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體驗、也是挑戰。交出你身上所有財物，沒有現金、沒有卡片，只有簡易的生活物資。選擇從事一種底層勞動，例如舉牌工、粗工、販售雜誌、清潔等，掙得一天七、八百元台幣（約兩百元港幣上下 ）的工資， 你該花錢住網咖？還是省錢露宿街頭？你願意用兩天一夜的時間在街頭求生，實際體驗無家者的境遇嗎？
本文由端傳媒和台灣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共同編輯、發佈，公共電視為非營利機構，本文亦免費開放閱讀。電視報導於五月二十三日晚間十點於台灣公共電頻道首播，也將於《獨立特派員》網站完整發表。
2017年11月25日凌晨02:30
原本應該是入睡的時間，台北萬華區「人生百味」工作坊的燈火逐漸明亮起來。
「你早餐吃了沒？」阿柱站在門口跟每個進門的學員打招呼。
在華人文化裡，「吃過沒？」是一句很日常的招呼，對阿柱來說卻是生活裡最重要的事。
「我第一句話都先關心他們有沒有吃。」阿柱說，「因為他們不知道肚子餓的痛苦」，後頭這句話，多帶了一份語重心長的意味。
曾經在街頭漂流的阿柱，「餓肚子」是他情感資料庫裡最深的烙印，雖然在販賣《大誌雜誌》 ( 編按：《The Big Issue》 中文版 ) 維生後，讓他脫離街頭，租下一處棲身之所，但是「吃過沒？」依然是他在與人互動中發自內心深處的問候。
這一天，第九屆「流浪體驗營」活動開場。流浪體驗營由長期關注、服務街友的「芒草心協會」主辦，協辦的「人生百味」早先是一個推動募集即期食品供無家者食用的社會計畫，之後成了關注並協助街賣者的NGO。
舉辦這場體驗，希望透過實際看見、體驗無家者的生活樣貌，進而認識、同理無家者的處境。兩天一夜的體驗活動從此開始，採小組分組方式，每一組皆由一位有過街頭生活經驗的「流浪導師」帶領。
05:00艋舺公園，流浪者的落腳地
「我們今天準備給大家求生的物資就是，雨衣、暖暖包、還有一張儲值50元的悠遊卡。」連同基本物資，工作人員同步發下塑膠袋，參加者必需將身上的財物全部拿出，「身無分文」是體驗無家者處境的第一步。
「我們先去龍山寺。」拿著紙板，流浪導師元瑞帶著小組成員熟門熟路的穿過窄巷，到了龍山寺旁的艋舺公園。
元瑞所帶領的小組將以舉牌工來賺取未來兩天一夜的生活所需。
「有人問我為什麼來台北，我說，我參加路跑來的。路跑是甚麼？就是跑路( 台語：意指逃避、逃跑 )上來的。」剛坐定，元瑞開玩笑的說起他流浪街頭的源起。
這時大約清晨五點，小組成員圍著元瑞坐在紙板上，周圍是還在睡夢中的無家者以及大大小小用塑膠袋或旅行袋裝著的家當。公園檐廊上還滴著水，這兩天是下雨天。更不要說前兩天台北才創下十一月夜間最低溫，16.2度。
「很冷的時候，你一定要一直動，這是保命的方法，不要睡一直動，才不會凍死。」低溫裡元瑞低語。
2007年元瑞帶著2000塊錢與一張寫著提供宿舍的粗工徵人廣告北上，沒想到卻領不到工資，最後在台北街頭流浪。
「找工作哪有那麼簡單，我剛來台北時，沒有錢、沒有認識的人，連車都不會坐，那時候是冬天，很冷，一直待在新光三越附近，渴了就去228公園喝水。」元瑞輕描淡寫的說起他一開始的街頭生活，「我永遠感謝那一對吵架的小情侶，在新光三越旁邊，我坐在那邊，他們就在旁邊吵架，那男的手上拿一個蛋糕，兩個人吵一吵，啪一聲，把蛋糕摔地上，我就等，等他們走，他們吵一吵，分開走，我就去把蛋糕撿起來，打開來，裡面蠟燭21歲。那個蛋糕救了我，那時我餓三天了。」飢餓三天，元瑞沒提起蛋糕的滋味，只記得蛋糕主人那年21歲。
「起來了，起來了。」天微亮，公園保全開始叫大家起床，依照規定，六點半以前整個場地必須清空恢復原狀。
06:30，招臨時工的工頭來了
在公園初醒時刻，一群人來到現場，手中拿著簽名冊。
「今天要舉牌跟發傳單。」工頭說著今天的工作，開始有醒來的無家者上前報名。
「現在景氣不好啦，以前一天平均大概有70到80個工作，現在一天大概只剩20到30個。一般來說，發傳單分攔車、攔人、或是塞信箱，不然就舉牌。」前來點工的工頭說，工作不好找並非一般社會大眾才有的感受，對無家者來說，連舉牌工都需要競爭。
「這種工作沒辦法存錢，是說要買個飲料、買個菸，方便而已。一周只能做兩天三天，大部分週六、週日工作較多，平常較少，大家輪流，今天你，明天他，用輪流的。」工頭介紹了一套潛規則：因為人多事少，無家者們得自動分享工作機會。
廣告工(舉牌、發傳單)，以及粗工與資源回收，是街頭生存的三大工作項目。不過工作機會不穩定，薪水也不高，以廣告工來說，一天薪資大約在800元左右，工作8小時，固定有人來巡視，看看傳單發完了沒，發完再補。
「她們兩個說，可以兩個拿一支牌子嗎？」元瑞小組裡有兩位女性成員，一方面為了爭取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也顧慮安全，元瑞提出兩個人算一份工的提案。
提案一出，現場立刻有人反對，不過工頭最後還是同意。
「我就算一個人頭錢，你們要十個人拿，我也沒意見。」工頭這麼說。
而在分配工作的同時，公園周邊已經停了貨車和廂型車。
細雨中，幾位無家者走上一台貨車，貨車後斗關上開走，人與貨物的界線在那一瞬間顯得模糊不明。這樣的畫面令人不禁想起：貨車不是只能載貨，不能載人嗎？
開始工作
「攔車就是紅綠燈時發個五、六台車，就回來紅燈這邊，路邊有欄杆可以坐著休息，綠燈結束，紅燈你再過去。定點就是，你整天都站在這邊，他如果從這邊過去，就發給他。舉牌就是顧牌子。」由於元瑞小組的成員，沒有相關工作背景，工頭簡單做了工作介紹，也算完成職前訓練。
元瑞小組裡的岑家忻與另一位女性夥伴共同分擔一分舉牌工作。兩人與其他工作者坐進廂型車裡，工頭最後一次點名，同時發給想預支工資的人200元。
「你幾號？」工頭問著預支工資者的號碼，見對方只回答姓名，查看簽名冊後，「你22號啦，你要記好。」工頭不斷叮囑著。
車上的每一個人都被簡化成一個號碼，而岑家忻與他的夥伴在這一天只有一個號碼，13號。
箱型車沿途放下人力，在最後一站放下岑家忻與他的夥伴，工作人員幫忙將廣告牌綁在柱子上，車子便揚長而去。
在接下來的八個小時裡，岑家忻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站在綁著廣告牌的柱子旁邊。
「路口附近的所有的東西，就是包含每一個字就是招牌啊，或者是街上的一些甚麼字，我足足花了三四個小時才把所有的東西都看完。」岑家忻事後回想，舉牌的八小時就是這樣打發掉的。
她也說：「舉牌非常的無聊，就是一個很無聊的工作，你站一天大概是八個小時吧，一個小時會休息十分鐘，中午會休息一個小時去吃飯，其他時間你就站在那邊一直顧牌子。你就會感覺到你的生命整個時間都耗在那個牌子上。」
午餐，有人匆匆用個麵包果腹。無家者能吃到什麼，也取決於「流浪經驗」。比較「資深」的無家者會熟悉慈善團體供餐的地點與時間，知道如何獲取食物，所以飢餓時間與機會並不高。反而是「資淺」的無家遊民，受凍挨餓是常態。
在車流喧囂的街口，不知怎麼的，只覺得立著廣告牌的一角顯得時間膠著、相對沉默。
而岑家忻用流逝的生命來守護售屋廣告牌，廣告上的房屋價格是668萬，以舉牌工一天800元的工資計算，必須要風雨無阻、不吃不喝舉牌23年才能買到。
17:00「下班」了
「你站這裡，手放柱子上。」當車燈與街燈緩緩亮起，箱型車來到街角，工作人員幫岑家忻與廣告牌拍了一張合照，作為一天的工作證明。
工作人員拆下廣告牌，載著廣告牌離開，留下岑家忻與夥伴，他們必須自己回艋舺公園領這一天的薪水。
回到公園，岑家忻領了薪水，同時與小組成員一起用了晚餐，簡單的一餐花了一百多元，是他這一天所得的四分之一。
21:00 回到落腳處，今晚睡公園
「應該是這樣子，就是頭在這邊，腳在這邊。還是把它轉過來？」四人小組擺弄著紙板，討論著應該怎麼鋪設。
四個人還在討論方案的時候，周圍的無家者已經熟練的打理好晚上的棲身之所，還有講究的人用紙板搭起迷你房間。流浪導師元瑞則在一旁觀察著四人的一切。
「就這樣吧！」最後四個人決定兩人一組並排與另兩人頭對頭，四人腳朝外的方式鋪設，卻忽略了腳朝外後，將對到旁邊無家者的頭。
「你們這樣不行，腳不能對人家的頭，這樣會把人家踩衰。」四人興高采烈地鋪設好紙板，元瑞出聲糾正。
最後四人調整頭腳方向，終於能躺下休息。
事實上，街頭睡覺的學問，在稍早元瑞就有許多分享。
「睡覺的時候，鞋子最好不要離開。因為你睡著了，鞋子會被拿走，拿去跳蚤市場賣。」
「如果一定要睡公園，這裡(艋舺公園)是最安全的，因為燈整夜亮著，還有保全。」
「這裡(艋舺)相對單純啦，因為大家都窮，沒人有錢賭博甚麼的，黑道就不會來。」
「最危險就台北車站。下雨沒地方遮雨，而且門關著，雖然有鐵路警察，但是你外面發生甚麼事，他也不管。」
「有些地方你別看有監視器，發生甚麼事，沒錄影。」
「我印象很深刻，那時我們選擇睡騎樓，然後就有巡守隊來驅趕我們，我們老師有跟他們解釋，睡公園會有危險，結果一個大嬸就說，『既然要體驗，就該知道會有甚麼風險。』我覺得很驚訝，就是，說這句話的人，就是我們平常會接觸的阿姨嬸嬸，可是他們卻能說出這麼冰冷的話。」朱冠蓁說。
無家者的體驗，嘗出了什麼滋味？
公園，不是無家者過夜的唯一選擇，小平(化名)跟著另一群人選擇了網咖。這裡聚集著沈醉線上遊戲的人們，無家遊民零星夾在他們中間，兩種人處在同一個屋簷下，目的卻不一樣。小平他們是找個棲身之所而來，有些網咖，低到一百元就能過一夜，店裡冬暖夏涼，不明究裡的人看，覺得應該是個好地方。但待了一夜才發現，事情不是那麼回事。
小平的感受是，在網咖裡，燈光是亮的，電腦螢幕是亮的，線上遊戲傳出各種音樂、效果，參戰者呼來喝去。小平在會後分享時說，網咖根本不是一個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一天、兩天，乃至於長時間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到白天怎麼可能好好工作。
另一位參與體驗的學員阿中(化名)，是人稱「鐵飯碗」的公務員。露宿街頭，一覺起來後，芒草心協會帶學員參觀一位阿伯的住處，他經濟條件稍稍好一點，能租得起一個房間。
這房間約莫1.3坪大，還有一部分是違章建築。參觀者邊走邊感覺水泥地板似乎在晃，房東說「沒有辦法」，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倒。這樣的房子，月租得要五千元。
看著屋裡纏繞著的電線，阿中的公務員直覺告訴他：「這個不安全！」但跟著他想起了前陣子新北市政府強力執法，拆除頂樓加蓋違建的爭議。阿中想，如果因為「不安全」就拆了這些建物，這些原本的無家者豈不是連棲身之所都沒有了？自己一向認定的「安全」，對這些無家者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朱冠蓁是社會企業「人生百味」的創辦人之一，他參加了第八屆流浪體驗，提起那次的夜宿經驗，除了街頭的冰冷無情讓他記憶深刻外。他記得那次在白天，自己連工作都找不到，因為舉牌、發傳單這種工作，需要早早就去排隊，排在前頭的才能得到。晚到的他，只好試著去做資源回收賺點錢，但他根本不知道到哪裡找一部推車。
朱冠蓁感慨地說：「我們都相信每個人獨一無二，可是為什麼卻在認為有些人，就是適者生存這個時代裡面要去認為說，有些人的淘汰是理所當然的。」
朱冠蓁談著台灣的「貧窮」與「底層生活者」，反思著「剩餘」與「淘汰」。她說 當我們看待一個人，如果不是以一個「立體的人」來對待，只把人當成某種「生產力」、「生產工具」，這就會讓無家者被遺忘、忽視，因為「當他生產力不夠的時候，當他的外表外觀不再那麼的所謂完好無缺的時候，那就會像東西一樣被拋棄掉。」
聽朱冠蓁談著話，腦中浮起的影像是準備「上工」的無家者上了貨車、貨車車斗關上、往前開走的影像；岑家忻守著招牌，站在穿梭的車潮中那個相對沉默的街角；深夜裡亮著大燈的公園廊下，裡頭一個個整齊的紙板床位；這些影像構成了一幅無家者的印象，然而在無家者眼中，他們眼中的風景又是哪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