那種善於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並勇於在政府事務的諸多方面做決定的領導人，簡單地說，就是大權獨攬，果斷決策。政治危機愈深重，社會對這類領導人的渴盼愈熱切。人們傾向於把危機的發生和加重歸咎於政治領導的軟弱和權力的分散。中國史書總是稱讚「政自己出」的皇帝，總是貶抑「政出多門」、「優柔寡斷」，就是這種傾向的反映。
強人領袖是一個神話，對強人領袖的呼喚和崇拜，總是招致政治和社會的災難。
然而，阿奇·布朗在《強人領袖的神話》中一再斷言，強人領袖是一個神話，對強人領袖的呼喚和崇拜，總是招致政治和社會的災難。他說，最常見的錯誤觀念，把那些凌駕於同僚之上、大權獨攬的領導人，視為最成功、最令人欣賞的政治領袖。然而，巨大的權力掌握在一個人手裏，也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輕則是嚴重錯誤，重則是災難甚至大規模流血」。
和阿奇·布朗的其他著作相比，《強人領袖的神話》大大擴展了比較的視野。研究對象雖限定在20世紀，分布的範圍卻跨越全球，所屬體制類型也包含了民主、革命、威權和極權等各種政體。
怎麼給政治領導人劃分類型呢？阿奇·布朗首先宣布放棄卡里斯瑪這種標籤。他說：「卡里斯瑪的原初意義是天賦奇能。經韋伯的發展，它的意思變成『天生領導人』（natural leader），指那種擁有特殊的、甚至超自然才能的領導人，其領導力並不來自制度或職位。……把卡里斯瑪視為某類領袖與生俱來的素質，這種觀念需要認真檢討。很大程度上，是追隨者把卡里斯瑪加諸領袖身上的，只要他顯得像是具備追隨者正在尋找的某些特質。」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卡里斯瑪型領袖，他們身上的卡里斯瑪就變得非常不穩定，時有時無，不再是一種終身品質。正是因此，阿奇·布朗不把人們常常提到的卡里斯瑪型領袖當作一種類型，而是把領導人分為四種類型：重新定義型、變革型、革命型、極權與威權型。
在討論極權型和威權型領導人的第六章，阿奇·布朗概述了最早被說成卡里斯瑪型領袖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卡里斯瑪顯露出無意義和無價值的實質。比如，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宣傳機器把他塑造得越來越像超人時，他自己漸漸地也開始相信這些神話了，甚至宣言：「只要依賴直覺，我從不犯錯；只要聽從理性，我總是出問題。」到意大利在二戰中深陷災難，墨索里尼的屍體被倒吊起來時，多年來追隨他、迷信他的意大利民眾，又異口同聲地詛咒他，人們表現得像是多年來一直在反對墨索里尼一樣。
阿奇·布朗與大多數政治史家不同，他偏愛那些學院派政治家，讚賞集體領導。在20世紀的美國總統中，他特別喜歡杜魯門；在英國首相中，他最欣賞艾德禮。這些評價或排名當然會引來爭議，但他的立論與邏輯值得深思。他說：「有效治理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須的，但程序非常重要。」「沒有人會說『我們需要軟弱的領導人』，強有力令人欣賞，軟弱令人鄙夷。可是這種簡單的強-弱二分法，對於評估政治領導人是無效無益的。」
在全書的末尾，阿奇·布朗寫道：「那種相信自己在許多不同的政策領域都理所當然地擁有專斷決策權，並試圖展示這種特權的領導人，他們既破壞優良的政府治理，又傷及民主制本身。他們不配擁有追隨者，只配擁有批評者。」
（羅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中古北族名號研究》《歷史的高原游牧》《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