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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茅:特朗普時代,尷尬的亞裔教育平權運動

當任何社會問題都要搭上意識形態便車才能到達目的地時,「解決問題」已遙遙無期。


 2016年5月25日,特朗普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洲的競選大會邀請一位亞裔女士上台。 攝:Imagine China
2016年5月25日,特朗普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洲的競選大會邀請一位亞裔女士上台。 攝:Imagine China

8 月初,美國司法部民權司的一份內部通知遭泄露,內容是該部門正物色律師加入一個「調查,並且有機會對有意以種族為綱的大學錄取提起訴訟」的項目。根據《紐約時報》對文件的解讀,這意味着特朗普(川普)政府將向教育上的種族平權政策「強制優待」(Affirmative Action)發起進攻,以維護白人和亞裔申請者的權益。而且,該項目將由民權司的管理層、即特朗普任命的官員直接發起。這條消息瞬間引爆輿論。而亞裔在報端處於最醒目的位置,罕見地成為話題主角。然而在種族矛盾激化的今天,美國政府的這一舉措,無疑讓亞裔面臨尷尬的境地。

入學維權,亞裔陷入政鬥漩渦

這不是美國大學在錄取中的種族強制優待第一次遭到挑戰。自 1961 年甘迺迪總統提出「強制優待」概念以來,它一直是左右兩派爭議的焦點。但由於種族問題的現實,在法律上對強制優待的一次次挑戰,基本以妥協收場。2016 年 6 月,在最有可能一舉推翻該政策的 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2016) 案中,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猝然辭世,搖擺派大法官肯尼迪再次倒戈,讓判決前各方高漲的情緒戲劇性地平息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庭內外,今天強制優待政策最活躍的新對手,已經是美國亞裔。我在舊文章中已經指出過「強制優待」下亞裔面臨的高等教育畸高入學門檻。身處這種境遇,亞裔踴躍加入改寫強制優待政策的隊伍。

近年來,以中產新移民為核心的群體的亞裔組織起來,開始主動尋求與民權活動人士聯合,以上訴、申訴和投票的「入流玩法」,在三權分立的體制內積極尋找破題機會。今年 6 月,在維權組織推動下,教育部調查了普林斯頓大學錄取中亞裔遭歧視的個案,儘管揭開了許多值得推敲的內幕,但結論仍是「沒有硬證據顯示亞裔申請學生遭到了歧視」。

然而,為什麼教育部調查剛結束,司法部突然又把這個話題放進議程?無論是因為共和黨建制派已經逐漸控制局面而推動改變,還是因為新上任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薩奇加大了法律挑戰的贏面,美國亞裔在這場政爭中所受到關注都不該令人意外。因為,今天美國亞裔的存在,對強制優待政策為代表的身份政治來說如鯁在喉,令其在理論和實操上都面對很大麻煩,直接威脅到相關政策的存廢。

與此同時,亞裔的維權並非孤立鬥爭,它始終處在更大的社會運動背景中,並非常依賴後者提供的機會窗口。奧巴馬政府高張少數族裔利益,但其鮮明的平權色彩,實際上沒有為投票給他的大量亞裔精英帶來實際利益——因為優先照顧非裔和西語裔,反而需要擠壓、犧牲亞裔的入學和就業空間。結果在其執政後期,亞裔維權運動開始在全美勃興,從反對加州錄取考慮種族的 SCA5 法案開始,逐漸把整個強制優待政策當做主要的對抗目標。

而特朗普政府時期,白人至上風潮又起,對奧巴馬時期的平權措施的反制中裹挾着極端主義氣味。此時亞裔維權力量的興起,不僅符合一般保守派的利益,也成為白人至上主義可利用的道德資源。因此,亞裔無奈捲入政治鬥爭的大漩渦。

2013年10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正審理'Schuette v. Coalition to Defend Affirmative Action'強制優待法案,學生在法院外請願支持該法案。

2013年10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正審理'Schuette v. Coalition to Defend Affirmative Action'強制優待法案,學生在法院外請願支持該法案。攝:Andrew Burton/Getty Images)

亞裔與傳統身份政治不兼容

亞裔為什麼能扮演這樣的角色?這與身份政治的建築方式有關。身份政治,是以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公民身份、價值觀、信仰等方面的身份為動員方式的社會運動模式。通過回答「我是誰?」、「我屬於哪類人?」、「我與其他人存在怎樣的關係?」這三個問題,身份政治界定一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劇本。

在美國語境下,身份政治的根本敘事是「種族主義是少數族裔痛苦與困難的根源」。黑人與西語裔的貧困、犯罪、健康、司法不公等所有社會問題,或多或少都是——或者,應該是——由白人延續至今的壓迫造成的。相應的,白人經常被認為從出生起就背上了一個「看不見的背包」,裏面裝着一攬子隱形的優勢。出於對歷史正義的伸張、以及權責對等的要求,身份政治呼籲對這種結構性的傷害進行彌補。可以說,道德和責任是身份政治敘事的核心維度,因而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從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到“Black Lives Matter”, 身份政治一直是發起美國社會運動的主流動員方式,碩果累累。而強制優待是身份政治敘事的政策成果代表,儘管爭議不斷,在美國社會的認可度也一直不低。

然而,亞裔的存在是身份政治故事裏的異類,對傳統身份政治敘事邏輯,產生了實實在在的破壞效果:美國亞裔昔日在道德賬上是飽受壓迫的冤家債主,今天的表現和成就卻常常是社會贏家,這種特殊組合,使其註定成為身份政治的絆腳石:

從道德和責任上看,亞裔在美國歷史上遭遇的苦難不亞於任何其他少數族裔,因此亞裔有足夠的苦難資源。從規範性的道德層面看,既然身份政治要以壓迫與苦難為理由提出補償,那亞裔沒有不被照顧的理由——至少,沒有被反向歧視的理由。

於是,亞裔讓身份政治實踐上很難首尾兼顧。如果把身份政治的道德和責任敘事當做金科玉律,把亞裔也像納入強制優待的保護範圍,就等於自毀長城——道德和責任敘事的目的,是在結果上對不公平進行彌補,若亞裔也被納入保護,讓亞裔以比白人低的分數就能進入同等大學,非洲裔、西語裔、原住民和穆斯林的實際機會將大大縮小。

亞裔暗含了一個令傳統身份政治邏輯非常難堪的質疑:「種族主義是今天少數族裔持續的痛苦與困難的根源嗎?」這問題本身就會招致很多道德攻擊,但這個「不道德」、政治不正確的問題,在亞裔身上表現得很清楚。如果回答「是」,那為什麼亞裔能夠從底層崛起?如果亞裔崛起的如很多人所說歸咎於文化或其他因素,那身份政治是不是就變得格外狹隘?如果回答「不是」,那又要身份政治和強制優待做什麼?

這一點被左右兩派政治家看在眼裏。左派政治家明白:在既有的強制優待框架內,這一小撮亞裔精英的訴求很難解決,還可能損害非裔西語裔的基本盤,因此對這塊燙手山芋沒有興趣;右派政治家視其為可利用的政治力量,高層樂見其成,基層頗為拉攏,共同對抗左派。結果使得亞裔維權的議題變得非常尷尬:要整個推翻強制優待,就要以小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政治力量去對抗大群體,成功很難,可能會長期在悲情中掙扎。若想取得進展,就必須聯合保守派乃至白人至上主義者,挺身充當馬前卒,用道德資源換政治支持。但這樣一來,很多真正的弱勢群體失去庇護時,亞裔就變成了幫兇,所以在道義上也面臨很大挑戰,畢竟亞裔在美國的騰飛,也是從搭了平權運動的便車以後開始的。此外,亞裔還有兔死狗烹,最終被白人至上主義者最終踢下船的風險。這是目前亞裔小小的入學標準問題至今無解的外部因素。亞裔的命運,並不掌握完全在自己手裏。

政治對抗綁架了社會問題嗎?

目前已經擺在桌面上的方案,並沒有真正從解決社會問題的角度入手。強制優待的支持者反覆強調非裔西語裔的需要,並沒有提出消除甚至哪怕是減輕對亞裔反向歧視的方案,僅指望亞裔精英能深明大義、顧全大局。

而另一方,強制優待的反對者吸納亞裔社區的道德資源、資金支持,去對抗超出亞裔預期的對手,實際上等於開空頭支票。雙方的話語和敘事反覆相互刺激。這使得亞裔內部的分裂也愈加明顯,不同族裔之間對彼此痛癢的漠視也在加劇。這意味着,問題的最終解決,實際上越來越遠。

回到亞裔入學維權運動的初衷,就會發現這種複雜局面造就了一組多麼奇怪的對抗:亞裔新移民精英只是想稍微拓寬自己的上升渠道,在高層競爭上獲得起碼的公平,他們的競爭對手是各族裔的少數精英。以亞裔精英的體量而言,這只是很小、很具體的利益分配。但他們沒有想到,要達到這個小目標,居然非得影響廣大非裔西班牙裔底層的利益。而為了與一處不公作戰,就得與整個政治機器以及本來沒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其他弱勢群體發生齟齬。

結果,無論是亞裔的入學歧視還是非裔西語裔的貧困艱難,對具體議題的探索,最後不得不變成政黨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全面對抗。這種扭曲反映了政治爭議對社會問題的全面介入。在特朗普時代,政治對抗的雙方逐漸將戰勝視作終極目標,卻有意無意讓社會問題難以真正解決。當任何社會問題都要搭上意識形態機器的便車才能到達目的地時,恐怕「解決問題」已遙遙無期。在今天的美國,一種理性務實的、保障彼此尊嚴的協商共進是否還有空間?恐怕在亞裔平權人士面前,這個問題先需要得到答案。

(草茅,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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