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 深度 中美貿易戰

經濟學家霍爾茲:貿易戰根源是產業競爭,特朗普的「關税牌」完全打錯重點

在霍爾茲看來,特朗普發起的關税戰是一場「經濟學原始人」主演的荒謬真人秀,對於解決實際問題於事無補。而中國,將無可避免地改變世界秩序。


卡斯滕·霍爾茲是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專注研究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也非常熟悉中美宏觀經濟議題。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卡斯滕·霍爾茲是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專注研究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也非常熟悉中美宏觀經濟議題。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密集的「中美貿易戰」鼓點有了消停的跡象。4月1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的主旨演講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雖未直接回應中美近期一系列的貿易爭端,但承諾中國將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並降低進口關税;隨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Twitter 發文,對習近平的承諾表示感謝

過去幾周,中美雙方頻繁過招,貿易戰即將全面開打的消息一路佔據媒體頭條。在這一輪較量中,關税是工具,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直接原因,但不少分析人士認為,更核心議題在於中美的產業競爭。2015年5月,中國推出了耗資3000億美金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通過政策扶持和補助的方式,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讓中國在十年內由「製造大國」變身為「製造強國」。但在美國看來,這意味着中國企業將在開發高新技術上得到不公平的優勢。

關税工具能夠有效扭轉美中貿易逆差嗎?貿易逆差在國際貿易和國家經濟中,到底有怎樣的影響?這一輪的輿論喧囂和政策調整,會對中美產業帶來什麼影響?最重要的是,在這個經濟和貿易深度全球化的時代,國家間應當如何進行對話,才不會將普通人的利益作為籌碼?WTO這樣的場合,還能繼續發揮解決貿易爭端的作用嗎?

端傳媒就「中美貿易戰」採訪了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霍爾茲(Carsten Holz)。霍爾茲專注研究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熟悉中美宏觀經濟議題。霍爾茲以一名經濟學者的角度出發,就貿易戰話語背後的深層原因、牽動西方社會的「國家安全」顧慮、以及「關税」手段背後的中美產業競爭等問題,給出了他的見地。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我們應該如何看到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分歧?這是由美中貿易逆差造成的嗎?還是有其他更深層的原因呢?

霍爾茲(以下簡稱霍):自美國大選開始以來,特朗普都將對中國增加關税的做法歸因於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即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金額遠多於中國從美國進口的金額。但這個論點是錯誤的,即便其中正確的部分,但從經濟學來看也完全說不通。

讓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2017年,美國貨物貿易(貨貿)與服務貿易(服貿)的總體逆差,相當於其 GDP 的2.9%,這是貨物貿易逆差總數的 4.3%,加上服務貿易順差 1.4% 的結果。若僅論美國進口的貨物,這部分尚有具體國別的資料,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相等於美國 GDP 的0.7%,而美國出口至中國的貨物只佔 GDP 的 0.2%。

特朗普因此得出的觀點是,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明顯多於中國從美國進口的貨物。但是,這一說法僅僅是聽上去有道理(且僅適用於貨物貿易上),實際上有三點錯誤。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有不少是美國企業在中國製造的商品,這代表美國進口的對象是美國自己的企業。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有不少是美國企業在中國製造的商品,這代表美國進口的對象是美國自己的企業。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首先,特朗普的論點忽略了美國在服務貿易上的強勢順差;但對特朗普相當有利的是,在服務貿易上,沒有像貨物貿易那樣具體的數據。

第二,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不少是由美國公司在中國製造的,也就是說美國的進口對象正是美國企業。這些企業會向它們位於世界各地的股東分送紅利,而多數股東應該都在美國,向美國政府繳税,並同時在美國持續從事高附加價值工作。

第三,銷售給美國的中國貨物中,約有一半是來自在中國開廠的別國企業,而這些企業的總部也許位於東南亞或美國。所謂的「中國製造」僅僅是指在中國組裝產品,並不意味着生產價值都積累在中國。事實上,要減少美國對中國引人側目的貿易逆差,選擇在中國生產產品的美國企業,只要把生產的最後一步移到孟加拉就可以做到。

從經濟學角度看,美國的貿易逆差可算是天上掉下來的午餐,因為它意味着外國人在美國的投資會更省錢,同時也能幫助美國的經濟成長。特朗普對貿易逆差表示不滿,等於在說他不希望別人投資美國,也不希望美國經濟成長。

這個論點基於經濟學上對 GDP 的定義: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等同於該國的財政赤字。假設特朗普忽然有辦法消除掉美國貿易逆差,同時持續在財政赤字下維持政府運作(也即一個拯救了貿易逆差的政府),那麼為了要維持美國現今的投資水平,個人和私人企業就要大幅提高儲蓄在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否則,美國的投資水平就會垂直下滑。如此一來,特朗普就會不得不表示他不想要境外投資,即便這將意味着更低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率的下降。

孿生赤字

孿生赤字是指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同時發生。在巨額財政赤字背景下,貨幣當局為了防止通貨膨脹,不會為財政赤字融資,因此財政赤字會導致利率升高、外資流入、美元升值,從而產生了貿易逆差。孿生赤字是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主席費爾德斯坦(Feldstein)強調財政赤字對美國貿易逆差的決定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假說。(資料來自 MBA 智庫百科)

因此,對經濟學家而言,特朗普對於減少貿易逆差的聚焦不可理喻。但特朗普擔憂的可能不是貿易逆差總和,而這只是美國整體經濟的很小部分。或許他真正的願望是要降低特定領域的貨物進口,比如說在其支持者的產業領域中,減少進口與其競爭的中國貨物。

這部分就是國際貿易不幸的地方。當外國和本地的供應商在相同產品上出現競爭時,若外國供應商以價格取勝,那本地廠商就有可能被逐出市場,這意味着企業倒閉和員工資遣,成為了媒體會大肆報導的重要事件。但同時,為數眾多的美國人(具體人數隨產品種類而定,從數十萬到數千萬都有可能)卻因此享受到了更便宜的價格,而媒體卻對這一事實不聞不問。

如果說每一個在美國因全球貿易消失的工作,都默默讓許多美國企業和國民獲得數十甚至數百倍的利益,大概一點也不誇張。

這推論還能再往前延伸一點。因為開放外國貿易,本地產業中的部分工作就可能消失,但新興出口的商品與服務卻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的工作崗位;同理,因為有更為便宜的中間產品,本地的最終產品可以更便宜,這也會增加就業。媒體也同樣不會報導美國各地因此湧出的工作機會。

如此看來,特朗普想要達到的效果是,用摧毀許多不是其支持者的工作機會作為代價,將相對而言少量的工作機會重新分配給他的支持者。

端:貿易逆差的討論是否與其他附加問題有關,例如知識產權或技術轉移的討論?而且這層擔憂不僅是來自美國?

霍:特朗普對於貿易逆差的說法已經超過貿易領域,比如他提到懷疑中國企業竊取美方知識產權,又或是他認為中國強迫外國企業向中國公司轉讓技術。

我對第一點回應是,這些外國企業顯然認為將部分技術交給中國政府用以換取進入中國市場利大於弊,否則它們為何會決定讓步?

特朗普對於貿易逆差的說法已經比原先的範圍大上許多,其中一項是懷疑中國企業竊取美方智慧財產,或中國依法逼迫外國企業交出原先想在中國生產或販賣的科技產品。

特朗普對於貿易逆差的說法已經比原先的範圍大上許多,其中一項是懷疑中國企業竊取美方智慧財產,或中國依法逼迫外國企業交出原先想在中國生產或販賣的科技產品。攝:Philippe Lopez/AFP/Getty Images

對第二項回應是,面對中國傾斜的競爭環境,關税並不是合適的解決工具。WTO(世界貿易組織)才是處理這項議題的場合,特朗普對於 WTO 的貶低,只會讓大家知道他並不懂得國際貿易的複雜性,不了解其中涉及的龐雜的規範框架,以及涵蓋了極大範疇的精密協議。另一種可能也許是,特朗普明知自己並沒有讓人信服的解釋,但為了兑現當初競選時的承諾,故有此一舉。

特朗普也許有能力阻止中國商品登陸美國,但這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不會有任何顯著的影響。

在談及「中國製造2025」時,特朗普政府看似在埋怨別國採用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指由國家制定,鼓勵部分或全部製造業以及其他經濟部門發展和增長的政策),可是,美國也在自身經濟的各領域採取產業政策,從農業補助到研究項目支持比比皆是。

特朗普政府圍繞着「中國製造2025」的不是抱怨,而是害怕,擔心中國在科技領域領先於美國。然而課收關税對阻礙中國的科技發展也沒什麼功效。2016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只佔中國GDP的2.2%。對美國的出口只佔中國出口總量的18%、GDP 的0.5%。特朗普也許有能力阻止中國商品登陸美國,但這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不會有任何顯著的影響。

最後是國防層面。面對潛在的軍事衝突,美國或許不想依靠中國提供軍工所需的關鍵原料或是最終成品,也不希望美國的主要工業被中國企業所有。單就原料和最終的產品製造而論,若美國真的面臨工業製造能力和知識產權方面的風險,那麼在經濟上的解決途徑應該是補助部分美國國內企業。而就企業所有權問題而言,解決方案則是要禁止中國企業購入美國資產,因為重要的美國資產若被中國國有企業持有,便會有轉交給潛在軍事敵人的危險。

在所有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相關論點中,只有國家安全算得上有說服力。

將資產賣給中國私人企業也是大同小異,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延伸到每個企業中,不論國有或是私有。補助企業與限制中資收購也是有代價的——這些企業只能尋找一個次好的買家,而只有國家安全才是讓這些代價合理化的理由。

在所有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相關論點中,只有國家安全算得上有說服力,也不只對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也同樣如此。假設中國真的能夠成為西方國家活躍的軍事競爭對手,西方國家最好做足預防措施。然而,提高關税大概是和國家安全最不相關、最不攻自破的政策。我們現在看到的,宛如一場由「經濟原始人」主演的荒謬電視真人秀。一旦把權力交給一個還在玩沙子的五歲惡霸,長遠影響將非常危險:美國對國際合約而言不再有具有公信力,也不會被當作可以理性談話的對象。

「中國」這個經濟大議題會持續存在。中國的問題是它的規模和政治體系。中國一小部分的產能過剩,對其他國家來說都是大量的產能過剩,造成的價格壓力也會讓全世界受到影響。在中國的政治體系下,中央只要指示要某個工業領域尋求進步,全中國便會跟上腳步。尋求高升機會的地方官員便會趕上熱潮,和國有企業一同向銀行借貸,內心也明白這會很「安全」。

同理,中國少量的海外投資,在別國就是大型的資產購買。中國的經濟規模龐大,也就意味着最終會有不少西方資產為中國企業與個人所有。西方國家可能因為中國國有或私人持有的西方資產,而淪為極權政權的受害人。但關税戰對此完全沒有幫助。特朗普不論有心還是無意,錯過了問題的重點,但搞不好錯過了的問題才是重點——在他無力阻止無可避免的事情進展時,總得出點聲、做點事。

在全部牽涉到中國的貿易相關論點中,只有國家安全算的上有說服力,而且也不只美國,對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也同樣適用。若假設中國真的到了成為活躍的軍事競爭對手的程度,西方國家最好做足預防措施。

在全部牽涉到中國的貿易相關論點中,只有國家安全算的上有說服力,而且也不只美國,對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也同樣適用。若假設中國真的到了成為活躍的軍事競爭對手的程度,西方國家最好做足預防措施。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端:2018年初以來的中美關稅之爭和貿易公平討論,是否會影響到中國的高新技術行業的未來?

霍:(討論這個問題時候)很難撇開公平的問題。

中國被指控限制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包括要求外國公司轉讓知識產權,制定國內內容標準,試圖在某些行業中增加國內生產所佔比例等。但是,如果從中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來看,為什麼中國要永遠跟隨在其他發達國家的後面,為外國公司的高新技術支出高額代價,而在製造業中謀求很低的利潤呢?

在這個追趕的階段,一些中國公司躍躍欲試,成為某些行業的技術先驅。而中國政府正在支持這種發展。從中國政策制定者的觀點來看,這樣的做法並沒有錯。建立必要條件發展自己的高新技術也沒有問題,而不是去依賴潛在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總之,「公平競爭」這樣的主題,需要的是更多的討論。理想情況下,這些討論應當在 WTO 這樣的場所進行,並且讓所有 WTO 成員加入。

不斷發展的中國,將不可避免地繼續改變世界秩序。

即使中國政府沒有支持中國企業,一些中國公司最終還是會自行突破技術瓶頸。最好的中國企業幾乎沒有從產業政策中獲益,而是自主創新。還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可能,會在政府的支持或保護下推動創新。但從長遠來看,如果中國沒有遇到政治動盪或強大的外部干預,僅僅因為中國經濟的規模,中國在全球創新產業中所佔的份額就會越來越大。

中國自然資源相對稀缺,它的優勢在製造業、知識和技術創新。而美國擁有肥沃的土地和較低的人口密度,它的優勢在農業(可能還有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任何與別國相比的相對優勢,都有其歷史原因(以及部分政治和軍事原因),並且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不斷發展的中國,將不可避免地繼續改變世界各國相對優勢的平衡。

(實習生蔣昀修對本文亦有貢獻)

霍爾茲的主要觀點:

  • 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僅停留在貨物貿易層面,在服務貿易上,並沒有公開數據支撐美中逆差的證據。

  • 特朗普想要達到的效果是,用摧毀許多不是其支持者的工作機會作為代價,將相對而言少量的工作機會重新分配給他的支持者。

  • 在牽涉到中國的國際貿易論點中,只有國家安全是最有說服力的。然而,關税大概是和國家安全最不相關、最不攻自破的政策。

  • 對於中國貿易環境的公平議題,應當由世貿組織成員在 WTO 機制下進行討論。

  • 從長遠來看,如果中國沒有遇到政治動盪或強大的外部干預,僅僅因為中國經濟的規模,中國在全球創新產業中所佔的份額就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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