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曾金燕:不忘初心──我沒有敵人,我有愛

只有理解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才能理解它在中國反對運動中里程碑式的意義,對中國未來的政治運動有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想像……


2017年6月27日,社民連與香港眾志到中聯辦請願,促請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讓他與家屬團聚及自由求診。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7年6月27日,社民連與香港眾志到中聯辦請願,促請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讓他與家屬團聚及自由求診。 攝:林振東/端傳媒

劉曉波於5月23日確診肝癌晚期、現於瀋陽救治的消息,自6月26日經律師首次披露後,中國公眾紛紛在社交媒體表達震驚、悲傷、憤怒,同時以各種方式表達想念,支持這位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已經被單獨囚禁8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及因此受到牽連被軟禁及遭受身心折磨的藝術家、劉曉波妻子劉霞。

長期關注華語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人可能也不會忘記,在過去的8年期間,在中國官方大大收緊民間表達和行動空間的處境下,不少人直接或間接對劉曉波2009年在法庭上最後的陳述《我沒有敵人》表達不滿、不屑,甚至戲稱劉曉波為「劉無敵」,抨擊《我沒有敵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或者對劉曉波的處境採取長期沉默的姿態。今天,一字一句地重讀《我沒有敵人》(註一),只有理解這篇最後的陳述,才能理解它在中國反對運動中里程碑式的意義,對中國未來的政治運動有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想像,不辜負劉曉波和許多因政治理想和自由表達入獄的良心犯。

《我沒有敵人》篇幅精短,正文含標點共2823字元。文中劉曉波自述生平、簡述被抓後的經歷、表達他對中國政治的看法、傾述對妻子劉霞的愛。從發生在個人身上的不公出發,到處理政治反抗中的憤怒,和預見、探討未來社會轉型正義中的寬容議題,最後通過表達對妻子劉霞的愛,闡明了在反對運動中,只有愛是顛覆的、革命的,是個人和運動最重要的精神資源。它提醒讀者在一黨統治下反對運動是超越政治學範疇的運動:在缺乏言論和結社自由的情況下,在傳統政治反對不可預見的難以實現的處境下,作為個體的人對愛和美好生活的渴求,可以創造出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個人與社群的連接和團結,以及想像、實施更廣闊的社會反抗形式。這既是個人的,又是政治的,是《我沒有敵人》的根本意義。

保存真實自我的困難

個人遭受不公,社會不公氾濫的情況下,憤怒是普遍常見的情緒。劉曉波因為參與六四和堅持其個人信念,付出巨大的個人代價,包括多次長期牢獄之災、長期被軟禁、家人受嚴重牽連、在國內所有公共空間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存在的權利被剝奪等。這種代價對個人來說意味深長,因為無法在身處的公共空間被看見一個真實的自己,個體面臨的是一種「謀殺」和「自殺」合謀的處境。這是中國政府對異議人士審查、孤立策略以至拘捕入獄帶來的本質後果:在對異議人士的有形、無形的封殺中,異議人士進入了慢性的被殺狀態。具有自覺能力的人,首先要努力抵制這種謀殺:即在不被看見的情況下,保存一種真實的自我。

這就是劉曉波在最後的陳述中所說的「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誠實被放在第一位,因為有勇氣對公眾和強權說真話的人,未必有勇氣對自己說真話。尤其是,在個人生活被政治干預後陷入失控、無助的境地後,對自己說關於自我的真話,遠遠要比對公眾和強權說關於社會公共話題的真話,來得困難。我們看見許多人,無論是普通上訪的平民,還是海內或海外知名人士,在經歷政治性的、社會結構性的不公之後,固化成一個受害者或某個社會名人的單一身份標籤裏的自我。或者是不斷強化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把自己看做國家的囚徒,處處自我限制,因為「無論做什麼,政府都會壓制下去的」,失去正常生活和創新抗議的能力。這是在封閉循環裏一種對自我的慢性「自殺」。或者進入另一種慢性「自殺」與「謀殺」的共謀。捨家棄子,捨棄、不敢想像任何其他生活、反抗的可能,進入單一的反抗模式,一種只能對政治壓迫者作出「應激反應」的抗議模式,自身存在變成了活化石。不遠的歷史來說,反右運動結束後許多右派的生存狀態,是一個例子。稍微近點的來說,西單民主牆運動以來的許多民運人士和2003年以來的維權人士,也不少陷入這個困境。

劉曉波。

劉曉波。攝:(HO/EPN) EyePress News / EyePress

憤怒的錯誤

他們和我們都要共同面對的,是憤怒。在世界應該是公正的假設下,憤怒是我、我們遭受了不公,但公正遲遲未到來而引發的。我、我們在無望、恐懼中,通過責怪某個可以指責的對象(人、機構、體制),通過大聲說出憤怒並和其他人共鳴憤怒,我、我們獲得活下去的力量,增強追求公正的意志,擴張實施復仇的行動能力。憤怒,在社會運動中,常常起着社會動員最佳燃料的作用。然而,心理學家和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家們,已經深刻地研究、論證了憤怒的錯誤。當代重要的哲學家努斯鮑姆在《創建人的能力的發展路徑》、《政治情感》等著作中都有詳盡的論述。她在近期《憤怒是恐懼之子,抗爭但不報復才是正道》演講中,簡潔地指出憤怒的錯誤:一、憤怒本身可能是受到誤導的;二、地位的錯誤;三、報復的錯誤;四、「我們經常在實際沒有人應為此擔責的時候歸罪他人」。

曉波意識到這種憤怒在反對運動中最終轉化為仇恨的普遍性,他應該是在許多人,特別是異議人士身上都看見了這種對中共體制的仇恨,乃至對政府官員具體個人咬牙切齒的恨意。他提醒我們「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曉波他不要自己、也不要反對運動者恨,要去愛。

具體來說,當我被長期跟蹤軟禁時,我要避免對看守者的厭惡、憤怒轉化成仇恨,避免自己因為他們長期不公地對待我的方式,而變成了他們這枚硬幣的反面,或者甚至在行為方式本身變成了與他們本質無異的人。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學會有限地真正對看守者、踐踏我基本人權的人,做到憐憫、寬容,把他們看做是我的身體、生活,和政治運動裏正常的一部分,需要共存的一部分。這幫助我理解曉波經歷了長期被跟蹤、軟禁、監禁、單獨關押生活之後,說出「我沒有敵人」的勇氣、智慧和修行。曼德拉對監獄看守的寬恕聽起來是一個大的名詞,在曉波的表達中,是「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

政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我相信,說出這句話的曉波,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自由,因為他免除了被憤怒操控,並且超越了現有政治話語、思維方式本身的框架。曉波在現有政治框架以外實施他的反抗運動,那就是:有尊嚴地抗爭,同時將中國政府官方以及其他強權力量,視作平等的對手,可以對話的對手。反對運動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手不是敵人,是可以談判、妥協的合作、競爭伙伴。反對運動的目標,不是將對方打到,而是共同致力於社會的、政治的變革和進步。和神父類型的道德家、理論家、社會抗議活動家不同,他們可以痛快地表達憤怒、譴責、應該如何的理想狀態,而政治人物思考政治綱領和行動時,除了思考「應該如何」的完美理想狀態,更要思考有關於綱領實現的現實可能性、如何使犧牲等社會與個體付出的成本降低、現實的效果更大的理性算計和策略運用。

劉曉波一個人在法庭上作這不到三千字最後的陳述,在陳述文本公開給世人的瞬間,他從根本無法博弈的政治力量懸殊對比中,突然站到了比對手更加有利的競爭位置,不僅獲得旁觀者的道義同情,還通過爭取了未來運動的大多數群眾。《我沒有敵人》展示了曉波的胸襟,更重要的是,為未來中國反對運動提供了視野和格局,以及取之不盡的精神力量。這個最後的陳述,展示出劉曉波成熟的政治思考,他已經從單純的抗議者,轉型為現代意義上擁有政治理性、實踐能力和承擔政治行動及後果責任的政治家。劉曉波展示的,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生活方式,主體不但要具備信念的倫理,尤其在中國一黨政體下,還要具備責任倫理。對倫理責任的承擔,是社會抗議運動轉變為真正的政治反對運動的關鍵。是的,當你說「我沒有敵人時」,專制者會將你當做敵人;當你提出治理的具體方針和政治對話的訴求時,對手、專制者不但不理會,甚至會將你投入監獄。目前公眾直接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劉曉波的擔當在當前政治體系下的殘酷帶來的道德衝擊,還普遍沒能夠深刻地理解他此種行為的長遠意義。獨立的政治人物的方針、訴求,是公開的,就是說,他們首先是訴諸于國內外輿論、訴諸于那些不知所措、恐懼、冷漠的大眾。輿論、搖擺的民眾會逐漸面對、關注你。政治反對派的力量會壯大,它是政治和行政治理的信譽而不只是道德、勇氣的震撼會形成、增強。這比對手是否接受、理解重要多了。這也是我所說的,一旦最後的陳述公開被公眾了解,在法庭上,劉曉波與對手的競爭立分高下,因為最後的陳述會爭取到那些觀望、猶豫但依舊想要更好的生活的公眾,會令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壯大、獲得公共信譽,這遠遠比當政者是否接受重要多了。

愛──源源不斷的顛覆力量

在個人和社會代價如此慘重的政治運動面前,劉曉波所依靠的一股力量,是愛。在高度流動的、都市化的、全球化的現代生活中,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在穩固一個人的自我方面,所產生的影響慢慢地淡化——雖然在中國依舊濃重。在中國的政治處境下,社會保障系統薄弱,福利支持系統私有化嚴重,自然和社會公共資源往往又是被權力的代理人佔有,社會結構性的承擔,漸漸都轉移到個人身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性問題導致的個人不幸,往往被認為是個人問題。不管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同樣的議題是,人們依靠什麼來為自我的發展提供穩定感和安全感?

答案是個人生活中的親密關係。具體來說,是愛的慾望、追尋、創造、維護和發展。這種愛,推動着人們,嚮往一種更加美好的世俗生活。儘管在中國,個人的、世俗的也是極度政治的,但是,為了這原本應得的正常的美好的生活,為了這愛,為了自身具有個性的自我的保存和發展,人們才不管是否政治,試圖以各種方法創造新的可能,反對現有政權對生活和個人無孔不入的控制。在中國政府嚴加集權,民間社會空間急劇壓縮的情況下,反對運動表現出老化、脫離群眾、凝滯甚至停滯的特徵,而愛,卻能源源不斷地提供顛覆的、革命的力量。這也是我在《中國愛情故事:兩位異議份子在秘密警察的陰影下生活》(Chinese Love Story: Two Dissidents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ecret Police)一書故事裏傳遞的根本主旨。

Chinese Love Story: Two Dissidents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ecret Police

書名(芬蘭文):Kiinalainen rakkaustarina: Kapinallista elämää salaisen poliisin varjossa
作者:Sami Sillanpaa
出版日期:2013(芬蘭文)、2014(德文、丹麥文)
出版社:WSOY

曉波在最後的陳述裏,表達了對妻子劉霞濃濃的愛意:「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曉波多次、長期被監禁的事實,劉霞在曉波勞教中與其成婚的經歷,劉霞和曉波情詩表意並被友人集結成集出版的紀錄,都告訴我們,在冰冷的政治中,在嚴重的不公面前,當公正遲遲未能降臨之際,這種深深理解對方、與對方共同承擔的浪漫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力量,令曉波和劉霞在極度非人性的處境下,還能保持一個「誠實、負責、有尊嚴」的自我,令持續在中國土地上抗爭的人們,扼腕悲嘆、傳唱、進而奮起反抗。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

註一: 愛爾蘭藝術家 Trish McAdam 選取了《我沒有敵人》的部分內容作為劇本創作了 No Enemies 的動畫

註二: 所有未註明出處的引文,都來自《我沒有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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