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生死觀

疾病王國:永遠走在康復路上的西西弗斯

人從健康王國放逐到疾病王國的時候,身上就帶着疾病的枷鎖,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識別出來,相對於疼痛的折磨,讓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無期徒刑。

圖:許思慧 / 端傳媒

鍾玉玲

刊登於 2018-06-30

#疾病王國#生死觀

【編者按】新專欄「疾病王國」從病患第一身感受出發,重新感知身體,理解生存意義。

鍾玉玲,人類學碩士。曾任職編輯,業餘參與文藝活動策劃。現為人類學研究員,研究時代變動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人,是一種很特別的動物。當身體健康的時候,很少會真正關注身體的存在,似乎它就是每個人理所當然的附屬品,不會跑到別人那兒去。於是,身體也自然而然地隱身在空氣中。但,只要出現疾病並感受到它帶來的痛苦,身體的存在感馬上就會重現了。疾病成了身體唯一的存在處所,只有身體的不在場才意味着健康。如果用人話來說,就是人都是犯賤的,失去過之後才懂得珍惜。看來,疾病,就是最好的修道院,走進去的人都會成為最虔誠的教徒。

當一個人生病了,特別是不能馬上恢復的大病,就會開始為過去揮霍無度的生活懺悔,求神拜佛,天天禱告,痛改前非,拿出所擁有的一切做交易,為的就是換回那個曾經不受重視的身體。我想,聽到這裏,連自己的身體都要冷笑了,誰讓你忽略我,這場病就是對你的懲罰!不錯,正如桑塔格所說,疾病的生物性事實往往隱含着很頑固的道德批判,疾病成了墮落的標誌。但在面對社會的道德價值取捨之前,我們往往首先會受到自我的審判。

我還記得從醫生口中得知患上重症肌無力的一刻,傷心、難過、恐懼、憤怒、無奈千百種情緒交雜在心中,特別是當我問及病因時,醫生只是給我一個「個體生活習慣差異」的答案時,我根本不能接受。

「家裏有人得這病嗎?」

「沒有。」

「之前有感染過什麼病毒嗎?」

「沒有。」

「平時生活有什麼不良習慣嗎?」

「......沒有吧。病因是什麼呢?」

「這可說不準了,個體不一樣吧,要有心理準備,需要長期治療的……這種病想得開才好得快。」

荷馬(Homer)的《伊利亞特》(Iliad)中,(Agamemnon)搶走阿波羅神(Apollo)的女兒,觸怒了天神。於是阿波羅在希臘軍中降下可怕的瘟疫,吞噬了眾人的生命,以示懲罰。如果說因為希臘統帥一人的過失而禍及全軍,那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又是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罪惡?我只能首先審判過去生活中種種的劣跡:過馬路衝紅燈、坐車不讓座、隨手扔垃圾......,以此來合理化疾病的出現,這樣我才能欣然地接受疾病這個懲罰,但是我不能再深入地去挖掘,因為這種非他即我的邏輯本身有致命的錯誤。

醫生總是不明白

疾病,被視為超越生理性的事實,成為了對個人生活的批判。醫生總是把生物性事實和個人意志密切聯繫在一起,也許是為了安慰病人,但「犯罪-懲罰」的邏輯卻就再次把「錯誤」歸咎於病人,加重病人的自我愧疚,讓病人深信他們之所以會生病是因為自己,自己才是最該恨的人。

除了恨自己,毫無由頭的疾病不僅意味着受難,同樣意味它對正常生活的中斷。作為一個年輕的女性,研究生即將畢業,看上去擁有的是如此光明的未來,就連我在手術台上的時候,幾位麻醉師也悄悄在討論,這麼年輕的女孩身上要留着這樣的疤痕,太可憐了。

疾病的懲罰,將人從健康王國放逐到疾病王國的時候,身上就帶着疾病的枷鎖,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識別出來,相對於疼痛的折磨,讓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無期徒刑。它令正常的社交生活戛然而止,它吸引了常人一切的注意力,但不是關於疾病本身。病人很容易會感受到自己和健康人的差異,這種感覺在一次次的身體與自我的割裂中不斷放大。漸漸地,病人就被放逐得越來越遠。

為了避免洩露我是病人的身份,我只有隱瞞,甚至假裝成一個健康的人,我開始切斷社會交際的管道。不再參加聚會,不再出現在任何遇到熟人的活動場合,不再在社交媒體上更新近況,不主動聯繫任何人,不聽電話只回資訊,幾近從集體生活中消失。我把自己的行動空間縮窄到醫院與家的範圍之內,我企圖把自己邊緣化,放在一個絕緣的壓縮空間。身邊沒有人知道我生病,同學、朋友、師長都不知道,這種畫地為牢的生活滋生出的孤獨感讓我接近崩潰。最終,他們在各種媒體上得知我病重的消息時,必定非常驚訝。

躺在病床上,我對於身體失控的事實表現出一種極度的焦慮。儘管我不能說話,轉身也困難,但從來沒有放棄任何一個再次掌握自己身體的機會。我會留意每天吃過的藥物名稱、時間、數量,暗自記下每天打過的各種針劑,頻率、劑量,每天接受過治療的時間、次數。我的腦袋在清醒地高速運轉,只要護士在護理過程中出現疏漏,我立馬提出抗議。連主治醫生,我也不放過,甚至曾經懷疑他的專業而對治療方案提出異議。所以他曾經對我說過:

「作為一個中山大學的學生,你的表現非常出色,但作為一名中山醫的病人,你卻表現得非常差勁。」

只好認真當個病人

醫生的權威從來不容挑戰,肉隨砧板上,一個合格的病人除了安靜地配合醫生治療似乎別無他法。這就是醫生對一個病人的期待。也許在醫生的眼中,每一個病人都是一個個編號待完成的項目。但對於病人來說,醫生卻是將他們從疾病的泥潭中拉出來的稻草。可惜醫生總是不明白,治病和修理機器是不一樣的。人,不是一架由各種機器部件組成的,只要把壞的部件換掉就能再次運行。人,是有血肉、有情感的哺乳類動物。疾病所褫奪的不只是健康,而是人對身體的自我控制。醫生對病人情緒的忽視、將疾病從身體中抽象出來,只會使得身體走向失控的邊緣。這種失控帶來不信任、懷疑只是放大的副作用。

可我也不得不醒悟,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大衛·列布雷頓(David Le Breton)所說的病人要付出「活着的代價」。認真扮演作為一個病人的角色,積極與醫生、護士配合,尋求康復。在迷茫中尋求康復的曙光,企圖回歸健康國度的戲碼一再上演,可惜總是缺少大團圓結局。

在這種持續的規訓之中,病人的身體和身份被一次又一次地強化,永遠走在康復的路上,但卻永遠達不到治癒的狀態。每一個病人都是被死神綁架的西西弗斯,為了接受讓死亡在世間消失的懲罰,不得不把身體當成巨石,在從疾病王國的山腳推上健康王國的山頂之際,就會滾回山腳,永無止境的勞動從來沒有成功的一天。

有一天晚上,年輕的護士照例為我做睡前吸痰護理,結束之後她突然正兒八經地對我說:

「雖然我來了這個科室不是很久,但你是我見過最堅強的病人了,我相信你很快會好起來的。」

儘管安慰劑療法從來未得到醫學承認而被視為偽科學,但不得不說,她的安慰劑讓我做了一個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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