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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在汙染成災之前,試著讓它足跡透明

夏日接近尾聲,空氣汙染的季節又將來臨。但在今年,台灣民眾除了戴口罩、罵政府之外,還能選擇參與「透明足跡」行動,自己的環境自己救。


圖為高雄煉油廠,約攝於1988-1990年間,現已關廠。 攝: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圖為高雄煉油廠,約攝於1988-1990年間,現已關廠。 攝: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八月的台灣,天清日朗,在冬季常是空汙重災區的嘉義市區,空氣甚至清新到可以望見遠方的玉山山脈,多數人多半已忘記在「紫爆」中求生的痛苦,放心地大口呼吸。不過,在難得的藍天之下,由群眾集資350萬而啟動的「透明足跡」計畫仍沒有停止運作,無論是工作團隊或線上資料庫,仍日復一日地抓取汙染數據、揭露企業因汙染而遭到開罰的紀錄。

「透明足跡」計畫是台灣環保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簡稱綠盟)發起的行動專案,計畫原理說來簡單直白:透過追蹤企業汙染數據、撈取即時監控資料,抓出環境汙染的兇手。

看著汙染找兇手,這還困難嗎?在台灣蓬勃的公民環保意識下,只要揭露汙染,還怕廠商不成為過街老鼠?但在近年來幾次重大環境案件中,汙染元兇在眾目睽睽下「搞失蹤」的情節,一再上演:

2016年8月,台大公衛系教授詹長權在雲林麥寮鄉橋頭國小許厝分校的學童尿液中,發現硫代二乙酸(TdGA)濃度偏高,懷疑與鄰近的台塑六輕工廠排放的氯乙烯(VCM)有關。但台塑堅稱學童體內數值異常與六輕無關,主張檢測結果受到汽機車排氣、清潔劑、殺蟲劑、二手菸,甚至「吃太多蛋」等諸多外在因素干擾,不能證明是六輕責任。

而曾震驚社會的日月光排放污水案,最終也因法官認定「上游另有二、三家電鍍酸洗工廠,同樣有排放含有銅、鎳成分廢水的情形,因此德民橋下底泥重金屬含量及魚塭魚體鎳含量超標,無法確認是日月光長時間或因本次鹽酸溢流事件所造成」而逆轉獲判無罪,讓關心環境議題的民眾都憤怒不平。

在義憤之外,仔細研究,不難發現在汙染追溯的道路上,確實有許多汙染移動的足跡被隱匿、被抹去的痕跡。這一次,環保團體想轉守為攻,主動收集數據,向汙染開戰,除了讓汙染足跡「公開透明」之外,更要讓看來雜亂無章的數據成為消滅汙染的武器。

向群眾募資的頁面上,綠盟如此解釋:

「『透明足跡』是個透過全面載入企業汙染源的環境表現數據與資料,進而應用這些數據與資料更精準地掌握環境問題,讓友善環境的行動更有力,並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修法倡議與行動,讓改變真正的發生的全盤計劃。」

空氣汙染嚴重,台北地標台北101大樓被霧霾遮擋,難以看清。
空氣汙染嚴重,台北地標台北101大樓被霧霾遮擋,難以看清。攝:Patrick Lin /AFP/Getty Images

募資時,綠盟也承諾:

「透明足跡不僅彙整了所有政府已開放的即時監測資料集,也 24 小時不間斷地匯入各地方政府公開的即時監測資料,並以清楚易懂的方式呈現企業 24 小時內,以及最近一個月的排放情況,將違法超標的排放情況凸顯出來。」

嚴格說來,以「數據」思維介入環境汙染,台灣過去並非無人嘗試。例如中研院的空氣盒子,讓民眾自己收集數據、開放資料,不但能即時追查空污真兇,也能預測空污擴散趨勢。環保署網站上也已公開各測站的實時空氣偵測數據,也可以搜尋各企業的汙染裁罰記錄,既然如此,綠盟為何還要大張旗鼓募資、推動「透明足跡」計畫?

「這次談的數據公開、資訊公開跟過去不太一樣,過去講的資訊公開,是我們去向政府要一份會議記錄、要一份報告書;或是空氣盒子比較不一樣,是讓民眾主動參與監測數據。資訊公開是我已經確定問題、想知道一條特定資訊,所以我去要求政府公開。但如果我們想知道的不只是一件具體的議題,是去打開浩瀚的數據,去理解它、進而設定未來議程,有沒有可能?」綠盟副秘書長洪申翰說。

簡而言之,在過往的抗汙染行動中,民間團體多半緊逼官方釋出數據、公開汙染資訊,「但在此之外,我們還要再追問:這個數據的生產過程是什麼?我能不能回溯這些資料如何被生產的、讓這些資料被真實地使用,能不能夠先一步去分析、去定義問題?」洪申翰解釋。

什麼是透明足跡?以台塑「超標記錄消失」案為例

你只能透過官方給的眼鏡看事情,永遠看不到全貌。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副秘書長 洪申翰

這樣的解釋或許聽來抽象,但用今年的台塑風波來解釋,就比較容易理解。綠盟連續11個月持續下載台塑六輕廠區34根煙囪的連續監測系統數據,發現2萬5000筆數據超過法定標準,但官方數據上,超標紀錄卻神祕消失。

綠盟進一步調查後,發現台塑上繳、經合法「校正」過的資料中,只要遇到超標數據,就全被註記為「無效數據」、「監測設施維修、保養量測值」、「固定汙染暫停運運轉時監測設施之量測值」、「每日定期零點獲全幅偏移測試量測值」或「其他無效量測值」,形同變相隱匿違規記錄,卻是現行法規所允許的行為。

「唯有抓取原始數據,我們才能知道資料在哪一個環節被怎樣傳輸?如何註記?如何更改?」洪申翰分析,他們從台塑的原始數據中發現,燃燒設備在每次起爐與停機的時刻,會產生燃燒不完全問題,導致排放濃度會相對較高,「關鍵就在這裡:法規對於燃燒設備『起爐』與『停機』時刻的汙染標準,是毫無規範的。」

這讓原本分處平行時空的「居民感受」(工廠每天排放廢氣令人不適)與「科學事實」(攤開現有數據卻找不到違規記錄)回到了同一時空,「當我們有了數據,我們才能發現這個問題,不然如果只拿到後端的數據,他們的排放數值平均起來都是合格的,根本找不到問題,你只能透過官方給的眼鏡看事情,永遠看不到全貌。」洪申翰說。

綠盟揭露的真相,引發輿論譁然,也讓環保署動手補破網。除了重新介入調查、針對原始數據開出12筆罰單;7月10日,環保署更預告,將修正《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汙染源》與《固定汙染源空氣汙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預計在空氣汙染季節之前,就能公布六輕44座燃燒塔的自動監測數據。

耙梳了數萬條數據,促成了12筆罰單、兩條管理辦法,看來不特別華麗的戰果,其實十足紮實。兩條辦法一旦通過,可以將更多汙染源納入列管,同時也規範企業不能隨意更動記錄汙染資料的系統程式,不管是起火、停車、歲修、停工與維護期間,資料註記應與操作事實相符,並以網路傳輸原始數據,直接公開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環保署的環境資訊開放平台或各地環保局的網站上。

雖然,就算逼出了數據,也難以避免政府、企業或會造假的可能性,但洪申翰認為,「真實」是一種相對的概念,「說實話,我們沒辦法確保找到的數據一定是最raw(原始)、絕對真實的,但我們必須盡其所能讓它接近真實、可扭曲的空間越來越少,一定要看得到數據生產的前端,看得到是誰、用什麼方式生產了什麼數據。就算連續監測設備本身也可以動手腳,但起碼比立委在最後端拿到的資料更raw。」

洪申翰相信,原始數據的公開,讓談判桌上的權力關係發生質變。「治理的核心,我覺得是協商與對話,但不是大家都想對話,所以,促進一個平等協商的條件是什麼?具體的數據,會是一個坐下來解決問題的基礎,大家不要各說各話,要一起面對數據,解決問題。」

在過往,許多居民與草根環保團體不願意與政府、企業上談判桌,擔心被摸頭、被收編,洪申翰認為,「我不覺得去談就等於被收編,但如果權力差距很大,確實很容易如此。所以資料、數據會是很重要的基礎,不會變成一場環保與經濟的戰爭,所以我才說,數據是大家進入平等對話很重要的基礎。」

日月光廢水汙染事件,是一起發生於台灣高雄市的環境汙染事件。2013年12月9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日月光半導體K7廠因廢水汙染後勁溪開罰60萬元,因事涉半導體大廠及環境保護,引起廣大爭議。
日月光廢水汙染事件,是一起發生於台灣高雄市的環境汙染事件。2013年12月9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日月光半導體K7廠因廢水汙染後勁溪開罰60萬元,因事涉半導體大廠及環境保護,引起廣大爭議。圖片來源: 地球公民基金會

不只抓違規,要開啟新行動議程

我們的力量或許是小的,但只要是精準的,就會是有用的。

公眾環境資訊中心 創辦人 馬軍

雖然以直覺來說,許多人仍會認為這是一個「抓企業汙染違規」的計畫,但綠盟的企圖不僅僅於此,他們還想讓資料政治化,「要掌握數據,你才有主動設定議程的能力。」洪申翰認為,如果不能突破現狀,「那我們永遠只能做阻擋式的運動,因為你沒辦法自己主動拉出一個前進的方向,設定好後續議程。」

有了這些資料後,綠盟想設定什麼新議程?企業治理顯然是其中一個選項。在網站上,目前「租稅資料」一欄雖然仍然高掛0%,卻無疑是未來的行動目標:

「日月光汙染事件後,社會輿論認為違反環保法規重大情節者,不應享有政府的租稅優惠。當我們想要去檢視享有政府租稅優惠的企業是否違反環保法規時,並沒有辦法查詢到政府每年提供哪些企業租稅優惠減免及優惠減免金額…綠盟於2016年開始籌備規劃要求政府公開企業租稅優惠補貼資料,並希望可以將企業環境社會責任的評價,推動成為政府施放公共資源的依據之一,若是有重大環境危害的企業,應該要逐漸收回對其的租稅優惠或相關補貼,進而獎勵更多表現好的企業,形成更大的綠色轉型動力。」

在環保運動中,質問無良企業為何能得到高額補貼,是常見的論述,在2009年的反中科運動中,學生團體便曾嘗試挑戰「高汙染、高耗能的面板產業是否值得接受高額補貼?」卻未發展成系統性的行動模組,「租稅資料公開以後,就可以追問:如果他做不到環保,為什麼要給他這麼高的減免?罰款不會痛,減少租稅減免才會痛,也讓社會企業責任的誘因提高,讓社會與企業之間的倫理更清楚。」洪申翰說。

「像馬軍的想像是以品牌倒逼(企業改善),這是他們設計的應用方式。台灣可以做的是,如果我們有了企業數據公開的資料,不但連企業的租稅補貼、就連背後的stakeholder(利害關係人)都可以一起加入這個問責體系,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也不再只是讓企業自己說了算,就會開始發揮影響力。」洪申翰說。

洪申翰口中的馬軍,是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創辦人,曾在2015年到訪台灣,帶來北京「蔚藍地圖」App的行動經驗。IPE將原先分散的汙染訊息集中,以App、電子地圖等形式公開,建立良性互動的平台,讓公民能參與環境舉報、監督,甚至以消費者身份影響企業的環境表現。

IPE最為人矚目的成名之作,即是在2011年以完整、嚴謹的證據,使蘋果破天荒公布其在中國的供應商名單,並同意「一旦供應廠商因汙染受罰、即督促其改善」的原則。馬軍認為,「name and shame」正是促進企業改善汙染的關鍵,他以「針灸」來形容IPE以公開數據介入供應鏈的行動:將巨量數據的鐵杵磨成銀針,對準產業供應鏈下針,讓廠商有意願改善汙染、整治環境經脈,「我們的力量或許是小的,但只要是精準的,就會是有用的。」

台灣高雄,一位戴上面具及保護衣的工人在高雄工業園區前。
台灣高雄,一位戴上面具及保護衣的工人在高雄工業園區前。 攝:Billy H.C. Kwok/Getty Images

綠盟直言,對「透明足跡」的思考,受蔚藍地圖啟發甚深,「透明足跡」亦試圖建立企業環境檔案,讓使用者能夠用工廠名稱或地址,查找企業排放數值,並可以通過「工廠類型」、「排放類型」、「(工廠)有無裁罰記錄」、「(工廠)有無自動連續監測數據」,「(工廠)最近一個月的連續自動監測數據有無超標」等做篩選,也能用企業統一編號尋找企業遭到裁罰記錄。

雖然距離有效的監督還有一段路,確實是為打造台版「綠色供應鏈」的理想踏出了第一步。以「透明足跡」與環保署網站試用互相比較,就可以發現,過往要耙梳資料三、四天才能全數收集完畢的個別企業裁罰記錄,現在只需要半天時間便可蒐集完畢,確實大大降低公民參與門檻。

透明足跡的威力,已經開始發酵。洪申翰透露,某知名品牌已經來詢問:「我們公司在網站上有一筆裁罰記錄,但我們當初只是資料送太慢而已,能把這個裁罰理由公開嗎?」團隊都為之振奮。「我心想太好了!你趕快去跟環保署說!把裁罰事由都寫清楚,全部公布。」洪申翰說,「我們希望企業在意這件事,也希望這份『在意』可以帶著台灣往正面的方向去。」

在這難得蔚藍的夏日,團隊持續的努力,是否會讓台灣今年冬天的空氣有所不同?是否能讓河川水體更為清澈?如果說馬軍以「針灸」來改善中國汙染體質,追求「掌握數據、主動監督」的透明足跡計畫,恰好也趕上空氣汙染「冬病夏治」的節奏。隨著空污季節的腳步接近,台灣能否以數據為武器,在這場對抗汙染的戰爭中取得新陣地?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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