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舊金山大學經濟學者Peter Lorentzen最近撰寫了一篇論文，講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何會容忍抗議（中國稱之為「群體性事件」）發生。以往絕大多數論述社會運動和抗爭政治的文章，都會從抗爭者的角度出發，例如論述組織如何運用資源、如何籠絡旁觀者支持等等。在這類著作中，政權往往是固定的，是「政治機會結構」：例如當政權分裂，抗爭者的政治機會便會擴大；政權加強打壓，政治機會便會縮小。然而Lorentzen指出，這種研究進路有缺漏，忽略了政權本身也會思考策略。因此其文章突破之處，在於嘗試視北京政府為會思考策略的行動者，會設計機制去誘使抗議者按自己的意願行動。
Lorentzen提出了四大疑問：（一）為何北京政府對於全國各地的抗議會時而打壓，時而稍作妥協以平息民憤？（二）為何中國的抗議者多數會拒絕升級？（三）抗議究竟是「安全閥」（safety valves）還是「星星之火」？（四）如果北京能從各地抗議中得到資訊去判斷地方政府施政是否得宜，為何不使用其他較安全的渠道例如上訪等？其中（一）、（三）兩問特別有趣。（註一）
關於北京為何容許抗議，以往已有學者論及。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政政系教授李連江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系教授歐博文（Kevin O’Brien）就曾合著論文，指出由於中國地大，資訊傳播時有偏差，地方難管，因此各地的抗議其實能為北京提供資訊，令其知道哪裏有貪腐要整頓、哪裏有不平之事要處理（「不平之事」即是“grievance”）。
然而即使如此，為何北京有時選擇打壓，有時卻選擇妥協呢？Lorentzen提出，對北京而言，最重要的資訊不是「哪裏有冤屈」，而是「各地不平之事的程度（intensity）為何」。抗議是「警示器」（signaling device）。對北京而言，由於抗議眾多，不可能全部妥協或完全打壓。完全打壓的話，將令抗議者轉向地下，麻煩更大；滿足所有訴求的話，則會導致各程度的抗議增加。因此一些「不平程度較低」的抗議，北京會任由地方官打壓，去提高抗爭成本。那些付得起成本堅持抗議的人，「不平程度」自然較高，北京就有較大可能會選擇讓步，以防抗議升級成挑戰黨統治地位的大型抗議。Lorentzen引述其他學術研究的例子以佐證，例如2000年後，中國都市內的失業者抗議越發普遍，北京政府繼而擴大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當抗議減少後，又把「低保」規模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