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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緊急狀態」的斯里蘭卡:佛教極端主義是如何誕生的?

近日,斯里蘭卡發生穆斯林群體和僧伽羅人之間的族群衝突。隨着事態擴大,總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極端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斯里蘭卡這個佛教國家,是否也會見證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傾向?


2018年3月9日,斯里蘭卡康提道路上有很多衝突中被燒燬的汽車、遭破壞的痕跡。 攝:Tharaka Basnayak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3月9日,斯里蘭卡康提道路上有很多衝突中被燒燬的汽車、遭破壞的痕跡。 攝:Tharaka Basnayak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近日,在斯里蘭卡(編按:1972年之前稱為錫蘭)中部康提(Kandy)地區,發生穆斯林群體和僧伽羅人之間的族群衝突。隨着事態擴大,總統西里塞納(Sirisena)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政府甚至還為了防範族群衝突蔓延,臨時封鎖了Facebook在內的多家社交媒體平台。

人們也許會問:在緬甸等地佛教極端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斯里蘭卡這個佛教國家,是否也會見證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傾向;斯里蘭卡的族群政治,是否會重演緬族人v.s.羅興亞人的悲劇?但是,雖然同為上座部(小乘)佛教佔主流的國家,斯里蘭卡的宗教、種族與民族主義問題,卻有其自身發展的背景,和緬甸泰國等地並不盡相同。

本文由研究南亞問題的任其然和曾嘉慧共同完成。事件發生時,曾嘉慧正在斯里蘭卡考察,她重訪了20世紀初斯里蘭卡僧伽羅人(Sinhalese)與泰米爾人(Tamils,坦米爾人)族群衝突的現場,試圖進入本地人看待族群衝突的語境。任其然則嘗試將本次衝突帶入斯里蘭卡兩百年族群衝突的歷史脈絡,探索其中的種姓政治、殖民政治、民族主義等歷史動力,如何在相互作用下共同造就了今日佛教極端主義的局面。

3月6日當地時間下午五點,在康提附近一處村莊發生了一宗引發小規模族群衝突的事故,四個穆斯林襲擊一個僧伽羅卡車司機並致其死亡。僧伽羅人報復,在村莊裏焚燒清真寺、穆斯林人的商店和住所。斯里蘭卡總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進入緊急狀態後一小時,我在街邊一家很小的便利店買食物,問店主是否知道康提發生了什麼,他說他忙着做生意,在Facebook的群組裏看到了,並不太關心。與此同時,我收到路上偶遇認識的「港口城」中國項目經理的短訊,「現在我們出去都要打報告了。唉!」可是,可倫坡一片平靜,沒有任何超市或餐廳因為緊急狀態提前關門,道路通暢,公園裏偶有歌聲,收到這樣的短訊讓人困惑。國家緊急狀態是什麼樣的?

第二天,本地英語報紙《今日錫蘭》(Ceylon Today)頭版報導了昨晚國家緊急狀態的原因,令人驚奇的是,斯里蘭卡極端佛教組織「佛陀軍」(Bodu Bala Sena, BBS),也就是2014年反穆斯林騷亂的始作俑者,在報紙另一版發文,「懇請人們以一種人道主義的方式對待事故」,並譴責政府因為沒有即時發布嫌疑犯已被逮捕的消息,並持續在政府公告裏以族群概括嫌犯和死者身份,而導致騷亂升級。

可倫坡本地精英普遍認為這是一次小題大作的「國家緊急狀態」,是2015年大選失敗,今年攜地方選舉勝利,意欲在國家政治中捲土重來的前總統拉賈帕克薩(Rajapaksa)為本屆政府添亂的籌碼。但是,曾經泰米爾「猛虎組織」的歷史記憶也不斷提醒我們,斯里蘭卡的族群衝突可能釀成慘重後果。不少人也認為,「國家緊急狀態」正是為了防止20世紀初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以暴易暴的悲劇。

2018年3月6日,斯里蘭卡實施為期十日緊急狀態令後,當地局勢未有緩和迹象,該國警方宣布康提地區將持續實行宵禁,軍隊在康提郊區Pallekele的街道上巡邏。
2018年3月6日,斯里蘭卡實施為期十日緊急狀態令後,當地局勢未有緩和迹象,該國警方宣布康提地區將持續實行宵禁,軍隊在康提郊區Pallekele的街道上巡邏。攝:AFP/Getty Images

種姓與殖民:斯里蘭卡現代佛教的雙重起源

如果查閲維基百科或是閲讀通俗的歷史讀物,人們會得到如下印象:斯里蘭卡的佛教是一支較為特別的分支:它鼓勵傳教、強調佛教復興與民族主義,且演化出更為極端的派別。比如20世紀初著名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暨知識分子達摩波羅(Anagarika Dharmapala),就如此回憶佛教在次大陸湮滅的經歷——穆斯林和英國人是「毀滅」錫蘭佛教的罪魁禍首,前者在次大陸上消滅佛寺(儘管在穆斯林進入次大陸,建立德里蘇丹國之前,佛教已經在商羯羅改革後的印度教面前不斷衰落了),後者則在錫蘭傳教,威脅佛教徒的生存。他因而認為,佛教徒應該聯合起來,像基督徒那樣,開辦自己的教育,廣播福音,而在島內則應該驅逐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走狗,將錫蘭變成一個純粹的佛教僧伽羅國家。達摩波羅之後,20世紀另一位斯里蘭卡知識分子暨比丘僧侶羅喉羅(Walpola Rahula Thero)也持有類似看法,甚至影響了斯里蘭卡獨立建國的理念。

如上思想,和人們通常理解中溫和、和平的佛教大相徑庭。不過,斯里蘭卡的排外與佛教復興可不僅僅是殖民統治刺激的產物,它也和近代以降錫蘭歷史中王權、教權和種姓政治的互動密不可分。

回到18世紀,錫蘭島處於這樣一個局面:北部的賈夫納半島由泰米爾人控制,島嶼中央是以康提為中心的佛教王國,而沿海則是西方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控制的殖民地。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這些殖民地落到了英國人手上。

康提王國的統治,依賴把王權、教權、種姓和財產製度相互掛鈎:王國的中堅力量是佔人口一半左右的果維(Govigama)種姓,他們大多數是寺院的佃農,有義務供養廟宇和王室。僧人在果維中產生,王室和貴族群體亦屬於果維種姓。政治和宗教權力對果維之外的種姓是關閉的,他們甚至無法通過具足戒加入僧團。

要注意的是,這裏的種姓制度,並非古印度四個瓦爾納(婆羅門、剎帝利、首陀羅、吠舍)之分。四種姓理論在南亞大多數地方只停留於紙面上。在18、19世紀的錫蘭島,種姓制度是一套不同群體之間劃分界限,爭奪政治、經濟資源與地位高低的系統。

殖民時代為果維之外的「低種姓」提供了「翻身做主人」的機會。海岸地區的三個種姓——薩羅(Salagama)、加羅瓦(Karava)和杜羅瓦(Durava)與葡萄牙人和荷蘭人貿易,經濟地位顯著提升。但他們的子嗣仍然無法在宗教和本地政治上獲得和果維種姓同等的地位。這驅使他們出資派遣自己的僧人遠渡緬甸「取經」。回到錫蘭後,這些「留學僧」創辦了自己的僧團,和康提的僧人們競爭。

到了19世紀,為了和康提王國中果維種姓壟斷的僧團競爭,低種姓僧團開始強調「純正」的、「經典」的佛教。他們抨擊康提王國中政治宗教混雜導致腐敗、墮落和權力尋租,要求僧侶嚴格遵守清規戒律。追求純潔在19世紀中葉以降的錫蘭政治中愈發重要。

隨着康提王國被英國人吞併,佛教王權和舊的種姓政治都失效了。各個種姓的精英競相充當代理人,爭奪利益的競爭愈發激烈。而鄉村社會,也在傳教士影響下出現了改宗基督教的潮流。缺乏政教權威之下,僧團陷入不斷分裂,相互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更加禁慾、抵制外來宗教與文化的分支不斷獲得支持、生長、壯大。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美興起一股反對基督教的宗教神秘主義風潮,其中一些人來到錫蘭,尋找他們想像中的東方宗教。在他們的資助下,僧伽羅人興辦起了大量佛教學校。這些學校順勢繼承的,是18、19世紀生長出的本地「新教式」佛教傳統,由此揭開了宗教復興與民族主義的兩竿大旗。

殖民時代如何「分而治之」

經過佛教復興和20世紀初佛教禁酒運動的動員,錫蘭島上的僧伽羅人逐漸建構起了共同的宗教—民族身份。維護僧伽羅人文化和宗教的運動不斷湧現,1915年的一場運動擦槍走火,挑起了僧伽羅人和穆斯林商人的衝突。不過,僧伽羅民族主義在此之後「放過」了穆斯林,指向了島上第二大族群——泰米爾人。

當代的泰米爾人與僧伽羅人衝突,要追溯到殖民時代。不過,這裏似乎有些坊間普遍流傳的錯誤認識:許多人都將這兩個族群的衝突理解為英國人「分而治之」的結果,似乎是因為英國人利用泰米爾人統治僧伽羅人,才使得泰米爾人作為英國殖民者的代理人而「背鍋」受罪。但這恰恰是當代僧伽羅民族主義者的歷史解讀。在斯里蘭卡,「分而治之」當然存在,但卻不是這麼操作的。

錫蘭島在英國殖民者手上是香料與經濟作物重地。他們在這裏引入了加勒比海的種植園經濟。這種模式依賴密集、辛勞的勞動力(主要是奴隸),種植咖啡、茶葉等經濟作物。但19世紀初,再使用奴隸已開始不合時宜,而島上經濟以自耕農為主,沒有人願意接受如此苛刻的僱用條件。於是,英國人引入了大量南印度泰米爾勞工,在種植園中工作。這些人顯然不是英國人的「殖民幫手」,相反是負擔最重勞動的基礎勞動力。他們的產出養活了島上的殖民者,也讓本地僧伽羅人、錫蘭穆斯林和錫蘭泰米爾原住民可以從繁盛的商業中分得一杯羹。

在這些「盤剝者」中,穆斯林受益頗多。在斯里蘭卡歷史上,穆斯林並非一個族群整體。他們的身份來源,亦有好幾個說法。最常見的有兩種。一是說,錫蘭島上的穆斯林是阿拉伯地區渡海而來的摩爾人;二是說,錫蘭島上的穆斯林是居住在島上的泰米爾人,改變信仰為伊斯蘭之後的結果。事實上,兩種假設都無法完全涵蓋這個群體的形成過程。

錫島上的穆斯林,直到殖民時代才逐漸因為英國人的分類而形成一整個族群。在殖民時代,受惠於貿易,不少「摩爾人」成為商人,尤其是小零售業東主,和僧伽羅人的生意產生了衝突。 與此同時,在僧伽羅人中,英國人挑選那些較早跟荷蘭人、葡萄牙人有聯繫的西化家族為代理人,以便統治。這些家族,一些是果維種姓,另一些是低種姓,彼此競爭激烈。在泰米爾人和穆斯林群體中也存在這類現象。所以,英國在錫蘭殖民的手段並不是在族群層面上「分而治之」,而是依賴各個族群的精英群體實現統治。

在殖民時代,錫蘭的族群關係中呈現出明顯的「二元體系」:它剝削印度的廉價勞工,從歐洲的市場獲得好處。新依附於殖民體系的西化族群與外來勞工在一套體系中生活,而傳統階層仍然可以依託稻米種植生活,種植園經濟的好處也間接為他們所分享。英殖民的問題在印度反映為巨大的壓榨、盤剝和暴力,但錫蘭島上的僧伽羅人在和整個英屬印度、東南亞殖民地的互動中並不處於底層。這這使得僧伽羅人的獨立運動缺少足夠強勢的階級動員,從而更多表現為文化民族主義和族群身份認同。而20世紀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的衝突,更加劇了這一趨勢。

2018年3月9日,一名斯里蘭卡穆斯林男孩在一處被破壞的清真寺前。
2018年3月9日,一名斯里蘭卡穆斯林男孩在一處被破壞的清真寺前。攝:Tharaka Basnayak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失敗的左右政治

1915年騷亂之後,英國人為了維持秩序,對僧伽羅民族主義採取了鎮壓態勢。但正因為如此,僧伽羅人堅定認為英國和少數族裔沆瀣一氣,部分僧伽羅精英不再配合英國,走向更激進的民族主義。二戰之後,英國予以錫蘭殖民地自治領地位。但族群動員在選舉制度下繼續擴大。 1948年,錫蘭政府通過《錫蘭公民權法案》(Ceylon Citizenship Act),以財產額度和居留時間設限,剝奪了近八十萬種植園移民工的公民權,同時打擊國內的左翼政黨。這些人佔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遣返移民沉重打擊了左翼黨派跨國跨族群聯合的嘗試,使他們只好在僧伽羅人中尋求中低階層的支持,帶上了更濃烈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色彩。

到了1956年,整合了僧伽羅民族主義和左翼理念的西化精英後代所羅門·班達拉奈克(S.W.R.D. Bandaranaike)領導中間偏左的斯里蘭卡自由黨(SLFP)在大選中獲勝,帶領錫蘭走出更改國號和憲法的第一步。班達拉奈克的勝選有賴兩點:利用佛教民族主義發動農村地區的僧團,鞏固了農村票倉;承諾當選後「24小時內」確立僧伽羅語為唯一國語,滿足了民族主義者的需求。相應地,泰米爾人半是因為19世紀的教育普及,半是因為感受到僧伽羅人民族主義的壓力,也強化了自身的族群意識。

班達拉奈克的遺孀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剋夫人執政期間(1960-1965,1970-1977)傾心社會主義,在繼續鼓吹民族主義的同時實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大興福利和大規模國有化在內的政策。但急切的社會開支沒有伴隨相應的生產力增長。經濟發展停滯面前,主張私有化的右翼統一國家黨(UNP)候選人賈亞瓦德納(Junius Richard Jayawardene)贏得1978年大選,開啟又一個十年。其任內先後推行了兩波私有化進程——開放市場、取消糧食國家定價、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貸發展基礎設施,促進旅遊業發展,外交上則靠攏美國。

然而,無論是班達拉奈剋夫人的左翼道路還是賈亞瓦德納的右翼道路,都未能解決政治、經濟與族群問題,甚至斯里蘭卡政體也一改再改,從內閣制變為半總統制,幾乎變為總統專制,又回到半總統制。在經濟上,糧食、日常用品仍然有大量缺口需要進口,貧富差距未有解決,被僧伽羅民族主義步步進逼的泰米爾人轉向武裝鬥爭乃至恐怖主義。

此時,一些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更進一步,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將「佛教傳統」推向極端。「民族思想」(Jathika Chintanaya)在1970年代由兩位知識分子阿瑪塞迦羅(Gunadasa Amarasekara)和納林·德西瓦(Nalin de Silva)提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適合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最好的政治意識形態,應該從本地的傳統中間發掘,他們主張以僧伽羅佛教傳統拒斥西方文明侵蝕,更進而認為,現代政體,諸如聯邦制、多元主義、分權制衡都不適合斯里蘭卡,應該求諸僧伽羅經典文獻中的古典政治傳統,復興佛教,打擊「外寇」。

泰米爾人問題

賈夫納位於斯國最北部的一個半島上,曾有一條陸橋和印度南部直接相連。在斯里蘭卡內戰正式開始之前,賈夫納曾是全國第二大城市,隨着三十年內戰,人口流失,現在賈夫納不到九萬人口,淪為第十二大城市,很難找到哪裏是市中心。

1990年代,泰米爾猛虎組織暴力行動升級,1994年至2005年任總統的庫馬拉通加夫人試圖談判未果。繼任的拉賈帕克薩政府(2005-2015)和僧伽羅人愈發認為,只有徹底訴諸武力才能解決內戰問題。其後,斯國政府對猛虎組織採取了大規模軍事行動,藉助「9·11」之後國際反恐的氛圍將之剿滅。

隨猛虎組織一同滅亡的,是泰米爾人獨立或建立聯邦的政治訴求。而代價則是,僧伽羅人對泰米爾人毫不寬容,佛教民族主義高漲且更加好戰,遑論前後三十年內戰期間留下無數的人道主義災難——軍方、準軍事部隊和猛虎組織游擊隊均有大量殺害、虐待平民的紀錄,成村屠殺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大量北部和東部戰區民眾流離失所。

至今,斯國政府——尤以前任總統拉賈帕克薩為首,幾乎全面掌握了對內戰敘述的話語權,「斯里蘭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徹底消滅了恐怖組織的國家」,猛虎組織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組織,無惡不作,屠殺平民,虐待兒童,姦淫婦女,而這也是我們的初步印象。沒想到,接待我們的泰米爾人完全不這麼認為。

在賈夫納周邊,有一片猛虎組織的墓園,墓園在地圖上沒有標識,是一大片圍牆中的草地。2002年,猛虎曾召開過一次全球記者會,一名記者在筆記裏這樣記述墓園:「墓園是紅色的,死亡和生命的顏色。看得出來,猛虎組織對他們的死者致以嚴肅的敬意,墓園整體看起來十分安寧,無怪人們總說安息」。今日的墓園荒草連天,幾處零星的大樹,無數小的墓碑被連根拔起,在一處堆成高高的三角堆,毫無疑問這是2009年後政府所為。除卻墓碑意味着除卻紀念。一陣熱風吹過,大樹和荒草都輕點額頭。

和泰米爾人交流,他們還帶着一種內戰後的政治審慎,在私人空間,他們對如今北部省份毫無自主權感到憤怒。目前北部省份的執政黨泰米爾民族聯盟(Tamil National Alliance)是較溫和的泰米爾政黨,其黨魁曾公開抱怨:「中央政府並沒有真的下放權力給地方,北方省政府的所有計劃,甚至連外國援助泰米爾人的款項,都必須獲得中央政府批准。」他們覺得本屆政府西里塞納看起來不錯,所有人都恨拉賈帕克薩,希望他再也不要上台。而在公共空間,即使是音樂震天的飯館,他們也盡其可能地壓低聲音,「是的,我們懷念猛虎組織。那時候每個人都有工作。現在哪裏都沒有我們的工作,政府不接受泰米爾人。大多數人只能喝酒度日。如果猛虎有機會,他說過他會建立一個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

「如果勝利,他會在五年後退位。然後我們選。」

「民主」以非常特殊的口音被發出來,我們艱難辨認出是「De-mo-cratic」。事實上,泰米爾人並非因族裔問題不能成為政府官員,但泰米爾人在政府任職的比例確實極低。本屆政府雖然日益強調政府官員通曉泰米爾語的能力,以每年三門語言(僧伽羅語、泰米爾語、英語)考試成績作為晉升標準之一,但當我們在猛虎前潛艇基地碰到一個僧伽羅裔陸軍上尉時,他只能用斷續的英語和泰米爾人交流。泰米爾人卻已經充滿感激,「他是個上尉,他卻對我說話很友好。」

猛虎組織對於要建立什麼樣泰米爾政治體從來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建國一直是個遙遠的鬥爭口號。而隨着內戰遠去,泰米爾民眾對於猛虎領袖普拉巴卡蘭(Velupillai Prabhakaran)的記憶也漸趨浪漫。泰米爾人告訴我們,普拉巴卡蘭出生的祖屋曾有絡繹不絕的遊客,小量遊客甚至專門從祖屋門口帶一抔土回去。甚至在僧伽羅人中,對普拉巴卡蘭的態度也有些變化,在可倫坡碰到的一位僧伽羅裔藝術學生語出驚人:「如果他活到現在,他一定能選上總統。如果他真的當上總統,也許我們的經濟會和新加坡一樣好。」

這種說法倒不是不能理解——某種程度上,拉賈帕克薩和普拉巴卡蘭是類似的:兩人都具有極強的人格魅力,都曾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又都為這種暴力發展出高度體制化的合法性敘述。勝利的軍事行動強化了強人總統的地位——拉賈帕克薩也曾經借勢向斯里蘭卡的法式半總統制提出質疑:既然強人總統成功鞏固了僧伽羅人的政權,那為什麼僧伽羅人不把政體改為徹底的總統制呢?

新自由主義民粹下的政治佛教

藉助清剿猛虎組織之後的穩定局勢,拉賈帕克薩在斯里蘭卡引入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削減諸如教育等領域的開支,引入更多外國資本,出售國有資產等等。看起來,他會繼續勝出大選,在政治和經濟上同時改變這個國家。但是,拉賈帕克薩在2015年出其不意被原先作為自己手下部長的西里塞納(Sirisena)擊敗,後者得到了泰米爾人、穆斯林和城市中產、知識精英的支持。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原先指向泰米爾人的極端民族主義力量開始針對穆斯林行動。斯里蘭卡建國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穆斯林和僧伽羅人都沒有大的衝突。也正是這段時間,斯里蘭卡穆斯林開始建立起自己的集體身份。泰米爾人被打壓的同時,穆斯林在政治領域的代表權反而呈現上漲勢頭。更關鍵是,1980年代之後全球範圍內崛起的「伊斯蘭」身份全球化,讓斯里蘭卡穆斯林駁來了一系列「普世伊斯蘭」的符號——頭巾、長袍、小帽。這些身份符號的統一化,正好遇上了內戰中殺紅了眼的佛教民族主義,成為後者再明顯不過的標靶。

隨着2000年之後恐怖主義日益醒目,需要「清除外患捍衞佛法」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發展出了一整套仇穆語言。不同於長年在軍政府治下的緬甸,作為主體民族的僧伽羅人不存在「被政權壓迫」的問題,因而積怨未深如緬族人與羅興亞人。而斯里蘭卡的穆斯林群體和中東不同,並未捲入極端主義風潮,其為僧伽羅人所詬病之處,更多源於其「商業競爭者」和「剝削者」身份,與較為保守的社會風俗。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斯里蘭卡佛教民族主義組織,如「佛陀軍」更類似於歐美另類右翼,他們引入了全新的組織和策略——不主張加入政府,而是不斷發起「社會運動」,通過智能手機上的社交媒體平台傳播小道消息動員民眾——比如認定穆斯林會在生育率上壓過僧伽羅人,滅絕主體民族(事實上隨着泰米爾人口佔比鋭減,僧伽羅人佔人口的比例反而擴大不少),性騷擾婦女,等等。這也是為什麼斯里蘭卡政府此次騷亂之後,立即宣布禁止移動網絡訪問Facebook的原因。

排開外部國際政治的因素不論,西里塞納政府在族群問題上較為溫和,因而試圖第一時間撲滅族群衝突,防範事態擴大。但是,他的政府並沒有改變拉賈帕克薩的經濟道路,這意味着在更長時間段內,提高生活水平,扶持收入增長與消費將主宰國民對國家未來的預期,而與此同時,經濟收益的分配不公仍然可能擴大,留給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以更大的空間。

經歷了上百年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重建、國內建設和內戰,僧伽羅人中演變出了極端而不寬容的「政治佛教」,在「政治伊斯蘭」的陰影下,「政治佛教」也露出了煽動、擴大族群衝突的新陰影。在「佛教民族主義」兩百年來的建構歷史中,我們看到,知識分子在其中選擇用自身的宗教「傳統」,作為凝聚國家、構建政治理想的基石。但這種動輒追溯上千年的傳統所面對的,是現代化的政治、經濟、選舉、階級、族群與國際關係,它是否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在拒絕現代意識形態的同時應對這一切?而這極其強調地方性、獨特性的意識形態,在消除了跨族群、跨國境的階級聯合之後,還能否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一更為普遍性的對立,成為「第三條道路」?這也許是錫蘭島上的政治與意識形態之所以值得我們保持關注的原因。

(任其然,南亞社會關注者;曾嘉慧,受訓於文學和人類學,藝術行業從業者,關心亞洲)

【編者按】:本文原載於《澎湃新聞》,原題為《親歷斯里蘭卡族群衝突「緊急狀態」:佛教極端主義的來龍去脈》,端傳媒經作者授權編修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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