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劉曉波在最後的陳述中所說的「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誠實被放在第一位，因為有勇氣對公眾和強權說真話的人，未必有勇氣對自己說真話。尤其是，在個人生活被政治干預後陷入失控、無助的境地後，對自己說關於自我的真話，遠遠要比對公眾和強權說關於社會公共話題的真話，來得困難。我們看見許多人，無論是普通上訪的平民，還是海內或海外知名人士，在經歷政治性的、社會結構性的不公之後，固化成一個受害者或某個社會名人的單一身份標籤裏的自我。或者是不斷強化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把自己看做國家的囚徒，處處自我限制，因為「無論做什麼，政府都會壓制下去的」，失去正常生活和創新抗議的能力。這是在封閉循環裏一種對自我的慢性「自殺」。或者進入另一種慢性「自殺」與「謀殺」的共謀。捨家棄子，捨棄、不敢想像任何其他生活、反抗的可能，進入單一的反抗模式，一種只能對政治壓迫者作出「應激反應」的抗議模式，自身存在變成了活化石。不遠的歷史來說，反右運動結束後許多右派的生存狀態，是一個例子。稍微近點的來說，西單民主牆運動以來的許多民運人士和2003年以來的維權人士，也不少陷入這個困境。

憤怒的錯誤

他們和我們都要共同面對的，是憤怒。在世界應該是公正的假設下，憤怒是我、我們遭受了不公，但公正遲遲未到來而引發的。我、我們在無望、恐懼中，通過責怪某個可以指責的對象（人、機構、體制），通過大聲說出憤怒並和其他人共鳴憤怒，我、我們獲得活下去的力量，增強追求公正的意志，擴張實施復仇的行動能力。憤怒，在社會運動中，常常起着社會動員最佳燃料的作用。然而，心理學家和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家們，已經深刻地研究、論證了憤怒的錯誤。當代重要的哲學家努斯鮑姆在《創建人的能力的發展路徑》、《政治情感》等著作中都有詳盡的論述。她在近期《憤怒是恐懼之子，抗爭但不報復才是正道》演講中，簡潔地指出憤怒的錯誤：一、憤怒本身可能是受到誤導的；二、地位的錯誤；三、報復的錯誤；四、「我們經常在實際沒有人應為此擔責的時候歸罪他人」。

曉波意識到這種憤怒在反對運動中最終轉化為仇恨的普遍性，他應該是在許多人，特別是異議人士身上都看見了這種對中共體制的仇恨，乃至對政府官員具體個人咬牙切齒的恨意。他提醒我們「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曉波他不要自己、也不要反對運動者恨，要去愛。

具體來說，當我被長期跟蹤軟禁時，我要避免對看守者的厭惡、憤怒轉化成仇恨，避免自己因為他們長期不公地對待我的方式，而變成了他們這枚硬幣的反面，或者甚至在行為方式本身變成了與他們本質無異的人。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學會有限地真正對看守者、踐踏我基本人權的人，做到憐憫、寬容，把他們看做是我的身體、生活，和政治運動裏正常的一部分，需要共存的一部分。這幫助我理解曉波經歷了長期被跟蹤、軟禁、監禁、單獨關押生活之後，說出「我沒有敵人」的勇氣、智慧和修行。曼德拉對監獄看守的寬恕聽起來是一個大的名詞，在曉波的表達中，是「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

政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我相信，說出這句話的曉波，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自由，因為他免除了被憤怒操控，並且超越了現有政治話語、思維方式本身的框架。曉波在現有政治框架以外實施他的反抗運動，那就是：有尊嚴地抗爭，同時將中國政府官方以及其他強權力量，視作平等的對手，可以對話的對手。反對運動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手不是敵人，是可以談判、妥協的合作、競爭伙伴。反對運動的目標，不是將對方打到，而是共同致力於社會的、政治的變革和進步。和神父類型的道德家、理論家、社會抗議活動家不同，他們可以痛快地表達憤怒、譴責、應該如何的理想狀態，而政治人物思考政治綱領和行動時，除了思考「應該如何」的完美理想狀態，更要思考有關於綱領實現的現實可能性、如何使犧牲等社會與個體付出的成本降低、現實的效果更大的理性算計和策略運用。

劉曉波一個人在法庭上作這不到三千字最後的陳述，在陳述文本公開給世人的瞬間，他從根本無法博弈的政治力量懸殊對比中，突然站到了比對手更加有利的競爭位置，不僅獲得旁觀者的道義同情，還通過爭取了未來運動的大多數群眾。《我沒有敵人》展示了曉波的胸襟，更重要的是，為未來中國反對運動提供了視野和格局，以及取之不盡的精神力量。這個最後的陳述，展示出劉曉波成熟的政治思考，他已經從單純的抗議者，轉型為現代意義上擁有政治理性、實踐能力和承擔政治行動及後果責任的政治家。劉曉波展示的，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生活方式，主體不但要具備信念的倫理，尤其在中國一黨政體下，還要具備責任倫理。對倫理責任的承擔，是社會抗議運動轉變為真正的政治反對運動的關鍵。是的，當你說「我沒有敵人時」，專制者會將你當做敵人；當你提出治理的具體方針和政治對話的訴求時，對手、專制者不但不理會，甚至會將你投入監獄。目前公眾直接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劉曉波的擔當在當前政治體系下的殘酷帶來的道德衝擊，還普遍沒能夠深刻地理解他此種行為的長遠意義。獨立的政治人物的方針、訴求，是公開的，就是說，他們首先是訴諸于國內外輿論、訴諸于那些不知所措、恐懼、冷漠的大眾。輿論、搖擺的民眾會逐漸面對、關注你。政治反對派的力量會壯大，它是政治和行政治理的信譽而不只是道德、勇氣的震撼會形成、增強。這比對手是否接受、理解重要多了。這也是我所說的，一旦最後的陳述公開被公眾了解，在法庭上，劉曉波與對手的競爭立分高下，因為最後的陳述會爭取到那些觀望、猶豫但依舊想要更好的生活的公眾，會令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壯大、獲得公共信譽，這遠遠比當政者是否接受重要多了。

愛──源源不斷的顛覆力量

在個人和社會代價如此慘重的政治運動面前，劉曉波所依靠的一股力量，是愛。在高度流動的、都市化的、全球化的現代生活中，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在穩固一個人的自我方面，所產生的影響慢慢地淡化——雖然在中國依舊濃重。在中國的政治處境下，社會保障系統薄弱，福利支持系統私有化嚴重，自然和社會公共資源往往又是被權力的代理人佔有，社會結構性的承擔，漸漸都轉移到個人身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性問題導致的個人不幸，往往被認為是個人問題。不管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同樣的議題是，人們依靠什麼來為自我的發展提供穩定感和安全感？

答案是個人生活中的親密關係。具體來說，是愛的慾望、追尋、創造、維護和發展。這種愛，推動着人們，嚮往一種更加美好的世俗生活。儘管在中國，個人的、世俗的也是極度政治的，但是，為了這原本應得的正常的美好的生活，為了這愛，為了自身具有個性的自我的保存和發展，人們才不管是否政治，試圖以各種方法創造新的可能，反對現有政權對生活和個人無孔不入的控制。在中國政府嚴加集權，民間社會空間急劇壓縮的情況下，反對運動表現出老化、脫離群眾、凝滯甚至停滯的特徵，而愛，卻能源源不斷地提供顛覆的、革命的力量。這也是我在《中國愛情故事：兩位異議份子在秘密警察的陰影下生活》（Chinese Love Story: Two Dissidents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ecret Police）一書故事裏傳遞的根本主旨。

曉波在最後的陳述裏，表達了對妻子劉霞濃濃的愛意：「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曉波多次、長期被監禁的事實，劉霞在曉波勞教中與其成婚的經歷，劉霞和曉波情詩表意並被友人集結成集出版的紀錄，都告訴我們，在冰冷的政治中，在嚴重的不公面前，當公正遲遲未能降臨之際，這種深深理解對方、與對方共同承擔的浪漫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力量，令曉波和劉霞在極度非人性的處境下，還能保持一個「誠實、負責、有尊嚴」的自我，令持續在中國土地上抗爭的人們，扼腕悲嘆、傳唱、進而奮起反抗。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

註一： 愛爾蘭藝術家 Trish McAdam 選取了《我沒有敵人》的部分內容作為劇本創作了 No Enemies 的動畫。

註二： 所有未註明出處的引文，都來自《我沒有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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