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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青年時代的遭遇，往往會奠定他的世界觀與信仰，因為那是他在最缺乏資源、最沒有累積的條件下，這個社會對他的排序。他的遭遇因此會形成他對大部分世界的想像。很有趣的，我是在這些年來共事的中國朋友身上，學到了這件事情。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接觸到各種形形色色的上下游廠商，你很快會發現，1970世代、現在四十歲以上的廠商，普遍比較喜歡跟大公司建立關係、找資源。能找上幾個BAT、華為、大銀行的經理人，很多人就覺得自己通天了，做生意特別有信心，滿嘴胡吹瞎吹，打著「跟某公司特別熟」、「我們公司在BAT裏面特別出名」的名號，在外面到處晃蕩，好像已經做成了幾百億生意似的。樂視的創辦人賈躍亭大概是很具體的代表。
這些事情教會我一些經驗，當人家講得特別好、而你手邊資訊無法判斷真假的時候，就先看對方年紀，85後的人講起話來，至少有六、七分真，而70世代的人說話，十句大概只有一句能聽。
有一次我忍不住跟同事抱怨，為什麼這個年紀的人那麼喜歡攀關係，吹起牛來特別大，怎麼跟年輕人都不一樣。沒想到我一提起，同事們苦水噴天，紛紛抱怨農曆年回家時，這個歲代以上的長輩最在意權勢，鄉裏面請客拜年，年輕小輩一定會被催趕著，向曾經當過政府官員、公務員、解放軍的地方鄉里敬酒，其他人可有可無，勢利眼幾乎不予掩飾，彷彿這是天經地義。
從「85後」年輕人對自己長輩的這種羞赧，你可以感覺出，有一種反權勢的性格在這一個新世代中生長。
1985到1990年出生的這一個世代，在他們大學末期、進社會初期，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行動網路發展。現在的中國，跟2009年我去北京時有很大不同；那時候在街上攔不到出租車，到處很難見到空車，好不容易一輛車子在你面前停了下來，旁邊不知道從哪裡鑽出來一個獐頭鼠目的，一屁股坐上車，留下你站在當場傻眼。
中國的行動網路會領先全球，有著很特殊的發展背景。因為當時整個廣電體制、宏觀經濟體制，還是緊緊抓牢在黨國手中；想要逃逸出黨國的控制，一個手機裏，每個人的app組合都不一樣，每一個手機就是一個世界。要下載什麼app、要訂閱什麼內容，一個人可以在手機裏得到的自由太大。每個人可以藉由組織自己的行動app、行動內容，活在自己手機的世界裏，大幅降低被控制的程度。於是中國的行動網路世代，就這麼意外的爆發。
70世代的人群，在1993年鄧小平南巡、確立改革開放繼續、不受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斷時，正是剛出社會的年齡。當時流行官員「下海」，包括馮崙、任志強這些知名地產商，都是當時下海從商。下海官員背靠政府資源，依賴關係行走商場，這造成了1970世代人群特別迷信關係、仰仗資源，攀上了大公司就沒問題的世界觀。
這樣的世界觀在網路公司崛起後有所鬆動，80後世代開始出現了反叛意識，未必事事要依靠國家。80後的集體精神偶像是特別叛逆的，例如高中輟學卻大紅大紫的韓寒，例如一頭亂髮談什麼都很尖銳的許知遠。
創業牛人開始進入偶像系譜，在行動網路創業的世代，滴滴打車的程維是1983年出生，餓了麼的張旭豪是1985年，今日頭條的張一鳴是1983年，摩拜單車的胡瑋煒是1982年。是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
行動網路逐漸產業化後，這種精神更普遍的推向85後世代的每一個人。你有可能因為做一個微信公號而走紅，有可能通過朋友圈做銷售而創立電商公司。85後的中國青年有一種很強的信仰：靠自己的才華也可以成功，我能做好，是大公司要來找我，不是我去找大公司。
直到這兩年景氣趨緩，90後才是第一批受挫的碎片化世代。我面試過的一些二十幾歲年輕人，已經有過公司倒閉、畢業後無法立刻找到工作的經驗。當我問他們會不會感覺到受挫時，他們會說，還好，因為同學也差不多。
成長在行動網路已成形的這個世代，90後顯得特別的碎片化，已經沒有共同的精神偶像。當我問及，你們有沒有一個，勉強可以稱得上集體偶像的人？每一個人的反應都很驚詫：「那多恐怖，什麼集體，集體聽起來好恐怖。」
也是因為看見了他們，我才明白，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會如此的相信民主、相信自由；在各種恐嚇、各種網路威脅的情況下，還想要繼續說自己想說的話。因為我經歷過那個時代，那個班上同學只要帶日本鉛筆盒、日本水壺，你就會聽說他家裡是電信局、是公家單位的年代。我們要看總統的新年圍爐夜話，總統過世的時候要去靈堂排隊、哭泣，我小的時候，就跟那些五毛一模一樣，相信台獨是要害了我們的國家（笑）。
我知道人能夠自由思考、不被欺騙，感覺是多麼美好。因為我看見過整個社會的改變，而對我來說，這就是我的信仰，我需要終身捍衛的事情。
十九大在北京召開，從這個國家受過最深傷害的世代中走出的總書記，可望繼續領導這個國家。在十八大時期，我們已經瞭解到這位總書記對世界的不信任感、壓抑衝動，而這樣的領導，將帶給80後世代、90後世代什麼樣的legacy，那會是對未來中國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