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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共同敵人,和解好嗎?」──談香港民主運動的「敗局困境」

如果非建制派能夠衷誠合作,在議會選舉的整體席次將會更多,為何他們不這樣做?既然有共同敵人,為何他們總是不能策略性地合作?除了根本性的意識形態不同外,有沒有其他原因?


今次新界東、九龍西的補選,大部分非建制派以策略性的合作,在「民主力量」協調下安排了一次初選。但這種情況是否能夠維持?圖為1月15日「民主力量」舉行記者會宣布初選結果。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今次新界東、九龍西的補選,大部分非建制派以策略性的合作,在「民主力量」協調下安排了一次初選。但這種情況是否能夠維持?圖為1月15日「民主力量」舉行記者會宣布初選結果。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近年來,「本土派」在香港崛起,令香港政壇由建制、泛民二元對立,變成有「天下三分」之說。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合起來,就是廣義的香港在野勢力(或稱非建制派)。

多年來,建制派因為有北京統一指揮,即使互相不和,有所互鬥,至少在選舉時,策略都會較為統一;相對而言,泛民和激進派以至本土派之間則經常鷸蚌相爭,選舉時互爭接近的票源,而因為非建制派的票源合起來,只是略勝於建制派,一旦泛民、激進、本土互鬥,建制派便有機會漁人得利。

如果非建制派能夠衷誠合作,在議會選舉的整體席次將會更多,為何他們不這樣做?既然有共同敵人,為何他們總是不能策略性地合作?除了根本性的意識形態不同外,有沒有其他原因?今次立法會有四個議席出缺,在新界東、九龍西區的補選中,為何大部分非建制派可以策略性地合作,安排了一次初選?這種情況是否能夠維持?

對於這堆問題,除了以理念、策略和願景不同為解釋之外,筆者心目中有兩個答案。

非建制派的「囚徒困境」

第一個答案,是香港的選舉制度設計,阻止了非建制派在選舉當中互相合作。

對於非建制派的互鬥,我們可以博弈論(Game theory)作簡單的解釋:團體的最佳選擇,往往不是個體的最佳選擇,而在缺乏互信之下,雙方均假設一定會被對方背叛,結果即使合作有利,也無從談起。因為雙方均認為,即使選擇合作,最終也會被對手出賣,得不到合作的利益(例如:獲對手守諾站台、支持、配票),但卻要單方面承受被出賣的傷害(例如:讓出參選機會;實際選舉時被對方背盟攻擊)。於是,選擇不合作便成為較「理性」的選項,令整個非建制派陷入類似「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情況。

不過,政治博弈屬於「多賽局」的設定,因為選舉不斷舉行,雙方有不止一次的合作機會,如果真的有共同利益,理應有機會建立互信,雖然免不了分分合合,至少不會總是假設對方背叛,互相死鬥。那麼,為何各派合作仍鮮少發生?答案恐怕在香港的選舉制度當中。

香港的議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並非小選區單對單對決爭一個議席,而是一堆政黨在一個大區競逐一堆議席。在這種制度下,每輪「賽局」的得失,非常難以計算,因為選票分配的些微不同,都可以做成議席分布結果的不同。於是,賽局的參加者難以估計合作帶來的好處,兼且在這種選舉制度下,當選門檻被拖得較低,在策略上,只要有一定聲勢的政黨,都有當選可能,都不會放棄參選。

在比例代表制下,配票很困難,泛民主派曾經發生過爭票致盟友下馬的慘劇,例子如,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公民黨最後階段全力吸票,導致民主黨李永達、陳樹英「夫妻檔」墮馬;2004年,民主黨李柱銘、楊森團隊黃昏告急吸票「吸死」何秀蘭。即使北京的配票也不盡成功,在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大將劉江華高票敗選;2016年,議會常客王國興也落馬。建制配票固然比泛民統一,但也不見得配票如神,因此,泛民和本土互鬥後出現惡果,應怪罪於內訌還是選舉制度設計,難以說清。

有這個認識,就不難理解為何今次兩個選區補選當中,泛民主派和溫和本土派罕有地同意初選。因為今次選舉是一區補選一個議席,把平日混戰的選舉,變成了一對一的較量,光譜較接近的泛民主派和溫和本土派的支持者之間,非常容易計算到,互鬥只會便宜了建制派,於是才有初選的局面。因為非建制派支持者大多非常討厭建制派,一旦誰勉強出戰令建制派勝出,恐怕支持者的反彈非小,大部分非建制派中人當然也明白這狀況,初選便成了較理性的選項。(註一)

可惜,單議席決戰的情況,並非香港選舉常態,一旦選舉回到「比例代表制」的常規,議席勝負的計算變得異常複雜,策略性和解狀況便難以重現。非建制派到了之後的正式選舉,只會繼續互相攻擊。

1月14日,民主派初選投票日,大批選民到九龍西石硤尾實體票站排隊投票。

1月14日,民主派初選投票日,大批選民到九龍西石硤尾實體票站排隊投票。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中港實力懸殊下的民主運動困境

至於第二個答案,則需要由香港的地緣政治經濟結構去思考。正是這種大環境,令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博弈,達致了一個非常差的最終均衡點。

多年來累積的新仇舊恨,導致非建制派內部四分五裂,各派常常互相指責,甚至泛民和本土兩派內部支持者亦互相仇視。在泛民主派當中,較為年輕基進的「進步民主派」,例如學民思潮、社民連等,和「舊民主派」即老牌政黨民主黨等,互不咬弦;在本土派當中,青年新政和本土民主前線等,便和「熱普城」等政黨勢成水火。

不過,各個派別不是沒有共通點。第一,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共同最大敵人是北京;第二,他們均同意最終的政治目的,是在香港實現自由民主制度,普選出所有政治代表。不少本土派認為,香港的民主化只能在香港獨立的前提下爭取,泛民主派雖然對港獨這一議題不感興趣,但近年也有強烈的本土傾向,認為香港應該爭取最大程度的自治,和守護本土利益,因此出現年輕一代的「自決派」;部分激進本土派也有修正自己的取向,例如有本土派「國師」之稱的陳雲,便聲言香港的出路不是獨立,而是永續《基本法》。

事實上,把本土派和泛民主派的政治主張攤出來比較的話,可以見到他們的政治藍圖實非天差地遠,甚至可能共通點多於差異。

可惜的是,香港的地緣政治環境,並沒有為他們提供長期合作的誘因。

在選舉制度之外,香港更大的政治困境,就是作為宗主國的中共,實力太過強大。中共作為威權獨裁政黨,在改革開放後,逐漸放棄社會主義理想,代以民族主義作為統治合法性的來源,現正如日中天,經濟實力強大,國內亦沒有政治自由化的跡象,民族主義亦在不斷增強。

今時今日,中共並沒有和港人商討民主化和獨立自治的動機;甚至,隨着它的自信增強,以及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示範單位的意義減退,香港的戰略重要性也在下跌;香港也因為人口實力對比太懸殊,完全沒有和北京在武力上抗衡的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在當下的歷史時空,香港非建制派要和中共決戰,暫時毫無勝望,於是在回歸之後,只要中共下定決心不惜破壞一國兩制也要政治彈壓,香港的非建制派也只剩下退守一途。這亦是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發展軌跡。

這種困境,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表露無遺。以這場運動的規模而言,如果在任一威權國家發生,很可能已政治變天。然而,傘運不是發生在中國大陸境內,對於中共內部管治無損,香港等於以自己為人質,妄求北京改弦易轍,結果是北京完全不為所動。在之後的香港所有民主抗爭運動之中,中共均是勝利的一方,歸根究柢,是雙方力量完全不對稱所致。

短期難逃低潮與互鬥

這種「敗局困境」對於民主運動有災難性的結果,其原因至少有三個:

第一,它令非建制派共同的政治目標,即香港民主化,至少不可能在中短期內一蹴而至。如果中共政權與香港非建制派的實力差距不是那麼懸殊,而非建制派合作會令反抗力量明顯增強,那麼,各非建制黨派可能會考慮到,一旦合作很可能即可取得民主化的成果,那大家便有動機放下前嫌。但今時今日,雙方合作所取得的最大共同利益,等於不可獲得,這導致大家合作的動機大減。事實上,香港非建制派中人,大抵心知肚明,當下香港民主運動和中共有巨大的實力差距,因為短期內無論如何都會輸,於是合作即無必要,倒不如各自肚腸,以保留自己派別利益為要務。

第二,如果以爭取民主為衡量派別成敗的指標,那無論誰帶領香港的民主運動,結果都必然會「失敗」,因為非建制派短期內根本無任何手段,能令中共倒台、令中共放棄對香港的主權,或令中共容許香港民主化。於是,民主運動不論由誰來帶領,分別只在於誰更能延緩中共的手伸進香港。當然,即使如此,運動的操作也有高低之分,但因為「敗局」屬於必然,批評則容易不過,「鳩搞」、「永續社運」的說法,便極之容易出現及被支持者消化。這種困境令民主運動出現弔詭一幕:誰帶領運動,誰就被非建制其餘派別往死裏打,但當要換人上陣,許多原本作出攻擊的派別,卻突然人人均說要撤退保存實力,無人願意上陣領軍。

第三,這種現實的政治困境,未必人人同意或人人接受,各派別領導者要聚集支持者,也不可能常常提及這種困境,以免損害士氣,失去部分熱血心雄的群眾的支持。於是香港出現很弔詭的政治場景,從政者都承認短期內民主和獨立皆不可能,但在公開的政治討論當中,絕少人會由這個前提出發建構論述。非建制派私下會承認退守之必要,但在和支持者的溝通當中,均一直散播「希望」,把每一次戰役的失敗,歸因於政治對手的不濟,或有人拖後腿,而與己無關;更加機會主義的做法,是一邊批評對手領導無方,拖累運動,自己一邊找藉口避免出頭領導下一場運動,在政治偏安中收取僅餘的紅利。

在這種惡劣博弈環境下的「敗局困境」,令香港民主運動的前途非常令人悲觀。事實上,己方在敗退中互相指責,機會主義者爭奪最後的政治紅利,在歷史上不止一次發生,明清換代之際明室南渡、國共內戰之時國民黨各派互鬥,就令後世讀史者常掩卷嘆息。

在雙方實力對比差距極大的情況下,理論上,弱勢的一方想要長遠獲勝,最好的選擇是積蓄力量,麻痺對手,等待時機。可是,現實上這種戰略做法難以實施。因為民主運動不是兩軍對壘,民主運動參與者是自願組合的,難有這種因應情況或戰或和的統一性和靈活性,主張議和待機者很容易被激進派批評為投敵,而溫和派中人主張議和待機,亦有不少人打着各自算盤,索性投降而放棄真正目的,或被威權政府吸納而不自知。

這個困境看似牢不可破,只因當下中共如日中天,不受民主浪潮的影響。然而歷史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歷史有其潮流,亦充滿意外,而人類追求自由的心,在長距離的歷史當中,仍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在短期內,香港民主運動低潮互鬥毫無進展,是頗難避免的了。

(梁一夢,自由撰稿人)

註一:當然,小部分激進本土派對初選完全沒有興趣,這也並非不能理解。首先,今次初選由傳統泛民主導,激進本土派光譜相距較遠,激進本土派亦長期批評泛民主派和許多溫和本土派為「私相授受」的「左膠」。他們的支持者不但反對中共的專政,亦敵視幾乎除自己外所有的政治派別,實難掉過頭來合作。其次,激進本土派本身亦不被大多數的非建制選民所喜,雙方「仇恨值」本身已很高,激進本土派很難爭取「主流」選票,即使出戰而被視為搞局,恐怕亦是“nothing to lose”。對於突然出現的策略性合作機會,激進本土派無意參加,是可以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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