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節錄自Tak-Wing Ngo, “A Genealogy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ed. Tai-lok Lui, Stephen Wing-kai Chu, and Ray Yep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img 2018)。感謝端傳媒的翻譯和轉載，亦感謝原書主編允許在此轉載。文責由作者自負。
在香港，商業和政治之間有着深遠的關係。自19世紀中期開始，商業精英便積極參與香港的管治。英國於1997年將這塊殖民地移交給中國後，這種政商關係仍然持續。事實上，大部分有關香港商業和政治的研究，都對商業影響力在香港特區中擁有支配地位持批判態度。它們強調商業操控政治、官商勾結，以及所謂的地產霸權。這論點背後的邏輯，建基於商業精英的緊密網絡在主要的政策社群和諮詢機構中皆佔一席地。同時，現行的政治制度被設計成給予商界選擇特首的決定性影響力，以及在立法機關的否決權，結果是維持着一個以犧牲社會底層來給予商業利益集團特權的社經制度。然而，這個制度正面臨愈來愈多的挑戰。根據一些研究者的觀察，近年香港管治問題加劇的一個影響因素，是管治體制無法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商聯盟。他們認為，商界的中介角色在後主權移交時代被削弱，破壞了政府和商界之間並不牢固的合作關係。
雖然這些觀點很有啟發性，但他們都傾向將商業視為一個不變的存在。很少人注意商界的變化，或者這些年來不同商業參與者的興衰。這種對商業的「非歷史」（ahistorical）看法，可能導致對商界內部分裂和多元狀態的忽視，亦無法理解政商關係之間的流動性。此缺點很大程度源於過分強調制度結構，而沒有考慮到主體參與者的作用。
這篇文章意在透過突顯香港地緣政治經濟的改變，概述從殖民時代到後主權移交時代的香港商業和政治系譜。事實上，過去60年，香港的經濟經歷了一連串急速的結構改變。它在全球和地區經濟的角色每十到二十年就有一大改變。在每一個經濟階段，香港商業的特徵在族裔構成、組織和所有權結構、市場主導權和打造人脈的常規方面，都各有不同。商業作為資本、行業利益、個體集團、社團式參與者，和政經網絡的多種角色，都會隨着時間而發展。
商業參與政治的起始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佔有霸權地位是普世的現象。為了令制度運作，政府通常會屈從於商業主導。因此，商業主導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在於，這樣的主導在各國中如何被體現，以及不同社會如何管理隨之而來的社經矛盾。
商業影響的制度化，在英國吞併香港之後便馬上開始。起初，英國殖民香港的目的是要尋找一個用作商貿活動的地方，其建立是為了服務英國商人的利益和便利他們的業務。因此，英國商人在主導經濟和政府方面沒什麼難度。在殖民地管治的頭一百年，英國商人望族例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記洋行，在轉口港貿易、土地發展和公用事業上建立了龐大的帝國，其支配地位讓它們獲得「洋行」的美名。
作為資本，洋行對保衛一個有利自由貿易、低稅率、最少勞工保障和高利潤回報的市場，表現出一致的集體關注。它們在1861年成立了香港總商會，聲稱代表香港整個商界。總商會在頭一百年的運作中，都是由英國商家牢牢掌控的，一半時期是由四大商人望族擔任主席：怡和（19年）、鐵行輪船公司（12年）、太古洋行（10年)、端納洋行（10年）。直至1984年，才有首名中國商人獲選為總商會主席。
洋行批評殖民地政府人手過剩和徵收不合理的稅收，強烈要求對立法、政策制定和政府財政的控制，主張「管理本地事務和控制殖民地支出是英國人的公民權」。最終，殖民地政府屈服於壓力，於1850年在立法局中加入非官守議員。自1885年起，總商會獲准提名一名非官守成員進入立法局，而另一名議員則由太平紳士提名。最高的政策制定機構──行政局，在1896年亦開放予商行，怡和的貝伊榮（Bell-Irving）和金融及地產商保羅遮打（Paul Chater）被委任為非官守成員。
自此，立法和政策制定機構納入商界代表，成為了香港政治的制度特色，甚至延續到九七主權移交後。在首一百年，英國洋行大體上壟斷了這種代表權。然而，想當然地認為洋行是城中唯一的商業利益集團，並不正確的。最初英國並非僅僅依賴軍事力量而獲得香港的，華人承包商、買辦和其他商人在鴉片戰爭中所提供的必要物資，都是不可或缺的協助。在佔領之後，英國商行依賴業已存在的華人貿易網絡打進其他亞洲市場。為換取一些香港本地華人（一般指的是買辦）的合作，英國當局給予他們社會和經濟特權作為回報，因此這些共謀者成為殖民地第一代的華人資產階級。他們成立了一些慈善機構，包括東華三院和保良局，後來成為了代表華人資產階級的主要組織。不過，他們對政治事務的參與無可避免地受到洋行的限制和貶抑。
對比之下，大多數以廣東話為母語的本地製造商在政體中被邊緣化。我曾在別處指出，本地製造業企業在1930年代曾經達到一個可觀的規模。它們在1934年成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以代表本地製造商的利益。可是，殖民地政府和英國企業利益集團認為，工業建制集團的發展充其量只是雜亂無章的。它們對廠商會投以懷疑的目光，認為它只是一個由一群製造傳統中國產品（例如是涼菓和火柴）的廣東小工廠所控制的「麻雀館」。與同期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殖民地政府經常視本地企業家為「寄生蟲或流氓，或充其量是一種怪胎」。香港政府和洋行特別氣惱廠商會的活動排除非華人的參與，只有華人經營的工廠或專售中國商品的商店可以成為會員。在殖民地政府眼中，廠商會缺乏專業的職員去經營組織，而且不熟悉海外市場的情況。那些講英語的政府官員亦發現很難與廠商會的領導層溝通，政府和工業家唯一的官方互動，就是總督在每年廠商會舉辦的工展會中開幕致辭。
中華廠商聯合會亦對被殖民地政府邊緣化感到憤恨，在它們的官方刊物中將工業界形容為「無家可歸的孤兒」，因為不論英國還是中國政府都不將它們視為國家經濟的一部分，以致「它既不獲原屬政府保護或援助，也被主權國家無視」。廠商會的領導對於他們促進香港工業發展的努力不受政府欣賞而感到氣憤。
總而言之，這個商業和政治的早期階段——從英國佔領香港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結束——在隨後的一段很長時間內將影響着香港的發展。商界利益在政治上具有的支配地位，在往後的很多年都不曾受過挑戰。同一時間，那些洋行原本對於自由貿易、低稅率、最低勞動保障以及政府不干預的要求，具體化成了香港政府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原則。在英治時期，商界精英非常成功地阻礙或延後意圖保障公眾利益的政策，例如強制養老金、九年免費教育和公平競爭法。商界資本持續主宰政治生活，不但限制了公共政策的選擇，更創造了關於這個地方的命運的霸權論述：香港存在的理由就是賺錢。這論述甚至在1997後依然延續。
界別衝突和調解政治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香港社會和經濟在不到一個十年的1950年代已經轉型，英國洋行在殖民地政府中作為唯一政治對話者的支配地位，也開始改變。這個改變由外部形勢觸發，當中最重要的包括共產黨接管中國大陸，以及韓戰爆發。這些事件在香港引發出一連串的反應──從大量難民與游資湧入開始，接着是轉口港貿易的消亡，最後以出口主導的工業經濟形成作結。快速的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將新的經濟參與者帶進了政治舞台。新的工業家集團興起。自1950年代早期到1970年代晚期，公開的利益衝突存在於不同的資本家集團之間，超越了行業、種族、宗教和方言的界線。經濟參與者之間的主導權競爭，令社會和經濟的關係變得更流動和複雜，為政府管治帶來了挑戰。
逃難到香港的上海紡紗資本，開始形成有組織經濟利益集團。香港棉紡業同業公會於1955年正式成立；一年後織布商開始組織起來，並於1960年正式註冊為香港棉織業同業公會。隨後幾年，其他行業聯會依樣葫蘆的出現，而在1950年代中之前，它們跟殖民地政府沒有正式的溝通渠道。在政府眼中，甚至乎沒有一個跨界別的聯合會足以成為工業的代表、一個政策制定的對話者，和一個政權的政治支持者。即使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變得愈來愈主動，殖民地政府還是不願承認它是一個具認受性的總會，足以代表整個工業界別。
除了界別利益的代表問題外，當工業活動的擴張造成製造業內部衝突增加，利益中介（interest intermediation）便更受關注。快速的工業發展在製造業中創造了多樣化的利益：公司的大小、生產的產品、融資的方法、勞力或資本密集的程度，和出口的市場，全都在不同的工業行業中產生了利益衝突。事實上，衝突甚至大量存在於一個行業之中，原因是大部分工業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都是低程度的。這代表生產過程被分割成不同的次行業，它們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營運模式。例如，紡織和成衣工業被分成許多的次行業，包括紡紗、織布、針織、整染和製衣。在製衣行業中，可以找到更細分的單位。因着這樣多樣化的利益，一個工業行業中的內訌是不罕見的。例如，在1950年末期，殖民地政府推出的「高本地成品計劃」時，就引發紡紗、織布和製衣界別的一場爭執。
在此歷史關頭，殖民地政府面臨對其有效管治的尖銳挑戰，可說是與今天香港那些對特區政府的質疑並無二致。特別是，隨着商業利益紛爭出現，缺乏利益中介的政治機制，令殖民地管治地位變得不穩。當英國與美國開始對香港紡織品實施出口限制時，情況尤其如此。在1950年代的蘭開夏郡商談和1960年代早期的美國紡織品配額商談中，談判數次破裂，因為香港團隊中不同的工業協會無法達成共識。商談以僵局結束，香港政府亦因各紡織業協會拒絕坐到談判桌前而感到難堪。中華廠商聯合會在調停這些紛爭方面沒有什麼角色，因為控制紡紗和織布行業的多數上海人，都沒有加入廠商會。其時紡織品出口是香港工業經濟的命脈，在紡織業談判中不斷重複遭遇僵局，令殖民地的脆弱根基被嚴重地侵蝕。
這促使殖民地政府建立一個利益中介和利益代表的機制，並將一個新的管治策略制度化。第一步是創造一個新的政治支持基礎。然而，眾多的製造業者並沒有形成任何有認受性的集體參與者（collective actors），能獲政府承認為對話者。因此，在工業界可被吸納到制度之內前，「工業界」需要被確認、定義或建立為一個群體。最終，出現的是一個政治建構出來的參與者，而其界線是由政府、洋行和為數不多的大工業家決定的。在香港建立大量工廠的小型和中型廠商，在工業界代表中被邊緣化，只剩下上海大廠家代表整個工業界的利益。
一個擁有共同經濟特徵的群體（例如工業家），並不會自動擁有政治身份和懂得採取行動。資本家的團結，除了即時的經濟利益之外，通常需要透過不同社會的機制加以強化，例如會員俱樂部、校友關係、親屬關係、董事會連結、特別的政策制定群組等等。在香港的情況，除了經濟特徵外，文化、地域、方言的紐帶亦會被動用去創造工業集團的政治身份。這些紐帶被殖民地政府逐一用於特定的政治目的。
上海廠家和廣東廠家的族群差異，亦被殖民地政府用作挑選支持者的基礎。那些務實的、具國際眼光的上海紡織品製造商被政府培訓為工業經濟的骨幹，而由中華廠商會代表的本地廣東生產者則被邊緣化。與廣東廠商不同的是，上海紡紗商曾受西方教育，英語流利，獲英國商界社群所接納。最終，殖民地政府以香港需要一個完全代表所有主要工業和工程服務的機構為由，成立了新的香港工業總會。
然而，工總的員會制設計是帶有歧視性的。只有那些通常聘請多於一百名全職工人，或每月消耗25000度電（kWh），或擁有價值港幣20萬固定資產的，才有資格成為會員。規模較小的公司只能成為準會員。結果，大量廣東人開設的工廠被新的組織排除在外。即便遲至1971年，總會會員數目亦只達到636個的水平，佔當時製造業企業總數17123間中的極少比例。此外，香港工業總會的領導權仍然牢牢掌控在英國或西化商人手中。在第一屆總務委員會的19名成員中，六人是英國洋行的領袖，包括祈德尊（Douglas Clague）、M.S. Cumming、D.I. Bosanquet、I.E. Johnson、鈕魯詩（W.C.G. Knowles）和 G.M. Goldsack。華人會員包括上海紡織工業家李震之、李楙和王統元。主席是資深的行政局成員周錫年，副主席是祈德尊。唯一的廣東製造廠家是余達之，是工總邀請的成員，惟從未出席過任何會議。
香港工業總會的成立，成功將香港部分最大的廠商拉在一起。因為擁有政府的許可，工總能夠定義何謂工業的「利益」。這個新的參與者可以被安全地放入現行的諮詢制度之中，並將其吸納。第一個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之後是行政局）的工業家是南海紗廠的唐炳源。他是香港特區政府前財政司司長（2003-2007）和前政務司司長（2007-2011）、在2012年曾競逐行政長官一職的唐英年的堂伯祖父。唐炳源的兒子唐驥千，是首位獲得香港總商會主席一職的華人。在這點上，令人不得不注意唐家的系譜和戰後香港商業和政治系譜之間的相似之處。
透過創造一個組織性的參與者，殖民地政府成功減少其利益中介的負擔。在社團主義配置下，很多行業衝突會在公開之前於工總中談判好。殖民地當局將調解紛爭的任務留給香港總商會和香港工業總會處理，自己則負責餘下兩會之間的協調。在接下來的三個十年，這兩個總會被分別認可為商業和工業利益團體的合法代表。這段時期的商業和政治，類似於一個國家社團主義模式，特點是由上而下、國家支持的頂層組織在政策制定和建立共識時擔當一個主動角色。這樣的非競爭性、層級制和有限利益的代表，是為了排除不想見到的社會訴求和幫助統治精英維護有效社會控制而服務的。
國家社團主義和殖民地管治
在經濟和政治中，獲得國家認可的社團主義商業利益佔據主導地位，以及支持殖民地政權的資本家中選獲賜特權，是香港殖民性的特質。其他殖民地也有類似的情況。獨特的是，這種主導地位在香港如何被掩飾、正名和抵消。殖民地管治的一個典例是，相互交織的政策和論述為特權階級和普羅大眾所接受、內化，乃至為之辯護，政治默許由此誕生。
殖民地政府如何處理保護特定商業利益、仲裁行業利益衝突，同時限制尋租以防止社會不滿擴大，這幾個相互矛盾的任務呢？我曾提出如此論點：這個困局由管治精英之間的一種「實質性的共識」所解扣。這種共識有別於選舉或程序性安排的「權宜性的共識」（後者的政策後果是不可預料的）。這種共識之所以是「實質性」的，是因為它仰賴有保證的政策後果。這種實質共識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包括允許商業在政治上發出強音，且同時防止對個別企業偏私。現實中，除了在立法和行政兩局分享政策制定的權力，商界利益所得到的保證還包括，他們最看重的牟利行為可以得到保護，而且通過一系列親商政策措施得到促進，比如低利得稅、限制社會福利支出、最低勞動保障、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進出等。回報則是，商界精英們同意控制自身的利益，接受不干預政策，尤其是當問題涉及某些群組時，殖民地政府避免運用公共資源來幫助或者保護個別行業和企業。無差別干預的策略，加上親商措施，通常被標籤為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從20世紀60年代到回歸前夕，殖民地政府以「近乎宗教式狂熱」嚴格遵守這一原則。除了少數例外情況，對指定行業或企業作出特惠資源分配的要求，比如政府撥地、工業融資、高科技項目等等，統統被拒絕。無論何時出現矛盾，都根據無選擇性干預的原則處理。
該政策得到公眾接受，是因為其某程度上限制了有權有勢的商家的尋租行為。雖然寡頭在許多行業都存在，整體的政策後果對於沒有權勢的民眾而言仍是可以接受的。和東亞的發展型國家相比，這產生了另類的「合作優勢」。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特點是強大的干預型政府，可以改變投資決策和管束企業。相較之下，親商的香港殖民地政府則通過避免干預市場活動來限制商界攫取。除了限制尋租，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得到公眾支持，還因為它抓住了那個特定歷史時空的社會情緒。自由放任主義就像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的對立面，那裏沒有自由市場、限制個人自由、政府過分管控、缺乏流動性和個人機遇、經濟落後。在一項關於自由放任主義的調查中，「不被干涉、不碰政治、為自己和家庭打拼」是香港普通人的共同需求，「而這正是自由放任主義所能提供的」。自由放任主義還被與自由競爭聯繫在一起，而自由競爭被視為有助增加社會流動性和個人機遇。這使得體制可以用機會平等，而非所得一致，來自我正名。在這種情況下，普遍的社會價值和環境的咬合，讓某些意義和概念被加載到放任主義身上。也因此，一個19世紀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巧妙地成了一種統治策略的基礎。
中英談判之後，這種管治理念逐步退化，最終在1997年回歸之後停止運作。接下來的歷史發展則有一些爭議。有學者提出，殖民地政府和英商之間的傳統管治聯盟被逐步替換，取而代之的是過渡時期中，北京和香港大商家之間的「邪惡聯盟」（unholy alliance）。新的聯盟在內地投資和維護商界在香港的主導地位等方面有共同利益。雖然被利用的機構不一樣了，但新的聯盟仍是通過舊的政治籠絡機制築成的。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商界精英就被任命為基本法起草和諮詢委員會、多個籌備工作委員會、臨時立法會、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成員，以及其他多種職位，比如香港事務顧問等等。相反的意見認為，相較之下，香港特區政府未能成功鑄造新的政商聯盟，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和能力下降是因為商界精英中間人角色的崩壞。按照此論述，導致這種崩壞有幾個因素，包括獲指派的商界精英，與崛起的公民社會之間有限的連結，公眾對政商勾結的懷疑越來越重，以及「經濟主義」作為香港的存在理由越來越不具吸引力。
雖然這些判斷頗有見地，我們認為還有更為深入的原因。事實上，此前提到的社團主義安排早在80年代，就因為香港和大陸的地緣經濟變化而開始崩解。商界的政治參與形式出現了變化：由商業行會政治轉變成以個體企業及寡頭網絡為主導。因此，商業行會的中間人角色減少了。利益衝突不再通過行業和子行業之間的政策爭議彰顯。衝突的重點集中於一些個別利益。實質性共識的基礎也因此消失了。由於北京不允許選舉結果完全取決於選票，《基本法》不能靠權宜性共識來取代這個體系。換言之，在國家社團主義和實質性共識開始衰落的時候，新的權力技術還未出現，以取代舊的殖民地管治模式。
結果是，雖然1997年之後很多體制安排看來都被延續了，但整個體系的運作方式不同了，因為參與者的性質改變了。這些改變被更大的歷史進程和情境塑造，在過去幾十年間數項並行的地緣經濟變化中即可窺見。這包括香港的經濟結構重組、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改革、香港回歸、民主化計劃的失敗等。這些地緣經濟變化現在是眾所周知的常識。迄今我們的分析重點未有涵蓋的是，這些變化對於商業發展規律和商界政治角色的影響。一個譜系研究將帶我們聚焦這缺掉的一環。
經濟結構重組與商業集團化
1978年到1997年，是香港商業和政治的關鍵廿載。除了已被多番論述的主權移交，還有數項相互交織的變化，使得這一時期成為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這些變化包括去工業化、英資撤退、本地商業集團化、混合型商業出現、政治機構重組，以及政治本身的再定義。這些變化共同構築的僵局，削弱了九七後的管治效能。
首先，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對香港經濟和商業發展產生了毋庸置疑的影響。這已是個耳熟能詳的故事：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香港的工業將大部分的生產線都轉移到了土地和勞動力都更廉宜的珠三角地區。許多廠家保留其在香港的辦公室，僅為處理設計、營銷、會計和其他金融法律事務。這導致了香港快速的去工業化，並引發了一波經濟結構重組。製造業迅速被服務業取代，後者包括銀行、地產、旅遊和物流等。在這期間，製造業對就業的貢獻從40%跌到10%，而服務業的則從50%上升到80%。到了2015年底，製造業僱員僅佔整體的不到3%。
迅速的經濟結構重組對商業產生了重大影響。一開始，去工業化加速了商業的多元化。香港從製造業基地變成金融和服務業中心的過程中，本地企業，尤其是大企業，進入了不同行業。雖然許多本地企業在20世紀70年代便開始跨界擴張，但去工業化加速了這一進程。這在紡織業和其他一度擁有大型工廠的製造業中尤為顯著。生產線移到中國大陸後，空出來的廠地便留給地產商去發展了。
更重要的是，商業的跨界擴張導致了巨型商業集團的產生。回歸前夕，香港最大的商業集團在投資上已經呈現出非常多元和廣泛的特點。與西方的商業巨擘——比如微軟、飛利浦、大眾汽車等相比，香港的商業集團少有專注於單一產業。他們越來越像日本的株式會社，如三菱，或者南韓的財閥，如三星，用橫跨多個行業的眾多自主經營公司組成大型集團。現有的研究指出，財閥們有三大結構特點：首先，他們的企業管治架構由創業的家族控制或主導。第二，他們利用一家控股公司控制大量形式上獨立的公司。第三，他們的生意橫跨許多不同行業，投資極其多元化。在大部分財閥中，創業家族只持有集團的小部分所有權。其對集團的控制是通過在子公司之間設立極其複雜的持股關係達成的。除此以外，創業家族的成員通常擔任頂級管理層職位，就像職業經理人那樣。
這些財閥型的大型企業集團在香港的顯貴家族集團中也有跡可循。典型案例就是李嘉誠家族的長江控股，其旗下擁有大量不同行業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涉足超過50個國家。李嘉誠上世紀50年代在塑料製造業起家，而其產業真正的集團化始於1979年，當年他從英國商行手上買下了和記黃埔，李氏商業帝國即從這裏奠基。單是在香港，李嘉誠的商業集團涉足的行業，包括了地產、酒店、超市、藥店、電訊、集裝箱碼頭、電力、傳媒、和生物科技等。毫不誇張地說，一個人從生到死的各種需求，這個集團都有供應。長江集團並非特例。鄭裕彤創立的新世界發展和周大福控股，則覆蓋了從珠寶、地產、基建、能源、交通、零售、電訊、採礦、酒店到傳媒的多個行業。
大型商業集團對政商關係有重要影響。首先，大型商業集團意味着這些商界精英的利益不再限於單一行業。二戰前後，製造業者組建產業聯盟，但回歸前後，商業集團並沒有按產業分群聚合。殖民地時期一度深重的行業間衝突，已不再是政爭的主要來源。在新形勢下，認受香港總商會和香港工業總會，作為商業和工業利益的獨家代表的社團主義安排，變得不那麼重要。商業集團的頭頭腦腦們現在擔任多個協會的主席，包括香港總商會和香港工業總會。這些組織對政策的關注也完全模糊了。
第二，商業集團的形成增加了大型商業的規模和資本集中度，但也同時加速了整個商界的碎片化。有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行業間關係網的密度有所下降。這是因為華人企業集團已開始通過向不同產業拓展，多元化其投資以建立他們自己的商業帝國，而非依靠強化家族間的結盟。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過去在英國商行領導下，按照社團主義的安排進行的商界精英聚合已經衰落，大型商業集團下的商界結構已經愈發「核化和細胞化」。
第三，隨着行業區隔漸變得無關緊要、社團主義式的調解斡旋日益式微，以及精英聚合的衰落，利益衝突變得具體化。換句話說，尋租逐步取代了前面提到的實質性共識。這不時在商業集團之間引發激烈競爭。因此，爭議性項目大量出現，其中大部分都來自香港特區政府對某些商業集團的不公正對待或偏愛。數碼港項目就是一例。政府沒有進行公開招標，就將這數以十億計的項目交託給李嘉誠之子李澤楷所擁有的盈科拓展集團，引發許多地產開發商強烈抗議。其他例子包括北角項目、西九龍文化區項目、橫洲開發項目等。這些項目要麼涉及競爭中的商業集團試圖攫取政府簽發牌照許可中的經濟利益，要麼懷疑存在官商勾結。有學者觀察到，2012年特首選舉讓這種精英間的競爭掀起一波高潮。在競選中，唐英年獲得頂級地產開發商，包括李嘉誠、郭氏兄弟、李兆基、黃志祥、胡應湘等的支持。唐最終被梁振英打敗，支持後者的是次一等的地產開發商，比如恆隆集團的陳啟宗和瑞安集團的羅康瑞。
隨着尋租政治普及，商界精英就有很強的動機要直接參與回歸後的政治。而香港特區的制度安排使這種參與變得可能。根據《基本法》，立法會和特首的選舉安排都讓商業可以有很大的話語權。這已被多項研究詳盡分析，我們在此不作重複。可以說，商界超比例的影響力，通過大型商業集團得到進一步加強。最顯著例子就是特首選舉委員會。在其中，數個商業集團通過自身來自不同行業的代表控制了相當數量的選票。2017年的特首選舉委員會中，1200個席位中，四分之一是無競爭當選的。而這些無競爭當選的委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大型商業集團提名的。表面上，選舉委員會要保證不同社會和經濟利益得到均衡代表。但實際上，力量排布是向大企業傾斜的。不過，要說這種不平衡會將商界力量自動轉化為政治力量則言之過早。這樣的結論忽略了北京對特區政治的影響，這種政治影響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過其對在港混合型商企的控制施加。
地緣經濟融合和混合型商業的出現
集團化只是回歸後香港商界面貌的主要變化之一。另一個變化是混合型商業的崛起。回歸前20年，香港不僅發生了迅速的經濟結構重組，陸港之間的地緣經濟融合也越來越緊密。這種融合包括港資轉入大陸、大量陸資進入香港，以及跨境商業運作的出現。因此，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商場中行業區隔愈發無關緊要，還有商業的「身份」愈發模糊曖昧。
這種模糊曖昧以兩種方式互相連結。其一，商業的發源地。由於跨地區、跨邊界的資本投資越來越多，加上中港商業集團之間交叉持股的增加，區分本地市場競爭者和外國投資者變得更加困難。實質上，香港本地和大陸的資本越來越多地合併，形成了共生關係，並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發展了大量商業項目和關係網。這種商業運作的融合對於商界在政治中的角色有重要影響，因為參與者不再限於香港特區以內的了。其二，所有權的性質。1997年之前，在香港運營的公司，大部分都是私人企業。1997年之後，這一局面開始改變，交叉持股在中港企業中越來越常見。這導致私人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了新的混合型商業模式。這種混合型商業的運作基於不同的經濟理性，不僅是單純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這一過程始於英國商行的撤出，以及香港本地華資主導地位的上升。其標誌性事件是李嘉誠在1979年收購和記黃埔。不久，包玉剛買下了九龍倉和會德豐。對英資企業的收購大大擴張了這些先鋒資本家的商業版圖，並為他們鋪就了構築大型商業集團的道路。失去九龍倉使得怡和洋行進行了防禦性的重組。再加上香港未來的不確定性，怡和和太古在80年代遷冊至百慕達。在1978年到1997年之間的關鍵時期，香港本地華資有效地削弱了英國商行長達百年的主導地位，並在隨後的數年間，成功地確立了他們自己的主導地位。到了1997年，十大本地華人商業家族（包括李嘉誠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勝家族、吳光正家族和鄭裕彤家族）已經控制了佔香港股市市值45%的資產。
然而，在接下來的20年中，本地華資的顯赫地位逐漸被籠罩於崛起的大陸資本的陰影下，尤其是與國有企業有關的陸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國有企業自殖民地時期之初便在香港運營。最早的一批中就包括華潤集團。最初在1938年，該公司以聯和行名義在港註冊，之後在1948年改名為華潤。內戰期間，該公司的任務是為中共募集資金、保障必要的物資和設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華潤進行了數輪重組。最終，公司由貿易部直接管轄，並成為中國大陸唯一的進出口代理商。在此後30年中，華潤實際上壟斷了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往來。在戰後殖民地時代，其他在港運營的國企包括招商局集團、中國旅行社、中國銀行及其關聯銀行等。這些企業在殖民地時期一直保持低調，直到中國光大和中信集團在回歸前以引人注目的交易和高調的商業運作嶄露鋒芒。和本地企業一樣，1997年之前，陸資也發生了大規模的集團化。
隨着中國經濟在21世紀初起飛，大量陸資開始在香港扎根。和1949年大量逃亡資本湧入時情況相似，陸資在新世紀的到來也給香港的商業和政治帶來了重大變化。不過，和早期逃亡資本不同，這些新來資本並非為逃離中國大陸而來。它們在大陸多地有大型商業建制和運營，進入香港是為了利用一國兩制下投資機遇上的優勢。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陸資，包括騰訊、中國移動、中國建設銀行、中海油、中國工商銀行、中信集團、中銀香港、中國銀行、平安保險和中國海外發展。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長實（李嘉誠家族）、新鴻基地產（郭炳聯家族）、恆生銀行和港交所，可被視為香港本地企業。1997年時，香港股市市值45%的資產由十大本地企業把持，相形之下，可見變化之巨。
這一巨大變化的影響遠不止在數字上。原因在於主導陸資的特殊激勵機制。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是涇渭分明的，私人部門由私營企業組成，這些私企有明確的所有權結構，營商目的是為了利潤最大化。然而在中國大陸，情況更為複雜，因為產權高度分散，而且公私所有權交疊。大陸有大量企業是不能被清晰歸類為公共或私人企業的。除了明確的公有和私營企業，不能清晰歸類的企業包括集體所有制企業、有公家和私人股東的控股企業、公私合營企業，以及假裝為國有或集體所有企業的私人企業等。此外還有與身處要職的官員有政治關聯的裙帶企業，與全國性或地方性壟斷或寡頭關聯的關係企業，不一而足。
有學者把這現象稱之為「重組所有權」（recombinant property），即私人和公共的特質消解、交織和重組後出現的新的所有權形式。這是一種組織性對沖的策略，在後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競爭者用這種策略實現資產的多元化和資源的重新整合，以降低在不確定環境中的風險。在重組所有權的結構下，許多混合型商業必須承擔非商業的功能，比如完成由中央政府確定的政治任務。換言之，混合型商業，尤其是相當一部分所有權由國家持有的，要同時回應市場信號和政治誘因，因為負責運營的是政治經理人。這是一群技術官僚，負責管理國有企業和國家控制的混合型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他們都是黨員和幹部，並通過所管理的企業的表現獲取政治本錢。黨控制着這些企業的董事長們和首席執行官們的任命、輪調和轉崗。這些幹部兼經理人爭取以有利於黨和國家的方式發展企業，以期企業的表現可以讓自己的仕途更進一步。
從這個角度看，在港混合型商業愈發突出的地位對於商業和政治都有重要影響。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港混合型企業不以獲利為單一目標。在這些公司的議程中，堅持北京方面的政策重點也是很重要的。舉個例子，與大陸有關聯的企業不會在對北京的政策持批判立場的報紙上刊登廣告。混合型企業的員工也會從管理層處得到指示，要他們在選舉期間投票給指定候選人，甚至加入其競選活動。
值得注意是，混合型企業的發展是雙向的。香港不只是被動地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本投資。香港有大量商業集團與大陸各個層級的政府、黨委，甚至軍隊和企業組建了合營公司。許多大陸企業，包括中央和省級政府的下屬公司，也在香港有業務，或者與香港本地企業有合作。這些混合型集團已經表達了單純獲利之外的多種關切。比如，有報導指鄭裕彤家族在內地投資的許多項目和合營企業獲利並不多。部分甚至是福利或慈善企業，但這些項目獲得北京的讚許，並讓該家族與不同層級的政府建立了寶貴的關係。新世界發展資助的大陸高級官員到哈佛培訓的項目便是一個好案例。難怪觀察人士發現，顯赫家族所持有的公司更有可能與北京方面建立聯繫。
回顧往昔，隨着香港越來越融入中國經濟，商業運作也變得越來越「中國化」。香港的經濟不僅僅是向本地競爭者開放的競技場。與此同時，來自香港和立足香港的商界精英也不僅僅在作本地競爭。資本的混合、經濟邊界的模糊、跨境資本的多變和機動，意味着商界面對着多重政治；商界的政治參與不再僅僅反映香港資本家的經濟利益，同時亦事關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因此，許多人已經準備好，通過緊密追隨北京的政策來擔任新君的政治買辦。這與殖民地時期之初本地商人扮演的角色是相似的。
因此，構築殖民地管治基礎的舊式政商聯盟已經衰落。要滿足新競爭者和新競賽，就必須創造出新的權力技術。再加上，就連政壇的邊界也都已經變了。在當代香港，表面上非政治的事也變得政治化。香港特區的商業和政治也因此必須被重新認識。
政治再定義
隨着商界不再只盯着利潤，而商界精英也不再只頭戴一頂帽子，他們的政治觸角也伸得更遠更寬。傳統政治機構，例如立法會和行政會議，對於他們來說太過有限。許多人通過將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槓桿，已經進入了新的競爭場域。從這個角度看，現有的學術研究落後於現實發展，因為前者繼續聚焦於商界對於傳統政治機構的控制。
殖民地時期，主要的政治機構包括立法局、行政局，以及奉行諮詢管治的殖民地政府建立的繁複精細的諮詢機構體系。對於殖民地時期商界影響力的分享主要集中於這些機構的人員構成上。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成員構成了一個「相當緊密的團體」，直接代表着大商家和銀行業、工業家和僱主的利益。有學者追蹤機構成員的交疊發現，法定機構被少數商界精英控制，後者是「最富有的、最老牌的、最包羅萬象的，而且他們在香港擁有的資產超過其他任何同類團體」。在「行政吸納政治」的過程中，現有的或新興的精英被納入政府主導的諮詢體系，推動政策決定合法化。
最近的一些研究繼續沿着這一路線前進，描畫出多個政府委員會和法定機構的商界成員。不過，商界在香港特區官方機構中的參與只是當今商界政治參與的一小部分。自邁向九七以來，政治機構已有大幅增加。回歸前夕，為了與殖民地政府爭取精英的支持，北京讓許多商界和社會精英加入了它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特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特區籌委會，以及讓他們擔任香港事務顧問、地區事務顧問等等。回歸之後，特區之外的新的政治機構也成立了，或開始允許商界精英和北京的支持者加入，包括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地方人大和政協等等。
除此以外，商界精英也積極地設立新的公民組織，包括政黨，比如自由黨、經民聯和新民黨。與在各行各業長期存在的傳統商會不同，這些公民組織中許多並非以商業為導向，也不代表行業利益。它們是社會性聯會、宗親會、聯誼會或者慈善會。一個好例子是香港東莞社團總會，該會2014年由陳永棋創立。陳永棋是長江製衣集團的董事總經理、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永遠榮譽主席、亞視的前首席執行官、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還是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的主席。相似的組織，比如香港清遠社團總會和香港佛山社團總會，也大致如此。他們與駐港中聯辦和中共統戰部關係密切，幫忙推廣國家政策、培育社會支持，並在活動、競選和民眾動員中擔任政治掮客。
另一個商界抓住的新競技場就是智庫。在新成立的智庫中，最矚目的是團結香港基金會。該基金會由前特首董建華牽頭。董建華的人生經歷恰恰反映了商界在香港政治中譜系。董建華生於富裕商人家庭，繼承了船務帝國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並在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內成為了行政局成員。儘管從政經驗和公共服務經驗有限，董建華在特首競選中獲得了壓倒性勝利，這有賴於中央政府和選舉委員會中親北京大商家的支持。2005年董建華辭職，並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2014年，他創立團結香港基金會，一同上船的還有香港商業巨頭，如馮國經（利豐集團）、鄭家純（新世界發展）、陳啟宗（恆隆集團）、何超瓊（信德集團）、李家傑（恆基兆業地產）、郭炳聯（新鴻基地產）、羅康瑞（瑞安集團）、呂耀東（銀河娛樂）、王冬勝（匯豐銀行）、林建岳（麗新集團）、李澤楷（盈科拓展）、彭耀佳（怡和控股）、霍啟剛（霍英東集團）和黃志祥（信和集團）。有趣的是，隊伍中還包括來自大陸的企業集團或混合型企業的高層，包括趙令歡（聯想集團）、張茵（玖龍紙業）、張磊（高瓴資本）、陳經緯（經緯集團）和許榮茂（世茂集團）。基金會與中聯辦在執行多項任務中關係密切，其擔當的角色包括政策智庫、資金來源、人脈平台、與北京溝通的渠道，乃至競選工程機器。
到目前為止，商業集團參與的最具爭議性政治活動就是對傳媒的控制。除了數碼媒體之外，當代香港幾乎所有傳統媒體，包括電視、電台、報紙和雜誌，都已被商業集團收入囊中。他們可以通過砸錢收購讓不友善的報導從此噤聲。諷刺的是，不在此列的是兩家老牌親北京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這兩家報紙都為國家所有，由中聯辦直接監督。通過控制大眾傳媒，這些商業集團試圖塑造公共意見和影響公共話語。這讓他們找到了參與政治的新方法，將經濟力量轉化為話語槓桿。
總而言之，這些商業主導的新領域反映了政壇邊界的變化。與殖民地時期不同，九七後的政治不只是關乎政策爭議。商界參與政治也不只是為了尋租和利益最大化。目標、行動者、競爭場域和競賽規則都發生了劇烈變化。只不過，政治實力對於商界精英是一把雙刃劍。商界對本地政治的介入，可能符合北京的政治利益多於本地精英的直接經濟利益。商界精英調控他們的政治忠誠、公共影響和經濟利益的同時，也面對着越來越微妙的處境。無論是否喜歡，他們都要通過市場影響力和國家認同來展現他們的政治「義務」。和殖民地時期不同，從政治生活中抽身，會給他們的生意帶來經濟上的後果。
結論
追溯政商譜系，讓我們看見香港商業勢力在不同時期的面貌。雖然商界在香港享有無出其右的政治影響力是不爭的事實，但這種導控力量並非單向或靜態的。商業及商界的多面角色，諸如資本、行業利益、企業實體、行會成員、關係網絡等，展現着因應不同歷史時期變化的經濟和政治理性。因此，商界利益不可被視作眼前所見即理所當然。點算管治機關中商界控制的席位，或描畫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網，最多也只能展現部分的商界影響力。
一旦我們看到商業作為歷史參與者的多變，殖民地時代的舊政商聯盟為何停止運轉、九七後的香港為何難以形成新的聯盟，就顯而易見。雖然殖民地政府成功地通過結盟關係將商業利益鑄成一種社團主義秩序，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商業的急劇轉型，卻讓這種權力技術變得陳腐落後。大企業群的集團化和碎片化，加上混合型商業的出現，已改變了商業參與的性質，新的理性邏輯也因此出現。伴隨這個新的不確定時代而來的，還有陸港政治邊界的交錯、對政治和公共爭議的再定義。
和殖民地時代不同，商業精英們現在面對多重政治博弈。過去，商業的目的相對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場佔有率的最大化，而現在，商業精英在做投資決策和選擇政治立場時，有如走鋼索。他們努力摸索，以期找到在做商業決定時，盡可能滿足政治盤算。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亦然，努力尋找新的權力技術以仲裁社會矛盾和滿足彼此競爭的訴求。對於雙方來說，新的管治形式仍然有待發掘。
（吳德榮，澳門大學政治學教授）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中文版原題為《吳德榮：商業和政治在香港的譜學》。因排版關係，文章註釋未一一列明，詳見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