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安徒：香港保守主義的反挫與部落政治的宿命

2016年開始的宣誓風波，令先後六名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DQ）。為了先填補其中的四個議席，政府在剛過去的3月11日舉行首次補選。在總投票率僅得43%的情況下，民主派只能取回新界東及港島區兩個直選議席，但在功能團體組別的「建測規園界」議席，以及直選組別的九龍西議席，則落入建制派手中，後者尤其令人意外。民主派不但無法重奪失去的席位，不能取回在直選組別中對某類法案的否決權，也無法利用這次補選，向政府取消議員資格的行為作出強烈抗議，可謂一次重大挫敗。

這幾天來，選舉後的評論集中討論姚松炎在九西區的意外失手，集中於批評選戰戰術操作的失誤，也揭示出民主派陣營在協調合作上的種種明顯漏洞。雖然這些批評可以指出如何改良未來的選戰操作，值得詳加討論以作後效，但似乎並未觸碰到更重要的問題：支持民主派的總體票數為何會大幅下滑？為什麼相比起建制派，民主派失票的幅度會是驚人地巨大？

今次43%的投票率，只及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七成左右，遠低於一般補選有八至九成投票率的預期。人們歸咎政府與媒體冷處理整個選舉所造成的冷淡效應，不過，投票率下降其實對兩個對立的陣營都有影響。例如鄧家彪就只能保住了2016年換屆時建制派原有票數的76.9%，而陳家珮則只能保住86.3%，只有戰勝姚松炎的鄭泳舜方能突圍而出，不減反加，例外地獲得104%的票數。

今次是整個民主陣營的敗仗

相比之下，姚松炎只能保住原有的65.7%，而范國威雖然當選，但只能保住原有的54.9%。這些數字，說明民主派不但因投票率整體下降而受損，其「抗跌能力」更是出奇地弱。這說明了今次敗退是屬於整個民主陣營的，而非個別候選人的失誤。一個歷史巨浪正衝擊着全個民主派陣營而來，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只顧把眼光放在選舉操作上的毛病，難免瞎子摸象。

這次補選是源自2016年9月立法會選舉的宣誓風波：政府先是DQ梁頌恆和游蕙禎兩個本土派，後再DQ其他在宣誓中也一併「出問題」的四名議員。當選議員被無理DQ，曾經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民主派判定，這項共識大可以團結所有反對派。

可是，今日回顧起來，一年半前的DQ梁、游舉動，以至人大釋法，原來只是威權政治降臨的前奏，秋後算帳的先聲。這一年多以來，包括對「東北13子」和「公民廣場案」的刑期覆核，早已經把民主運動打擊得元氣大傷，民情也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出現微妙的逆轉。由於DQ式的威權手段變本加厲，強權壓頂的事一件接一件，相比之下，群眾對議席被無理DQ所感到的不公義，也變得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

可是，民主派對於今次補選的議題設定，仍然固着於「反對DQ」。只有到了初嚐敗績，才先知道單講「反DQ」是「離地」（或至少是忽略了有相當數量的原民主派支持者），再而互相指責，可謂見樹不見林。

民主派整體的進退失據，說明雖然威權主義時代降臨已是事實，但民主派的整體情緒好像無法評估新形勢，從而進行調適，反而好像仍然固着於2014年雨傘運動的情景，假設民眾還是高度自覺，會執著於原則性的「無理DQ就是不對」的「形式正義」，卻忽視了其實雨傘運動曾經帶起的民眾動員效應已經消失得七七八八。今日不單只訴諸街頭運動的抗爭難以爭取群眾熱烈參與，就連以選票表達政見的意志也無法凝聚。香港人見證着一個強力的「保守主義反挫」（conservative backlash），正在撲面而來。

「保守主義反挫」

作為一種政治現象，「保守主義反挫」往往在改革運動失敗之後出現，其徵象是，一度踴躍參與或者在旁支持運動的群眾信心動搖，回返個人天地，甚至遠離政治，不問世事。他們歸於沉默，以致自我疏離，甚至產生內疚，造就了保守反動的聲音和力量突然坐大。比起改革運動出現之前，這些保守派力量更為凝聚，更易形成聲勢反攻倒算。

歷史上不乏「保守主義反挫」的案例，例如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雖然運動爆發初期法國全國地動山搖，變天在望，可是運動在群龍無首之下四分五裂，失去方向，保守主義者戴高樂把握時機提前大選，保守派大勝。五月風暴雖然壯麗，可是政治上卻無功而還。在美國，六、七十年代的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和反文化（counter-culture）運動雖然石破天驚，但卻種下了1980年代「新保守主義」強力回潮的種子。

這些「保守主義反挫」雖然有政治力量利用和誘導的一面，但重點是源自社會內部的保守力量和意識，會積極利用運動失敗的契機反噬改革的力量，使運動的參與者、同情者更形孤立。雨傘運動點燃了抗爭運動的精神，可是，不少新生的力量卻又急於轉化運動能量去搶佔議會作為平台。然而，在第一次DQ事件之後，社會捲入深具爭議的宣誓內容爭論，反對陣營不但無法重整陣容，反而更深地陷入碎片化的漩渦。

其實，市民厭戰求和的情緒，在特首選舉的「薯片現象」中已經開始萌芽和發酵，發展出一種與「激進主義」區隔的「準保守主義」，迎接着藍絲陣營（建制陣營）在文宣上的進一步收編。無論是以前一直讓激進反對派橫行的網絡空間，還是各種本屬非政治性的社會組織，分化與統戰的力量都可謂無孔不入。親建制的文宣戰全力開動，一切與雨傘運動、泛民、佔中有關的人與事物，都被鋪天蓋地的「藍絲」勢力有系統地妖魔化，滲透能力愈來愈大。筆者甚至遇過案例，發現建制對大學生的統戰工作，竟然是透過校園內的保安來進行。這些建制發起的全方位動員，效力比起過去依賴的傳統社團組織、左派群眾組織更有效力。

極權主義的特徵，是持續地動員人民的支持，排斥與國家目標相左的異己力量。在香港，為了建立威權主義新秩序，批評政府的聲音不分大小，已經被視作異己的潛在力量。中共綿密地動員社會組織內的保守派，已經形成壓力，對任何異己之聲開展了非形式的監控與排斥。這些發生在社會內部的變化，不可能不影響市民對選舉價值的重新評估，形成政治冷漠的氣氛，最後影響到選舉投票率及結果。

非常態的選舉，用常態策略檢討？

當然，中共和港府在搖動自由選舉體制基礎的企圖中，最具破壞性的，莫如在今次選舉中，政府在報名階段一再採用DQ手段，剝奪周庭等幾名參選人的資格一事。這次取消參選人資格的動作，重要性並不在於把所謂「紅線」由「港獨」搬移到「自決」，而是說明「參選資格」已經從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的清單中被移除，變成只需「莫須有」的罪名就能失去的權利。

今次補選中勝出的區諾軒，正在被王國興等建制派以其曾經參與「焚燒《基本法》」活動為由，申請司法覆核要求禁制他宣誓。這說明了，在持續不斷的（類）極權動員及撲殺異見的模式下，政府的批評者不可能只是因為主張「自決」而不被接納，而是動輒得咎，防不勝防。

當政府從選舉遊戲中剔除的，已不止於港獨和自決這些選項，人們便會普遍預期，將來會有更多其他反政府的立場被預先排斥。這種沒有自由選擇可言的選舉，已經再不可能是一種常態的選舉。在一個不可能是常態的選舉中，應用一個三十多年來「常態」自由選舉中的選戰戰術與戰略，作為常數來檢討這次選舉的成敗、得失，甚至追究責任，是否過於刻舟求劍？

事實上，在可見將來，香港不可能再有常態的自由選舉下，繼續參與選舉遊戲的意義何在？其實這是香港政治領袖真正應該認真檢討的問題。檢討的目的，應該是如何為以後參選、投票的價值，作一個充分的說明，並使它成為一個共識，回答整體香港反對運動應如何繼續走下去的問題。這個問題本身比起今次補選能否取回那些失去了的席位，其實更為重要。

一貫的個人主義民主消費者

事實上，今次選舉建制未能全取四席，說明威權主義新秩序並未大幅度毀掉反對陣營，建立起新的意識霸權。而反對陣營的原有支持者大幅缺席，只是說明在香港大步進入威權主義新常態的變動下，有相當的一部分人回復香港人一貫的犬儒冷漠，情況令人想起還未經歷「六四」的香港。當其時，大部分香港人正是在身不由己、無力感主導一切的情況下，冷眼對待殖民與冷戰困局，嘲弄當時熱衷政治的年輕人。說到底，骨子裏的犬儒冷漠原來就是香港的文化構成，然而這不代表香港人就此而失去了分辨是非之心。

今日政治活躍分子每對犬儒冷漠的表現有「怒其不爭」的心理，無法接受為什麼DQ難以成為全民關切的議題，從而投入集體抗議。可是，與其譴責選民，不與更好地了解群眾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構成的。

大體來說，雖然經歷過三十年來的民主運動，香港人仍然主要是一些「個人主義的民主消費者」，絕大部分人遠未成為「有強烈集體主義意識支撐的民主條件創造者」。也就是說，他們習慣於享用既有的民主權利，並且引以自豪，可是，如何保衛這些權利以免被人盜取或剝奪，如何訴諸集體團結的力量，為實現民主創造更佳條件，並且為此作出犧牲，卻遠離一般人的想像。就例如筆者在補選前夕，仍然可以從一些並非冷漠一族的朋友口中聽到：「今次不知應該投誰？」的嘆喟，說明雖然泛民政治圈中以「反DQ」作選戰主調，但大部分人都仍然記掛着要選自己最心儀的那一位。

「選擇至愛」，與「把他人權利受侵害視之為自己受侵害」，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動機。前者發自個人主義，後者基於體認「命運共同」的集體意識。前者是香港人的常識習慣，但後者卻仍然不是香港人普遍抱有的價值觀。正因為這樣，雨傘運動中「同情學生 、保護學生」可以引起強烈義憤之情，因為這種同情可以百分之一百發自個人道德感，不涉政治判斷；而普選權被剝奪，或者會／或者不會被視為是「集體傷害」；但認同DQ為一種「集體傷害」的，就很難說是屬於主流，持續地凝聚起「全民共憤」。因為從個人主義的角度出發，「被DQ」可以很容易被誘導去理解為「你自己都有責任」。

必須超越部落主義的政治形態

與「個人主義的民主消費者」相呼應的，是反對陣營中間的「部落主義政治形態」。立法會選舉制度「最大餘額法的比例代表制」鼓勵「百貨應百客」，充滿多元選擇。政治光譜被「頂層設計」為愈多元愈有利分化，方便各個擊破。但不可否認的現實是，正是這種被駕馭的「多元性」令很多尖銳而突出的異見被制度鼓勵而存在。有怎樣的政治生態就有怎樣的政治文化，習慣於以小生產方式來活命的部落政治，就培養出相應的部落主義政治文化，雖然這種文化並不適合用來打陣營對決的戰爭。

1980年代民主運動起動時期，來自各式民間團體的政治部落比今日派系還多。香港只有在六四之後才形成強烈的陣營對決意識，共同守衛香港，但也因此而形成主導一時的領導「霸權」。可是為了改換這個老舊的所謂「霸權」，強調多元的比例代表制正是孕育這些「反對」力量的溫床，於是，「反霸權」者也要變成其中一些部落。一些理論上可以用來反對舊「霸權」，以及超越部落政治的共同體意識（即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弔詭地也首先要成為一個新部落，無法跳出部落政治的陷阱。

部落政治的問題是「互不承認」，只關注如何「自我保存」。政治黨派如是，民間團體也如是。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團體利益，「打太公波」（集體出征）往往充滿計算，事完即散，諱言長遠整合。以文明、和理非抗爭（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自詡的，會把部落政治收藏得隱密一些，但對部落外人則常懷戒備之心，不時更會發展成敵意；以拒絕受和理非教條所束縛的，就索性以打永遠打不完的「內敵」作為嗜好。於是，雖然香港口頭上有公民社會，但卻沒有真正讓為集體、為全局的「社會防衛」意識滋長。因為回到各自部落，才是最安全、最溫暧的。部落之間的敵對雖然內耗不斷，但反正已成了不少部落領袖最擅長的求存之道。

事實上，今次對決式選戰中出現的協調失效，部落意識的突顯，基本都是佔中／雨傘運動在從醞釀、策劃、到倉卒變陣、臨時上馬等過程中無法協調各派系、部落，形成不了一個有公信權威的決策機制，部落聯盟脆弱失效，陷入困境的另一次重演。如果情況沒有改變，將來也一樣會發生同樣問題。關鍵是，香港人如何能走出「民主消費者」的困局，如何能超越無限次墮入「部落政治」循環的宿命，看破這些都是按我們的習性而「被設計」出來的結果。這所需要的，不單只是承認單次錯失的責任感，而是承認差異存在的大度寬容，在批評他人中不失歷史自省的氣量，在絕境中體驗彼此的命運共同。

（安徒，香港著名政治及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