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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尋劍客:台灣環境攝影師柯金源問答錄

當城市裡的台灣享受「經濟奇蹟」帶來的繁榮與富裕,城市之外的山林水土、鳥獸蟲木都在經歷些什麼?三十年來,柯金源帶著他的相機,實地跋涉山巔、下潛深海,尋找答案。


2010年,彰化海岸蚵民仍保留牛車出海載運牡蠣作業的傳統。 攝影:柯金源
2010年,彰化海岸蚵民仍保留牛車出海載運牡蠣作業的傳統。 攝影:柯金源

柯金源,人稱柯導、柯師傅,現任台灣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自1980年代開始,柯金源便開始拍攝自然環境,80年代中期,台灣歷經政治解嚴、經濟自由化,社會氣氛劇變,柯金源卻發現:「主流媒體熱烈聚焦於政治、經濟、社會、娛樂新聞,卻忽略了環保等弱勢議題的關照。」

為了替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環境問題留影,他的鏡頭逐漸轉向被工業、土地污染、山區土石流、乃至熾熱的街頭環保運動現場。三十五年未曾間斷的紀錄,不但三度獲金鐘獎肯定、國內外影展得獎無數,更成為一把精準的秤,讓觀眾感受解嚴後台灣環境山林變遷、河川污染、海岸消逝、物種生滅的重量。

本篇問答錄摘編自《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原題「相機跑天下:柯金源的三十年」,紀錄柯金源自80年代開始拍攝自然生態、環境污染、街頭運動的歷程與思索,也可說是一部波瀾壯闊台灣解嚴後環保史。

莊瑞琳:你常常提到高中買第一部相機,《南風》作者許震唐也是,我就在想你們五十歲以上這一代,高中時候買一部相機應該是有點奢侈的事情,尤其在彰化鄉下地方。你還記得那時候為什麼想要買相機?是怎樣的過程?

柯金源:我們是傳統務農的家庭,收入也是小康以下水平。我在小學、國中時期,只買得起文具、簡單三餐溫飽而已,家庭只夠這樣的能力。後來高中半工半讀,就是去工廠,一般的彰化家庭工廠那種黑手,做沖床。

2010年9月,柯金源在花蓮賞鯨船上。

2010年9月,柯金源在花蓮賞鯨船上。攝影:陳慶鐘

莊瑞琳:你那時候有技術嗎?

柯金源:就是學徒嘛,因為國中才剛畢業,就只能去工廠當學徒。到了高二,薪水增加了,除了學費以及貼補一點家用,還有點零用錢,那時候就很想要有一部相機。因為國中時期,對於山水或水彩畫、美術科方面一直很有興趣,所以存夠錢,就買了第一部相機。

早期拍攝的主題是以景觀為主,像是我家附近的環境,中部山區風景區、八卦山、草嶺十景、溪頭。那是1977、1978年摸索時期。真正意識到攝影創作、美學構圖,是高中畢業,想要考美術系,到臺北找補習班,因為美術相關科系有術科,才想要加強美術。1979年之後,攝影美學的基礎也逐漸完成。這本書有放1980年代拍攝的五股濕地。那時候五股濕地,因為海水倒灌,還有一部分是地勢低窪的農田,因水災之後長期積水不退,就變成濕地。其實兩、三百年前,那附近本來就是濕地,是後來漳泉居民進行開墾才變成農地。我當時是沒有相關環境資料,只是覺得,在臺北都會區的近郊有一大片水域,就像是淺淺的大湖泊,有空就去那邊拍照。我現在回頭找當時拍攝的資料,可以看到1977年間的紀錄影像,包括家鄉附近、中部山區景觀,現在剛好成為環境對比的圖像。我當時買的第一部相機,是 Nikon的,好像是一萬多塊,每個月存幾千塊,也存了大半年。

莊瑞琳:你有遇到什麼反對嗎?家裡根本不懂(你在做的這些事)

柯金源:有啊,1984年剛退伍,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就直接到商業攝影公司當助理,那時候,祖母是不太支持,覺得好像不是一個很扎實的工作。當時臺灣的就業環境跟景氣,或者對小孩子的期待,如果你書讀得很好,一直升學,就去當老師或公務人員,如果沒有往教職發展,就去學個一技之長,學成之後就開一家小工廠。在鄉下大家都有房子,不然就是有農地,可以蓋個小工廠,先從代工做起,有能力再繼續擴大。長輩們希望我們這一代循這樣的模式發展,好好把技術學好,未來可以當一個小老闆。但我覺得那不是我的興趣,我還是鍾情於國中時期的夢想,所以就留在臺北,開始找機會上課、補習,用各種方法磨練自己的專業技術,後來,因為各種機緣才逐漸轉變。

莊瑞琳:那時有去考美術系嗎?

柯金源:沒有。後來發現,我對於要每天交老師規定的作業,不是很認同,也有點叛逆,雖然已經高中畢業,當兵回來,但還是叛逆。我是先到學校修相關學分,聽老師照本宣科的內容,一、兩個學期下來修了一些學分,那種體制內的教育,沒有辦法讓我誠心信服,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走自己的路。當兵對男生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斷代,當兵之前我已經選了美術、攝影影像這條路,當兵三年期間,還是繼續從事創作,一直在做基礎技術磨練,退伍就直接跳進專業領域。縱然家庭反對,我還是持續做。只是後來還是必須要去掛單一個正式的媒體機構,他們才覺得這是一個工作,有在上班。所以我是1987年才在機構裡面上班,不然之前都有點像是現在講的獨立工作者。

1996年9月,中壢市垃圾大戰。

1996年9月,中壢市垃圾大戰。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你在攝影這件事幾乎有點是自學,哪些東西影響你?你怎麼摸索攝影美學?或者你為何想要繼續探索紀實攝影?

柯金源:早期美學的基礎,因為學校上課,畫畫要看很多相關的美學書籍,就是臨摹為主,也會看很多藝術家的傳記,就受到一些影響。但我不記得到底哪一本影響比較大,那時候看得很雜,文學、美學都看,因為鄉下真的很窮,買不起其他課外書,到了高中之後才能大量閱讀,就看得更雜了。但在服兵役期間,有一本很舊的翻譯書《相機跑天下》(My Way with a Camera,是攝影家Victor Blackman的作品,1980年徐氏文教出版),可說是我在紀實報導攝影領域的啟蒙書。這本書講獨立記者的經歷,如何用影像去做紀實報導,自由投稿。是一本翻譯書,我記得是水藍色的書皮,很久以前想要找,找不到了,不知道被我塞到哪裡去,網路也找不到資訊。想說再買回來回味一下,經過了快四十年,看看有沒有新的體驗。

為什麼我會特別記得這本書,因為它開啟了我另外一條路,就是紀實報導。它有一個概念是,你可以當一個獨立的自由工作者,用報導作品傳達一些想法,也可以讓你活下來,這很吸引我。所以,我當完兵後,還是念念不忘這樣的想法,才會在商業攝影的工作之外,再去涉獵紀實攝影,經常到處跑,覺得那比較符合我自己的個性,可以用影像當作表達工具,傳達想說的任何資訊。

莊瑞琳:你在1977、1978年,高中時代就從家鄉開始記錄,可以稍微講一下當時記錄的(彰化)伸港是什麼樣子?

柯金源:我們家是一般俗稱的風頭水尾,在(彰化伸港)定興村,但我們家在七嘉村跟定興村交界,沒有直接靠海。跟海的直線距離還不到三公里,但以前,我們家有一部分田地在烏溪的溪床上,屬於出海口地帶,所以,家跟田,或生活的環境,還是在海的附近。我媽媽的娘家是曾家村,就更靠海了,所以我的外祖父、舅舅還是養牡蠣,抓魚維生。小時候家裡常常收到我媽娘家親戚送來的海產。但1980、1990年開始,因為彰濱工業區陸續開發,就沒辦法再靠海維生了,不再像以前,可以在不同季節抓到不同的魚蝦貝類。

所以我們家的環境,就是風頭水尾。每一年東北季風,風直接往村子吹,現在也還是。每年冬天我們家,桌子早上擦過,到下午就一層灰塵,因為北邊就是烏溪出海口,冬天一定會揚塵,空氣沒有看到沙子,但風裡的沙子很多,不用一天桌上就是一層沙。所以懸浮微粒一直都是這個村落的季節性的自然產物。冬天都要休耕,要承接第一道的東北季風,晚上咻咻咻,風很大,強到你人要抗風走。這是我們村子在氣候上的表徵。

另外一個是水尾,一般的農田灌溉用水,都是從上游河川引進水圳,流到下游,再到出海口。以水利會統計,水流到我家那邊,已經被用了四次或五次,因為每一條灌溉水圳,會依次分流,再進入各區農田,那灌溉尾水會再流入水圳、區域排水溝,繼續往下流,再被下游使用,這樣一道一道的,所以灌溉水圳的水,從上游到下游最少都會被用三次,最後才排到海裡面,但我們家的農田,是水圳的尾巴,所以灌溉用水被用了幾次之外,中間還會有不同村落的生活廢水排進來。我小時候是在我們家前面那條小河學會游泳,我們都利用游泳的時候摸一些蜆,夏天能抓到很多蜆,晚上就可以煮湯。

冬季的時候,因為雨量少,水圳通常會限水,甚至水門也會關,小河就會乾枯,每一段形成小水窪,都是濕泥地,那時候就可以去挖,很多的泥鰍跟鱔魚。一條河縮小成小水窪,沒有跑走的魚就在那邊,很容易抓到,所以冬天就可以抓沒有跑走的魚,到泥裡面去挖泥鰍跟鱔魚。等到春天水來了,河流生氣重新恢復一遍,每年都會有一個循環。但現在沒有了,從1970年代,水質愈來愈差,所以我開始會去記錄。以前每一年會有乾濕季,現在不是,現在生活廢水、畜牧廢水一直排下來,隨時都會有水,只是有沒有味道的差別。

1999年9月,台灣921大地震,台中大里。

1999年9月,台灣921大地震,台中大里。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所以你小時候有跟著爸爸去種田?

柯金源:有,一直種到國中啊。國中之前我都在家裡,幫忙務農。記得小時候,六、七歲時,會跟著爸爸坐牛車去烏溪旁邊的農地挖蘆筍,從家裡要走很遠,夏天河床的沙很燙,而且蘆筍都要在天還沒亮前挖,比較不會苦掉,所以都是天還沒有亮就被抱起來坐牛車,到了溪埔農地,大人們已經工作一段時間,才睡醒,再開始幫點小忙,因為小孩子有特權。我想,鄉村裡的小孩大多是這樣,除了到學校上課,其他時間就是在田裡面。

因為住在海邊或鄉村的人,只要當地的環境不被破壞,它就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外出工作的人如果因為景氣循環差而回鄉的時候,他可以依賴傳統的生活方式繼續維持生活所需,如果環境被破壞了,會形成新的社會問題。

莊瑞琳:你們家的田是幾代了?

柯金源:一部分是阿公傳下來的,大概五分之一,其他是我父親與哥哥陸續買的,就是努力工作存錢,有了錢再買農地耕種。所以,到我們這一代兄弟算是第三代,就是祖父有傳了一點給我爸爸,再給我們兄弟。我們對農地還是很重視、很依賴,我從鄉村到都會工作,心裡是比較沒有恐懼,為什麼?因為家裡還有農地,景氣再怎麼差,或職場不如意,回到家還有一塊農地可以自給自足,不會餓著。所以我從來不擔心被資遣,主要就是有家人,還有一塊農地。

所以在拍攝《退潮》紀錄片時,就把這樣的生活經驗轉換出來。因為住在海邊或鄉村的人,只要當地的環境不被破壞,它就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外出工作的人如果因為景氣循環差而回鄉的時候,他可以依賴傳統的生活方式繼續維持生活所需,如果環境被破壞了,會形成新的社會問題。《退潮》就記錄了幾位失業的中壯年,他們應該跟我一樣國中畢業就離家,中年失業了,只好回家,但海岸的資源還在,所以還可以回到以海維生的方式,養活一家人,這就是我說的無所懼,不用擔心未來。前提就是整個基礎環境要保護著。雖然目前沒有在種田,但很感謝我們家三哥幫忙看著,沒有荒廢掉,當我們想要回去的時候,家跟田都還在。

嚴格來說,我只有兩次在體制內工作,第一次就是到《財訊》當攝影編輯,有一部分是因為家庭因素,我需要一份穩定工作,讓家人安心。那時候老闆掛名是邱永漢,而且他還經營永漢日語跟書店,在媒體市場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只要說我是《財訊》記者,受訪者往往會說「喔,邱永漢!」後來我還是沒有忘情我的獨立紀實報導,所以在《財訊》待了四年就離開。當時總編輯是梁永煌,他給我很多幫助,我待到第二、第三年就跟他說,我還是想多拍環境相關的東西,可不可以用換假的方法,每個月我把假日累積起來,他答應讓我長期出去工作,一次大概一週,我就用這樣的形式拍了很多東西,去了很多地方。後來發現一週不夠,要半個月、一個月,有點超出他們的想法,所以還是離職,但他也同意協助我開闢一個專欄,我才會從1993年開始寫〈臺灣檔案〉。他們也擔心我這樣出去會不會餓死,因此《財訊》給我的稿費一篇是三千,解嚴後大學剛畢業的記者薪水一個月是兩萬五左右。

當時《財訊》的攝影組長蕭榕是我當兵的同袍,他說底片很貴,也幫我爭取到一個月二十卷彩色正片,有時候也會領十卷黑白負片,社長也同意了。每一個月,我有二十卷底片,最少兩篇專欄,六千元以上的稿費,很不錯了。

2003年1月,麥寮六輕工業區,濁水溪口南岸。

2003年1月,麥寮六輕工業區,濁水溪口南岸。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你一開始做攝影,但攝影跟記者不一定有絕對關係。

柯金源:我那時候在《人間》就看到這個現象,攝影跟文字其實分工很細,如果純粹以影像表現,空間比較小。但還是有啦,比如解嚴後,自立報系出了《臺北人》,好幾個刊物還是以影像為主,或者像綠色小組。那時我發現,當一個記者如果只會一個工具,在工作或呈現想要表達的議題時會受限,會有一些問題。所以就要求自己開始寫,當然一開始沒辦法寫得很好,有資深的文字編輯幫忙,像以前的同事楊森就幫了很多忙,我自己也慢慢磨練,多寫多看。目前為止還是覺得沒有寫得很好,只是能夠把一些事情交代出來。所以才會一邊寫一邊拍,同時做。

攝影是很專業的東西,不同時代也有很多轉變,從1987年解嚴,再來報禁開放,電子媒體開放,到1990年,我們幾個比較好的同事,就討論未來趨勢會怎麼走,那時候看到已經有境外衛星電視超視要進來,就在想,未來的媒體呈現一定會有轉換的可能性,所以1990年就開始在準備跨領域。那時候就亂學,包括記錄、攝影、剪接。文字撰述是更早一點,電子攝影video是1990年開始,真正去嘗試是1991年,用十六釐米電影機拍。1993年離開《財訊》回到獨立媒體工作者角色,一部分拍照跟寫稿,一部分跟朋友合作。

那時公共電視正在籌備期間,委託我朋友李進興(五色鳥傳播)製作了二十幾集的生態節目,我就去幫忙。早期是用電影攝影機拍,後來用電子攝影機video拍,大概幫他拍了一年,我同時也一直在寫稿。1995年吧,中視《大陸尋奇》製作單位長樂傳播也找我幫忙。所以很多工作都是雙軌或三軌在進行。

莊瑞琳:因為你也跑社會運動跟國會(採訪路線),為什麼後來會想專注在環境新聞?

柯金源:讓我覺得要定下來,是1990年東石網寮村因楊希颱風淹水三十九天。看到那種慘況,有一點回到自己的成長經驗,因為我們家每年也都會淹水。每年颱風豪雨,我們的農田就會積水,因為地勢低窪,又是水尾,上游的雨水會往下游跑,一定會宣洩不及,會回堵或內澇,所以每一年,田裡面都會有風災或水災的損害。每年夏天的時候,剛好又是西瓜或香瓜的盛產期,颱風一來下大雨就很慘,所以每年颱風,不管白天還是半夜都要去顧田埂,不要讓它崩掉,雨水很多就拿抽水機抽水。沒有抽水機的時候,只能用手,妳可以想像一下,大人小孩在田埂邊,下著大雨,用水瓢桶子不斷來回把田裡面的水往排水溝倒,那情境到現在想起來還有點悲傷。

我很能體會鄉下或偏遠地區在適應氣象災害時,能力是很薄弱的,但這種事情沒有人會去談,被當作習以為常,冬天就是颳風吃沙,夏天就是下雨水災。但到1990年,我發現好像不是這樣,我在臺北看到嘉義地方記者的新聞,說東石海堤潰決,整個村子泡在水裡,我就先去看。從臺北搭很久的國光號,下車再走進去,看了一次、兩次,想說怎麼會泡那麼久,村民把褲管撩起來,因為泡太久了,腳上的傷口已經有點潰爛,很多人都有一點皮膚病,讓我覺得偏遠地區跟環境問題真的要寫,不寫不行。

另一方面,讓我氣憤的是,當時記者在臺北還是每天吃香喝辣,我是跑財經跟政治新聞,經常跟著部會首長的行程,或跟一些大老闆在五星級飯店訪談、吃飯。當時,在南京西路的新光百貨,有個媒體辦了一個企業形象展覽,我看了,心裡就想,怎麼跟我看的都不一樣,我對主流媒體的表現愈來愈不耐,媒體的報導跟我看的事實差太遠了。我那時候雖然也還在算是主流的媒體,但跑的東西已經自動分線了。可能因為《財訊》是會去挖檯面下的東西,所以我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樣,不會只看表象,會去挖背後的深層結構。

那是民智大開的時代,不然我以前算是黨國教育很成功的一代,但後來完全崩潰了,所以才會一路轉變,從主流媒體再回到自己獨立媒體的工作。

2008年7月,彰化海岸退潮之後,許多民眾前往耙取貝類。

2008年7月,彰化海岸退潮之後,許多民眾前往耙取貝類。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你開始決定要做環境相關報導或新聞之前,有前輩在做這個嗎?

柯金源:前面……沒有……公害比較多。媒體有《民生報》楊憲宏,他跑了比較多關於環境跟公害的東西。綠色小組還是著重社會運動,焦點沒有全放在環境,比較還是從民主運動切入,把環境運動納為民主運動的一環。但早期確實是結合的啦,我研究過那段歷史,互相為用在那當時可能也是一種必然。其他真正專職跑環境線的媒體還不多,不然就是《人間》……環境跟弱勢公害也是《人間》的重要議題,但1988年《人間》就收了,很可惜。因為我是長期訂戶,有次雜誌社打電話來說雜誌要停刊了,你還有幾期的錢,想要換什麼,我就說那就換其他書囉。

那時候很多想法是先把這些東西留下來,而且一開始我沒有想到可以產生時間軸對照,只是先記錄下來。後期有資料以後,可以做比對,才發現應該要持續記錄下去,才會有效果。

莊瑞琳:所以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典範可以效法,你是從自己發現的問題,從那些問題開始做。那時候國外的資訊也很少。

柯金源:對,不多,也沒特別印象。反正我就是到處去抓,有什麼研討會,有什麼老師,有什麼資料就去鑽、去學、去看,所以很多環境變遷跟背景資料、專業知識,都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

莊瑞琳:因為你的田野做得非常仔細,去過很多地方,什麼樣的狀況下你會覺得那是你的題材?

柯金源:有些東西並沒有意識到它會成為我要寫的對象,只是覺得這個地方有受到擾動,有破壞初期的徵兆,覺得應該要記錄下來。後來我已經慢慢降低我的美學攝影,純粹變成工具,那時候很多想法是先把這些東西留下來,而且一開始我沒有想到可以產生時間軸對照,只是先記錄下來。後期有資料以後,可以做比對,才發現應該要持續記錄下去,才會有效果。早期根本不曉得,到後來更意識到,應該要同角度,比對才會清楚。因為如果視覺語言要獨立,必須要讓人家一看就清楚,不需要再用文字輔助,不然無法獨立存在。是1994、1995年之後,才知道同角度的拍法要多一點,不然以前就是拍拍拍,先記錄下來而已。

2011年3月,彰化芳苑濕地與牡蠣養殖區。

2011年3月,彰化芳苑濕地與牡蠣養殖區。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1980、1990年代之後有很多公害汙染,環境事件愈來愈多,也有大的天災,有哪幾個事件對你影響很大?

柯金源:以天災的話,當然像是1990年歐菲莉颱風的花蓮秀林鄉銅門村,跟同一年拍過的紅葉村,因為我是海邊的小孩,沒有看過山上的土石流,第一次看到有點嚇到,想說怎麼會有這樣的現象。當時是自己去拍,我在《財訊》跟老闆爭取出去一週,是這樣來的,氣象災害並不是《財訊》的主題,但我一邊上班一邊跟老闆換假,所以拍了那些東西印象就很深刻。

1990年開始,我自己對災害的定義,每一次重大災害,會有一個新的名詞被外界提到或大家比較清楚的災害型態,我就把它留下來,譬如土石流、地滑、地震,不然同質性的太多了。公害的部分也是1990年代,我那時候記錄的第一筆,是1992年彰化和美的稻米鎘汙染。和美在我們隔壁鄉,想說農民種的米怎麼會是不能吃的,連地都不能再種了,怎麼會有這種事。汙染公害讓我覺得必須要花更多心力去看,所以就會記錄很多工廠排黑水,開始去找工業區排水溝。

1992年,新莊發生垃圾抗爭,他們在瓊林里有一個河濱垃圾場,一直堆,發生悶燒,已經很滿了,當地里民抗議,我去拍的時候,他們就住在馬路邊搭帳棚,不讓垃圾車進去倒。我才發現臺灣這麼多垃圾,我們在鄉下沒什麼垃圾,都是資源,我就開始拍臺灣的垃圾,不管山區海邊,就去找垃圾拍。

隔年遇到大乾旱,臺灣大概十年會有一次大乾旱,就會缺水,到處旱災,所以水資源也是問題很大,就到處去拍水庫。所以我很多的主題裡面,都是有一個出發點,可能是單一的點,但我就開始拉開,比如垃圾問題,就從1992年新莊,一路灑開,到全臺灣去拍有問題的違法垃圾場,垃圾場真的很多,溪邊、海邊、稻田、山區都有。

水庫也是有很多問題,八、九十個水庫的問題,從臺灣拍到其他島嶼金門、澎湖。當然有一部分是覺得說,我要去瞭解,不是為了拍才去,因為1990年時,對主流媒體的報導已經沒有信任感,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我自己去看。

2011年,彰化大城鄉民在潮間帶集體撿散蚵。

2011年,彰化大城鄉民在潮間帶集體撿散蚵。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我看《黑》那部記錄片,緣起應該是彰化和美,從1992年那時候到了2013年,累積成《黑》,片子裡提到你怎麼調查受到汙染的農地。你說你環島好幾次,做這麼多樣區,有個能力我覺得很厲害,就是田野能力到底要怎麼來?這些東西沒辦法有教科書,因為政府就是不會想讓人家知道這些事情,你要怎麼整合資料,發現問題,甚至自己做地圖,這些能力怎麼來的?

柯金源:一開始就像是餓很久,到處抓,抓到後來自己才有辦法歸納。以前用的方法比較笨,就是剪報,主要就是各地方報導,再來就是研究機構的資料,這兩個是很重要的研究基礎,我會一個個歸納之後,再去做田野的印證。最後三方資料比對後,如果當時可以寫小短篇,就會先寫,如果沒有就先放著。所以我家有很多抽屜式資料庫,一個一個歸納。為了要讓田野邏輯更清楚,就大量買地圖,只要出版社有新出的地圖我就去買,買最多的一次是花了一萬多塊,一縣市一本。

我最早買的是內政部的經建圖,一張兩百五十元,但太大張了不方便帶出門,後來出了地圖集,我就去買整本的,一直放在車子裡面。我就把很多地圖匯進我的資料,後來有電子版就更方便,我就開始標。現在也有一些GIS的資源釋放出來,就可以拿來套用。所以我的地圖裡面會有我自己標的,再來就是用官方的資料套進來。這樣做田調時就會很清楚。那些概念都是自己摸索的,因為學術界都是做小尺度的地方,例如做梨山的滑坡問題,可能做很詳細,但我是各地方都要有,就要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蒐集,最後匯整進來。會有點雜,但對自己很有用。

莊瑞琳:那你怎麼找到那些人?

柯金源:人很大部分就是先去找研究資料,因為很多資料,政府都有委託計畫,所以我花很多時間去官方圖書館,看研究計畫,知道裡面哪些人做什麼案子,抄出來,再去學校問。所以我那時候也是很大膽,很多東西都不懂,就直接打電話去研究室,早期的地質學、海洋學界的大老像王執民、張崑雄,我都是直接去中研院、學校找他們,1990年代,我才二十幾歲,小毛頭,可能就是餓太久,什麼東西都想要知道。

莊瑞琳:那在各地的受訪者,你怎麼去找這些人?

柯金源:如果對當地不熟,我通常都會找村里長或意見領袖。比如我去東石,我一定去找村長,因為村長是這個社區的對外代表,任何人去找他,他通常會見你,講清楚要幹嘛,他通常也會協助你。重點是要他協助我找什麼人。一次兩次之後,因為我們本身就有報導的東西,拿給他看,他可能有印象,那種信任度很快就會接上,人脈一直一直累加,所以各地都有類似選舉的樁腳。有時候到那邊去,就會順道去看他們一下,雖然已經沒有採訪關係,但偶爾去繞一下,就這樣朋友很多,全臺灣各地,從海邊到山區都有。

莊瑞琳:但這個田野會有負擔嗎?會有倫理上的壓力嗎?

柯金源:會啊,一定會有。但我們做田調跟報導,就是要協助當地人,如果他有問題來找你,本來就一定要幫忙,所以不能說負擔,是事情會愈來愈多。

莊瑞琳:它不是採訪完就結束的關係,經常是沒有辦法結束的關係。

柯金源:對,對,要幫他排除一些困難或紛爭。一直都有啊。比如中研院有個老師說看到《黑》這部紀錄片,可不可以去認識一些受訪者。我說好啊,但我很多資料來自某個研究單位,你想要更清楚,我帶你去認識研究單位好了,先不要去找農民。我就開車帶他去,讓他們認識,再讓他們自己研究下一步怎麼走。你直接去找農民,他們有自己的生計問題,你要協助他做整治,如果經費不夠,他們要怎麼生存,那你先找研究單位。

2011年,雲林台塑六輕工業區。

2011年,雲林台塑六輕工業區。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你開始做這些報導時,臺灣的環境運動才慢慢開始?很多地方已經發生問題,其實還沒有什麼環境團體可以協助。

柯金源:1990年以前,會有環境問題的大部分是因為公害,倡議型的有反核跟山林保育。陳玉峰老師就是我在森林植物領域的啟蒙,臺灣的環境運動大約從1980年代後開始,像環保聯盟、綠色聯盟,跟我做記錄報導幾乎是同期,在那之前就不多。1987年是臺灣社會巨大震盪的時候,1990年前後最多的就是民主運動,整個社會大翻轉。1985到1995年,是臺灣政治、經濟、社會運動的震盪十年,這十年也是報導攝影的黃金十年,很重要的十年。1995年之後,慢慢被電子媒體取代,應該說有點分化,比較多元,不會像1990年代前後的紀實攝影,比較偏人文色彩。

莊瑞琳:那時候會出現內心的界線嗎?你為什麼不會去走真正的環境運動?或者你認為你的報導就是某一種環境運動?

柯金源:比較像你說的「或者」。一個運動應該要多元並進,不要全部偏廢在一個區塊,會讓可能性降低,所以我會設定自己是在另外一條路線或側翼,我也在做這樣的一個紙上運動。有一些朋友說,要不要站到第一線,我覺得說,這樣會讓彈性減少,反而不好,我們目標一致,但每個區塊都要有人。

莊瑞琳:這次為了做這本書,要重新想一遍你三十幾年做了哪些事情,我覺得幾乎是在做人生的整理。這次整理起來,你會怎麼去想臺灣這三十年環境變化的斷點,是根據環境運動嗎?還是幾個指標的環境事件,或者是環境問題在不同時代的變化?

柯金源:臺灣以整個環境來講,應該1995年之前是一個階段,當時,臺灣要發展,人民要活下來,大家都要累積財富,政府要衝高GDP,所以1995年之前,當環境跟經濟發展相衝突,環境問題連考慮都不用。但1995年開始不一樣,當經濟影響環境時,就會有更多討論跟折衝,可能跟我們的立法也有關係。那時法規開始進步,例如《環評法》、《野保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各種汙染防治法規開始上路。因為當時民進黨大批進入立法院,政治生態改變,所以修法進步了。所以我認為,臺灣有比較大的改變是在1995年之後,1995年之前類似蠻荒時代。

1995年之後,比較大的轉折是到國光石化,國光石化決戰點是2011年4月,但2010年底時就看出它的方向了。所以我覺得1995到2010年這十五年,是臺灣很大的環境教育跟環境價值觀形塑的年代,它剛好跨了兩個政黨。國光石化之後,有點像是在打轉,那時候有一個名詞叫「後國光時代」,觀察點在於1995年之前政治剛解嚴,很多價值觀、想法觀念開始形塑,一直累積到2010年才開花結果。很多所謂的公民意識、環境價值,是到2010年的國光石化才整個顯現出來,所以醞釀期很長,大概十五年。

國光石化之後就有很多折衝,有點像是要重整,有時候會看,它反而是百家爭鳴,遍地開花,但脈絡很難串連,因為軋進了太多議題在裡面攪和,有些是屬於價值觀選擇,有些是利益衝突,有些是中央級,有些是屬於地方級的,一直在辯證。現在正處於一個混沌的階段,我認為國光石化到現在,七年,還是一個混沌的狀態。

2016年1月,雪山翠池圓柏林。

2016年1月,雪山翠池圓柏林。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你剛剛說的臺灣環境教育開始形塑的這個階段,是你開始做《我們的島》,差不多也是2000年開始,每年你會固定推出長的環境紀錄片。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你觀察環境意識的變化,有沒有影響你做這些作品?

柯金源:有,因為一直在調整與對話,很簡單,因為我們花時間冒著生命危險做這些事情,就是要讓它改變。如果要改變,你就要跟更多人溝通,他們已經改變閱讀習慣,你就要跟著調整,不管是媒介還是表現形式,也是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下做調整。2000年之後到現在,可以分幾個時期,早期比較多是資訊提供跟政策監督,到中期比較多是道德召喚,在片子裡會埋入環境價值的道德詮釋。現在比較像是,配合現在混沌的狀況,讓你重新思索生命真正的價值。前面走過一、二十年的過程,太多好壞的例子,如果現在價值觀已經成熟,那你要怎麼選擇,重新回看你跟環境的關係?

莊瑞琳:如果從《來自斷層的消息》一路看下來到《海》,會發現這除了是你個人記錄跟美學的成熟以外,其實我覺得社會的條件也成熟了。《來自斷層的消息》是要記錄九二一,所以現場新聞感很強,到2004年的《獼猴列傳》你已經在做很完整的彌猴研究,你有一個獼猴論述出來,非常有架構,甚至它的國際版像一本書一樣,可以分章節。到了《海》,中間還有《黑》這樣的題目。《海》基本上已經是一個美學作品,也表示社會可以看得懂這樣的作品,如果《海》放在十年前是不可能成立的。你不需要告訴他這個物種是什麼,都是在告訴他生命是什麼,不需要論述了。這除了是你個人,也是社會已經走到這個階段。那你對接下來的環境報導或社會的環境意識,是樂觀的嗎?

柯金源:我是樂觀的。經過這麼多年,看過這麼多例子,也讓你有權力選擇,所以大家應該會覺得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而不會想要在手上握有更多的錢。因為你到中國、到香港,甚至到其他歐美地區都會面臨環境惡化的問題,倒不如好好守住這座島嶼。

2017年9月,台塑六輕工業區。

2017年9月,台塑六輕工業區。攝影:柯金源

所以環境只要給它足夠時間,它有復原能力。

莊瑞琳:所以不會因為這些環境都是不可逆的,已經消失了,還是覺得很悲觀?

柯金源:我覺得環境有復原的能力,只是時間長短。因為我們看到真實的例子,就算真的被破壞了,但你只要給它足夠時間,它就會復原,例如我在嘉義中埔鄉拍的一個檳榔園案例,地主後來就不整理了,不砍也不使用,就讓它荒廢,到第七年,很多小灌木雜草長出來以後,就開始有動物進來了,到現在二十幾年,就變成生態園區。因為不整理,檳榔自己開花結果,種子掉下來,有些也會生長,小的長出來,老的就會倒下去。植物就變成自然的演替跟競爭,變成學術界的研究樣區。海洋也是一樣,只要不再繼續破壞,二十年後,洋流是相通的,物種會隨著洋流輸送,如果棲地沒有破壞跟改變,它有可能慢慢恢復。上次問海洋學者,他說二、三十年,就可以恢復到以前的五、六成水準。所以環境只要給它足夠時間,它有復原能力。

至於工業生產的部分,只要先把現行法規徹底執行,就會有很多的改善了,我們欠缺的是執行的決心而已。而且大家觀念愈來愈清楚,因為空氣汙染是大家吸的,不是誰的問題,是大家要共同面對的。未來就算政府要帶頭破壞,也會愈來愈困難,像現在這種混沌的時候,不管是全國還是地方性問題,每個議題都會遭遇很多阻力。雖然有時候也會被突圍,但它有可能會累積能量,在下一次迸發出來。假設宜蘭農地繼續開放,風機繼續設立,累積的能量最後可能會換朝執政。所以我對人還是有樂觀、有期待。

莊瑞琳:做了這麼多報導或記錄片,你覺得最痛苦跟最困難的是什麼?表面上,可能以為是去南極或北極,但可能你一直記得最辛苦與困難的不是這個,而是別的。

柯金源:還是台塑集團的《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因為要蒐集很多資料,必須要很小心資料的正確性。

莊瑞琳:我本來以為你會回答很危險的地方,極地啊,潛水啊,因為有可能喪失生命,但你說的還是人的問題,不是自然讓你恐懼。

柯金源:我覺得那些東西都還是可以掌握,在野外跑這麼久,我們知道危險在哪裡。

莊瑞琳:但我覺得你有時候也蠻不顧一切的,你有一次跟蔡崇隆說,你有次潛水,你的配備其實很簡單,但你還是潛到水下六十米,想要追逐那個報導。

柯金源:那次是外國學者來,要潛到一百米研究深海魚類,就想說應該要多拍一點。

莊瑞琳:就為了那個多拍一點?

柯金源:我自己知道生理的反應,因為只有你知道自己的身體,所以到了一個點,我就會適可而止,不要突破紅線。所以要知道危險。有很多採訪或行動,在可控制的情況之下,要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海洋保育志工進行水下攝影紀錄。

海洋保育志工進行水下攝影紀錄。攝影:柯金源

莊瑞琳:那你最滿意的作品,不一定是技術最好的,而是心中最好的作品,還是《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嗎?

柯金源:(沈思)最滿意的……好像還沒有……

莊瑞琳:因為我常常會心想說,出版了這本書,我現在可以死去,或出版社現在倒了也沒關係。

柯金源:有人會問我,如果只能看一部我的作品,要推薦哪一部,我還是會推薦《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

柯金源2011年作品,台灣公共電視《今晚跟你說石化》系列作品之一。片名以兩個「福爾摩沙」為名,其一是16世紀葡萄牙水手讚嘆台灣之詞,意指「好美麗的島嶼」;另一個福爾摩沙則是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英文名稱,台塑為台灣最大石化集團,長年在台灣與世界各地引發環保爭議。柯金源紀錄片以此為主題,紀錄「福爾摩沙」(台塑集團)對「福爾摩沙」(台灣)造成的環境影響。

莊瑞琳:而且那部片完全講到臺灣的許多問題,因為那(台塑)是臺灣之光,經營之神。

柯金源:是濃縮的問題,各種現象的問題。後來有研究生說,他看了這部片才知道台塑真實的情況,不然以前接受的都是單面的資訊,台塑多麼賺錢,企業的社會責任做得多好,看了之後才知道台塑是這樣。還有一個臺大化工的學生,本來畢業後跟學長一樣去大企業上班,看了《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後,去考了成大臺文所,還來《我們的島》實習,幫忙扛腳架。他現在不知道畢業了沒。以早期的價值觀,化工系的出路很好,高科技領域,在產業界一定是很夯的搶手人才。結果他看了以後就……我那時候就說,對不起,一部片子讓你人生開始走入黑暗嗎……(笑),好慘(笑)。

莊瑞琳:如果有人要像你一樣,做跟你一樣的工作,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應該很多人問過你這個問題。

柯金源: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看自己的心,你的選擇,你想要什麼,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選擇權,你要先問自己,你想要什麼東西?再來是看你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每個人應該要很清楚自己要什麼,再去看下一步。我們早期有時候是被期待或被規劃的,被期待當老師或公務員,或在家開個小工廠,當個小老闆,或者剛好他們家有一個哥哥或爸爸開工廠,你就回來接事業。但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力。

2009年12月9日,柯金源在玉山主峰拍攝高山生態。

2009年12月9日,柯金源在玉山主峰拍攝高山生態。受訪者提供

莊瑞琳:最後問一下,你有宗教信仰嗎?

柯金源:沒有,我們鄉下家裡是民間信仰,傳統的閩南人的信仰。

莊瑞琳:所以你拍大的題材或危險的地方你會去拜拜嗎?

柯金源:沒有。

莊瑞琳:那你對生命價值的形塑要怎麼來?如果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或信念?什麼人的東西對你來說很重要?或者你這一生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做這些事情?

柯金源:回到最初,我花很大心力在形塑我自己的藝術美學能力,目標是希望成為一個藝術家。那時候亂看,有一本叫作《梵谷傳》,裡面有一句是,「你覺得藝術是什麼?」我就會覺得說,對,我花很大心力,那時候為了要衝美學創作,生活顛倒很瘋狂,幾乎是命都不要了在衝,但完成了自我之後,又怎樣?你的藝術領域,到了藝術殿堂之後,那然後呢?我就開始思考說,難道我就是要追求那樣的東西嗎?那好,回到生命,如果不要這樣的話,那我是什麼?所以會開始想,這輩子活下來,我要幹什麼,生命可以怎麼來用,那我就覺得我的生命應該要拿來,我對某一個事情是有實質意義的。我就覺得環境變遷應該是我可以用生命投入的,一直到現在,我愈來愈清楚,我自己的選擇,所以我不以為苦,我不覺得是辛苦的東西或危險的東西。以前在衝美學領域時,就是山上跑、海邊跑,也很危險……那時候覺得命可以不要。

莊瑞琳:你不覺得你現在做的事情也是美學嗎?只是不是傳統藝術上的那種講法,但你也在完成另外一種美學。

柯金源:是啦,對,但因為你要跟一般人溝通,有些結構還是要兼顧,所以這也是一個溝通技巧。

莊瑞琳:所以你有想過你要做到什麼時候嗎?這樣一直記錄,要紀錄到什麼時候?

柯金源:如果有人可以接手的話,有其他人可以做同樣的事情的話。

莊瑞琳:那如果有人可以接手,你想做什麼?

柯金源:回家種田(笑)可以慢慢自給自足,無所懼地回去。就跟剛離開家的時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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