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法國著名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實踐理性」所示，人的行為往往是非理性但有理由的（reasonable but not rational），受身體和思想的慣習（habitus） 左右，而慣習則是在個體置身的各種場域（field） 之中積累形成，決定的因素包括當中的利益與興趣（interest）、置身及選擇的社會位置、擁有的各式資本（如經濟、社會、文化、象徵資本）等等。我們是否願意花時間和精力於某項事情，往往同時取決於利益與情感的投注程度。如果大學學生會提出的主要是依據功利計算的理由，有點欠缺說服力，那麼剩下的，大抵是一種情感的投注。

理據下的情感

如果要繪畫一幅當代香港青少年的情感地圖，佔主要版面的，應該是苦悶、沮喪、無力、絕望等被認為是負面的集體情緒。

如何理解這些決定不紀念「六四」的大學生的情感投注？脱下功利理據的面紗，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一張張困惑、疲憊的臉相。而合力為這種情感基調塗上底色的，包括了對中共／中國的抗拒與厭惡、面對強權的無力與沮喪、對上一代尤其是泛民的失望、對議會功能或選舉政治的不滿，以至對收窄了的社會生活選擇的無奈。儘管像各大學學生會般，嘗試提出一套功利理由支持「不參與六四紀念」的學生，應該不是多數，但抱着無可無不可（indifferent或disinterested）心態的學生，大概不在少數。

如果要繪畫一幅當代香港青少年的情感地圖，佔主要版面的，應該是苦悶、沮喪、無力、絕望等被認為是負面的集體情緒。政府、傳媒、學校、社福以至醫護機構近年不斷倡議「抗逆力」、「正能量」或「好心情」，也許可看作為這幅情感地圖的間接佐證。

當代的青少年情感地圖，隱含了他們大多只知道不想做什麼，而非想做些什麼的狀態和慣習。這種長時期由學校、家庭、政治和法律等制度暴力孕育而成的「交功課」身體習慣和被動情感狀態，容易令人失卻對世界的好奇心，不再關注過去、現在和未來，甚至拒絕回應臨近身邊之事物。而面對愈來愈窄少的政治空間、生活選擇、流動機會，承受專制統治和消費社會沉重的壓力，加上「自我成長」、「生涯規劃」等「正向」要求的重擔，置身於這兩面夾擊之下的新一代，難以找到希望，生活意義容易消失，虛無價值自然滋長。拒絕紀念六四，與在今年立法會補選浮現的不再投票的趨勢，大概都是源自一種集體對認真地參與公共政治的冷漠。

早前與十多二十年前畢業的學生飯聚，正值北韓飛彈横飛之際，其中一位平時很少參與社運的畢業生忽說，倘「金仔」（金正恩）給美國國土或東亞地區來一次玩真的試射，在目前令人絕望、前景堪虞的社會狀況政治環境，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起碼能攪動一潭死水，帶來點變動的可能性。這半開玩笑，但也不全無認真的想法，也獲得了同桌的一些和應，大概很能道出本地社會愈來愈普遍的一種虛無狀態。

重設成敗的準則，學習與七情共處

針對建基於失敗主義的絕望與虛無，我們需要重設衡量成敗的準則，也就是不以最終出現的成效，評斷自身實踐的價值。

拒絕紀念「六四」，或許是愈來愈多本地青年陷進絕望與虛無的一個徵候，而非能夠帶領我們走出集體情感乏力的決定。其實，「行禮如儀」與否，跟議題本身，如「六四」、「自決」、「港獨」等沒有必然的聯繫。「六四」紀念活動自然可能了無新意、缺乏靈魂，但也未必不可以轉化為反思助力、充滿能量；倡議「港獨」或許真能跳出舊框、另闢可能，但亦有機會重蹈覆轍、玩假當真。問題因此不是把「紀念六四」與「重視香港」分割對立，只准二選其一；也不是以同樣不知道應如何走下去的「出路」，例如「港獨」，輕率地取代過去不斷重複、必須反思的行動和綱領，例如「六四」晚會的形式和口號。

思考和討論如何克服集體的情感乏力、告別虛無，也許正是大學學生會想追求的「新議題」；循此叩問怎樣的「紀念六四」或「重視香港」，以至其他所有回顧歷史、立足當下、朝向未來的計劃，才有可能超越玩假當真的行禮如儀，引領我們找到「新出路」。而要展開這個新的旅程，必須走出的第一步，恐怕是轉換既有的視野。具體的切入，或可考慮：

一、針對建基於失敗主義的絕望與虛無，我們需要重設衡量成敗的準則，也就是不以最終出現的成效，評斷自身實踐的價值。因為，各種諸如「平反六四」或「獨立建港」的計劃的成敗，往往並不全取決於推動者的努力，而是同時受社會大環境的變化，以及偶然或意外的因素所左右。而我們可控制和需要負責的，是如何改進自身的工作，包括盡量釐清願景、分析並改造社會脈絡、扣連目標與行動，避免頭痛醫腳、玩假當真；

二、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在目前希望匱乏、「理想」極容易受挫的政治生態和社經脈絡下，倘若我們不再追求一種自身無法完全控制結果的「希望」，也就可以避免因結果未如理想而產生的「絕望」。用人類學者Ghassan Hage的說法，就是以一種旨在積累生命的存在意義、着眼於活力和能量不斷生成的取態，替代以完美結果作為唯一目標的「希望」。這大概也是魯迅先生提醒我們「絕望之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的用心；

三、認真地以歷史作為參照，能有助我們理解重大的社會變化，往往不會一蹴而及，例如歐美世界民眾爭取民主普選的歷程，通常都超過一兩個世紀，且時有反覆。此外，閱讀身處同樣甚至比當代香港和中國大陸更令人沮喪的政治時代（如上世紀初的連連戰禍、極權興起）的人物的傳記，以理解和學習他們如何與憤怒、疲憊、沮喪、焦慮共處，又如何反抗絕望、克服虛無，也可進一步增強我們踏上漫長旅程的耐心和韌性；

四、最後，要學習與各種被認為是「負面」的情緒共處，前提是必須確認七情六慾的同等地位，拒絕廉價的「正向思維」、「快速治療」，讓「勁灰頹爆」（灰心極了）也能夠飛一回。面對生態危機、政治低壓、經濟不公、文化單一，生存於容易令人絕望虛無的社會氛圍下，努力尋找各種希望的政治、快樂的抗爭，自然是很合理很合邏輯的。然而，面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或消費社會無遠弗屆的吸納能力，於日常生活以至政治領域中引入希望、快樂、愛等「正面」情感時，恐怕也得萬分小心。況且，在希望匱乏的年代，如果社會文化仍然不斷鼓勵「正向思維」，倡議「生涯規劃」，不容許「失敗」、「不完美」，那麼弔詭地催生絕望與虛無的情緒，大概也不致過於令人驚訝。

於「勁灰頹爆」情感瀰漫之際，除了「正能量」、「好心情」等頭痛醫腳的倡議外，是否還可以努力改變令人容易墮入不能動的社會制度和環境？又或嘗試發掘「負面情感」的解放潛能，透過一個被現代社會視為不正常甚至病態的角度，看清正常社會的不正常面向，並藉此發展成為一種新形式的（「不正常」）社群的連繫？而因「勁灰頹爆」而導致的不能動狀態，是否也可視為是一種有助超越和克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趕急求快的人際關係和社會文化，重視停歇和等待的正面作用，例如孕育創意，以至徹底反思及改變現代追急求快的時間觀念、生活經驗和社會發展方向？

循這樣的一種情感政治視野，重新理解大學學生會不參與紀念六四的決定，批判地思考社會整體為何對議會選舉、公共政治愈來愈冷漠，同時深入探討及轉化既有的「六四紀念」和民主運動方式，或許能夠於希望匱乏的年代，鼓勵我們堅持各種開拓「新議題」的認真嘗試，延續從「六四一代」到「雨傘一代」都一直努力尋找的「新出路」，逐步走出絕望，告別虛無。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流動共學執委，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