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皮村文學小組:如果我不寫,百年後有人知道發生了這些事嗎?

中國有接近三億新工人,他們分布在城市的角落和夾縫中,鮮被主流視線關注。皮村文學小組,成為他們發出微弱聲音的小小舞台之一。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中國有接近三億「新工人」。他們雖然戶籍仍在農村,但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長年在城市打工。這一龐大人群分布在各大城市的角落和夾縫中,鮮被主流文化所關注。皮村文學小組,成為他們發出微弱聲音的小小舞台之一。 攝:吕萌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中國有接近三億「新工人」。他們雖然戶籍仍在農村,但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長年在城市打工。這一龐大人群分布在各大城市的角落和夾縫中,鮮被主流文化所關注。皮村文學小組,成為他們發出微弱聲音的小小舞台之一。 攝:吕萌

初中畢業後,父親問過小海到底喜歡什麼,小海沒敢說喜歡音樂。父親賣掉麥子,交了一千塊學費送他進了技校,然後他跟着招工去了深圳的工廠。那年小海16歲。

他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檢測成品:將加工好的手機從流水線上取出,放進檢測盒子裏等一分鐘,再取出放回流水線上,週而復始,一刻不停。

小海痴迷於海子的詩和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嚎叫》,上班時就在工友面前唸詩。他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嚎叫的狀態,「有的時候你的嚎叫是無聲的,但你的靈魂就是一種極力渴望掙脱的狀態。」

在流水線上度過了14年青春後,小海搬到北京,加入了皮村文學小組,無聲的嚎叫終於結束了。

皮村是北京城鄉結合部的一座村莊,2014年,皮村文學小組成立,因為小組成績員范雨素在界面新聞發表的文章《我是范雨素》,三天內達到四百萬閲讀量,令皮村文學小組也因此名聲大噪。

皮村是北京城鄉結合部的一座村莊,2014年,皮村文學小組成立,因為小組成績員范雨素在界面新聞發表的文章《我是范雨素》,三天內達到四百萬閲讀量,令皮村文學小組也因此名聲大噪。攝:呂萌

皮村是北京城鄉結合部的一座村莊,位於東五環和東六環之間。從天安門廣場到皮村約30公里,車程超過50分鐘。因靠近首都國際機場和通州新城,皮村周邊及鄉村工廠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這個本地村民僅千餘人的村莊居住着兩萬多名外來務工者。

2002年,音樂老師孫恆、搖滾青年許多和相聲演員王德志組建了「工友之家」,在皮村開辦了打工子弟小學、工人大學和圖書館。2014年,皮村文學小組成立,由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張慧瑜擔任指導,每週末為工友開設兩個小時的文學課。

皮村最近一次走入主流視線是在2017年4月25日,大陸媒體界面新聞發表的文章《我是范雨素》,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三天內達到四百萬閲讀量。作者范雨素來自湖北農村,在北京做育兒嫂,她是皮村文學小組的一員。文章中,范雨素自述了一家三代人的命運,碰觸到的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等中國社會痛點。

之後,媒體蜂擁至皮村尋找范雨素。皮村文學小組也因此名聲大噪。

「媒體關注范雨素是好事情,讓別人知道在中國底層還有這樣生活的人,不然,他們以為都像電視裏一樣歌舞昇平,」皮村文學小組成員郭福來說,「現在很多年輕人所理解的現實,和我們所生活的現實好像是兩個世界一樣。」

「這兩個世界就是當下中國的隱喻」

每週日晚上,張慧瑜從聚集着北大、清華等中國頂級高校的海淀區出發,駕車一個多小時到皮村,就像從一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

城市裏的繁華、擁堵和霓虹燈,與皮村昏暗的燈光、夜幕下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樣兩個世界就是當下中國的隱喻。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沒有皮村,沒有幾億新工人,像北京這種超級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現的。

張慧瑜在《皮村的日子》裏寫道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中國有接近三億「新工人」。他們雖然戶籍仍在農村,但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長年在城市打工。這一龐大人群分布在各大城市的角落和夾縫中,鮮被主流文化所關注。皮村文學小組,成為他們發出微弱聲音的小小舞台之一。

50歲的洗車工王春玉參加了文學小組,他打算跟着文學小組一直走下去,「有家的感覺,有時候心裏的煩惱在單位是不可能說的,但是在這兒可以說。」

50歲的洗車工王春玉參加了文學小組,他打算跟着文學小組一直走下去,「有家的感覺,有時候心裏的煩惱在單位是不可能說的,但是在這兒可以說。」攝:呂萌

50歲的洗車工王春玉記得在文學小組聽的第一堂課,張慧瑜講魯迅的作品,王春玉聽了沒一會兒就走了,「他們知識分子說話有時候文縐縐的。」

張慧瑜也意識到自己與工友有距離,學習使用更通俗的語言,他發現當工友們點評彼此作品時,課堂一下子就熱鬧起來。張慧瑜開始使用經典作品分析加工友作品展示的講課模式。王春玉從第三堂課開始聽了進去,直到現在。

老師對工友的作品只做點評不做修改。一來工友不是專業的作家,寫東西不為發表;二來老師都是坐辦公室的,沒有經歷過打工生活,一改就失去了原來的味道。工友的作品整理成一本名為《皮村文學》的冊子,由張慧瑜自掏腰包印刷。

得知王春玉參加了文學小組,同事們看他的眼光也變得別樣,「他們說平時看你不作聲,還有這麼兩下子,寫的東西還能上書呢。」王春玉很自豪,他打算跟着文學小組一直走下去,「有家的感覺,有時候心裏的煩惱在單位是不可能說的,但是在這兒可以說。」

4月28日,被媒體「圍攻」的皮村文學小組決定開一場媒體說明會暨慶五一勞動節晚會。聞風而來的記者圍着文學小組的老師和成員採訪。小海是很受青睞的一個,他身上穿一件印有汪峰頭像和「活着還是存在」字樣的T恤,帶着記者走進工會辦公室,坐在沙發上聊得手舞足蹈。

小海語速很快,他笑自己,「平時工作跟人很少說話,聊起音樂和自己喜歡的事就話很多。」

小海本名胡留帥,1987年出生,筆名「小海」是為了向詩人海子致敬。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度過了14年青春後,搬到北京加入了皮村文學小組,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詩集,名字就叫《工廠的嚎叫》。有許多詩寫的是對工廠的感受。

小海本名胡留帥,1987年出生,筆名「小海」是為了向詩人海子致敬。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度過了14年青春後,搬到北京加入了皮村文學小組,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詩集,名字就叫《工廠的嚎叫》。有許多詩寫的是對工廠的感受。攝:呂萌

二十歲時,小海從汪峰、許巍、張楚身上找到了流行歌曲沒有給他的力量。他本名胡留帥,1987年出生,筆名「小海」是為了向詩人海子致敬。小海還沉迷於唐詩宋詞,模仿着寫了一兩百首古體詩。他買的第一本書是盜版的《成語大詞典》,這本書他走到哪兒扛到哪兒,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翻過一遍,喜歡的詞就在小本子上記下來。

小海最開始寫詩,純粹是「發牢騷」。在服裝廠做衣服的間隙,只要靈感一來,他抓起身邊的紙就寫——工作日程安排表、記錄數量的發貨單……都被他寫滿,潦草的過幾天都認不出來。寫完了有時揣在兜裏,有時扔在工作台下找不到了,還有時被監工的組長撕得粉碎。晚上十點多下班後,小海去網吧把稿子謄進電腦裏,只有這時才是屬於自己的時刻。

後來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詩集,名字就叫《工廠的嚎叫》。有許多詩寫的是對工廠的感受,《中國工人》中小海寫到, 「我是一名中國工人/在鋼筋水泥的慾望大樓裏圈養着我們的廉價青春/春夏秋冬的變遷不屬於我們/糧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們關心/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將 Made in China 的神秘字符瘋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條河流和街道的中心。」

《一腳踏在工廠 一手托着太陽》中他寫,「我一腳踏在工廠/一手托着太陽/鐘錶天天搖擺/流水年年流淌/他們說東方是二十一世紀加工製造的領頭羊/是不是我們是已麻木了腐朽了習慣了這看似正常的不正常。」

你知道我時常備受生活的煎熬/但大多數時候我不在其中。

小海的詩

有一天下着大雨,小海沒有趕上班車,眼看着車從眼前開走,他突然丟掉了傘,向着反方向瘋跑。

小海曾在蘇州參加過選秀節目《中國達人秀》,在台上激情澎湃地唸自己的詩,被人稱為「咆哮哥」,但是沒有晉級。他翹班跑到上海聽汪峰的演唱會,「第一次聽的時候幾乎要瘋了,旁邊的人不看汪峰都看我。」演唱會結束後,小海隨便坐上一趟班車,去到個偏僻的地方,在一家便宜的網吧貓了一宿,早上夢醒了,回去繼續上班。

後來小海開始在微博上給喜歡的歌手發自己寫的詩,十之八九石沉大海。但張楚回覆了他,還介紹小海認識了「工友之家」的創辦人、搖滾青年許多。

小海被震撼了。「聽到他們的歌曲,我慢慢從搖滾青年的憤怒轉為更關注我們自身群體的生活,靈魂有了安寧厚實的力量,不會再是純粹的情緒抒發了。」

他決定搬到北京生活。為了參加文學小組,小海在皮村工友之家開辦的同心互惠商店做銷售員——這家商店以極低廉的價格將二手衣物賣給打工者。

「當一個人坐下表達自己的時候,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都一樣。」小海喜歡引用汪峰的這句話。加入文學小組後,他越來越覺得要為自己的群體發聲:「他們的流行歌曲,唱的是他們的喜怒哀樂,拍個劇多少億,那是他們的生活。但是我們流水線上的人生,也需要用我們的精神力量更好地去面對現實的難題。」

2014年,皮村文學小組成立,由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張慧瑜(中)擔任指導,每週末為工友開設兩個小時的文學課。

2014年,皮村文學小組成立,由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張慧瑜(中)擔任指導,每週末為工友開設兩個小時的文學課。攝:呂萌

「寫幾段文字,讓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4月29日,晚上七點半,文學小組準時開課。這是有史以來最熱鬧的一堂課,在場的除了文學小組成員,還有幾位記者和想做志願者的大學生。有兩個中年女性費盡辛苦找到了這裏,她們都是做月嫂工作的,看了范雨素的文章,想來參加文學小組。

這堂課的主題是:「范雨素火了,我們怎麼看?」張慧瑜給大家展示了兩篇文章,作為文學小組成員對這件事情的回應。

其中一篇是郭福來寫的《為什麼寫詩》:「要說我想力挽中國詩歌之狂瀾或想開創新詩創作的新紀元,確實是不自量力。但是誰能說微風不是風,細雨不是雨……那我就學學撞鐘的和尚吧!只要活着,就每天都撞鐘不止……」

文學小組的上課情況。

皮村文學小組的上課情況。攝:呂萌

郭福來因為工作而缺席,上課前,他托另一位工友將這篇文章帶來。

郭福來今年48歲,河北滄州吳橋人,在北京一家布展公司做電焊工,工作沒有固定地點,常年四處奔波。

「打字用『你』比較方便,也顯得平等不拘束,別用『您』了。」他在微信上對端傳媒記者說,「工友之家的朋友都管我叫福來大哥。」

因為沒有閒錢買書,郭福來都是去廢品收購站以六毛錢一斤的價格淘舊書和雜誌。老闆和郭福來熟了,會專門把收來的文學書放到一邊留給他。後來郭福來聽說皮村有一個免費的圖書室,便決定租房子住在皮村。

郭福來愛上文學,是因為做中學代課教師的父親常常給他講唐詩宋詞。他語文課成績很好,卻因偏科沒能考上高中。去山西當兵的四年,郭福來開始寫東西。那是80年代文學氛圍濃厚的時候,正值瓊瑤、金庸流行,他在河北省一份當地報紙上發表過作品,一篇文章有十元錢稿費。

退伍回到吳橋後,郭福來開始打零工。他騎着自行車每天往返四十公里賣青菜,車後座上綁着兩個大竹筐,裝滿菜後,再噴些水,大約二百斤重。後來他又在建築隊打工,每天跟沙子水泥和紅磚打交道,雙手被磨得起繭冒血。他還開過一個小賣部,收集廢棄的香煙外包裝盒,在上面寫下詩句。此外,他家裏還種着十畝地,夏天的時候,天氣越熱,他越是要在地裏跟雜草戰鬥。

我在社會上四十多年沒遇到過這麼一個地方,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個人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年前,因為糧價太低,郭福來不得不來到北京謀生。在布展公司,郭福來和十幾個人睡一個通鋪,經常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有時直接到天亮。他隨身帶着書,有機會就在紙上寫下幾行字,「總在勞累之餘,拿一本書看或寫幾段文字,才能讓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在北京的第二年春節,郭福來加入皮村文學小組:「我在社會上四十多年沒遇到過這麼一個地方,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個人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他很快成為文學小組的主力。郭福來和十幾個工友住在皮村路邊的一個工棚裏,工棚裏抓到的小老鼠和垃圾桶裏撿來的小狗,給工友們的枯燥生活帶來了温馨和樂趣。他寫下《工棚記鼠》和《工棚記狗》,都在媒體上發表了。

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的水泥門柱張貼著廣告體寫的圖書館、影院開放時間。

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的水泥門柱張貼著廣告體寫的圖書館、影院開放時間。攝:曉藝 / Imagine China

「寫東西也可以說是苦中作樂,讓自己的精神不空虛,很多工友下班後喝酒打麻將,我感覺他們過十天和過一天是沒有區別的。」郭福來的文字帶着苦澀,然而更多的是倔強和積極,「雖然自己處於社會最底層,但是一定要有一顆積極向上的心。」他不喜歡把生活寫得過於悲苦,「好像是在抱怨,好像是把自己的傷疤塞給別人看一樣」。

郭福來十歲的兒子郭舒欣和二十一歲的女兒郭俊,都在《皮村文學》上發表了作品。郭舒欣在老家讀初中,寫過一篇《我的爸爸》,在他的文章裏,爸爸愛下象棋,會在夏天去樹林裏捕蟬蛹給他吃,爸爸還愛寫文章。「我問他為什麼寫,他說工資不夠花,掙些稿費補貼家用。我聽後再也不纏着他給我買玩具了。而且,我也學着爸爸的樣子開始寫文章。」

女兒郭俊輟了學,在北京國貿附近一家冰激淋店打工。她在《皮村文學》上發表了很多抒情詩歌。在一篇文章裏,有她不能繼續上學的痛苦:「我只能用雙手不停地工作,拼命地工作,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勉強湊合一家的温飽。我也想像弟弟一樣坐在教室裏沐着知識的雨露。可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說不清真實的原因,是男女不平等嗎?是性別歧視嗎?」她吶喊道:「我們女工有話要說,我們要說出自己的心聲:平等!」

郭福來希望孩子們不會再像自己一樣,為生活四處奔波。他覺得「階層固化」是「失去進取心的底層人的自我搪塞。」

但城市似乎沒有給他們進取的機會。

「如果我不寫出來,幾百年後的人會知道發生了這些事嗎?」

儘管在城市生活了二十餘年,40歲的李若仍覺得自己是個農民。「我頭上頂的天、腳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出去坐地鐵坐公交只是路過。」她在城市裏沒有安全感,睡得也沒有躺在老家自己床上香。

最開始出來打工的時候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現在看了那麼多年了,我不想看,想要回家的時候,發現我回去不知道幹嘛。

李若2015年在網易「人間」欄目發表過一系列文章,被編輯稱為「流量女王」。那時她只旁聽過皮村文學小組兩次課。《人間》的編輯來約稿,李若正好有一篇寫自己姐姐的隨筆,便交了上去。沒想到交上去的十篇稿子中,只有李若一個人的發表了。李若開始參加文學小組,「一下子有信心了,感覺這樣都可以,那我還可以寫。」

於2015年在網易《人間》欄目發表過一系列文章,寫的都是家鄉的真事。儘管在城市生活了二十餘年,40歲的李若仍覺得自己是個農民。

於2015年在網易《人間》欄目發表過一系列文章,寫的都是家鄉的真事。儘管在城市生活了二十餘年,40歲的李若仍覺得自己是個農民。攝:呂萌

李若來自河南信陽。高一那年,家裏養的豬染上豬瘟死掉了,李若和弟弟兩人的學費沒了着落。李若輟學南下打工,在電子廠、服裝廠、鞋廠都工作過。2012年她來到北京,偶然看到工友之家的招聘啟示,便來了。「因為覺得這裏的人是有共同語言的人。」

在4月29日的課堂上,《我是范雨素》被打印出來,每人發了一份。大家圍坐在桌前,一人讀一段,然後進行文本分析。

「沒看出來范大姐寫得有什麼特殊之處,因為我們都身在其中,寫的是我們平常的生活。」李若說。坐在李若旁邊的小海講,范大姐讀書最多,寫得打動人,「火」是應該的。

李若也讀了不少書。圖書館是李若來皮村的原因,在工廠和老家,她幾乎沒有書看。

李若喜歡文字,家裏擀麪條,下面用報紙墊着,李若就邊擀邊看,繞着桌子轉圈;有時候別人家裏用報紙糊牆,李若也趴在牆上看。她從工友之家的圖書館借了很多書回去,在床頭和辦公桌堆起高高的一摞。問她喜歡看什麼書,她說,「太雜了,只要是帶字的我都會看」,想了想,又說更喜歡看歷史書,喜歡作家李娟,因為可以學習。

有次上課,老師建議大家寫寫家鄉的事,李若寫了《八個生老病死的故事》,又在《人間》獲得超過50萬次瀏覽量。這篇文章裏,李若寫到農村只有老人種田,遠處的田地只好拋荒,除草劑和殺蟲劑的藥袋子隨處可見,小孩誤食農藥死去;寫到爺爺帶着兩歲的孫子下田,燒菜杆時誤將孫子燒死,爺爺喝敵敵畏自殺了;寫到村民因長期在電子廠倉庫裏接觸化學品換上尿毒症,看病花光全家積蓄;寫到留守老人無人贍養,最後一個人死在借住的廂房……

除了人名、地名是虛構的,李若寫的都是家鄉的真事。」現成的我都寫不完,不用去編。」「李若」是筆名,她不敢用真名,怕老家的人看到。母親知道李若寫作,但覺得這些太傷腦子,農村很多人說讀書讀傻了,她怕女兒有一天寫成了神經病。「她希望我好好上班拿工資吃飯就行了,別整這些。」

但李若不同意母親的看法:「如果我不寫出來,在幾百年或者一千年之後,那時候的人會知道發生了這些事嗎?」

晚上十點,在場的工友已經每人輪流朗讀過范雨素文章中的段落,坐在老師身邊的王春玉最後一個讀完,靦腆地笑了笑。張慧瑜宣布下課,大家三三兩兩走出教室,院門口的一盞燈照亮了工友們身上僵硬的工裝,也照亮着牆上紅色顏料刷着的「勞動最光榮」五個大字。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