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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嘉誠:向港人道歉只為「親中」?杜特地眼中有更具戰略價值的香港

「親中道歉」的說法,雖然與杜特地的外交特色脗合,但不禁遮蔽了香港對菲律賓的其他意義。其實香港本身包含其他價值,同樣誘使杜特地大駕光臨。


2018年4月12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香港啟德郵輪碼頭一個場合會見在港菲律賓社群時,正式就2010年導致8名香港遊客死亡的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這是菲律賓在任總統首次就此事進行正式道歉。 攝:Issac Lawreence/AFP/Getty Images
2018年4月12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香港啟德郵輪碼頭一個場合會見在港菲律賓社群時,正式就2010年導致8名香港遊客死亡的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這是菲律賓在任總統首次就此事進行正式道歉。 攝:Issac Lawreence/AFP/Getty Images

「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菲律賓總統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早前出席博鰲論壇,毫不吝嗇地再次展示出他的「親中」氣魄。杜特地出發前往海南前曾公開發表「我真的愛習近平」、「在這個時候,我比任何人都需要他」的言論,謀殺不少外媒新聞篇幅。

菲國在海南與中國簽署了六份雙邊協議文件,未來將向中國輸出菲籍英語老師,並獲得中國5億元人民幣的發展援助,重建受恐襲破壞的南部城市馬拉威(Marawi)。4月13日,杜特地重返菲律賓,正式確認與中國政府在原則上支持「共同開發」南海,外長卡耶塔諾(Alan Peter Cayetano)亦承認兩國就法律問題進行洽商。這一連串的消息再一次證實菲律賓對北京友好政策的大方向。

杜特地2016年擔任總統以來,「親中」形象已經深入民心:南海主權爭議上願意低調處理仲裁結果,在侵犯人權爭議中公開用髒話責罵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揚言「投向中國、俄羅斯懷抱,一起對抗世界」(against the world)。杜特地的外交表現似在否定前朝阿奎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親美遠華」的戰略抗衡政策(Strategic Balancing Strategy),相反對華處處容忍謙讓,因此被外界質疑他「向中國朝貢」。

在這個語境下,難怪主流香港媒體以「親中」視角演繹杜特地的訪港行程,把後者就2010年馬尼拉人質事件公開道歉一事說成向中國示好的明證。參考杜特地四月十二日在啟德郵輪碼頭向菲律賓社群代表的講辭,他是這樣說明的:

Let me for the first time —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always been waiting for this. There has been no official apologies coming from the Philippines regarding that incident that happened in August of 2010.

May I address myself to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here, who are with us, who joined u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i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may I apologize formally to you now.

We are sorry that the incident happened and as humanly possible, I would like to make this guarantee also that it will never, never happen again. Thank you for…

I hope this would go a long way to really assuage the feel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ala kasing apology na ano eh, coming from the mouth. So ako na. Eh nangyari sa panahon natin, this generation. So it is only right that — — lives were lost under our jurisdiction, so what is really needed is just to say: We are very sorry. We apologize.

講辭長達十四頁,唯獨這一部份幾乎是以完整英語表達,中間沒有滲入任何他加諾語(除了最後一段,大意是「之前沒有人用口道歉,所以由我來吧」),突兀之餘,也像告訴聽眾這段說話的對象是外國、中國或香港媒體。

道歉內容起首以「中國政府及中國國內的人民已經期待很久」解釋背景,和去年訪港時向「香港和中國政府」致謝相比,「中國因素」完全覆蓋了香港人在馬尼拉人質事件的主要受害角色和性質,促使外界產生了杜特地因為「親中」才甘願屈就道歉的解讀。

然而,單純以「親中」角度理解杜特地道歉,似乎無助回答兩個問題:

一)為甚麼他要在2018年道歉?這是杜特地執政後第二次訪港,其「親中」政策早在2016年已經成形,而「道歉」的成本也不高昂,怎麼現在才道歉?

二)中國外長王毅在2014年已經定調馬尼拉事件「終於得到了解決」,明確說明「感到很欣慰」。那時候死難者家屬、香港政府均接納菲律賓政府「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誠的慰問」,事件算是劃上句號。杜特地有必要重提事件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但要考慮「中國—香港」之間的連結,更要思考「香港」可以怎樣拼入杜特地的戰略砌圖之中。

菲律賓人在香港是最大的少數族群,多達184,081人。海外菲籍勞工的人數比例是是東亞地區的首位。
菲律賓人在香港是最大的少數族群,多達184,081人。海外菲籍勞工的人數比例是是東亞地區的首位。攝:林振東/端傳媒

海外菲籍勞工:大選的籌碼

菲律賓人在香港是最大的少數族群,多達184081人(2016年統計數字)。海外菲籍勞工(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下稱OFW)的人數比例是全球第五高,排在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科威特、卡塔爾之後,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首位。

杜特地對「香港」的重視一直遠超其他菲律賓總統。過去兩年,杜特地已經在港進行了兩次工作訪問(註:普遍媒體把杜特地這次訪問視為「私人訪問」,但根據菲律賓外交文件指示,工作訪問亦屬於總統官方訪問的一種,不過層次較國是訪問和官式訪問低)。他在2015年宣布競選總統前,也選擇了香港作為「聆聽民意」之旅的首個外訪地點,在灣仔修頓球場向5000名海外菲籍勞工宣揚理念。

杜特地過去兩次工作訪問,一致沒有與港府官員公開會晤,卻必定安排與本地菲籍社群會面,透過發表演說列舉政績——如何在國內成功打擊毒販、特赦共產主義叛軍、爭取改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國的OFW待遇問題、與中國友好怎樣帶來發展機遇等等——就像轉播國情諮文一樣。

你我作為局外人,未必體會到杜特地的個人演講威力。但是,杜特地憑著一年又一年的會面,營造出自己是一個體恤愛民的領袖,向OFW這一群定期匯款回國、為國貢獻的「民族英雄」,發出祟高謝意的訊息。在這些異鄉人眼中,總統七十幾歲高齡,每年不辭勞苦長途跋涉到訪香港慰問當地菲裔社群,這些對離鄉別井多年、只能趁年假或續約空檔期回鄉數週的外地勞工而言,確實是一種奢侈品。

無論是啟德碼頭的演說也好,在黃埔的菲律賓「國寶」快樂蜂(Jollibee)中上演一幕快餐奇遇記也好,都天衣無縫地投射出杜特地毫無架子、真心關注OFW在港狀況、親民總統的形象。他在演講台上一句又一句的他加諾語,以民粹色彩的辭令舉動,令總統這個精英階層變得「反精英」起來。一時間,權力階級分界變得模糊,打貪掃毒的「政績」讓你猶如置身於回復治安秩序的家鄉村落之中。聽眾肉身在異地,但卻彷彿回到自己老家,「目擊」社區變得欣欣向榮。杜特地的出現,打破了地域界限對「回家」所設下的思想障礙。外地勞工怎能不受落?

杜特地一直都沒有放棄在OFW社群中建立「父母官」的角色。今年二月,杜特地兒女也自行訪港,參與「人民革命」32週年的紀念活動,並向選民感謝出席菲人在選舉中支持其父親。杜特地親信卡耶塔諾去年以不同身份先後三次訪問香港,連續兩次與OFW會面,宣揚總統政職之餘,也不忘呼籲同胞繼續支持國家經濟發展,並「提醒」經濟發展能夠促進國內產生就業機會,使海外勞工能夠早日回家找工作,與親人一家團聚。

OFW固然是支持菲律賓經濟的重要支柱,但同時也是選舉的後盾。菲國選委會的統計數字顯示,在香港的菲籍註冊選民更是全球第三大,僅次於沙特阿拉伯及阿聯酋,人數高達93978人。香港在上述三個地方裏,政治及公民自由度相對較強,菲人在港召集人手發動拉票或其他造勢活動相對容易,而且港菲距離較短,候選人宣傳成本減低不少。

2016年的菲國總統大選期間,香港儼如兵家必爭之地,候選人格蕾斯傅(Grace Poe)和羅哈斯(Mar Roxas)都在選舉前出訪香港爭取選票。杜特地在2015年訪港之後,亦多次派出兒女親信赴港宣傳,分別舉行造勢大會凝聚民意。據《馬尼拉公報》(Manila Bulletin)轉述,杜特地從海外票站中獲得大量支持,香港便是其中之一。

杜特地在競選期間誓神劈願把海外勞工問題放上首項改革議程,不但承諾短期內正視海外菲人遭受虐待的悲劇,長遠更會把所有菲人帶回家安居樂業。杜特地上任兩年,一方面暫停向科威特輸出勞工,另一邊廂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簽署勞工協議及開設OFW銀行等。儘管如此,國內非政府組織或勞工團體批評菲國勞工沒有真正受惠,部份OFW回歸後根本找不到工作,被逼到其他更惡劣的國家打工。

杜特地訪港前夕,有傳媒指他親自頒發命令,傳召駐港總領事館專責勞工事務的參贊德拉陶瑞(Jalilo Dela Torre)回國,表示另有任用,情況相當罕見。德拉陶瑞在香港工作三年,多次就非法轉介和人口販賣等權益問題發聲。這些無故被馬尼拉傳召回國,許多在港菲律賓人組織對決定感到十分不滿,擔心政府的OFW政策有變,甚或出賣勞工權益。

杜特地要平息部份菲人的怒火,馬尼拉人質事件便是最好的工具,再一次讓他表演自己怎樣關心OFW議題。

過去幾年,港菲關係因為馬尼拉人質事件陷入僵局:黑色外遊警示(最高級別)、暫停外交及公務人員免簽證安排、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禁止菲籍勞工入境及在港工作(直到菲律賓政府道歉為止),使菲律賓人對香港市場產生陰影。菲國著名社會學家兼眾議員貝約(Walden Bello),當年更一度以「種族主義」形容該議員的相關提議。

事過境遷,OFW和馬尼拉人質事件之間的關連,基本上已再不成問題。杜特地三言兩語道歉「解決」事件,對香港展示誠意,也向本地菲律賓社群交貨,讓他們釋去疑慮,明白兩地政府恩怨情仇俱拋諸腦後。過去幾年,杜特地不曾提起馬尼拉人質事件。如今偏偏把毫無關連的道歉聲明置入針對菲籍社群的演說辭中,可見後者也是預設的聽眾一份子。

「補鑊」能夠凝聚民意,但菲國總統任期只有六年,不得連任,民調機構社會氣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最近又顯示杜特地的民意「十分好」(very good),因此他最擔心的可能是2019年的參議院選舉。

這次隨行團隊不乏大量星級人馬,包括女兒薩拉(Sara Duterte-Carpio)、評論員兼電視節目主持杜爾福(Ramon Tulfo)、總統特別助理克里斯多夫.吳(Christopher “Bong” Go)、總統顧問杜連迪諾(Francis Tolentino)、馬可斯的女兒伊梅(Imee Marcos)、總統府發言人羅克(Harry Roque)、女藝人摩卡.尤遜(Mocha Uson)等人。這些人大部份都在會面活動中獲得杜特地親自點名嘉許,杜特地更呼籲在座菲人「好好」記得他們,更指明道姓吳是一個「很好的參議員」。

杜特地一心推動修憲,把菲律賓的政治結構改變成聯邦制,以及改革開發共同資源限制。菲律賓憲法規定,發動修憲程序只可由參眾兩院直接過渡產生的制憲議會(constituent assembly)、由眾院通過成立後再藉選舉產生的憲政會議(constituent convention)、或由12%合資格選民發起的人民倡議(people’s initiative),以上任何一種方式進行。

杜特地擔任總統後,連番表示憲政會議成本更高效率更低,因此主張透過兩院組成的制憲議會,推動修憲程序。不過,即使依賴國會議員支持修憲,執政聯盟在參議院裏並未獲得3/4的超級大多數議席,意味杜特地未足票數發起修憲,更遑論全民投票通過修憲案。2019年的參院選舉,很可能是他圓夢的關鍵一役。

2018年4月12日,菲律賓移工工聯同多個人權組織,向訪港的菲律賓總統杜特地作出抗議,不滿他的高壓統治。
2018年4月12日,菲律賓移工工聯同多個人權組織,向訪港的菲律賓總統杜特地作出抗議,不滿他的高壓統治。攝:林振東/端傳媒

尋找開發達沃市的駐港富商

菲籍勞工之外,香港也是菲律賓富商的集中地。杜特地在2015年的「聆聽之旅」完結後再次透過私人方式訪港,接受友人兼合作夥伴Mike Dino邀請,與部份菲律賓的政、商、媒體人士在私人場合會面,杜更在酒席中明示選定卡耶塔諾擔任副總統競選拍擋。杜特地在晚宴後返回菲律賓,便正式遞上參選文件。私人飯局可能不足以左右參選決定,但杜在私人活動不忘引薦競選拍擋,至少可見菲律賓商家在菲國政壇的勢力。

杜特地的強勢管治作風在國內雖然引起詬病,但他打壓販毒問題、改變對華政策態度、大刀闊斧推動「Build, Build, Build」的基建大計,再配合阿奎諾三世打造的經濟改革基礎,吸引不少外資流入菲國市場。香港就是其中一個主要來源。

菲律賓一大財團「Metro Pacific 投資公司」是香港上市的「第一太平有限公司」(First Pacific Company Limited)旗下聯營公司,後者同時持有菲國最大電信商「菲律賓長途電話公司」(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communication)的最大股東,三家公司同由菲籍富商彭澤倫(Manuel V. Pangilinan)以董事總經理(或總裁)身份控制。

杜特地上台後,Metro Pacific高調表示願意加強投資總統老家棉蘭老島的基建項目,投資改善當地醫療設施。去年菲國恐怖主義組織與軍警在棉蘭老島爆發衝突,這些投資便正好展示財團對政府反恐能力的信任票,展示忠誠。Metro Pacific近日宣布與其他菲律賓財團合組,競投阿奎諾國際機場的升級及翻新工程項目。PLDT二月亦主動向政府無條件交還剩餘頻譜,默許杜特地單方面撕壞2011年政府花錢重購頻譜的決定,似乎也換來杜特地在勞工政策、招攬第三家電信企業「放軟手腳」。

杜特地這次訪港,參加了一場在灣景酒店舉行的宴會,陪同杜出席的還有彭澤倫的代表、Philex礦業公司的資深副主席Michael Toledo。在缺乏實證下,第三者難以言之鑿鑿咬定政府與商企之間的互動是否直接構成因果關係,但菲律賓總統府通訊作業辦公室(PCOO)在FB上點名公開Toledo的身份,可見彭澤倫與政府關係非淺。

上述不斷重覆述說Metro Pacific 財團的影響力,只是點出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之一),如何可以牽動外國的政經版圖。香港對菲律賓的海外投資一直位列五甲,去年港府與東盟簽署《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區》及《香港東盟投資協議》,有助推動兩地經貿。畢竟港菲投資歷史仍較中菲新興的投資網絡成熟穩固,菲國自然對港資興致勃勃。外長卡塔耶諾去年十二月訪港,與行政長官林鄭月蛾會晤,便主動邀請港府考慮在菲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推廣港菲經貿交流,也可突顯兩地經濟緊密程度。不過,比較港、菲新聞稿後,我發現港府並未在新聞稿刊登有關對話,間接否定了卡塔耶諾的建議。

杜特地就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是否迎合菲商、港府私下要求,我們暫時無從得知。假若菲律賓政府能夠以「修復港菲關係」作為招徠,「提醒」民資巨企兩地關係已回復友好穩定,向香港表達「要做的我都做了」的信息,或許有助吸引目光注視菲國的基建發展工程。

「香港」作為符號

香港作為東亞地區相對發達的經濟體,對東南亞發展國家扮演多重角色。我在這篇短評主要描述香港對杜特地內政上的「功能」,沒花篇幅討論香港透過「一國兩制」如何在南海爭議上扮演中菲之間的緩衝區、兩地公民社會之間的互動、香港作為一個文明先進載體的符號,如何被菲國政權借用成合理化國內政策的圖騰等話題。

香港依靠外資經貿的發展模式、香港作為旅遊購物之都代表了高尚生活、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自治實驗,各種各樣的「香港」多次在杜特地口中說出。他認為,菲律賓有很多小島,有潛力發展成香港這樣的「商業港」,「像香港一樣」吸引國民留在國內工作;他在擔任達沃市市長時,已習慣獎勵當地緝毒警員免費到港旅遊探親,這個「傳統」也套用於參與馬拉威反恐戰爭的軍警身上;他亦屢次引用香港「一國兩制」制度,借代未來菲律賓和棉蘭老島莫洛國(Bangsamoro)自治區之間的管治權力關係,自治繁榮並駕齊驅。

這些「香港」符號,自然不是杜特地獨創,過往幾任總統都有類似修辭理順政策決定。上述這樣描述,大抵呈現了「香港」在菲律賓人普遍眼中的定位和角色,杜特地只是借助這些共識,為自己的政策目標畫龍點晴,讓國民接收到國家發展穩定的美好信息,轉化成支持政府的動源。

菲律賓政府口中的「香港」,箇中並不一定流露出中國因素的痕跡。「親中道歉」的說法,雖然與杜特地的外交特色脗合,但不禁遮蔽了香港對菲律賓的其他意義。我們在承認菲律賓對大陸施展魅力攻勢之餘,也可以反問香港本身包含的其他價值,能否同樣誘使杜特地大駕光臨。

香港要加強與東南亞地區互動,不應只覬覦東盟地區「六億人口市場」、「商機無限」的數字遊戲,更要反思自己在東南亞的角色和身份定位,亞太區域脈絡如何互相補足,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共同交流和經驗。要達致這目標,我們的思考領域便要打破「香港和東南亞」這種互不相干的狀態,認識香港特區的區域定位,並重新連結「東南亞在香港」、「香港在東南亞」等各種空間,各種主流論述以外的others。

(本文原刊於作者Medium,端傳媒獲授權編輯轉載)

馮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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