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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究竟是從什麼時候失去了隱喻和諷刺的能力？
具體時間我已記不清楚了。但是至今我還清晰記得，2009年，由於08憲章事件的波及，當時羅永浩創辦的牛博網突然被關閉，twitter和facebook也被屏蔽，一場「和諧社會」的整肅正如火如荼的展開。然而在網絡上卻出現了一首很不和諧的歌曲：「草泥馬之歌」。原諒我在這裏將歌詞抄錄一遍，因為，儘管才過去了9年，但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這首歌了：
在那荒茫美麗的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馬。
他們活潑又聰明，
他們調皮又靈敏,，
他們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馬戈壁，
他們頑強，克服艱苦環境。
噢，卧槽的草泥馬！
噢，狂草的草泥馬！
他們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敗了河蟹，河蟹從此消失，
草泥馬戈壁。
原本一首節奏歡快的兒歌（該歌來自於動畫片《藍精靈》主題曲）被翻唱成了一群草泥馬在馬勒戈壁上打敗河蟹的版本。如果你今天再問年輕人這首惡搞歌的含義，大多數估計會不知所云。事實上，當時這首歌所諷刺的矛頭就是「和諧社會」的網絡言論審查。
河蟹者，和諧之諧音也。那時，YouTube還可以在國內上，當時僅僅一個月，這首歌的視頻在上面的點擊量就達到了140萬。除了這首歌，還有很多好玩的圖片，比如戴着三塊表的大閘蟹，都在當時的網絡上流傳一時，儘管有審查，有刪帖，但是這場網民們所發起的草泥馬反抗，似乎還是非常成功的。文學界的老前輩沙葉新甚至還在全國戲劇文學學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公開吟誦了這首歌。以至於《紐約時報》特意發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並且還樂觀的總結道：「While China’s cybercitizens may be weak, they are also ingenious.」
所以說，2009年，儘管網路言論空間已經受到嚴重的限制，但是，網民們依然可以在用隱喻和諷刺進行反抗。
2010年，著名的異議藝術家艾未未在上海搞了個河蟹宴，據說來了上千人。雖然艾本人在北京被禁足無法參與，但大家還是去他在上海的工作室吃了大閘蟹，網絡上聲援的更是不少。當時的政府對於這種堂而皇之的公開諷刺似乎沒有應對之策，隱喻和諷刺的對抗在繼續。不過這一年穀歌退出中國，Youtube被屏蔽。
2011年，全國網信辦成立。這個機構在剛成立之初的三年看上去並沒有太大的威力，據百度百科上的數據，到14年9月，其處理的舉報才68萬件。然而2014年9月，香港佔中行動開始。同時在浙江温州，則圍繞着教堂爆發了一場延續一年多的抗拆鬥爭。這一年，谷歌在中國大陸徹底被封殺，一起被屏蔽的還有本來只是網民們曬美照的Instagram。網絡言論的寒冬已然降臨。
2015年10月15日，文化部剛剛開通微博，發了一條人畜無害的招呼貼，就立即被13萬網友群嘲（見「文化部剛開通微博，結果被13萬網友黑出翔」）。大家將由來已久的怨氣一股腦兒發泄到文化部頭上，該條微博直到2017年9月9日，依然有網友特意翻了兩分鐘跑過去罵。是的，人們已經無法再明目張膽地在歌詞中打敗河蟹了，只能欺負欺負當時還惹得起的文化部。
但2016年的中國網絡已經很難再有隱喻和諷刺的空間了，國家網信辦官網得意洋洋的宣布，該年僅僅第一個月就處理了舉報262.9萬件（相當於之前三年總和的四倍）。別說是諷刺，稍稍爆個粗口都成為了禁忌，紅極一時的Papi醬就因為在視頻節目中說髒話被廣電總局要求整改。終於，那隻翻雲覆雨之手伸到了網絡娛樂領域。
2017年初，陳昇、黃耀明、林夕等藝人被封殺，他們的歌曲從各大在線音樂平台下架。
2018年初，新版初中歷史教材將原本單列為一課的文化大革命併入到了「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章節中，並將原本對文革的評價性用語「錯誤」、「動亂」、「災難」等詞語刪除。當然，這並非最後，最後的還將在最後。
當草泥馬之歌在網路上瘋狂流傳的時候，學者崔衛平曾經在微博上寫道：「這首歌的潛台詞是：我知道有些話你不讓我說。你看，我完全配合，對吧？我在唱一首動聽的兒歌，我是一批草泥馬！儘管全世界都聽到了，但你不能說我犯法。」然而那是2009年的中國網絡，而如今，哪怕你在微博上發表關於袁世凱，關於1984，關於戊戌變法，關於司馬昭之心，甚至想發個「不要臉」或「不同意」，都會被立即刪除甚至封號，更不用說唱這麼一首如此明目張膽的反歌了。
不過，儘管這些年來網絡言論控制越來越緊，但有一個事實也無法否認：那就是網絡上的信息和人氣遠比09年要熱鬧得多了。當時一首草泥馬之歌達到140萬的播放量就已經覺得很厲害了，然而今天隨便一篇微信文動輒10萬+，更不用說快手、抖音上隨便一個短視頻就幾十萬瀏覽量，直播網紅們的百萬粉絲，以及人氣偶像微博下的千萬評論。也就是說，儘管網絡空間上的尺度在越收越緊，但與此同時，網民們所產生的內容卻絲毫不見衰減的跡象，反而越發的豐富多彩。
說到這裏，突然明白，原來《1984》和《美麗新世界》並非是只能選擇一個的，事實上，兩者竟然是一起牽着手引領我們走向未來的。2014年1月，學者周濂在香港沙田寫下了如下這段話：「人們一邊被禁止閲讀書籍，一邊自發地不再閲讀書籍；一邊被剝奪獲取信息的權利，一邊又深陷垃圾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一邊真相被隱瞞，一邊真相被淹沒；一邊是被砍伐殆盡的文化荒漠，一邊又瘋狂生長着毫無價值的雜草和荊棘……」
是的，儘管我們失去了隱喻和諷刺的能力，但至少還剩下波茲曼的「娛樂」或者赫胥黎的「幸福」，和那一片名實不符的歌頌聲。隱喻意味着穿透歷史的洞察，然而若歷史已被篡改，那麼又何從穿透呢？諷刺意味着揭穿虛假的清醒，然而若虛假等於幸福，那麼又何須揭穿呢？
我們何時失去了隱喻和諷刺，始於我們接受這個虛假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