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觀 廣場 病房筆記之一

生死觀:我站在人生列車的終點站,看人來人往

從急診室到病房,短短一程路,轟轟烈烈,多少迥異的人生軌跡,到了這裏皆殊途同歸。就為了等家人告訴我,「是的,順其自然吧」。


我覺得自己是個站在列車終點站上的人。火車一路喘鳴,經過好多車站,站台上的人們揮著手,指示它往前方行駛下去;直到我身處的車站,才終於發現,前方就是終點了。於是我目送它們駛入終點,同樣地揮著手帕送別,儘管車中早就空無一人。  圖為香港瑪麗醫院,醫生們正進行一個手術。 攝:Stefan Irvine/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我覺得自己是個站在列車終點站上的人。火車一路喘鳴,經過好多車站,站台上的人們揮著手,指示它往前方行駛下去;直到我身處的車站,才終於發現,前方就是終點了。於是我目送它們駛入終點,同樣地揮著手帕送別,儘管車中早就空無一人。 圖為香港瑪麗醫院,醫生們正進行一個手術。 攝:Stefan Irvine/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我覺得自己是個站在列車終點站上的人。火車一路喘鳴,經過好多車站,站台上的人們揮著手,指示它往前方行駛下去;直到我身處的車站,才終於發現,前方就是終點了。於是我目送它們駛入終點,同樣地揮著手帕送別,儘管車中早就空無一人。

一聽到護士說「收咗個Post Cardiac Arrest」(病房裏接收了一位剛剛經歷過心臟停頓並在急診室內搶救成功的病人),我便在如同條件反射般大喊一聲:「誰是主治醫生?」

又是我。

旁邊的同事說:「你都收到駕輕就熟啦。」

這種稱讚可一點也不讓我高興。如我同事所言,在接收長時間心臟停頓並被成功搶救回來的病人方面,我算是「門庭若市」。

我懷疑自己算不算醫「生」,皆因心臟一旦停頓,大腦便會缺氧,缺氧時間越長,不可逆轉的腦部損傷便越大。主「治」也未必算是,強心針、類固醇、生理鹽水、抗生素,用盡一切可能,把可以維持血壓的東西不住傾倒下去,像在荒蕪的田野上灌注活水,縱使沒有半顆種子,也抱著總會長出一點兒東西的希望。真是孤寂的行為啊。

別人的死亡,於我而言......

當我還是實習醫生時,死亡於我而言,是這樣的:掀開一模一樣的粉紅色窗簾,走近躺在床上面容一模一樣的人,在他們身上做出同一套動作,在病歷上寫上同一段聲明,不同的只有死亡時間。

在那些要求實習醫生為死亡病人做心電圖的醫院裏,死亡於我,便是推著一架心電圖儀走進病人身邊,等待屏幕上劃出十二條直線。但總有些波動,總也劃不平。一開始我解開連著金屬扣的拘束帶,後來我移開氧氣面罩,到了最後我越來越迷信,連應該是絕緣體的被子也扔了下床,扭盡六壬就為了讓心電圖歸平;講出口都嫌自己殘忍。

到了現在,死亡於我便是接收一個心跳停頓超過三十分鐘的病人:大眼雞(木棉魚)一般的眼珠子,手電筒照進去像探照黑洞,四肢軟綿綿,上面連著好幾個點滴,心跳咚咚聲,嘴角伸出一根氣管喉,旁邊供氧機吵吵嚷嚷,時不時「嘶——」地鳴響出聲,像火車進站。意思是肺內氣壓太高,氧氣泵不進去了。

我和病人家屬的對話,好像也是一樣的:腦部損傷不可逆轉,心跳可以隨時再度停頓,請做好心理準備,如果不幸再次停頓,我們並不建議心肺復甦,你們的意見是?

停頓與復甦,於病人和家屬而言......

唯一一次我沒有提出DNACPR(不作心肺復甦術),那位病人算是年輕,事發前的健康也算是不差,我講到「請做好心理準備」後,就停了。我當時想,因為他太年輕,因為他很健康,因為縱使心跳再度停頓,說不定也有搶救回來的可能。臨走前我見到床上的病人抽動了一下。那是肌抽躍(myoclonic jerks),是腦部受到嚴重損傷的病徵。病人的心跳畢竟停了足足一個小時。那刻我醒悟到,原來我也是會不甘心的。

那是我唯一一次不甘心,其他所有時候就連家屬也很甘心。每當我說完「我們不建議心肺復甦」後,家人總是說,是的,讓他順其自然地走吧。早上回去上班,昨晚維生指數還穩定的婆婆突然心跳停頓,護士們馬上為她施行心肺復甦法,我手忙腳亂地致電家屬。

「呃早安,我得告訴你一個遺憾的消息,你的母親突然心跳停頓,我們正幫她施行心肺復甦法......」

話筒傳出女兒愕然的聲音:「不,媽媽她並不想的,她一直希望能平平安安地過身。」

我越來越發現DNACPR並不是那麼難以啓齒的話題,新進來的末期病患就算維生指數穩定,我也會詢問家人意向,得到的答案,往往都是,「是的,其實我們做好心理準備了」。

後來上司見我經手很多DNACPR個案,便告訴我,其實我也可以與家人商討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聲明病人心跳停頓時,毋須為他/她施行心肺復甦法。我這才恍然大悟,想起在香港原來還有預設醫療指示這個選項。我上學時確實太不認真聽課了。

就等一句「順其自然吧」

醫療倫理課的經典命題是Futile Treatment(無效用的治療)。假想案例中,家人總是要求繼續治療的那方,我們總是義正嚴辭地指出濫用心肺復甦法對病人造成的傷害,或是濫用強心針如何貶損生而為人的尊嚴。開始工作後我反倒懷疑深度昏迷的病人會否因心外壓而受罪(起碼這是我的良好願望),畢竟許多時候醒著的人才懂痛。

一切都顛倒過來。當初口口聲聲強調生命尊嚴的學生,一穿上制服便拼盡全力搶救病人,一百歲的,失智的,躺在床上長期插胃喉的,通通一視同仁拼命心外壓,搓了三十分鐘沒心跳,繼續搓;家人在門外等候,一通電話告知家屬,病人心跳停頓,把他們叫來醫院,又有人告訴他們搶救回來了,又有人告訴他們插喉了,又有人告訴他們病人要被送往內科病房了,又有人告訴他們雖然病人目前有心跳,可是有可能隨時再度停頓你們怎麼看......到了這個時候,他們終於能開口說話:「是的,讓他順其自然地走吧。」

這大概便是所謂的殊途同歸。我那些除去年齡與地址相近便毫無共通點的病人們,走過那麼迥異的人生軌跡,心臟停頓後卻不約而同地被送進同一家急診室,峰迴路轉地恢復心跳,從急診室到病房,短短一程路,強心針、純氧氣、醫護人員重重包圍,供氧機一路尖叫,轟轟烈烈抵逹目的地,就為了等家人告訴我,「是的,順其自然吧」。

我覺得自己是個站在列車終點站上的人。火車一路喘鳴,經過好多車站,站台上的人們揮著手,指示它往前方行駛下去;直到我身處的車站,才終於發現,前方就是終點了。於是我目送它們駛入終點,同樣地揮著手帕送別,儘管車中早就空無一人。

(病房筆記之一)

生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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