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哈金:面對國家的神話,我們應當如何踐行「愛國」?

國家的神聖化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事實上不單是中國,很多國家也同樣存在。但個人完全附屬於國家,將其奉為神聖,容易造成巨大的悲劇。


1949年之後,中國人民的感情沒辦法釋放,於是傾向於將自己的狂熱投射到國家之上。國家取代了宗教,在很多人心目中都變成神聖化的東西,凌駕在個人之上,而個人變得無能為力。 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1949年之後,中國人民的感情沒辦法釋放,於是傾向於將自己的狂熱投射到國家之上。國家取代了宗教,在很多人心目中都變成神聖化的東西,凌駕在個人之上,而個人變得無能為力。 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是旅美作家哈金今年4月8日在「哈佛文化沙龍」的演講文本,端傳媒經作者審定授權發表,以饗讀者。原文題為「禁忌的話題-國家與個人的矛盾」,端傳媒版本有修改刪節。

哈金原名金雪飛,1956年生於中國遼寧省,14歲入伍,1981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1984年取得山東大學北美文學碩士學位。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哈金正在美國布蘭代斯大學留學時,就此旅居海外,並於 1992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波士頓大學。哈金是當代少有的直接以非母語寫作的中國作家,他的英文小說《等待》獲得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和2000年福克納獎。《好兵》獲得了1996年海明威獎。《戰廢品》2004年再度贏得福克納獎。

我今天的演講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國家的神話,第二是愛國的條件,第三是現代和當代文藝與國家的關係。

國家的神話

從詞源來說,「國家」這個詞在漢語中和英語很不一樣,英語分country和state。前者可以指一個涵蓋民族、領土、文化的大系統,而後者state其實是指「國權」,實際上就是指政府,跟「國家」並不完全相同。另外nation更常譯為民族,但有時也可用於指國家。

但在漢語中,「國家」可以同時代表country和state這兩個方面。而且在中國語言和文化習慣中,二者往往不作清晰區分,所以導致了一種混淆「國家」和「政府」的現象:對政權的挑戰,就是不服從國家;背叛了政府,就是背叛了國家。舉個例子來說,中國通常所說的「國家安全部」,英語翻譯過來是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既不用national,也不用country,而是用state,其實是「政府安全部」,即完全服務於政府。而中國政府也在有意識地利用這種語義上的模糊性,將二者同一化。

與此同時的另一個問題是,在正常的社會結構中,人都會有宗教情懷、感情和需求,即便不一定要信教,但這種感情還是有的。而近70年來的相當長時間裏,宗教在中國大陸被壓制,人民大眾的宗教感情沒地方釋放,不像過去的佛寺、道觀,甚至地方上的小廟供奉當地的英雄人物來崇拜,都可以紓解人的宗教情懷。1949年之後,這個系統已經被消滅掉了,人的感情沒辦法釋放,於是傾向於將自己的狂熱投射到國家之上。國家取代了宗教,在很多人心目中變成神聖化的東西,凌駕在個人之上,而個人變得無能為力。

1949年之後,人的宗教感情沒辦法釋放,於是傾向於將自己的狂熱投射到國家之上。國家取代了宗教,在很多人心目中變成神聖化的東西,凌駕在個人之上。

20年前有一本書《中國可以說不》,是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思潮的集中體現,其中有一句話大意是,個人在國家之前不要辯論,國家怎麼說,你就得怎麼做,因為這是國家說的,就這麼簡單。在這種邏輯下,國家變成了上帝一般的神聖存在,個人就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一旦國家的形象變成這樣,人對國家就變成一種宗教感情,你不能說國家的壞處,對國家有任何不利的行為。加上語言中的混淆,誰要是批評政府或者當權者,就很容易被當成背叛國家的「漢奸」或「叛徒」。

國家的神聖化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事實上不單是中國,很多國家也同樣存在。但個人完全附屬於國家,將其奉為神聖,容易造成巨大的悲劇。已故德國作家塞堡德(W. G. Sebald)有部作品《移居者》(The Emigrants),其中描寫了一位中學教師保羅(Paul Bereyter),有四分之三白人血統和四分之一猶太血統。因為這個原因,納粹興起時,他一度遠走法國去教書,在此期間父母遭受迫害早逝。然而德國在戰爭期間需要補充兵源,即便猶太人也可以入伍。於是保羅在1939年加入了納粹軍隊,轉戰歐洲。他雖然知道自己家的狀況,但仍然為納粹服務,為什麼?因為他認為德意志國家是神聖的。戰後,Paul之後讀了很多書,最後發現自己屬於流亡群體,而不屬於家鄉這座城。他恨這個家鄉。但他70多歲才終於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已經太遲了,最後只能以自殺告終。

這並不是保羅一個人的悲劇。雖然納粹從種族主義立場出發,對猶太人進行了殘酷的滅絕。但弔詭的是,二戰期間,仍然有15萬猶太人為納粹作戰,其中甚至有十幾人晉升為將官。塞堡德的作品也提到,即便在猶太學校,學生受到的教育也是帝國就像大地和海洋一樣神聖。他們的心態被神聖的國家佔有了,不能往別的地方想。在當年的德國,很多人都經受過國家對人民心靈的這種摧殘。

同樣,我們這代人在心靈上不斷遭受撞擊、摧殘、甚至是創傷,因為價值系統不斷在變,十年一個新系統。比如說,當年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我認識的一些年輕人自殺了,因為在他們心目中毛澤東不會犯錯誤,國家和黨永遠正確,像神一樣英明無誤,可為什麼又要選這麼一個接班人呢?這些年輕人心裏接受不了。

在一個宗教禁錮、藝術凋敝的國度,各種學科和領域都服從國家,人的心靈被束縛,容易受到巨大創傷。相反,對一個佛教徒來說,佛祖和廟宇當然要比國家大;對基督徒,當然上帝和教堂要比國家大。甚至藝術家、科學家都有自己的傳統,某種意義上都比國家更重要。作品的價值是在文化傳統當中確立的,這套系統要比國家大得多。

愛國的條件:一個更高的標準

《移居者》的故事提出一個問題:當國家背叛了你,你可不可以背叛國家?從情理和道義上講,那些猶太人唯一的選擇,就應該是背叛納粹德國,否則就要背叛你自己和家人,站在邪惡一邊。

而從法理上說,國家和個人之間應當有一個契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憲法。如果契約一方毀約,那麼後者也可以不遵守契約。這是最基本的常識,但直接背約是一種極端現象,納粹屠殺猶太人是一例,中國人經歷過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則是類似例子,很多人家裏受到直接的迫害或摧殘,但在其他很多情況下,家庭並沒有受到國家的直接傷害,你應該怎麼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妨來看另外一個事例,就是德國著名的紹爾兄妹(Hans and sophie Scholl),他們是白人,納粹也沒迫害他們,但他們堅定認為希特拉是邪惡的,納粹在把德國引向災難,於是起來反對納粹,組織了「白玫瑰社」,在慕尼黑散發傳單和進行演講,最後這對兄妹被抓住,四天內在「人民法庭」就被砍頭。但在二戰之後,他們被譽為最偉大的德國人。

除了個人和國家有平等的契約關係,還有更高的層次、更高的價值系統,凌駕於國家之上,是人類共有的。

我提到這個例子,是想展示另一種情況,就是他們和國家沒什麼(直接)衝突,國家沒有傷害他們,也沒傷害他們的家人,但他們為什麼起來反對納粹德國?因為他們有更高的價值,認為納粹的做法不公平、不人道,實際上是對國家和民族的侮辱。除了個人和國家有平等的契約關係,還有更高的層次、更高的價值系統,凌駕於國家之上,是人類共有的。紹爾兄妹反對納粹,是出於理念和信仰,不計較個人得失,寧願為自己的信念作出犧牲,這是一個更高層次。而對於知識份子來說,不能因為國家沒有直接傷害你,所以放任它怎麼做都可以。

但和紹爾兄妹出於普遍性的人道主義投身反抗相比,中國語境中對愛國條件的反思還遠遠不夠。中國大陸阿里巴巴公司的老闆馬雲曾經公開表示,如果國家(政府)需要,可以把旗下的支付寶送給國家,把阿里巴巴當作國有企業。這種態度在中國其實並不罕見,在很多人頭腦中,國家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是精神支柱。此外,長期以來人們也不得不依賴國家而生存,很少有人能自食其力,因此「個人主義」也就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相聯繫。這反過來促使人們更加投入、更加盲目地熱愛國家。

文藝與國家的關係

我剛才談到的這些不是說不要愛國,愛國沒有問題,但同時要看到,國家是一個世俗產物,它本身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憲法的本質就是契約,一方是公民,另一方是國家,至於黨派(包括共產黨)則屬於第三者,不應該介入這一契約。但由於在中國的長期介入,導致大家覺得理所當然,但真正的憲法實際上只有國家和公民這兩個方面。

羅馬詩人維吉爾曾說:「如果我能盡享天年,將把繆斯帶到我的國家。」其中「我的國家」在拉丁語裏是patria,原意是指「父親的田園」,也就是祖上的田地。在歐洲所有重要語言中,patria都是「祖國」的詞根,後世所說的「愛國主義」實際上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愛我們的田園。

但在漢語當中,「國家」這個詞就不一樣了。「國」指王侯之地,「家」是指卿相大夫的封地。「國家」這兩個字合在一起,並沒有我們今天理解的「個人自己的小家」的意味,也沒有拉丁語中「我們的田園」的含義。從抗美援朝的口號「保家衞國」起,一直到今天北京街頭的宣傳「有國才有家」,似乎二者理所當然地不可分割,但考察「國家」這個詞的歷史根源,實際上同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家園沒有聯繫,只涉及統治階層的領土和特權而已。

考察「國家」這個詞的歷史根源,實際上同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家園沒有聯繫,只涉及統治階層的領土和特權而已。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有句話是:「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謂「肉食者」就是帝王將相,有肉吃的人。因為他們的生計和國家連在一起,「國家」涉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們的責任和任務。「國家興亡」是易姓改號,比如元改成明,對百姓的生計存在並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天下亂了就很麻煩,沒有了法度,人人相互殘殺,甚至演變到人吃人的地步,生存的最基本底線被衝破,所以「匹夫有責」,因為如果天下完了,誰都活不好。

顧炎武是大儒,但同時又超越儒家的君國觀念,在國家之上找一個更大的系統,也就是「天下」。但這句話後來被梁啟超改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直流傳至今。語言有個奇妙的功能,一旦你重複再重複,就變成真實。比如海外華人經常說的「葉落歸根」,其實我們誰都不是「葉」,腳底也沒有「根」,但大家都這麼說,就變成一種行動準則。同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斷重複了上百年,現在儼然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責任,而忽略了它的原本含義。

按照西方語言的本意,真正的「愛國」,能把每個人的存在跟國家利益捆在一起,找到大家的共同點。但中國大陸的現實是,不管國家多大的事情,不管是作家、藝術家還是其他群體,都很難作出反應。比如今年修憲這麼重大的事情,我們看不到任何重要的作家、藝術家或者協會社團公開發出聲音,全部被噤聲,萬馬齊喑。在這種情況下,藝術怎麼能繁榮?人被剝奪了基本精神,對作家或者藝術家來說,是一件很殘酷的事。

一些中國大陸作家瞧不起高行健,但我覺得他的作品的確充滿力量,你可能不喜歡他的風格,但是他的主題聚焦在個人與國家的矛盾,在《靈山》裏,一個人在偌大的中國裏像幽靈一樣尋找自己的位置,明顯反映出個人和國家不正常的狀態,《一個人的聖經》就更可悲了,主人公找不到任何地方,最後在女人的懷裏找到自己的歸宿,那是幾代人的悲劇,不管有多大的能力和才華,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雖然風格未必所有人都欣賞,但他有骨骼、有風格,立意高遠,所以得到那麼高的評價,有它的道理。事實上,他也延續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反思與質疑的傳統,在他之前,1980年代初電影劇本《苦戀》曾經引發批判,劇中主人公畫家凌晨光的女兒對畫家說:「你熱愛祖國,可是祖國熱愛你嗎?」在這種語境中,「祖國」或者「國家」變得人格化,就像是你的母親,你的戀人,這和契約關係是兩回事。

白樺在《苦戀》中反映的,是傳統的中國文化和語言產生的感情,即國家就像母親,個人只能屬於小一輩,不能背叛和反抗。但高行健走得更遠,他揭示出個人無論如何都找不到位置的一面。

高行健延續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反思與質疑的傳統,但走得更遠,揭示出個人無論如何都找不到位置的一面。

其實我們常常認為的「國家是父母,公民是兒女」應該顛倒過來,公民才是國家的父母,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問這個國家能為你做什麼,現在要重新確立個人和國家的關係,這應當是個起點。如果我們去看美國憲法,people不斷重複,這個契約的一方面是國家(state),另一方面是人民。這是民主和自由的基礎。加入美國國籍的宣誓程序中,首要的效忠對象不是美國政府,而是憲法和法律,而憲法代表了公平、正義的一套理念和原則,這是比政府和領土更加重要的,也不是任何一個黨可以隨便改變的。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因為看到1989年之後離開中國大陸、流亡到海外的人士,其中很多人後來都信(基督)教了。我從旁觀者來看,很多此前曾經很激進的作家,後來都入教了。他們為了生存而尋求心裏支撐,某種程度上說是一件好事。流亡後生存在中國政府的系統之外,原有價值觀都變得沒用了,於是心靈需求一個更強大和廣闊的系統。

就我的個人情況來說,我沒入教,但有心理掙扎的過程。比如我教書生涯頭十年,從來不用「藝術」這個詞,因為我覺得寫作是手藝活的事,是一種「craft」。但是慢慢地,我覺得這不光是個技術問題,需要一個超越國家、超越歷史的價值系統。所以後來我也開始開始用「藝術」這個詞,而且自己作為作家的價值,只能在藝術和傳統中找到相應的位置,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說,心靈和生存的需求需要超越國家。不僅海外流亡者,甚至很多普通移民都必須尋找比國家更大的價值系統。但與此同時的一個現象是,以前華人(尤其來自大陸)的宗教情懷得不到合理紓解,現在一進去變得非常狂熱,比當地美國人還要狂熱得多,甚至到了有些教會勸他們退出的程度,因為沒辦法約束他們。但這主要是多年的飢餓感造成的,如何解決,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即便如此,它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對國家的神聖化容易把人禁錮起來,扭曲人的精神世界。

(哈金,旅美作家,現任教於波士頓大學。實習生黃綺婧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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