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莫哲暐:你在抗爭時,政權也在思考

美國舊金山大學經濟學者Peter Lorentzen最近撰寫了一篇論文,講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何會容忍抗議(中國稱之為「群體性事件」)發生……


Lorentzen提出,對北京而言,最重要的資訊不是「哪裏有冤屈」,而是「各地不平之事的程度為何」。對北京而言,由於抗議眾多,不可能全部妥協或完全打壓。完全打壓的話,將令抗議者轉向地下,麻煩更大。圖為2005年1月5日,秀水市場的攤主北京抗議政府關閉市場。  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Lorentzen提出,對北京而言,最重要的資訊不是「哪裏有冤屈」,而是「各地不平之事的程度為何」。對北京而言,由於抗議眾多,不可能全部妥協或完全打壓。完全打壓的話,將令抗議者轉向地下,麻煩更大。圖為2005年1月5日,秀水市場的攤主北京抗議政府關閉市場。 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美國舊金山大學經濟學者Peter Lorentzen最近撰寫了一篇論文,講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何會容忍抗議(中國稱之為「群體性事件」)發生。以往絕大多數論述社會運動和抗爭政治的文章,都會從抗爭者的角度出發,例如論述組織如何運用資源、如何籠絡旁觀者支持等等。在這類著作中,政權往往是固定的,是「政治機會結構」:例如當政權分裂,抗爭者的政治機會便會擴大;政權加強打壓,政治機會便會縮小。然而Lorentzen指出,這種研究進路有缺漏,忽略了政權本身也會思考策略。因此其文章突破之處,在於嘗試視北京政府為會思考策略的行動者,會設計機制去誘使抗議者按自己的意願行動。

Lorentzen提出了四大疑問:(一)為何北京政府對於全國各地的抗議會時而打壓,時而稍作妥協以平息民憤?(二)為何中國的抗議者多數會拒絕升級?(三)抗議究竟是「安全閥」(safety valves)還是「星星之火」?(四)如果北京能從各地抗議中得到資訊去判斷地方政府施政是否得宜,為何不使用其他較安全的渠道例如上訪等?其中(一)、(三)兩問特別有趣。(註一)

關於北京為何容許抗議,以往已有學者論及。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政政系教授李連江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系教授歐博文(Kevin O’Brien)就曾合著論文,指出由於中國地大,資訊傳播時有偏差,地方難管,因此各地的抗議其實能為北京提供資訊,令其知道哪裏有貪腐要整頓、哪裏有不平之事要處理(「不平之事」即是“grievance”)。

然而即使如此,為何北京有時選擇打壓,有時卻選擇妥協呢?Lorentzen提出,對北京而言,最重要的資訊不是「哪裏有冤屈」,而是「各地不平之事的程度(intensity)為何」。抗議是「警示器」(signaling device)。對北京而言,由於抗議眾多,不可能全部妥協或完全打壓。完全打壓的話,將令抗議者轉向地下,麻煩更大;滿足所有訴求的話,則會導致各程度的抗議增加。因此一些「不平程度較低」的抗議,北京會任由地方官打壓,去提高抗爭成本。那些付得起成本堅持抗議的人,「不平程度」自然較高,北京就有較大可能會選擇讓步,以防抗議升級成挑戰黨統治地位的大型抗議。Lorentzen引述其他學術研究的例子以佐證,例如2000年後,中國都市內的失業者抗議越發普遍,北京政府繼而擴大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當抗議減少後,又把「低保」規模縮小。

另一問題是,究竟抗議是「安全閥」還是「星星之火」呢?「安全閥」的作用是釋放部分蒸汽以減去壓力,防止爆炸。抗議之為「安全閥」,就是抗議者參與抗議後,能發洩怒氣,因而減少不滿。但Lorentzen認為此說不準確,因為中國很多抗議者均重視成果,而非爭一時三刻的發洩。至於「星星之火」,當然就是「可以燎原」。某處爆發抗議,容易引發連鎖效應,令周邊也爆發抗議。因此抗議其實提供了兩種資訊:縱向和橫向。正如上述,縱向資訊就是北京希望取得的;橫向則是提供予其他抗議者,會引發連鎖效應,這是北京要遏止的。

Lorentzen繼而指出,在北京而言,抗議最好是「受控地焚燒」(controlled burn):一方面能從中得到資訊,知道哪裏的抗議不平程度較高並解決之(縱向),繼而防止升級或擴張(橫向)。這種「受控地焚燒」在中國之所以可能,皆因長久以來,地方抗議者多針對地方官,並較信任中央政府,因此可說官民對「抗議」有共同理解。此外地域分隔、資訊相對不流通,也有利「受控」。

然而,隨着資訊科技進步,「受控」越來越難,這可能是習近平加強打壓地方抗議和研發新監視和社會控制方式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要問:這研究對香港有何啟示?

根本不需要思考政權在想什麼?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突然想到:如此套路,不正正就是香港人最常用的思考模式嗎?我們時不時便會聽到評論員、從政者,甚至茶餐廳阿叔和姨媽姑姐等議論:「北京在想什麼」、「習派要鬥江派」、「林鄭是否吹和風」、「袁國強是否有政治考慮」、「邊個最開心」。這都是在思考政權的策略。然而我認為,我們仍然可以從文章中得到些少啟發:

首先,思考政權會如何想、有何策略,是非常合理的。近年有一些香港朋友會說:「根本不需要思考政權在想什麼,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倒不如做好自己,凝聚民氣,不宜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有這種想法,其實也不難理解。例如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期間,「消息人士」不斷放風,謠言四起。論者各有臆測,不少是道聽途說陰謀論。例如說「江派」和「習派」權鬥,因此曾俊華有機會獲欽點等。一些反對陣營人士難免會因此而認為所謂「推敲」都是無的放矢、胡亂猜度,倒不如集中鞏固自己更好。

Lorentzen也承認,不可能取得任何直接的實質證據,去證明以自己的推敲無誤。因為你根本不會訪問到習近平,就算訪問到,他也不會講真話。然而,這不代表我們不可以盡量蒐集資訊、旁敲側擊、尋找合適理論和模型,繼而謹慎用邏輯去推敲。例如早前中共召開「十九大」,有種種傳言和推測。其中有些是信口開河的,但也有些可以拿出理據去佐證。如何分辨,是一個學習過程。

拒絕去推敲政權的策略,其實也是思考懶惰。如果永遠只視政權為一堵不動如山的高牆,對制定自身應對策略並無助益,甚至是不負責任。思考當權者策略,並不就等同是陰謀論。陰謀論是道聽途說,嚴謹推敲則需要耳聽八方、博覽群書、疏通學理、深入研究,並謹慎為之。推敲當然是困難的,尤其在威權統治下,政府必定阻截資訊流通,決策隱密,甚至會特意製造謠言擾亂視聽。但正因為困難,香港的民主陣營更需要有人冷靜分析時局,長期觀察北京和港府的行動。一些外國研究中國的學者尚且會用盡方法去研究中國,身在香港的從政者和公民社會團體,理應有更多資源和渠道去深入理解和分析中共和港府。

另,思考政權策略不代表要變得犬儒。香港人的另一極端,就是會說:「北京唔會畀㗎喇」(北京不會容許的了),然後自我約束,並嘲弄不甘屈服而反抗的人。推敲執政者的策略,不等同屈服,而是要謹慎行事,尋找抵抗打壓和推動民主的機會。應退時退,應進時進。即使推敲的結果是北京將全面反撲,香港人也可以選擇打陣地防守戰、或韜光養晦、或在微小處推動民主化。

北京與香港之間,絕對不是簡單的「中央與地方關係」。Lorentzen的論點,大多只適用於中國大陸範圍內(甚至不包括西藏和新疆),不能直接套用在香港。然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聽到有反對陣營從政者說:「十九大與我無關」,實在頗為費解。「十九大」固然不是什麼革命時刻,但確是觀察和分析北京動向的好時機。我認為放下「顧好自己就可以」的思維,多了解北京的整體治國思維,探究港府的管治策略,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抗爭者而言,可謂百利而無一害。

(莫哲暐,自由撰稿人)

參考文章:

Lorentzen, Peter. Forthcoming. “Designing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Post-Deng China.” Modern China.

註一:至於第(二)、(四)問,此處不詳述,看官可自行閱讀論文。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莫哲暐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